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妊娠期高血压病患者循环内皮微颗粒(EMPs)水平和内皮细胞功能的改变及临床意义.方法:收集妊娠期高血压病患者120例的临床资料,按照疾病严重程度分为妊娠期高血压组34例、轻度子痫前期组45例、重度子痫前期组41例.选取同期正常妊娠孕妇30例为对照组.比较4组的内皮细胞功能、血清EMPs、脉压水平的差异,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妊娠期高血压组、重度子痫前期组、轻度子痫前期组脉压、血清EMPs、血清内皮素-1(ET-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水平高于对照组,NO水平低于对照组(P均＜0.05).与妊娠期高血压组、轻度子痫前期组比较,重度子痫前期组患者血清ET-1、MCP-1水平较高,NO水平较低(P均＜0.05).相关性分析显示,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与脉压、血清EMPs、ET-1、MCP-1水平呈正相关,与血清NO水平呈负相关(P均＜0.05).结论:妊娠期高血压病患者脉压水平、EMPs明显升高且存在内皮功能障碍;随着患者病情加重,脉压及血清EMPs、ET-1、MCP-1水平逐渐升高,而血清NO水平逐渐降低.

异位妊娠是妇产科常见的急腹症，发病率2%~3%，是早期妊娠孕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占75%） [1,2]。甲氨蝶呤（Methotrexate, MTX）作为临床常用的抗代谢类抗肿瘤药物，大剂量方案（>500 mg/m 2）主要用于治疗各类恶性肿瘤，小剂量MTX也可用于异位妊娠的保守治疗 [3,4]。MTX治疗异位妊娠的常用剂量为50 mg/m 2或1 mg/kg，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其经济、有效且不良反应小，是国内外指南推荐临床治疗未破裂型异位妊娠最常用的药物，治疗成功率约70%~95%，可能取决于治疗方案和初始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 [5]。但应用MTX的患者个体化差异较大，据文献报道小剂量使用MTX，也可引起患者发生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剥脱性皮炎等一系列严重毒副反应，甚至导致患者死亡 [6,7,8,9]。本文报道一例由MTX治疗异位妊娠所致喉头水肿的病例，旨在为临床应用MTX治疗异位妊娠提供参考，以期预防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27岁，G 1P 0，既往体健，否认遗传病史。本次妊娠早孕期口服地屈孕酮保胎治疗，孕12周超声颈项透明层(nuchal translucency, NT)检查无明显异常。孕16周行无创产前检测为低风险。孕26周彩超检查示胎儿双顶径65 mm，头围249 mm，腹围210 mm，股骨长47 mm；室间隔连续性中断，宽约2.4 mm，见过隔血流信号。经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行羊膜腔穿刺术，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及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孕29 +3周复查彩超：双顶径75 mm，头围276 mm，腹围250 mm，股骨长55 mm；胎心率144次/分，律齐，主动脉骑跨于室间隔之上，室间隔连续性中断，宽约3.5 mm，见过隔血流信号，主动脉内径5.4 mm，肺动脉内径5.5 mm，三尖瓣可见反流信号，反流面积1.40 cm 2，反流速度75.18 cm/s(图1)。考虑为胎儿室间隔缺损，主动脉骑跨，三尖瓣返流。羊水细胞培养染色体核型为46，XN。CMA结果为arr[GRCh38] 12p13.32p13.31(3 281 263-5 704 236)×1。提示12号染色体12p13.32p13.31区域缺失2.423 Mb(图2)。夫妻双方染色体核型及CMA检查未发现异常，提示胎儿为新发变异。经遗传咨询后，孕妇及亲属选择终止妊娠，拒绝对引产胎儿行病理学检查。本研究经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临审2021-371号)。

目的:探究先兆子痫发生的危险因素及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1(VEGFR-1)与胎盘生长因子(PLGF)对先兆子痫(PE)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期间于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行产前检查并最终确诊为PE的148例孕妇作为PE组，并选取与PE组同时期进行产前检查的148例健康孕妇为对照组。比较两组孕妇VEGFR-1、PLGF、VEGFR-1/PLGF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PE的危险因素，分析VEGFR-1、PLGF、VEGFR-1/PLGF与危险因素的相关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VEGFR-1、PLGF、VEGFR-1/PLGF对PE的预测价值并获取截断值，根据截断值绘制孕妇发生PE的生存曲线。结果:PE组VEGFR-1、VEGFR-1/PLGF水平高于对照组(均 P<0.05)，PLGF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BMI、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家族史、子痫前期史、VEGFR-1和VEGFR-1/PLGF为PE的危险因素(均 P<0.05)，PLGF是PE的保护因素( P<0.05)。VEGFR-1、VEGFR-1/PLGF与年龄、BMI、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家族史、子痫前期史均呈正相关(均 P<0.001)，PLGF与年龄、BMI、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家族史、子痫前期史均呈负相关(均 P<0.001)。VEGFR-1、PLGF、VEGFR-1/PLGF对PE的预测价值较高(AUC＝0.773、0.791、0.825)，截断值分别为9 190.83 ng/L、508.17 ng/L、21.64。根据截断值将296例孕妇分为低、中、高风险3组，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三组发生PE的概率分别为1.36%、18.97%、66.67%。 结论:VEGFR-1与PLGF对PE的预测价值较高，临床可通过监测VEGFR-1/PLGF水平并联合其他检查手段提高PE诊断和预测的准确性，改善妊娠结局。

孕妇43岁，孕1产0，孕37 +5周，既往体健，无特殊遗传病史，孕妇于孕19周、24周及32周分别在我院产检，超声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肠管未见扩张(图1)。孕37周超声检查发现羊水最大深度83 mm，羊水指数237 mm。胃泡大小30 mm×17 mm，膀胱大小40 mm×32 mm。胎儿腹腔内大量积液，范围约73 mm×71 mm×43 mm，肠管未见扩张，呈团状分布(图2)。腹腔下方(相当于阴囊部位)测及巨大囊性包块，大小约90 mm×76 mm×79 mm，向外膨出，囊壁完整，边界清楚，形态规则，内部透声较差，可见密集光点沉积后壁(图3)，并通过一纤细交通口与腹腔相通，周边可见椭圆形实质等回声(考虑为睾丸)(图4)。超声会诊意见：①胎儿胎粪性腹膜炎(meconium peritonitis，MP)，腹腔大量积液，肠穿孔？ ②胎儿会阴部巨大囊性包块，考虑睾丸鞘膜腔大量胎粪性积液；③羊水增多。产后染色体核型分析未见明显异常。产后外观显示腹部膨隆如鼓，阴囊肿胀如球，阴茎无法分辨(图5)。X线片可见大量腹腔积液，膈肌膨升。术中见腹腔大量暗绿色胎粪性腹水，吸净后探查见回盲部盲袋处1 cm 2大小的穿孔，周边有胎粪溢出，远端肠管空虚，肠壁弹性尚可。探查双侧内环口均未闭合与阴囊相通，可见胎粪液体蓄积在阴囊内，将胎粪吸净，大量温盐水冲洗腹腔及阴囊，切除坏死肠管，行端端吻合。术后恢复良好。术后诊断：胎儿回盲部肠闭锁，肠穿孔，MP，合并双侧睾丸鞘膜腔大量胎粪性积液。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2022001)。

目的:依据本中心队列数据采用不同方法建立新生儿出生体重曲线，并与目前国内常用的协作网G曲线［采用基于偏度系数-中位数-变异系数法的广义可加模型（GAMLSS）拟合方法制定］进行比较，探讨适宜本中心的新生儿出生体重标准。方法:基于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妊娠早期胎儿结构超声筛查的前瞻性出生缺陷研究队列中的活产儿7 044例，对其中无小于胎龄儿（SGA）及大于胎龄儿（LGA）高危因素的低风险孕妇3 894例，分别采用GAMLSS法、基于低风险孕妇孕40周分娩新生儿平均出生体重和标准差采用半定制法建立本中心GAMLSS曲线（简称本中心G曲线）、本中心半定制曲线（简称本中心S曲线）。依据本中心S曲线、本中心G曲线对7 044例活产儿是否为SGA进行诊断，分为非SGA组（6 176例）、S较G额外诊断组（94例）、S及G均诊断组（774例），比较3组孕妇不良围产结局的发生率；依据本中心S曲线、协作网G曲线对7 044例活产儿是否为SGA进行诊断，分为非SGA组（6 176例）、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464例）、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404例），比较3组孕妇不良围产结局的发生率。结果:（1）7 044例活产儿中，依据协作网G曲线、本中心G曲线及本中心S曲线诊断SGA分别为404例（5.74%，404/7 044）、774例（10.99%，774/7 044）、868例（12.32%，868/7 044）。本中心S曲线新生儿出生体重的第10百分位数值在所有胎龄均高于本中心G曲线和协作网G曲线。（2）S较G额外诊断组、S及G均诊断组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时间>24 h的发生率［分别为10.64%（10/94）、5.68%（44/77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1.34%（83/6 176）； P均<0.001］；S较G额外诊断组、S及G均诊断组孕妇子痫前期（PE）的发生率分别为12.77%（12/94）、9.43%（73/774），孕34周前早产发生率分别为9.57%（9/94）、2.71%（21/774），孕37周前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24.47%（23/94）、7.24%（56/77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分别为4.37%（270/6 176）、0.83%（51/6 176）、4.23%（261/6 176）； P均<0.001］。（3）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新生儿入住NICU时间>24 h的发生率［分别为5.60%（26/464）、6.93%（28/40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 P均<0.001）；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孕妇因不确定的胎儿状态（NRFS）行紧急剖宫产术或产钳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4.96%（23/464）、12.38%（50/404）］均高于非SGA组［2.57%（159/6 176）； P均<0.001］；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孕妇PE的发生率分别为8.84%（41/464）和10.89%（44/404），孕34周前早产发生率分别为4.31%（20/464）和2.48%（10/404），孕37周前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10.56%（49/464）和7.43%（30/40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 P均<0.001）。 结论:相较于协作网G曲线和本中心G曲线，依据本中心低风险活产儿出生体重，采用半定制法建立的本中心S曲线更有利于本中心SGA的筛查，有助于高危儿的识别和管理。

目的:联合应用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荧光原位杂交(FISH)和染色体核型分析对1例嵌合型微小额外标记染色体(sSMC)进行鉴定。方法:以2022年深圳市龙华区妇幼保健院无创产前检测(NIPT)提示胎儿染色体4q12-4q13.1区存在8.75 Mb重复的1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采集羊水样本与夫妇双方的外周血样进行染色体G显带核型分析，用CMA鉴定sSMC的来源和大小，之后用FISH对羊水中sSMC的嵌合比例进行进一步的确定。结果:孕妇外周血G显带染色体核型为46，XX，其丈夫为46，XY，inv(9)(p12q12)，胎儿为47，XY，inv(9)(p12q12)pat，＋mar[75]/46，XY，inv(9)(p12q12)pat[25]。羊水CMA检测结果为arr[hg19]4p11q13.1(48978053_63145931)×3，并未显示嵌合。FISH检测经培养的分裂间期的羊水细胞中59%包含3个4号染色体的着丝粒信号，复抽羊水检查，有65%的分裂间期羊水细胞包含3个4号染色体着丝粒信号，证实羊水为三体嵌合体。结论:结构异常合并嵌合性的sSMC需要在传统染色体核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检测技术进行精确的鉴定，为患者提供更准确的遗传咨询。

目的:探究孕妇在孕早-中期体力活动变化对孕中期抑郁的影响。方法:依托中国孕产妇队列研究·协和项目（2017年7月25日至2018年11月26日），将有效完成孕早、中期体力活动和抑郁情况调查的2 454名孕妇纳入研究。采用国际体力活动短问卷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调查研究对象孕早期和孕中期的体力活动和抑郁情况。以孕早期是否患有抑郁作分组。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孕早期不患抑郁组的孕早、中期体力活动变化对预防孕中期抑郁的作用，在孕早期抑郁组中分析孕早、中期体力活动变化对减缓孕中期抑郁的作用。结果:孕妇基线和孕中期抑郁的检出率分别为23.83 %和20.57 %。调整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年收入和孕前BMI等因素后，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基线不抑郁的孕妇，孕期增加和保持充足的体力活动能够预防孕中期抑郁（ OR＝0.479，95 %CI：0.335～0.684； OR＝0.566，95 %CI：0.394～0.815），但对于基线抑郁的孕妇，体力活动与减缓孕中期抑郁的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孕期妇女增加和保持充足的体力活动对于抑郁有预防的作用，但对于孕早期已患抑郁的妇女来说，缓解效果不明显。应在鼓励孕妇加强体力活动的同时，开展抑郁筛查，以减少孕期抑郁的发生。

目的:研究我国女性妊娠早期内脏脂肪（VAT）厚度与妊娠期糖尿病（GDM）发生风险的关联。方法:基于青岛妇女儿童健康队列，选取2019年5月至2022年10月间妊娠早期（妊娠11~13 +6周）建档的孕妇为研究对象。VAT测量于妊娠11~13 +6周，采用多功能彩超测量从腹直肌内缘到大动脉前壁的距离。随访妊娠 24~28 周 75 g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的结果，根据 75 g OGTT 试验的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 GDM 组和非 GDM 组。根据妊娠早期VAT的四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4组，用多因素log-binomial 回归模型和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分析VAT与GDM、血糖浓度之间的关联。 结果:3 686例研究对象年龄为（30.56±4.05）岁，其中722例诊断为GDM，发病率为19.6%。多因素log-binomial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VAT厚度 Q1（VAT<14.70 mm）者相比，VAT厚度 Q3（21.65≤VAT≤29.69 mm）者GDM发病风险增加34%［ RR（95% CI）：1.34（1.08~1.67）］，VAT厚度 Q4（VAT≥29.70 mm）者GDM的发病风险增加61%［ RR（95% CI）：1.61（1.30~2.00）］。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妊娠年龄<35岁女性中，与VAT厚度 Q1者相比，VAT厚度 Q3和 Q4者GDM发病风险分别增加42%［ RR（95% CI）：1.42（1.22~1.65）］和70%［ RR（95% CI）：1.70（1.46~1.98）］，而在妊娠年龄≥35岁女性中未发现该关联（ P>0.05）；在孕前BMI<24.0 kg/m 2的女性中，与VAT厚度 Q1者相比，VAT厚度 Q3和 Q4者GDM发病风险分别增加57%［ RR（95% CI）：1.57（1.22~2.04）］和65%［ RR（95% CI）：1.65（1.24~2.19）］。多重线性回归结果显示，VAT与空腹血糖、75 g OGTT 1 h后血糖及75 g OGTT 2 h后血糖均呈现正向关联（ P趋势<0.001）。 结论:妊娠早期高内脏脂肪厚度与GDM发生有关联，随着脂肪厚度的增加，GDM发病风险随之升高。

目的:探讨孕妇X染色体异常对于其外周血游离DNA（cf-DNA）产前筛查的影响。方法:收集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就诊且cf-DNA产前筛查提示胎儿性染色体非整倍体异常（SCA）高风险的孕妇共124例，遗传咨询后行侵入性产前诊断。对于侵入性产前诊断结果与cf-DNA产前筛查结果不相符者，取孕妇白细胞、提取孕妇DNA进行大规模平行测序，以检测孕妇X染色体是否存在数量异常或拷贝数变异。结果:124例cf-DNA产前筛查提示胎儿SCA高风险的孕妇中，除9例拒绝诊断，余115例均行侵入性产前诊断，其中41例与cf-DNA产前筛查结果相符，74例不相符。在结果不相符的74例孕妇中，孕妇DNA大规模平行测序发现孕妇X染色体数目异常或携带拷贝数变异者19例，占SCA假阳性孕妇的比例为25.7%（19/74），占总SCA高风险病例的15.3%（19/124）。结论:孕妇X染色体数目异常、嵌合或携带拷贝数变异会影响cf-DNA产前筛查的结果，导致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对于cf-DNA产前筛查提示胎儿SCA高风险的孕妇，应强调该结果可能受孕妇X染色体异常的影响。对于侵入性产前诊断和cf-DNA产前筛查结果不一致的孕妇，推荐对孕妇染色体进行检测，以明确假阳性或假阴性的原因；而对已明确X染色体数目异常或携带拷贝数变异的孕妇，则不推荐进行cf-DNA产前筛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