目的: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非重点疫区下肢骨折患者收治及围手术期管理的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3日至2月22日期间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创伤骨科下肢病区收治的88例（97处）下肢骨折患者资料。男43例，女45例；年龄为15~95岁，平均65.5岁。主要骨折部位：股骨颈骨折33例，股骨转子间骨折26例。主要手术方式：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29例，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固定25例，髋关节置换术28例。记录患者受伤至入院时间、入院至手术时间、手术时间、骨折复位质量、住院时间、围手术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情况等。患者入院进行COVID-19筛查，观察患者及医务人员感染COVID-19的情况。结果:88例患者入院前筛查COVID-19感染均呈阴性。本组患者受伤至入院时间平均为4.5 d，入院至手术时间平均为3.7 d，住院时间平均为6.6 d。28例髋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假体位置、角度良好，69例骨折固定患者术后骨折功能及解剖复位率为94.2%（65/69）。围手术期25例（28.4%）患者出现DVT。7例（8.0%）患者术后3 d内出现发热，考虑为吸收热。无一例患者和医务人员感染COVID-19。结论:非重点疫区医疗机构创伤骨科医生在掌握COVID-19防控诊疗知识、骨折患者接诊原则的情况下，严格筛查流行病学史，把握手术适应证，规范操作，可降低院内COVID-19感染的发生率，在疫情期间依然可以为患者提供有效、安全的医疗服务。

日本"古方学派"著名学者山胁东洋(1706—1762)发现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关于身体结构的描述存在差异，于1754年在京都进行了一次尸体解剖，这次解剖被认为是日本解剖学发展的开端，通常被描述为山胁东洋个人的成就。然而，仔细梳理史料却可以发现，日本对解剖的兴趣并不是在此时突然出现，而是伴随着17世纪中期西方医学的到来而开始。笔者论证了外国和本土的医学、社会、政治及宗教因素如何逐渐激发日本人对尸体产生新认识，并使他们更好地认识到解剖观察的价值。早在山胁东洋解剖人体之前的几十年，一位眼科医生就发现了眼睛的功能，他通过观察腐尸绘制了骨骼连接图，并将这种观察方法作为获取新知识的手段。山胁东洋的成就不在于他获得的解剖结果，而在于他的解剖获得了政府允许，成果付诸出版，为后来的解剖者开创了先河。在山胁东洋的效仿者中，河口信任的突破性成就迄今尚未得到足够的认可。1770年，河口信任进行了一次解剖，他既没有参阅古籍，也没有因为刀和体液的刺激引发超然的联想和敬畏之心，而是通过测量大小、确定位置、观察颜色等"临床"研究方法，进行了一次旨在获得新知的冷静而大胆的尝试。文章最后对日本和欧洲解剖插图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

"脾主运化"是中医藏象理论的一部分,其最初含义是指,在整个消化系统中,脾发挥辅助胃消化吸收饮食物的作用.至汉末,张仲景将这种作用具象化,称其为"脾主消磨",深刻影响后学.至宋代,严用和提出了脾主运化理论,认为脾主管人体饮食物的消化吸收,将整个胃肠道的功能统归于脾,这种理论虽未在当时成为主流认识,却也在学术界生根发芽.明朝张景岳系统论述了"脾主运化,脾运胃纳",至此"脾主运化"终于成为了主流认识并取代了原有的学术思想.其演变的总体趋势是脾功能的扩大,脾解剖学基础的模糊,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整个藏象理论的迁延,也深刻影响了临床治法.

中国的解剖学学科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中国解剖学学科史涵盖了解剖学的科学史、知识史、技术史、思想史和学会史.1 艰难的历程1.1 学科前史(古代—19世纪中叶)什么是人?人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不仅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课题,也是解剖学学科史研究的起点.起初,制作工具被视为人类独有的行为,后来两足直立行走作为人类最根本的体质特征和行为特征,但又加了一些条件[1].人是神创的还是进化而来?这是科学与宗教斗争的焦点,也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贯穿着整个解剖学科发展的全过程.人的个体发生与种系发生研究,科学地回答了人类的起源问题.

目的 根据中医人体形态学科特点构建以生命观为核心,结合中西医解剖学史为两翼的1+2+N的课程思政模式,线上线下与专业课程教学有机结合.方法 比较了相同教学背景下连续3年学生的形成性成绩和期末成绩,在线调查医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满意度.结果 通过课程思政,学生形成性成绩和期末成绩总体都有提高,调查统计显示绝大多数医学生赞成课程思政的模式,认为课程思政提高了对生命的认识,增强了中医自信和责任与担当,激发了学习兴趣.结论 课程思政模式不仅提高了医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还促进了专业知识的学习.

海马体是大脑存储记忆的主要位置,一直是神经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20世纪对海马体功能的揭示得益于解剖学的早期研究.海马体解剖学研究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但囿于大脑结构的复杂性和解剖学技术的不完善,当时对海马体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在16世纪～18世纪初期解剖学界对海马体的命名产生了分歧,出现了公羊角、阿蒙角等一系列用于描述海马体的术语,18世纪末期海马体形态学研究的突破,结束了两个世纪海马体命名的分歧.从医学史的角度出发,构建了海马体发现及命名的历史过程,旨在从中借鉴经验,更好地推动神经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