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妊娠期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vulvovaginal candidiasis,VVC)患者烯醇化酶(enolase,Eno)含量、阴道微生态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1年4月—2022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医院产科住院并分娩的77例妊娠期VVC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妊娠结局分为不良妊娠结局组49例、正常妊娠结局组28例.比较2组患者一般资料、阴道微生态指标、(1,3)-β-D-葡聚糖和Eno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妊娠期VVC患者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1,3)-β-D-葡聚糖、Eno对妊娠期VVC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诊断价值.结果:不良妊娠结局组抗感染治疗患者比例低于正常妊娠结局组(x2=4.270,P=0.039).不良妊娠结局组阴道菌群密集度Ⅱ～Ⅲ级、菌群多样性Ⅱ～Ⅲ级、清洁度Ⅰ～Ⅱ度、pH值3.8～4.5、过氧化氢阳性和白细胞酯酶阴性患者的比例均低于正常妊娠结局组(均P＜0.05).不良妊娠结局组(1,3)-β-D-葡聚糖和Eno水平均高于正常妊娠结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1,3)-β-D-葡聚糖和Eno升高均是妊娠期VVC患者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P＜0.05),阴道菌群密集度为Ⅱ～Ⅲ级是保护因素(P＜0.05).(1,3)-β-D-葡聚糖、Eno两者联合诊断妊娠期VVC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高于单一指标,联合诊断的敏感度为 95.92％,特异度为 82.14％,二者联合优于(1,3)-β-D-葡聚糖(Z=2.092,P=0.036)、Eno(Z=2.703,P=0.007)各自单独诊断.结论:(1,3)-β-D-葡聚糖和Eno水平升高、阴道微生态发生异常均可增加妊娠期VVC患者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可利用(1,3)-β-D-葡聚糖和Eno联合对妊娠期VVC患者进行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筛查.

葡萄牙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在临床较为罕见,本文报道1例由葡萄牙假丝酵母菌(Candida lusitaniae,CL)引起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vulvovaginal candidiasis,VVC)的患者.本例患者为40岁女性,主要临床表现为月经前外阴瘙痒、白带增多、反复半年.将患者阴道分泌物直接涂片分别进行免疫荧光染色、革兰染色、瑞氏染色,镜检找到真菌孢子,CHROMagar显色平板鉴定为光滑假丝酵母菌,梅里埃VITEK-2 Compact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鉴定为CL.该病例的诊治过程提示,CL实验室诊断易与其他假丝酵母菌混淆,为防止漏报或错报,对于难治病例需要考虑少见菌株感染可能.

目的 探讨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联合葶苈子治疗对心力衰竭(心衰)合并肺部感染患者心功能、消化功能及肺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秭归县中医院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收治的 168 例心衰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84 例.对照组接受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联合头孢他啶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葶苈子治疗,共治疗30 d.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营养状态指标[血清前白蛋白(PA)、白蛋白(ALB)、红细胞计数(RBC)、体质量指数(BMI)]、免疫功能指标[分化簇抗原(CD3、CD4、CD8)、免疫球蛋白(IgG、IgM)]、血清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L-8、IL-10、IL-17)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肠道菌群(肠球菌、大肠埃希菌、乳杆菌、双歧杆菌、酵母菌、消化球菌)、心肺功能指标[动脉血氧饱和度(PaO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心率、最大摄氧量(VO2max)、最大运动负荷(Wmax)、最大氧脉搏、无氧阈值(AT)、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FEV1 和每分最大通气量(MVV)].结果 两组治疗后PA、ALB、RBC、BMI、CD3、CD4、CD8、IgG、IgM、乳杆菌、双歧杆菌、PaO2、VO2max、Wmax、最大氧脉搏、AT、FEV1/FVC、FEV1、MVV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IL-8、IL-17、TNF-α、肠球菌、大肠埃希菌、PaCO2、心率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治疗后PA、ALB、RBC、BMI、CD3、IgG、IgM、IL-10、双歧杆菌、乳酸菌、PaO2、VO2max、Wmax、最大氧脉搏、AT、FEV1/FVC、FEV1、MVV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A(mg/L):259.69±20.73 比 217.69±20.73,ALB(g/L):41.46±4.58 比 36.56±3.73,RBC(×1012/L):4.52±0.24 比 4.21±0.31,BMI(kg/m2):22.37±2.73 比 19.66±2.24,CD3:0.63±0.08 比0.56±0.08,IgG(g/L):21.85±3.68 比 15.72±4.36,IgM(g/L):4.68±1.68 比 3.73±1.67,IL-10(ng/L):65.28±7.23 比 50.23±6.14,双歧杆菌(CFU/kg):83.5±8.6 比 78.5±8.3,乳酸菌(CFU/kg):62.1±6.5 比 53.5±6.0,PaO2(mmHg,1 mmHg≈0.133 kPa):98.36±1.75 比 91.95±2.95,VO2max(L/min):1.71±0.35 比 1.22±0.39,Wmax(W):127.49±19.54 比 97.49±15.37,最大氧脉搏(L/次):11.27±2.42 比 9.46±2.79,AT:(50.49±7.48)%比(41.35±6.67)%,FEV1/FVC:(75.68±5.86)%比(65.48±8.54)%,FEV1:(82.44±5.73)%比(73.57±7.75)%,MVV(L/min):74.86±10.64 比 64.63±9.68,均P＜0.05],CD4、CD8、IL-8、IL-17、TNF-α、肠球菌、大肠埃希菌、PaCO2、心率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CD4:0.32±0.06 比 0.39±0.05,CD8:0.28±0.06 比 0.34±0.05,IL-8(ng/L):16.64±2.63 比 26.35±4.13,IL-17(ng/L):112.38±30.16 比 207.75±42.23,TNF-α(ng/L):45.27±10.23 比61.26±14.29,肠球菌(CFU/kg):63.6±5.6 比 69.5±6.8,大肠埃希菌(CFU/kg):65.8±6.4 比 70.5±7.0,PaCO2(mmHg):41.84±4.45 比 56.18±5.37,心率(次/min):75.96±11.57 比 91.75±12.68,均P＜0.05].结论 葶苈子联合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治疗心衰合并肺部感染,可有效改善患者心肺功能,降低炎症指标水平,提升患者的营养状态,纠正肠道菌群情况,对临床治疗有一定指导意义.

目的:探讨食管癌根治术后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收治的555例行食管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44例，女211例；年龄为（64±8）岁。观察指标：（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检验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前进法。 结果:（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555例患者中，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6.40%（91/555）。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中，共分离培养细菌59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53株，革兰氏阳性菌 3株，真菌3株，包括多重耐药菌20株。53株革兰氏阴性菌中，鲍曼不动杆菌18株（12株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菌18株（3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6株（2株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各2株（2株大肠埃希菌和1株阴沟肠杆菌多重耐药），粘质沙雷菌、克氏柠檬酸杆菌、纹状棒杆菌、奇异变形菌、产酸克雷伯菌各1株。3株革兰氏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2株，肺炎链球菌1株。3株真菌均为白色假丝酵母菌。18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对亚胺培南、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哌酮或舒巴坦、环丙沙星、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情况分别为12、12、11、9、8、6、5株；18株肺炎克雷伯菌的上述指标分别为0、1、1、1、2、0、2株。（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食管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患者男，58岁，身高170 cm，体质量60 kg。1年前因扩张型心肌病、终末期心力衰竭(end stage heart failure, ESHF)在本院行左心室辅助装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 LVAD)植入手术后康复出院。最近40余天间断发热(不规则热型，37.5～38.0 ℃)，期间自行口服头孢类、阿莫西林等抗生素31 d。12 d前血培养结果阳性，提示近平滑假丝酵母菌感染，给予氟康唑治疗。因仍间断发热而再入本院求治。入院超声心动图：LVAD流入管室间隔侧见甩动的条索样结构；三尖瓣回声及活动尚可，部分瓣叶回声稍厚、回声毛糙，瓣下见一大小约7 mm×4 mm的强回声团附着。实验室检查(括号内为正常参考值范围)：WBC计数为4.0(4.0～10.0)×10 9/L，中性粒细胞占比63.5%(50.0%～70.0%)，RBC计数为3.2(4.2～5.5)×10 12/L，PLT为114(100～300)×10 9/L，降钙素原<40(0～60) ng/L，C反应蛋白为39.3(0～10.0) mg/L。为明确感染诊断和评估范围、程度，行 18F-FDG PET/CT显像。

目的:探讨上尿路结石治疗中合并真菌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手术时机及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4月至2019年4月北京同仁医院收治的4例在上尿路结石治疗过程中出现真菌感染的患者。例1男性，55岁，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多次体外碎石史。因发热性尿路感染收入肾内科，抗菌治疗期间发现右输尿管结石，转泌尿外科行输尿管镜碎石术后出现发热及真菌性败血症。例2女性，48岁，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外院右肾经皮肾镜碎石术后出现尿频、尿急，尿常规检查示白细胞满视野，尿细菌培养为白色假丝酵母菌。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治疗2周症状消失，尿细菌培养转阴。停用氟康唑后2～4周症状复发并尿细菌培养结果转阳，病情反复迁延1年。我院CT检查示双肾多发小结石，右肾结石为残石或复发无法明确。例3男性，74岁，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乙状结肠癌根治术后。左侧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后出现尿频、尿急、尿痛，尿常规检查示白细胞满视野，尿细菌培养为白色假丝酵母菌，依据药敏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治疗2周后症状略有缓解但尿细菌培养不转阴，停用氟康唑后症状加重，病情迁延1.5年，CT检查示左肾下盏结石。例4男性，47岁，既往体健。左肾结石术后反复尿频、尿急、尿痛0.5年，尿常规检查示白细胞满视野，尿细菌培养为热带假丝酵母菌，合并左肾铸型结石。结果:例1患者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后出现真菌血流感染，予静脉滴注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抗真菌治疗后体温正常，出院后1周出现真菌性眼内炎于眼科继续治疗。例2患者一期行双侧输尿管支架管置入引流，同时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治疗2周后行双侧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术后尿路真菌感染治愈。例3患者行左侧输尿管支架管置入引流，同时采用两性霉素B、氟康唑抗真菌治疗，体温正常后行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但术后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抗真菌治疗仅至术后1周，导致左肾盂内真菌球形成并二次行输尿管软镜手术清除肾盂内真菌球，术后予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配合氟康唑300 mg肾盂内持续滴注1周，最终治愈。例4患者行经皮肾造瘘引流配合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2周后行经皮肾镜超声碎石术，术后持续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至支架管拔除、尿细菌培养转阴，患者治愈。结论:糖尿病是上尿路结石合并真菌感染的高危因素。对于此类患者如不彻底清除结石，真菌感染难以控制，术后易复发。应在抗真菌治疗的基础上清除结石，术后应持续抗真菌治疗直至尿路支架管拔除后至少2周。真菌血流感染诊断后的1周内应行眼科检查筛查眼内炎，明确有无组织播散，以决定疗程。

目的: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AECOPD）继发肺真菌感染患者外周血辅助型T细胞17（helper T cells 17，Th17）/调节型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比值及血清细胞因子的变化。方法:选择南通大学附属海安人民医院呼吸内科2018年1月至2020年3月收治的AECOPD合并真菌感染27例患者（真菌感染组）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收集同期接受治疗的AECOPD未合并真菌感染58例患者（非真菌感染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外周血Th17、Treg水平、Th17/Treg比值及白细胞介素17（interleukin-17，IL-17）、白细胞介素23（interleukin-23，IL-23）、干扰素γ、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水平，同时比较真菌感染组不同感染严重程度患者外周血Th17、Treg水平、Th17/Treg比值及血清细胞因子的变化。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2检验。 结果:27例AECOPD合并真菌感染组患者病原菌分布：白色假丝酵母菌占65.52%（19/27），热带假丝酵母菌占10.34%（3/27），近平滑假丝酵母菌占10.34%（3/27），曲霉菌占6.90%（2/27）。与非真菌感染组比较，真菌感染组患者Th17［（16.18±3.15）%与（12.34±2.64）%， t=5.87， P<0.001］、Th17/Treg比值［（4.70±0.85）与（2.41±0.51）， t=22.87， P<0.001］、IL-17［（85.67±21.51）μg/L与（53.64±14.36）μg/L， t=8.12， P<0.001］、IL-23［（61.38±16.58）μg/L与（38.29±12.60）μg/L， t=7.10， P<0.001］均升高，Treg［（3.42±0.42）%与（5.13±0.51）%， t=20.77， P<0.001］、干扰素γ［（47.75±17.72）μg/L与（62.37±19.06）μg/L， t=3.37， P=0.001］、TGF-β［（110.34±26.03）μg/L与（131.40±35.03）μg/L， t=2.87， P=0.007］均降低，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轻度、中度、重度真菌感染组患者Th17［（13.06±1.98）%、（15.94±2.11）%、（17.75±2.20）%， F=10.19， P<0.001］、Th17/Treg（5.01±0.60、5.66±0.69、6.52±0.65， F=10.77，P<0.001）、IL-17［（63.39±11.64）、（78.66±12.82）、（90.26±13.55）μg/L， F=9.01， P=0.001］、IL-23［（42.52±13.11）、（59.97±15.25）、（69.75±14.30）μg/L， F=7.41， P=0.003］随着感染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升高；Treg［（4.33±0.39）%、（3.32±0.42）%、（2.50±0.35）%， F=44.42， P<0.001］、干扰素γ［（57.78±10.52）、（48.82±10.39）、（38.90±10.56）μg/L， F=6.50， P=0.006］、TGF-β［（126.62±18.94）、（115.34±13.66）、（102.52±17.73）μg/L， F=4.25， P=0.026］随着感染严重程度的增加而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Th17/Treg比值及相关炎症因子水平失衡可能对AECOPD继发真菌感染存在影响，且其失衡与真菌感染严重程度需密切监测患者外周血Th17、Treg水平及相关炎症因子的水平变化。

目的:检测复发性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RVVC）患者反复发作期假丝酵母菌的核型同源性，了解假丝酵母菌菌株随临床进展对抗真菌药物的敏感性变化情况。方法: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初次确诊的RVVC患者10例，收集其确诊RVVC时及在本院治疗后再发时的阴道分泌物，分离纯化并鉴定假丝酵母菌菌株，采用基因组DNA限制性内切酶分析方法（使用限制性内切酶 BssHⅡ）联合脉冲场凝胶电泳方法检测分离自同一患者菌株的核型，同时检测临床分离的菌株对5种抗真菌药物（克霉唑、氟康唑、咪康唑、伊曲康唑及制霉菌素）的敏感性。 结果:（1）10例RVVC患者首诊及复发时分离的20株菌株均为白假丝酵母菌，其染色体DNA经内切酶 BssHⅡ酶切后电泳图谱极其相似，来自同一患者的前后（首诊及复发时）分离菌株的电泳条带完全一致。（2）10例患者经药物治疗后复发时，临床分离的白假丝酵母菌菌株对除制霉菌素外的其他4种抗真菌药物的敏感性普遍下降，制霉菌素（首诊和复发：100%敏感、100%敏感）>克霉唑（首诊和复发：100%敏感、90%敏感）>氟康唑（首诊和复发：80%敏感、70%敏感）>伊曲康唑（首诊和复发：60%敏感、50%敏感）>咪康唑（首诊和复发：30%敏感、20%敏感）。 结论:（1）阴道内同一定植菌株的潜伏可能是RVVC反复发作的原因。（2）抗真菌药物对真菌存在选择性诱导耐药作用，同时真菌对抗真菌药物存在交叉耐药，RVVC患者反复发作时重复进行真菌培养及药物敏感性分析对正确选择敏感的抗真菌药物十分重要。

目的:分析中国25家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中早产儿真菌败血症的发生现状和危险因素，为探讨真菌败血症预防策略提供依据。方法:对“基于证据的质量改进方法降低中国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院内感染发生率的整群随机对照试验”建立的早产儿临床数据库资料进行二次分析，回顾性分析2015年5月至2018年4月生后7 d内收入中国25家三级医院NICU的24 731例早产儿的真菌败血症发生现况。根据早产儿是否发生真菌败血症分为真菌败血症组和未发生真菌败血症组，分析真菌败血症的发生率和病原。使用χ 2检验比较不同出生胎龄、不同出生体重和不同NICU早产儿真菌败血症发生率。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比较真菌败血症组和未发生真菌败血症组早产儿预后。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144例真菌败血症组早产儿和288例无真菌败血症组早产儿，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发生真菌败血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24 731例早产儿中166例（0.7%）发生真菌败血症，真菌败血症早产儿出生胎龄为（29.7±2.0）周，出生体重为（1 300±293）g，其中87.3%（145/166）为出生胎龄<32周的早产儿。出生胎龄和出生体重越低，真菌败血症的发生率越高（均 P<0.001）。极早产儿和超早产儿真菌败血症发生率分别为1.0%（117/11 438）和2.0%（28/1 401），极低出生体重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中分别为1.3%（103/8 060）和1.7%（21/1 211）。3家NICU无真菌败血症发生，其余22家NICU真菌败血症的发生率范围为0.7%（10/1 397）~2.9%（21/7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166例早产儿真菌败血症病原菌主要为念珠菌150例（90.4%），其中白色念珠菌有59例、非白念珠菌有91例，非白念珠菌以近平滑假丝酵母菌（41例）为主。真菌败血症早产儿发生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调整 OR=1.52，95% CI 1.04~2.22， P=0.030）和严重早产儿视网膜病（调整 OR=2.55，95% CI 1.12~5.80， P=0.025）风险增加。使用广谱抗菌药物（调整 OR=2.50，95% CI 1.50~4.17， P<0.001）、长时间中心静脉置管（调整 OR=1.05，95% CI 1.03~1.08， P<0.001）和长时间使用全肠外营养（TPN）（调整 OR=1.04，95% CI 1.02~1.06， P<0.001）均是发生真菌败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中国NICU早产儿真菌败血症主要病原为白色念珠菌和近平滑假丝酵母菌。真菌败血症早产儿发生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和严重早产儿视网膜病风险增加。使用广谱抗菌药物、长时间中心静脉置管和长时间使用TPN可增加早产儿发生真菌败血症的风险。后续需针对这些危险因素采取措施以降低NICU真菌败血症发生率。

目的:研究不同部位胃肠道穿孔所致脓毒性休克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入重症监护病房（ICU）24 h内降钙素原（PCT）、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入ICU 72 h腹水培养结果，ICU住院期间去甲肾上腺素（NE）使用最大剂量和时间，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急性肾损伤（AKI）发生情况及需要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情况，以及28 d预后等。以屈氏韧带为界，将胃、十二指肠穿孔者纳入上消化道组，将空肠、回肠、阑尾、结肠及直肠穿孔者纳入下消化道组，比较两组之间的临床特征。结果:上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33例，下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30例。两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上消化道组腹水培养病原菌主要为白假丝酵母菌（45.5%）、屎肠球菌（18.2%）及大肠埃希菌（18.2%）；下消化道组大肠埃希菌（46.2%）及屎肠球菌（30.8%）为主要致病菌。上消化道组与下消化道组在PCT、ICU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NE最大剂量及使用时间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CT（μg/L）：17.69（3.83，26.62）比32.82（4.21，100.00），ICU住院时间（h）：149.0（102.5，302.0）比115.5（30.8，214.5），机械通气时间（h）：106.0（41.5，183.0）比57.5（25.0，122.3），NE最大剂量（μg·kg -1·min -1）：1.2（0.5，2.0）比0.7（0.5，1.2），NE总使用时间（h）：72.0（21.0，145.0）比26.5（18.0，80.5），均 P<0.05〕，而APACHEⅡ和SOFA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30.0（24.5，35.0）比28.0（25.0，33.5），10.67±4.14比9.50±3.33，均 P>0.05〕。与下消化道组比较，上消化道组患者更易发生AKI（78.8%比53.3%， P<0.05）以及需要接受CRRT治疗（39.4%比16.7%， P<0.05），但28 d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9.4%比43.3%， P>0.05）。 结论:不同部位胃肠道穿孔所致脓毒性休克的病原菌、病情严重程度、ICU住院时间等特征不尽相同。上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患者更常见真菌感染，休克程度更重，更易发生AKI及需要CRRT治疗，机械通气时间及ICU住院时间也更长；而下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患者的PCT升高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