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是西南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受胁雉类,目前对该物种占域模式及其影响因子的季节性变化尚缺乏了解.本研究于2021年4月—2023年4月在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地森林(海拔1 500～3 000 m)内分层抽样49个1 km×1 km的网格,共布设52台红外相机,累计监测29 943个相机日,红腹角雉独立探测647次.占域模型结果显示:繁殖季(4-8月)红腹角雉占域率为0.71、探测率为0.33,倾向于选择阴坡,占域率随距最近公路距离、坡度、乔木平均胸径、草本盖度增加而降低,随海拔和天敌相对多度指数增加而升高;非繁殖季(9月至次年3月)红腹角雉的占域率为0.57、探测率为0.32,占域率随坡度、距最近公路距离和家畜相对多度指数增加而降低,随海拔、乔木平均胸径和灌木均高增加而升高.占域模式影响因子的季节性差异,表明红腹角雉在不同生活史阶段的栖息地需求和面临的外部压力变化,建议保护区开展红腹角雉保护工作时考虑其资源需求和威胁来源的周期性变化.

四川山鹧鸪Arborophila rufipectus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雉科Phasianidae鸟类.以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四川马鞍山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域,基于2020-2022年红外相机的监测数据,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对两地四川山鹧鸪种群的日活动节律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老君山种群在繁殖季的日活动节律为多峰型,非繁殖季为双峰型;而马鞍山种群的日活动节律均为双峰型.但2个种群的活动模式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表明,四川山鹧鸪的日活动节律兼具保守性和可塑性,丰富了该物种的基础生态学资料.

湖南省是白颈长尾雉(Syrmaiicus ellioti)的主要栖息地之一,分析其潜在适生区对该物种保护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综合考虑地形、水源、气候、植被、土地类型以及人为干扰等多项因子,结合有效的白颈长尾雉分布点,利用最大熵(maximum entropy,Maxent)模型预测湖南省白颈长尾雉的适宜栖息地.结果显示,Maxent模型10次重复运行训练集的平均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值为0.964,预测结果优秀;到县道距离(dis_x)、最暖季度降水量(bio 18)、到混交林距离(dis_mxf)和平均气温日较差(bio2)是影响白颈长尾雉适宜栖息地分布的主要因子,到稀树草原距离(dis_sav)、海拔(altitude)和到荒地距离(dis_bar)对其分布的影响也较大,其余因子具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显著;白颈长尾雉适生区面积为4.76×104km2,主要位于湘西、湘南的山地,但适宜栖息地破碎化程度较高,整体较为分散.

物种编目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基础,长期开展野生动物多样性监测、提供物种分布影像资料佐证对于更新本底物种编目至关重要.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祁连县片区自东向西差异明显的自然生态系统孕育了诸多野生动物类群.2017年9月至2021年12月,为了调查该片区内雪豹(Panthera uncia)及同域分布物种本底数据,在雪豹适宜生境选取187个位点利用红外相机开展野生动物监测.调查期间,累积获得44946个有效相机工作日,收集独立有效照片14330张(含雪豹466张),共鉴定出野生动物78种,其中兽类5目12科27种,鸟类7目18科51种.记录到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种,包含雪豹、荒漠猫(Felis bi-eti)、白唇鹿(Cervus albirostris)、马麝(Moschus chrysogaster)、藏野驴(Equus kiang)、胡兀鹫(Gypaetus barba-tus)、秃鹫(Aegypius monachus)、金雕(Aquila chrysaetos)和红喉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国家 Ⅱ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种;"三有"动物40种.被IUCN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的野生动物1种,易危(VU)3种,近危(NT)5种;被《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评估为极危(CR)、濒危、易危和近危的分别有3、5、7和17种.相对多度指数(RAI)排名前5位的兽类依次是岩羊(Pseudois nayaur,RAI=128.18)、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RAI=50.17)、赤狐(Vulpes vulpes,RAI=11.30)、灰尾兔(Lepus oiostolus,RAI=10.72)和雪豹(RAI=10.37);RAI 排名前 5 位的鸟类依次为赭红尾鸲(Phoenicurus ochruros,RAI=8.30)、藏雪鸡(Tetraogallus ti-betanus,RAI=5.18)、红嘴山鸦(Pyrrhocorax pyrrhocorax,RAI=3.87)、棕颈雪雀(Pyrgilauda ruficollis,RAI=4.32)和喜鹊(Pica pica,RAI=3.65).本次在祁连县境内监测到的斯氏高山?(Alticola stoliczkanus)、藏雪雀(Montifringilla henrici)和黄腰柳莺(Phylloscopus proregulus)为祁连山地区新记录物种.此外,红外相机还监测到较多的放牧活动(RAI=56.09).本研究为祁连山国家公园区域物种编目以及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政策提供了数据支持.

2021年和2022年的3-7月,在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用跟踪观察和系统搜索法,对红喉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的巢特征和巢址选择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红喉雉鹑可筑地面和树上2种巢型,以树上巢为主,占88.24%(15/17);巢材包括树皮、枯草、羽毛、针叶和苔藓等.(2)树上巢均位于方枝柏Sabina saltuaria树枝基部,距离地面平均高度3.05 m±0.23 m(1.64～4.45 m),巢平均深度2.88 cm±0.07 cm(2.4～3.4 cm).(3)红喉雉鹑偏好在坡度较小、草本盖度和落叶盖度较大、植被郁闭条件较好且距水源距离较近的生境中筑巢;草本盖度和落叶盖度是影响红喉雉鹑选择筑巢生境的关键因子,表明其选择巢址时受到安全因素和食物资源的双重影响.本研究结果丰富了红喉雉鹑繁殖生态学的基础资料,为物种保护和生境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了解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州片区大中型兽类和雉类多样性以及人类活动情况,2020年3月至2022年5月,在保护区内按照1 km× 1 km网格布设了 153台红外相机,开展系统调查与监测,累积59623个相机工作日,收集到野生动物独立有效照片数9309张,记录到大中型兽类动物5目14科23种,雉类1目1科7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4种.在监测到的物种中,物种相对多度指数最高的 5 种动物分别是赤麂(Muntiacus vaginalis,RAI=7.52)、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RAI=2.43)、野猪(Sus scrofa,RAI=2.39)、猕猴(Macaca mulatta,RAI=2.26)和马来豪猪(Hystrix brachyura,RAI=2.16).种-多度曲线分析结果表明,赤麂、野猪和白鹇(Lophura nycthemera)在云南哀牢山楚雄州片区多度秩排序前三位,累积相对多度占所有物种相对多度的65％.此外,还在保护区内拍摄到大量放牧等人类活动,显示保护区内存在一定的人为活动干扰.本次系统调查与监测结果完善了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州片区范围内大中型兽类和雉类本底信息,填补了区内大中型兽类和雉类的研究空白,为保护区后续的管理和长期监测提供科学依据.

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海拔高差大,开发程度较低,生物多样性高,生态系统保存相对完整,近年来不断有新的物种和记录发现.2020年10月至2021年11月,我们在西藏墨脱县、波密县和米林县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内布设红外相机进行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选择了7个不同海拔样区,累计设置116个红外相机位点(海拔范围646-4,360 m),监测24,741个相机工作日,获得独立有效视频12,010段.近一年的调查共记录到物种136种,其中可确定物种的兽类37种,分属4目14科,此外还记录到难以定种的鼠兔、鼠类和蝙蝠;鸟类99种,分属9目28科;记录到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共14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7种.本次拍摄到10个之前红外相机监测未拍摄到的兽类和雉类物种,包括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马麝(M.chrysogaster)、棕熊(Ursus arctos)、亚洲狗獾(Meles leucurus)、黄鼬(Mustela sibirica)、灰头小鼯鼠(Petaurista caniceps)、黑白飞鼠(Hylopetes alboniger)、灰鼯鼠(Petaurista xanthotis)、白尾梢虹雉(Lophophorus sclateri)和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通过比较不同海拔段和季节物种相对多度、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anka指数,本研究发现本区域物种多样性丰富,各个海拔段食肉动物、有蹄类动物分布存在差异.与雨季(4-9月)相比,豺(Cuon alpinus)、云豹(Neofelis nebulosa)、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野猪(Susscrofa)等物种旱季(10月至翌年3月)相对多度更高.本研究为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补充了更全面的基础数据,建议成立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以进一步加强对该区域生态系统和物种的保护和管理.

血雉(Ithaginis cruentus),雄鸟大覆羽、尾下覆羽、尾上覆羽、脚、头侧、腊膜为红色,故名血雉,别名血鸡,又名松花鸡.为鸡形目(Galliformes)雉科(Phasianidae)的鸟类[1],为中国特有种[2].血雉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2020)中被列为近危(NT)物种,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被列为附录Ⅱ的物种.血雉主要分布于我国西藏、甘肃、青海、四川、陕西、云南的1700～3 200米左右的冷杉林、混交林及灌木间.

人类活动会改变地区原始的生态环境,对当地动物种群的空间利用产生影响.因此,了解人为干扰条件下濒危物种对空间的利用情况有助于更好地进行保护.活动区和栖息地利用是对动物空间需求最好的度量,掌握这些信息对有效保护鸟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于2020和2021年对湖北省广水市平靖关村周边的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进行追踪,获得了 47组白冠长尾雉的活动区面积和栖息地利用信息.将实际栖息地利用率的置信区间与理论利用率相比得到白冠长尾雉对栖息地的偏好,并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对栖息地利用率和活动区面积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剔除分析.结果发现,该地区白冠长尾雉主要利用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和灌木林,但按照干扰强度划分后,低干扰区的白冠长尾雉只倾向于利用针阔混交林.雄性个体对落叶阔叶林的利用率与居民点的距离呈负相关关系,低干扰区雌性个体对落叶阔叶林的利用率与居民点距离呈反比,而对针阔混交林利用率与居民点距离呈正相关,雌性个体在高干扰区对针阔混交林的利用率随居民点和农田距离的增大而增大;活动区面积方面,雌性的面积显著大于雄性,并且在高干扰区活动区面积与居民点距离呈负相关.以上研究结果提供了有关地栖性森林鸟类在人类主导的环境中的活动区及栖息地利用的响应,为地栖性森林鸟类的保护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栖息地适宜性评估及关键影响因素的确定对开展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和管理至关重要,是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以国家公园试点仙居县为研究区,基于大型兽类及珍稀鸟类物种调查数据,采用MaxEnt模型确定了其关键栖息地分布,并分析了不同环境变量对栖息地适宜性的影响.将评估结果与现有的保护地进行叠加分析,确定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空缺,进而提出了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建议.结果表明:13个物种的平均AUC值为0.956,表明MaxEnt模型的预测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人口密度、最湿季均温、土地利用类型是兽类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气温年较差与最湿季均温是影响雉科鸟类分布的主要因素,而影响湿地水鸟适宜性分布的主要因素为海拔及坡度;从栖息地分布来看,兽类与雉科鸟类适宜区主要位于仙居县南部的括苍山系周围,湿地水鸟适宜区位于永安溪附近,呈现沿水系分布的格局;仙居国家公园试点区及4个自然保护小区面积为316.80 km2,兽类、雉科鸟类和湿地水鸟分别有160.37、178.67和422.65 km2适宜栖息地未能得到保护,存在一定的保护空缺.建议结合仙居国家公园试点区建设,加强仙居县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