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患者需要服用多种免疫抑制剂抗排斥治疗，是各类感染的高危人群。罕见病原体感染、混合感染是诊断及治疗的难点，抗生素覆盖病原微生物不准确和血药浓度不足均会影响疗效，增加病死率，及时且精准的鉴定病原微生物至关重要 [1]。现阶段病原微生物检测最常见的方法是体液涂片和培养，组织病理学检查是侵袭性真菌感染确诊的金标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能够快速、准确、高灵敏度的找到特定感染病原体，抗原抗体检测可区分急性和既往感染。但体液培养耗时长、灵敏度差、抗生素治疗后送检标本的阳性率更低。怀疑侵袭性真菌感染时，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获取感染组织标本送检组织病理学检查。PCR难以发现未知病原微生物。免疫抑制患者的病原微生物抗体检测，诊断效率亦欠佳 [2]。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mNGS）可直接提取送检样本中全部微生物的核酸进行高通量测序，快速且客观的检测样本中的病原微生物，广覆盖、无偏倚、无需假设。近年来已广泛应用于急危重症和免疫缺陷患者感染的鉴别诊断中 [3,4]。本文报道1例肾移植患者，间断发热1个月，右侧鼻翼及鼻腔丘疹样溃疡形成，双侧眼睑粘膜红肿，CT见两肺大片状及结节样实性密度影，通过mNGS鉴定出马尔尼菲蓝状菌、烟曲霉、哥伦比亚分枝杆菌混合感染，调整抗生素后病情好转，现进行分析总结。

目的:探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与血清半乳甘露聚糖(GM)检测用于侵袭性肺曲霉菌病(IPA)诊断临床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汉中市三二〇一医院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2 411例疑似真菌感染患者临床资料，其中送检BALF-GM检测95例，送检血清GM检测2 394例，分析检测结果与临床诊断符合情况，描绘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BALF-GM与血清GM单用或联合应用诊断效能。结果:78例同时送检BALF-GM和血清GM检测，两者均为阳性22例，临床确诊符合率为95.45%(21/22)；BALF-GM和血清GM检测均为阳性患者临床确诊符合率显著高于两者均为阴性及任一检测为阳性( 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BALF-GM与血清GM联合检测曲线下面积高于两者单用，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6.06%、87.96%、94.40%、91.25%。免疫功能正常者BALF-GM检测阳性诊断IPA敏感度高于血清GM检测阳性；免疫功能异常者血清GM检测阳性诊断IPA敏感度高于BALF-GM检测阳性。 结论:BALF-GM联合血清GM检测用于IPA诊断与临床诊断结果具有更高符合率，效能优于两者单用。

目的:总结单中心儿童肾移植术后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的发生情况及防治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5月至2021年7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完成移植和/或术后门诊规律随访的104例儿童肾移植受者中，出现CMV感染9例(8.65%)的临床资料。其中，男6例，女3例；中位年龄10岁(3月龄~15岁)。结果:9例受者中，采用多克隆抗体进行免疫诱导6例，术前CMV IgG阴性4例。除1例外，余8例均因围手术期肾功能恢复不佳未早期使用抗CMV预防药物。CMV感染中位时间为肾移植术后22 d(7~50)d。9例受者中，7例出现发热、肺炎和腹泻等症状，2例无典型症状。3例受者感染CMV同时并发其他病毒、细菌或真菌感染。3例在感染CMV同时或CMV DNA转阴后出现细胞或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9例受者经过注射更昔洛韦或口服缬更昔洛韦治疗后，均痊愈出院，血CMV DNA转阴中位时间为32 d(17~90)d。结论:儿童肾移植术后CMV感染风险高，且发生时间较早，应综合考虑CMV感染高危因素，在移植后尽早启动CMV普遍性预防。

目的:分析心肾联合移植受者的治疗过程及随访结果，总结心肾联合移植的治疗经验。方法:2016年10月至2021年5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11例心功能衰竭合并肾功能衰竭患者接受心肾联合移植，男性10例，女性1例，年龄(50.6±12.9)岁，术前体重指数(26.72±3.29)kg/m 2，术前心功能均为Ⅳ级，左室射血分数(29.40±4.48)%，术前均为尿毒症规律透析状态，透析时间0.5~7.0年，平均2.5年，术前肌酐753.5(434~1144)μ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5.59(3.93~17.23)ml/(min·1.73m 2)。手术方案均为同期心肾联合移植，供心和供肾器官均来自同一供者。心脏冷缺血时间为2.75(2.5，4.0)h，肾脏冷缺血时间为9(8.5，15.0)h，心脏移植手术结束至肾移植手术开始时间为2(1.0，3.5)h。长期免疫抑制方案为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和甲泼尼龙联合应用。 结果:9例术后恢复正常心功能及肾功能，术后半年左室射血分数(57.55±2.51)%，术后半年肌酐107.7(85~132)μmol/L，术后半年24 h尿量1 988(1 800~2 200)ml。随访6~62个月，9例受者均未发生感染及排斥反应等并发症，心功能均为Ⅰ级，生活质量高。术后死亡2例，1例于术后4个月死于肺部毛霉菌感染，另1例于术后1个月死于消化道真菌感染。结论:同期心肾联合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心脏病合并肾功能衰竭的有效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AECOPD）继发肺真菌感染患者外周血辅助型T细胞17（helper T cells 17，Th17）/调节型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比值及血清细胞因子的变化。方法:选择南通大学附属海安人民医院呼吸内科2018年1月至2020年3月收治的AECOPD合并真菌感染27例患者（真菌感染组）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收集同期接受治疗的AECOPD未合并真菌感染58例患者（非真菌感染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外周血Th17、Treg水平、Th17/Treg比值及白细胞介素17（interleukin-17，IL-17）、白细胞介素23（interleukin-23，IL-23）、干扰素γ、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水平，同时比较真菌感染组不同感染严重程度患者外周血Th17、Treg水平、Th17/Treg比值及血清细胞因子的变化。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2检验。 结果:27例AECOPD合并真菌感染组患者病原菌分布：白色假丝酵母菌占65.52%（19/27），热带假丝酵母菌占10.34%（3/27），近平滑假丝酵母菌占10.34%（3/27），曲霉菌占6.90%（2/27）。与非真菌感染组比较，真菌感染组患者Th17［（16.18±3.15）%与（12.34±2.64）%， t=5.87， P<0.001］、Th17/Treg比值［（4.70±0.85）与（2.41±0.51）， t=22.87， P<0.001］、IL-17［（85.67±21.51）μg/L与（53.64±14.36）μg/L， t=8.12， P<0.001］、IL-23［（61.38±16.58）μg/L与（38.29±12.60）μg/L， t=7.10， P<0.001］均升高，Treg［（3.42±0.42）%与（5.13±0.51）%， t=20.77， P<0.001］、干扰素γ［（47.75±17.72）μg/L与（62.37±19.06）μg/L， t=3.37， P=0.001］、TGF-β［（110.34±26.03）μg/L与（131.40±35.03）μg/L， t=2.87， P=0.007］均降低，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轻度、中度、重度真菌感染组患者Th17［（13.06±1.98）%、（15.94±2.11）%、（17.75±2.20）%， F=10.19， P<0.001］、Th17/Treg（5.01±0.60、5.66±0.69、6.52±0.65， F=10.77，P<0.001）、IL-17［（63.39±11.64）、（78.66±12.82）、（90.26±13.55）μg/L， F=9.01， P=0.001］、IL-23［（42.52±13.11）、（59.97±15.25）、（69.75±14.30）μg/L， F=7.41， P=0.003］随着感染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升高；Treg［（4.33±0.39）%、（3.32±0.42）%、（2.50±0.35）%， F=44.42， P<0.001］、干扰素γ［（57.78±10.52）、（48.82±10.39）、（38.90±10.56）μg/L， F=6.50， P=0.006］、TGF-β［（126.62±18.94）、（115.34±13.66）、（102.52±17.73）μg/L， F=4.25， P=0.026］随着感染严重程度的增加而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Th17/Treg比值及相关炎症因子水平失衡可能对AECOPD继发真菌感染存在影响，且其失衡与真菌感染严重程度需密切监测患者外周血Th17、Treg水平及相关炎症因子的水平变化。

早期合理规范地诊治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IPFI）是小儿呼吸病学重要而又紧迫的篇章，IPFI病变呈现在肺部，但其基础疾病、诊断和防治涉及众多学科，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与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跨专业学组制订了“儿童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临床实践专家共识（2022版）”，从基本概念、诊断、治疗和预防等方面回答了该领域中迫切需要澄清和认识的18个问题，以期科学地指导与推进儿科学临床实践。

目的:探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继发肺泡蛋白沉积症（PAP）患者的临床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诊治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9月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例继发于MDS的PAP患者的临床资料与诊治过程，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该例患者诊断为MDS，拟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受凉后出现逐渐加重的肺部弥漫性病变，先后考虑卡氏肺孢子菌肺炎、肺部真菌感染及过敏性肺炎，先后予以多种抗生素及激素治疗，效果不佳，后行两次肺泡灌洗均未发现PAP的典型表现。患者肺部弥漫性病变及MDS病情均逐渐进展，最终通过肺活组织检查确诊为继发于MDS的PAP，3个多月后死于呼吸衰竭。结论:继发于血液系统疾病的PAP发病隐匿，早期诊断困难，需尽早行肺泡灌洗；对临床疑诊病例行肺活组织检查，争取早期诊治。

肺真菌病是一种病死率较高的肺部炎症性疾病，其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早期诊断困难。传统的真菌检测方法的检出率和诊断准确性受到一定限制。高通量测序又称为下一代测序技术或二代测序技术，是一种新型的病原体检测手段，可以同时检测多个微生物的核酸序列，从而具有在混合感染和罕见真菌感染的诊断中更有优势的特点。高通量测序技术仍存在局限性，需要结合临床区分定植菌和致病菌。

目的:探讨肾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结局，并分析重型和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2月15日至2023年3月15日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208例成人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按感染严重程度不同，将所有受者分为轻/普通型组(168例)和重/危重型组(40例)，比较2组受者的一般资料、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移植病史、免疫抑制剂方案、共病情况以及治疗结局。其中，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进行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重/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多组间比较 P≤0.05时，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多重比较。 结果:本研究208例肾移植受者新冠病毒感染后的住院率、重症率、ICU入住率、机械通气率和病死率分别为27.4%(57/208)、19.2%(40/208)，3.4%(7/208)、5.3%(11/208)和1.9%(4/208)。43.9%(25/57)住院新冠病毒感染受者骨髓抑制、血红蛋白和血小板下降的发生率分别为36.8%(21/57)和22.8%(13/57)，最低全血淋巴细胞计数、CD4 ＋T淋巴细胞和CD8 ＋ T淋巴细胞计数分别为395.0(255.0，618.0)个/μL、203.5(87.8，411.0)个/μL和199.0(111.5，352.3)个/μL。新冠病毒感染后并发细菌、巨细胞病毒、耶氏肺孢子菌和其他真菌感染(念珠菌、隐球菌、马尔尼菲蓝状菌和烟曲霉菌)的发生率分别为17.8%(37/208)、3.8%(8/208)、2.9%(6/208)和2.9%(6/208)。重/危重型组受者并发其他病原体的感染率高于轻/普通型组，分别为：细菌[62.5%(25/40)比7.1%(12/168)，95% CI：47.5%～63.3%， P<0.001]，巨细胞病毒[15.0%(6/40)比1.2%(2/168)，95% CI：8.1%～19.5%， P＝0.001]、耶氏肺孢子菌[15%(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和其他真菌[15.0%(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新冠病毒感染后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发生率为13.5%(28/208)，重/危重型组感染后AKI发生率高于轻/普通型组[52.5%(21/40)比4.2%(7/168)， 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男性、吸烟史、冠心病、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疾病史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相关因素( P＝0.003、0.002、0.012、0.011、0.002、0.001、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慢性肾功能不全( OR＝3.34，95% CI：1.46～7.64， P＝0.004)和肺部疾病史( OR＝3.42，95% CI：1.49～7.87， P＝0.004)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率为17.8%(37/208)，完成基础疫苗接种肾移植受者感染新冠病毒后重/危重型感染风险降低( OR＝0.28，95% CI：0.08～0.98， P＝0.047)。 结论:重/危重型新冠病毒感染肾移植受者易合并多种病原体感染，且感染后肾功能损害的发生率较高；肺部疾病史与慢性肾功能不全是新冠病毒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完成基础疫苗接种对重/危重型感染具有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儿童脓毒性休克临床特点及血培养阳性菌耐药性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9月至2021年8月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27例脓毒性休克患儿的临床资料、血培养阳性菌株及药敏结果。结果:127例脓毒性休克患儿血培养标本共分离出134株细菌或真菌，以革兰阴性菌株为主，占67.16%（90/134）。革兰阴性菌中以流感嗜血杆菌和大肠埃希菌为主，分别占38.81%（52/134）和20.15%（27/134），而革兰阳性菌中以肺炎链球菌为主，占8.21%（11/134），真菌中以白色念珠菌为主，占10.45%（14/134）。患儿白细胞计数、血清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静脉血糖及动脉血乳酸较正常值均明显升高；革兰阳性菌感染时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较革兰阴性菌感染及真菌感染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降钙素原在革兰阴性菌感染时升高最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革兰阳性菌株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和利奈唑胺均敏感，但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敏感率仅有50%。革兰阴性菌株的耐药性相对较高，其中肺炎克雷伯菌仅对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和左氧氟沙星耐药率高，达到50%；流感嗜血杆菌对头孢类及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敏感率高，仅对氨苄西林、头孢呋辛、阿米卡星和复方磺胺甲 唑的耐药率为50%。真菌菌株不多，大部分抗真菌药物对血培养阳性真菌均有效。 结论:儿童脓毒性休克患儿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且对一般抗生素耐药性较高，经验性使用抗生素时要注意其耐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