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刮痧联合中药倒膜改善眶周色素沉着的临床疗效,为眶周色素沉着的临床治疗方案提供新思路.方法 选取 2023 年 1～7 月于河南省中医院医疗美容科就诊的 40 例眶周色素沉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2 组均采用刮痧加倒膜治疗,治疗组倒膜使用院内制剂祛黄面膜,对照组使用面粉代替.每次治疗前填写皮肤病生活质量评分表,计算皮肤病生活质量指数(DLQI)评分,并于治疗前后拍照,通过Photoshop CS7 校正后使用Image J软件分析,测量眶周色素沉着区域皮肤的L*值;治疗结束后,由未参与研究的医生依据照片进行评价.结果 治疗 4 周后,治疗组指标均有明显改善,皮肤L*值范围由 32.06～53.90 增至41.59～63.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LQI评分均值由 6.52 降至 3.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生满意度评价,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18/20).治疗 4 周后,对照组患者指标均有改善,皮肤L*值范围由 33.34～52.46增至 38.39～58.8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LQI评分均值由 6.25 降至 4.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生满意度评价,对照组总有效率为55%(11/20).组间比较,治疗组指标改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刮痧联合中药倒膜治疗眶周色素沉着的疗效明显,且中药面膜组疗效显著优于单纯刮痧治疗眶周色素沉着,其方法简验便廉,适合在临床推广.

目的:探讨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95例骨科院内创面感染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71例，女24例；年龄14～70岁［（42.6 ± 13.8）岁］。发生MDRO感染38例（MDRO组），未发生MDRO感染57例（非MDRO组）。观察创面感染的病原学特征。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性别、年龄、住院时间、慢性合并症）、受伤诊治情况（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是否开放性损伤、是否合并骨折、创面是否污染、创面深度、是否入住ICU、手术次数、累计手术时间、切口类型、确诊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是否使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入院时血糖）。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MDRO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创面共检出119株致病菌，其中革兰阳性球菌21株（18%），革兰阴性杆菌91株（76%），其他7株（6%）；菌株类型前五位依次为鲍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间住院时间、创面是否污染、是否入住ICU、确认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性别、年龄、高血压、糖尿病、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等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住院时间长（ OR = 1.033， 95%CI 1.005～1.061， P < 0.05）、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 > 6 h（ OR = 4.282， 95%CI 1.174～15.616， P < 0.05）、使用抗生素种类 ≥ 3种（ OR = 7.486， 95%CI 2.451～22. 863， P < 0.05）、入院时低血红蛋白值（ OR =0.973， 95%CI 0.962～0.985， P < 0.05）与MDRO感染显著相关。 结论:住院时间、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值均为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MDRO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对于骨科创伤患者，控制住院时间、尽量缩短首次伤口处理时间、个体化合理使用抗生素并及时纠正贫血是防治创面MDRO感染的重要措施。

目的:观察四川地区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的临床特征，评价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对其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研究。2013年1月至2022年1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首次行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的ROP患儿156例306只眼纳入研究。根据抗VEGF药物的种类不同，将患儿分为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IVR）组和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IVC）组；根据患儿就诊路径不同，将IVC组分为院内组和转诊组。治疗后门诊随访至病变退行（血管退化或视网膜完全血管化）或再次入院治疗，随访时间至少6个月。若发现病情复发或进展，则再次收治入院并根据病变的严重程度，选择抗VEGF药物、视网膜激光光凝或手术治疗。总结分析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临床特征：性别、出生胎龄（GA）、出生体重（BW）、吸氧史等；病变情况：ROP分期、分区、是否有附加病变等；治疗情况：治疗时间、首次抗VEGF药物治疗时矫正胎龄等；预后：是否再治疗、再治疗时间、再治疗方式等；不良事件：角膜水肿、晶状体混浊、眼内炎、视网膜损伤等局部不良反应以及与治疗相关的全身不良反应。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秩和检验。 结果:156例ROP患儿306只眼中，男性74例（47.44%，74/156），女性82例（52.56%，82/156）；均具有出生时吸氧史。患儿GA为（28.43±2.19）（23.86~36.57 ）周，BW为（1 129±335）（510~2 600）g，首次抗VEGF药物治疗时矫正胎龄为（39.80±3.04 ）（31.71~49.71）周。均诊断为1型ROP，包括急进型ROP （A-ROP）26只眼（8.50%，26/306），Ⅰ区病变39只眼（12.74%，39/306），Ⅱ区病变241只眼（78.76%，241/306 ）。患儿确诊后于72 h内行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其中行IVR治疗68例134只眼（43.79%，134/306 ），行IVC治疗88例172只眼（56.21%，172/306）。IVC组患儿中，院内组34例67只眼（38.95%，67/172），转诊组54例105只眼（61.05%，105/172）。仅一次治疗后好转279只眼（91.18%，279/306 ），经2次治疗后好转15只眼（4.90%，15/306），经3次治疗后好转12只眼（3.92%，12/306）。IVR组一次治愈率低于IVC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665， P=0.197）。在不同ROP类别中，IVC在A-ROP中表现出更好的治疗效果，其一次治愈率高于IVR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797， P<0.05）。IVC组中院内组患儿GA、BW、首次抗VEGF药物治疗时矫正胎龄均低于转诊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485、-2.940、-3.796， P<0.05）。IVC组中院内组、转诊组一次治愈率分别为94.94%、92.38%，院内组一次治愈率略高于转诊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71， P=0.679）。所有患儿随访期间均未出现与药物或玻璃体腔注射相关的眼部及全身不良反应。 结论:四川地区ROP患儿GA、BW及首次治疗时矫正胎龄较发达国家偏大。IVR及IVC均可安全有效治疗ROP，两种药物在ROP总体的一次治愈效果中无明显差异，但IVC在A-ROP治疗中表现更佳。

目的:评价复方秦艽丸治疗掌跖脓疱病的疗效及对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的影响。方法:选取本院2017年6月－2018年6月符合入选标准的100例掌跖脓疱病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每组50例。对照组给予308 nm准分子激光治疗，2次/周；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本院院内制剂复方秦艽丸，1丸/次，2次/d。2组均治疗8周，随访3个月。采用修改版银屑病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Palmoplantar Pustulosis Area and Severity Index, PPPASI)评价疾病严重程度，采用皮肤病生活质量指标调查表(Dermatology Life Quality Index, DLQI)评价生活质量，观察血清NLR变化，评价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8.0%(44/50)、对照组为70.0%(35/50)，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730， P<0.001)。治疗组治疗后2、4、6、8周PPPASI评分( t值分别为6.813、3.091、3.582、5.622)、DLQI评分( t值分别为5.713、4.616、6.262、1.824)均低于对照组( P<0.01)。治疗后，治疗组中性粒细胞计数[(4.13±1.42)×10 9/L比(6.56±1.65)×10 9/L， t＝7.893]、NLR[(1.75±0.98)比(2.60±0.87)， t＝4.592]比值均降低( P<0.01)。治疗期间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0.0%(10/50)、对照组为18.0%(9/50)，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680， P＝0.089)。随访3个月，治疗组复发率为9.1%(4/44)、对照组为20.0%(7/35)，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893， P＝0.003)。 结论:复方秦艽丸联合308 nm准分子激光可有效降低患者外周血NLR比值，提高临床疗效，减少复发风险。

目的:评价在有消化道出血（GIB）风险的成人脓毒症患者中实施应激性溃疡预防（SUP）策略的效益与风险。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从电子重症监护病房协作研究数据库（eICU-CRD）中提取脓毒症患者的相关信息。按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2 d内是否接受质子泵抑制剂（PPI）或H 2受体拮抗剂（H 2RA）或两种联合/序贯治疗作为实施SUP策略进行预防应激性溃疡分为SUP组和未接受SUP组。比较使用SUP与未使用SUP两组患者的院内病死率、ICU住院时间、GIB以及继发性感染并发症发生率等临床结局指标的差异。倾向性评分匹配（PSM）用于平衡两组间的基线特征，并根据使用SUP时间是否≥3 d分为使用SUP<3 d组和使用SUP≥3 d组进行亚组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GIB、继发性肺炎等结局的因素。 结果:共11 413例患者最终纳入分析，其中SUP组9 799例，未接受SUP组1 614例。进行1∶1的PSM后两个队列均有1 600例患者。①基线特征：与SUP组比较，未接受SUP组患者年龄较大〔岁：69.0（56.0，80.0）比67.0（56.0，78.0）〕，入住ICU时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Ⅳ（APACHEⅣ）及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均明显降低〔APACHEⅣ评分（分）：65（50，73）比72（58，87），SOFA评分（分）：5（4，7）比7（5，9）〕，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比例更高〔高血压：15.6%（252/1 614）比12.2%（1 196/9 779），糖尿病：4.5%（72/1 614）比3.3%（325/9 779），均 P<0.05〕，表明SUP组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更重。②临床结局指标比较：PSM前，与未接受SUP组比较，SUP组院内病死率高〔17.2% （1 688/9 799）比10.9%（176/1 614）〕，ICU住院时间长〔d：4.4（2.9，7.7）比3.1（2.5，4.3）〕，继发性肺炎发生率也较高〔11.3%（1 112/9 799）比6.8%（110/1 6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两组GIB和艰难梭菌感染（CDI）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SM后，两组院内病死率、GIB发生率及CDI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与未接受SUP组比较，SUP组ICU住院时间明显延长〔d：3.9（2.8，6.6）比3.1（2.5，4.3）〕，继发性肺炎发生率仍明显升高〔10.9%（174/1 600）比6.8%（108/1 6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亚组分析显示：与使用SUP<3 d组比较，使用SUP≥3 d组患者疾病严重程度评分更高〔APACHEⅣ评分（分）：66（51，79）比62 （48，72），SOFA评分（分）：6（4，8）比5（4，7），均 P<0.05〕，且院内病死率、GIB及继发性肺炎发生率也更高（分别为16.4%比10.7%、6.1%比1.8%、19.0%比8.6%），ICU住院时间更长〔d：6.6 （4.1，11.8）比3.5（2.6，5.3），均 P<0.05〕。③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GIB，与未接受SUP组比较，使用SUP≥3 d与更多的GIB相关〔优势比（ OR）＝1.84，95%可信区间（95% CI）为1.07～3.08， P＝0.030〕，而SUP<3 d组GIB的比例更少（ OR＝0.57，95% CI为0.34～0.94， P＝0.020）；而对于继发性肺炎，与未接受SUP组比较，使用SUP≥3 d和SUP<3 d均增加了继发性肺炎发生的风险（ OR值分别为2.95、1.34，95% CI分别为2.10～4.13、1.01～1.77， P值分别为<0.001、0.040）。 结论:有GIB风险的成人脓毒症患者接受SUP药物治疗，并未降低院内病死率和GIB发生率，反而增加了继发性肺炎发生率，延长了ICU住院时间。

目的:探讨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院内并发1型心肾综合征（CRS1）的危险因素，同时联合相关危险因素构建联合预测因子并评价其的预测价值。方法:该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连续纳入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湖南省人民医院住院的AMI患者，根据住院期间是否并发CRS1分为CRS1组和无CRS1组。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入选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最邻近匹配法对CRS1组和无CRS1组患者进行1∶1匹配，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评分值。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MI患者并发CRS1的危险因素，通过logistic的模型方程进行转换构建联合预测因子，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联合预测因子的曲线下面积（ AUC）值及最佳截断值。采用Python 3.8软件对建模样本进行十折交叉验证。 结果:该研究共纳入942例AMI患者，其中并发CRS1者113例（CRS1组），未发生CRS1者829例（无CRS1组）。将CRS1组和无CRS1组患者进行1∶1匹配后，最终匹配成功的患者两组各99例。倾向性匹配后两组患者的基线年龄、性别、心率、平均动脉压、有糖尿病史者占比、有高血压病史者占比、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者占比、心肌缺血时间以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及β受体阻滞剂的应用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CRS1组患者对比剂用量与无CRS1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66），两组患者心肌肌钙蛋白I（cTnI）峰值、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白细胞计数、基础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白蛋白及血红蛋白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基线eGFR降低以及NT-proBNP、cTnI峰值和白细胞计数升高是AMI患者并发CRS1的独立危险因素（ P均<0.05）。通过对logistic的模型方程进行转换得到联合预测因子的计算公式，即L 联合= 0.031×cTnI+0.000 2×NT-proBNP-0.024×eGFR+0.254×白细胞计数，其中L 联合表示联合预测因子。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cTnI峰值、NT-proBNP、基础eGFR、白细胞计数、联合预测因子的 AUC分别为0.76、0.85、0.79、0.81、0.92（ P均<0.05），联合预测因子的截断值为2.6。模型十折交叉验证后ROC曲线 AUC为0.89。 结论:基线eGFR降低以及NT-proBNP、cTnI峰值、白细胞计数升高是AMI患者院内并发CRS1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这4种生物标志物构建的联合预测因子对AMI患者并发CRS1有良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危重症患者艰难梭菌（CD）感染（CDI）和（或）定植（CDC）的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及其预后，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连续收集2016年6月至2020年6月收治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EICU患者的病例资料，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以CDI/CDC患者作为研究对象（CD阳性组），并以同期入院的性别相同、年龄相差小于5岁的CD阴性患者作为对照（CD阴性组）。收集患者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预后资料及粪便样本，采用单因素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临床特征患者的CD阳性感染率、危险因素及CD阳性对院内死亡的影响。结果:487例EICU患者中，纳入CD阳性组76例，CD阳性率为15.6%，其中CDI 11例，CDC 65例。76例CD阳性患者均使用了质子泵抑制剂（PPI），其中至少使用1种抗菌药物75例。纳入CD阴性伴或不伴腹泻者76例（CD阴性组），其中使用PPI 75例，至少使用1种抗菌药物74例。单因素分析显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住院时间及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治疗是导致CDI/CDC的危险因素，CD阳性组与CD阴性组上述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PACHEⅡ评分（分）：18.0（12.2，25.8）比10.0（7.0，14.0），住院时间（d）：46.0（30.5，72.5）比18.5（9.2，37.0），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治疗比例：81.6%（62/76）比64.5%（49/76），均 P<0.05〕。进一步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优势比（ OR）＝0.802，95%可信区间（95% CI）为0.730~0.882， P<0.01〕及住院时间（ OR＝0.960，95% CI为0.942~0.978， P<0.01）是CDI/CDC的独立危险因素。CD阳性组患者病死率与CD阴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7.6%（21/76）比38.2%（29/76）， P＝0.167〕。 结论:EICU危重症患者常规使用PPI及抗菌药物，使用抗菌药物治疗并不影响CDI/CDC的发生；APACHEⅡ评分及住院时间是造成CDI/CDC的独立危险因素，粪便CD阳性不会增加危重症患者的病死率。

目的:评估急性失代偿心力衰竭（ADHF）住院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后院内起始应用沙库巴曲缬沙坦（ARNI）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入选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因ADHF住院的患者199例，根据血流动力学稳定后早期用药情况分为ARNI组（ n=92）和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组（ n=107）。纳入的患者中入院新诊断心力衰竭（心衰）患者61例，亦根据用药情况分为ARNI组（ n=30）和ACEI组（ n=31）。通过电子病历库系统收集入选患者的临床基线资料和随访结果。有效性观察指标，主要指标为超声心动图测量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和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次要指标为心衰再入院和全因死亡。安全性指标包括症状性低血压、高钾血症、肾功能恶化及血管神经性水肿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组间患者的生存时间。 结果:ARNI组与ACEI组患者临床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入选患者随访时间为（15.2±6.5）个月，其中ARNI组患者随访时间为（12.3±5.0）个月，ACEI组患者随访时间为（18.2±6.5）个月。随访结束时，ARNI组LVEF提高≥5%患者的比例为48.9%（45/92），明显高于ACEI组的25.2%（27/107）（ P=0.001）；LVEF恢复正常患者的比例为17.4%（16/92），明显高于ACEI组的3.7%（4/107）（ P=0.001）；LVEDD缩小≥10 mm患者的比例为14.1%（13/92），明显高于ACEI组的3.7%（4/107）（ P=0.009）。ARNI组患者心衰再入院的比例为50.0%（46/92），明显低于ACEI组的71.0%（76/107）（ P=0.002）；全因死亡的比例为5.7%（5/88），亦明显低于ACEI组的15.3%（13/85）（ P=0.038）。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显示，ARNI组患者生存时间长于ACEI组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29）。两组患者发生症状性低血压、高钾血症、肾功能恶化及血管神经性水肿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在入院时新诊断心衰的患者中，ANRI组患者LVEF恢复正常的比例为30%（9/30）明显高于ACEI组的6.5%（2/31）（ P=0.017），LVEDD缩小≥10 mm的比例为26.7%（8/30）明显高于ACEI组的3.2%（1/31）（ P=0.012）,LVEF提高≥5%的比例为53.3%（16/30）明显高于ACEI组的51.6%（16/31）( P=0.893)；ARNI组心衰再入院发生率明显低于ACEI组[23.3%（7/30）比73.3%（11/31）， P<0.01]，全因死亡率亦明显低于ACEI组[3.4%（1/29）比13.0%（3/23）, P=0.197）]；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显示，新诊断心衰的ARNI组患者生存时间长于ACEI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94）。 结论:ADHF入院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后早期应用ARNI可明显改善左心室重构和心功能，且安全性良好。对于入院时新诊断心衰患者起始应用ARNI治疗亦可明显改善左心室重构和心功能。

心力衰竭（心衰）患者住院率高、预后不良，是心血管病领域备受关注的严重临床综合征。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新型的治疗心衰的药物，改变着心衰药物治疗的模式。沙库巴曲缬沙坦已成为心衰治疗的基石，院内早期应用可减少心衰患者近期心血管不良事件，长期应用可维持甚至逆转心室重构，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患者亦具有潜在获益。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和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具有降低心衰患者糖尿病发病率、延缓糖尿病肾病进展、减少心血管事件发生等多重获益。在心衰标准治疗基础上加用新型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维利西呱可进一步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是心衰药物治疗的重要补充。心肌肌球蛋白抑制剂马瓦卡坦可通过降低心肌收缩力改善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心功能，有望改写其治疗模式。

心力衰竭（心衰）发病率、病死率高，是21世纪备受关注的心血管疾病。关于心衰的药物和器械治疗近年来推陈出新。新型口服降糖药物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不仅能够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预后，而且无论是否合并糖尿病其均可减少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关于急性失代偿心衰患者的研究显示，在院内开始使用沙库巴曲缬沙坦可较使用依那普利更早、更显著的降低患者N末端B型利钠肽原水平。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心肌病，特别是野生型，可能是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合并左心室肥厚的老年患者的病因之一。氯苯唑酸能够降低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心肌病合并心衰患者的全因死亡率。激活一氧化氮-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通路的药物维利西呱也能够减少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经皮二尖瓣修复装置（Mitra Clip）有望改善左心室内径<70 mm伴重度继发性二尖瓣反流患者的预后。心肌收缩调节器有助于改善射血分数轻中度减低、不适合安装心脏同步化治疗装置的进展期心衰患者的心功能和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