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介入术后颈动脉血管再狭窄的危险因素.方法 收集河北省衡水市人民医院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接受血管内介入治疗的110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临床资料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进行了为期1年的随访,根据复查颈动脉超声的结果将其分为无再狭窄组(42例)和再狭窄组(68例).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管内介入术后颈动脉血管再狭窄的危险因素,通过R软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以Bootstrap法进行内部验证,以Hosmer-Lemeshow进行拟合优度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列线图的预测效能.结果 再狭窄组吸烟史、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Hcy)、术后颈总动脉近端管径＜6.8 mm、术后颈内动脉近端管径＜4.8 mm、术后血清C反应蛋白(CRP)＞10 mg/L比例均高于无再狭窄组(均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史、HHcy、术后颈总动脉近端管径小、术后颈内动脉近端管径小、术后血清CRP高均为血管内介入术后颈动脉血管再狭窄的危险因素(比值比=4 158.246、31.064、140.768、295.064和8 286.344,均P＜0.05).基于血管内介入术后颈动脉血管再狭窄的列线图预测模型以及校准曲线预测血管内介入术后颈动脉血管再狭窄发生率与实际发生率的一致性较好,一致性指数为0.913.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曲线下面积为0.913(95％置信区间:0.821～0.942),意味着该预测模型判别能力、预测价值高.结论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管内介入术后颈动脉血管再狭窄的发生与吸烟史、HHcy、术后颈总动脉近端管径小、术后颈内动脉近端管径小、术后血清CRP高有关,应当引起临床重视.

近年来,因颈动脉内膜粥样硬化导致颈动脉重度狭窄的患者,选择实施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arotid endarterectomy,CEA)的患者日益增多,但此类患者多为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疾病,对手术的耐受较差.因此,对实施CEA手术的患者,做好围术期护理,从心理、血压、血糖、脑再灌注等方面进行管控,对降低并发症率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就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的围术期护理进展进行回顾和总结.

目的 分析视神经鞘超声联合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测对缺血性脑卒中的评估价值.方法 纳入80例缺血性脑卒中疑似患者,均行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和视神经鞘超声检查,将脑血管造影作为疾病诊断金标准,对比两种方式单独使用与联合使用的疾病诊断效能,不同部位和不同程度大脑动脉狭窄检出率,另对比健康者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超声征象.结果 经颅多普勒超声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与视神经鞘超声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方式各项诊断效能分别为95.24%、92.11%、93.75%、93.02%和94.59%,明显高于单一诊断方式,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颅多普勒超声联合视神经鞘超声对大脑中动脉狭窄、前动脉狭窄、大脑后动脉狭窄、颈内动脉终末段狭窄、基底动脉狭窄和椎动脉狭窄的总检出率为95.83%,明显高于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视神经鞘超声联合经颅多普勒超声对不同程度(轻度、中度、重度和完全闭塞)动脉狭窄总检出率为93.75%,高于经颅多普勒超声,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平均收缩期血流速度为(59.96±7.45)cm/s,平均血流速度为(38.54±3.12)cm/s,舒张期血流速度为(24.48±4.27)cm/s,明显低于正常人(136.18±14.32)cm/s、(85.21±5.68)cm/s和(60.72±3.96)cm/s,视神经鞘直径为(5.12±0.58)mm,颅内压为(22.72±3.45)mmHg,高于正常人(4.32±0.44)mm和(10.32±1.15)mmHg,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颅多普勒超声联合视神经鞘超声可准确诊断缺血性脑卒中,也可检出狭窄部位和狭窄程度,可通过超声参数对疾病进行鉴别诊断,有推广价值.

目的:评价七氟烷复合丙泊酚麻醉对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大鼠术后海马突触可塑性的影响及其与钾离子-氯离子共转运体2(KCC2)/钠离子-钾离子-氯离子共转运体1(NKCC1)的关系。方法:雄性SD大鼠，16～18月龄，体重440～540 g，采用双侧颈总动脉重度狭窄建立MCI模型。取MCI模型制备成功的大鼠48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 n＝12)：假手术组(Sham组)、七氟烷麻醉组(S组)、丙泊酚麻醉组(P组)和七氟烷复合丙泊酚麻醉组(SP组)。S组、P组、SP组行胫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麻醉方法：SP组吸入1.7%七氟烷复合静脉输注丙泊酚20 mg·kg -1·h -1 3 h，S组吸入3%七氟烷3 h，P组静脉输注丙泊酚40 mg·kg -1·h -1 3 h。术后14 d行新异物体实验，计算新异物体识别指数。术后19 d行在体电生理实验，测定长时程增强的场兴奋性突触后电位(fEPSP)幅值，采用Western blot法测定海马KCC2和NKCC1的表达水平，计算KCC2/NKCC1比值。术后30 d行Golgi-Cox染色，计算海马CA1区树突棘密度。 结果:与Sham组比较，S组和P组新异物体识别指数、海马KCC2/NKCC1比值、CA1区突触棘密度和fEPSP幅值降低( P<0.05)，SP组上述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S组或P组比较，SP组新异物体识别指数、海马KCC2/NKCC1比值、CA1区突触棘密度和fEPSP幅值升高( P<0.05)。 结论:七氟烷复合丙泊酚麻醉不加重MCI大鼠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可能与维持海马KCC2/NKCC1平衡，改善海马突触可塑性有关。

患者，男，63岁，以"发作性胸闷4 d"为主诉于2021年1月24日收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既往体健，无糖尿病、高血压病史。无食物、药物过敏史。入院查体：胸部及全身体格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冠状动脉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示冠状动脉硬化，左前降支近段中重度狭窄，建议行冠脉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诊疗。入院诊断：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双侧颈总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于入院后第2 d行冠状动脉造影术，术中予1%利多卡因3 ml局部麻醉右手穿刺点，肝素钠3 000U全身肝素化，硝酸甘油200 μg缓解桡动脉血管痉挛，术中共用碘克沙醇注射液（造影剂）30 ml。31 min后术毕。术后患者诉双眼视物模糊，伴重影，无法行走，故立即用轮椅送至眼科门诊会诊，患者既往无复视、外伤、神经系统、Graves眼病、重症肌无力等病史。双眼视力1.0，眼前节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左眼鼻下方运动受限（-1），余方向眼球运动自如，右眼运动自如（九个眼位照片未能及时记录）。复视像检查：呈同侧垂直分离，向右下方分离最大，周边物像为左眼所见（见图1），歪头试验阳性。到诊约3 min后行同视机检查示：右下15°方位垂直斜视度最大，分别为L/R5°（右眼注视）、L/R8°（左眼注视），第一眼位垂直斜视度分别为L/R2°（右眼注视）、L/R4°（左眼注视）。诊断：左眼麻痹性上斜视（左眼上斜肌麻痹）。DSA术后约15 min后患者自感上述症状好转，术后约20 min上诉症状消失，患者未行头颅MRI检查及其他进一步检查。次日早上患者到眼科门诊复诊，眼球运动、复视像、同视机检查均未见异常。出院后6个月及9个月电话回访，患者诉复视消失后无复发。

目的:探讨采用颈总动脉-锁骨下动脉(SA)搭桥术治疗有脑缺血症状的SA闭塞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于复合手术室行颈总动脉-SA搭桥术的11例SA闭塞患者，所有患者均有脑缺血症状。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手术相关并发症。结果:所有患者均手术成功，术中超声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提示椎动脉盗血消失，吻合血管通畅。2例患者术中显露SA时，发生淋巴管破裂。无一例患者发生神经损伤及卒中。术后1年随访，所有患者SA盗血综合征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双上肢收缩压差由术前的(27.6±9.7)mmHg降至术后的(7.3±1.9)mmHg( P<0.01，1 mmHg＝0.133 kPa)，患侧与健侧收缩压比值由术前的0.55±0.11提高至0.86±0.30( P<0.01)。所有患者人工血管及吻合口无明显狭窄，患侧无肢体缺血及脑缺血表现。 结论:颈总动脉-SA治疗有脑缺血症状的SA闭塞患者手术并发症少、疗效确切。

目的:构建携带含Krüppel样因子4(KLF4)基因的重组慢病毒载体，建立KLF4基因过表达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株(BMSCs)，并观察颈动脉损伤后血管增生的变化。方法:以慢病毒为载体介导KLF4基因转染BMSCs。选用10周龄SD大鼠24只，随机分为3组，分别为假手术组、模型组、KLF4组(注入KLF4修饰的BMSCs细胞)。采用球囊导管构建大鼠颈动脉内皮损伤的动物模型，于14 d后股动脉放血处死大鼠，并采用苏木精-伊红(HE)染色法观察各组颈总动脉血管壁厚度变化及形态学变化；采用Griess法检测各组实验大鼠血清中一氧化氮(NO)的含量；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大鼠颈动脉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KLF4蛋白的表达水平。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模型组内皮细胞增生高于假手术组(1.68±0.29比0.01±0.01， F＝244.34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KLF4组内皮细胞增生低于模型组(0.14±0.01比1.68±0.29， F＝244.345， P<0.05)。模型组血清中NO浓度明显低于假手术组(7.22±1.40比21.29±1.83， F＝171.000，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KLF4组NO浓度明显高于模型组(16.34±1.33比7.22±1.40， F＝171.000，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estern blot显示，KLF4/β-肌动蛋白(β-actin)在假手术组、模型组和KLF4组中的比值分别为0.564±0.015、0.626±0.023、0.916±0.0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25.121， P<0.05)；eNOS/β-actin在假手术组、模型组和KLF4组中的比值分别为0.852±0.043、0.383±0.017、0.707±0.0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23.879， P<0.05)。 结论:KLF4可正性调节eNOS的表达，从而增加血管中NO的浓度，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迁移和增殖来抑制颈动脉损伤造成的血管狭窄。

目的:总结婴儿期起病的多发性大动脉炎（TA）的临床特点及英夫利昔单抗（IFX）治疗效果。方法:分析2018年1月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收治的1例小年龄TA患儿的病例特点及IFX单药治疗效果。以“多发性大动脉炎”“婴儿”为检索词，检索建库至2020年3月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及Pubmed数据库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患儿 男，70日龄，因反复发热20 d入院。四肢血压增高（右上肢104/90 mmHg，左上肢95/59 mmHg， 右下肢125/80 mmHg， 左下肢152/125 mmHg，1 mmHg=0.133 kPa）。外周血白细胞（22.6×10 9/L）及血小板（858×10 9/L）增高，轻度贫血（血红蛋白 80 g/L），红细胞沉降率（119 mm/1 h）、C反应蛋白（112 mg/L）、血清铁蛋白（598 μg/L）均增高，CT血管成像示胸主动脉、腹主动脉管壁明显增厚，不均匀强化，管腔狭窄。冠状动脉彩超声示双侧冠状动脉扩张，管壁增粗毛糙，右冠状动脉中段扩张不均匀，呈串珠样改变。血管超声示双侧股动脉、股浅动脉管壁毛糙不均匀增厚，双侧股浅动脉远端多处轻度狭窄，双侧腋动脉管壁毛糙不均匀增厚，双侧颈总动脉管壁毛糙增厚，双侧锁骨下动脉管壁毛糙增厚，管壁结构不清晰。确诊TA后应用IFX单药治疗［5 mg/（kg·次），共13次］后病情缓解，体温及炎性指标恢复正常，血管影像学恢复正常，治疗期间患儿未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及感染。随访2年6个月，患儿身高、体重等生长发育指标均达正常标准。文献检索中文文献1篇，无详细临床资料，英文文献7篇，共7例婴儿期发病的TA患儿，最常见临床表现为发热（5例），炎性指标多增高，最常见受累动脉为腹主动脉（6例），多接受激素治疗。 结论:TA于婴儿期发病罕见，发热可为其主要表现，炎性指标多增高。疾病早期应用IFX单药治疗可迅速控制病情，不影响儿童正常生长发育。

目的:探讨血清分拣蛋白(Sortilin)联合细胞外基质金属蛋白酶诱导因子(EMMPRIN)对颈动脉支架置入术(CAS)后支架内再狭窄(ISR)的预测价值。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20年10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大兴教学医院进行CAS治疗的197例颈动脉狭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术后随访24个月，根据是否发生ISR分为ISR组(28例)和非ISR组(169例)。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并比较两组术前血清Sortilin、EMMPRIN水平。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AS术后ISR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Sortilin、EMMPRIN对CAS术后ISR的预测价值。结果:ISR组血清Sortilin、EMMPRIN及年龄、合并高血压占比、术前狭窄程度、中性粒细胞计数(NEUT)、血小板计数(PLT)、白细胞计数(WBC)、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于非ISR组(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LT、WBC及血清Sortilin、EMMPRIN升高是CAS术后发生ISR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Sortilin、EMMPRIN单独及两项联合预测CAS术后ISR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35(95% CI：0.546～0.918)、0.766(95% CI：0.615～0.910)、0.839(95% CI：0.701～0.984)，联合应用的预测效能大于两者指标单独预测。 结论:CAS术后发生ISR的患者术前血清Sortilin、EMMPRIN水平异常升高，是CAS术后发生ISR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检测血清Sortilin、EMMPRIN对CAS术后ISR的发生风险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总结分析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术治疗不同类型新生儿肺动脉闭锁的随访结局。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4年4月至2021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术患儿共19例为研究对象，分为室间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PA-IVS）和室间隔缺损型肺动脉闭锁（PA-VSD）两组。采用不同血管途径置入动脉导管支架，术后1、3、6和12个月及以后每年定期随访患儿基本情况和心脏超声心动图评估手术效果。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19例患儿中12例为PA-IVS，7例为PA-VSD。两组患儿均为足月儿，PA-IVS组和PA-VSD组患儿出生胎龄分别为（38.8±1.1）和（37.7±1.8）周，出生体重分别为（3.2±0.4）和（3.4±1.1）kg，手术时年龄分别为（10±9）和（12±7）日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例PA-IVS患儿中，9例经股动脉途径，3例经股静脉途径成功置入动脉导管支架。7例PA-VSD患儿中，2例经股动脉途径成功置入，2例经股动脉途径置入失败，3例经左颈动脉途径成功置入动脉导管支架。所有患儿术后无血栓栓塞、动静脉瘘、假性动脉瘤等血管并发症发生。PA-VSD组中支架置入成功的5例患儿在随访至6月龄时分别行肺动脉闭锁根治术、室间隔缺损修补术、动脉导管支架取出术和动脉导管结扎术。所有患儿随访期无支架移位、狭窄，均实现了双心室循环，无死亡病例。 结论: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术可作为PA-IVS和PA-VSD患儿一期治疗方法，除传统的股静脉和股动脉途径外，颈动脉可作为支架置入的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