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估阿达木单抗(ADA)治疗克罗恩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并分析ADA疗效的预测因素。方法:连续纳入2020年1至12月于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接受ADA治疗的49例克罗恩病患者，收集治疗前的临床资料；ADA治疗12周期间，每2周进行1次临床随访，每4周进行1次实验室检查，并于ADA治疗第12周时复查肠镜。评估患者在ADA治疗2、4、6周的主要症状改善情况；ADA治疗12周时临床应答(克罗恩病活动指数较基线下降≥70分)、临床缓解(克罗恩病活动指数评分<150分)、内镜应答(克罗恩病简化内镜评分较基线下降>50%)、内镜下缓解(克罗恩病简化内镜评分≤2分或Rutgeerts评分≤1分)情况，合并肛瘘患者的肛瘘闭合情况；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分析ADA治疗12周时克罗恩病患者临床缓解的预测因素。统计学方法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49例克罗恩病患者在ADA治疗2、4、6周的主要症状改善率分别为75.5%(37/49)、95.9%(47/49)、98.0%(48/49)，主要症状改善时间为14.0 d(7.0 d, 17.0 d)；ADA治疗12周时，临床缓解率为55.1%(27/49)，临床应答率为73.5%(36/49)，内镜下缓解率为43.3%(13/30)，内镜应答率为55.6%(15/27)，肛瘘闭合率为7/18，总体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4.5%(12/49)；临床缓解组(27例)患者的基线粪钙防卫蛋白水平低于疾病活动组(22例)患者[111.0 μg/g(26.3 μg/g，125.6 μg/g)比540.5 μg/g(420.2 μg/g，866.9 μg/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4.44， P<0.001)。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基线粪钙防卫蛋白水平是ADA治疗12周时克罗恩病患者临床缓解的独立预测因素( OR值＝1.08，95%置信区间1.02~1.14， P＝0.013)。当基线粪钙防卫蛋白为172.39 g/g时，其预测ADA治疗12周时克罗恩病患者临床缓解的灵敏度为81.48%，特异度为90.91%，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曲线下面积为0.87( P<0.001)。 结论:ADA治疗克罗恩病安全、有效，基线粪钙防卫蛋白水平是ADA治疗12周时克罗恩病患者临床缓解的独立预测因素。

目的:探讨他克莫司在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中的免疫调节作用。方法:选取2015年6月至2018年1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血液科确诊的初治SAA患者，应用免疫磁珠分选SAA患者外周血CD8 +T细胞，MTT法检测其增殖能力。应用全身照射（TBI）及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方法制备SAA小鼠模型，其中未接受预处理的正常对照组10只；仅接受TBI组10只；接受TBI及DLI组15只。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CD8 +T细胞内穿孔素、颗粒酶的表达及SAA小鼠模型中外周循环CD4 +/CD8 +细胞比例。应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体外培养CD8 +T细胞培养基上清中干扰素γ（IFN-γ）水平。构建SAA小鼠模型研究各组用药后血象恢复情况及生存时间。 结果:共纳入初治SAA患者16例，其中男10例、女6例，年龄22~49岁（中位年龄35岁）。在IL-2浓度20.0、200.0和2 000.0 U/ml刺激时他克莫司可抑制CD8 +T细胞增殖（ P<0.05）。应用他克莫司组SAA患者CD8 +T细胞内穿孔素表达低于空白对照组和IL-2组［（2.25±0.76）%、（6.70±0.82）%比（9.10±1.90）%，均 P<0.05）］。应用他克莫司组CD8 +T细胞IFN-γ水平低于空白对照组（ P<0.05）。给SAA小鼠用药10 d后，他克莫司组SAA小鼠外周血血红蛋白（Hb）、白细胞（WBC）、血小板（PLT）计数均高于SAA组（均 P<0.05）。他克莫司组SAA小鼠CD8 +T细胞内穿孔素表达低于SAA组［（18.39±6.65）比（29.99±9.83）， P<0.05）］。SAA组小鼠中位生存时间为18.6 d，90 d存活率为0；他克莫司组SAA小鼠中位生存时间为44.6 d，90 d存活率为80%。他克莫司组SAA小鼠生存时间长于SAA组（ P<0.05）。 结论:他克莫司对SAA患者免疫状态的调节与环孢素A类似，对CD8 +T细胞有免疫抑制作用。

过敏原特异性Th2细胞指的是一类受到过敏原刺激后大量扩增的Th2细胞亚群，它在过敏性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过敏原特异性Th2细胞的表面分子及其与过敏性疾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相比于其他CD4+T细胞或Th2细胞，过敏原特异性Th2细胞低表达CD27，高表达CD154、CD69、CRTH2、CD161、ST2、hPGDs、CD49d、COX-2，它们可作为过敏原特异性Th2细胞的标志，且可作为预防与治疗特异性疾病的潜在靶点，对预防过敏性疾病发病及加重具有重要的价值。

目的:探索制备新型负压材料以构建大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新生基质的可行性。方法: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取负压治疗中常用的聚氨酯泡沫敷料，于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其微观结构并测定其孔径（样本数为5）。分别以聚己内酯、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为原材料，采用熔体纺丝技术，以测得的聚氨酯泡沫敷料孔径为纺丝间距，分别以15、25、35 mm/s为纺丝速率制备聚己内酯负压材料和PBS负压材料，于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制备的负压材料微观结构并测定其丝径，采用拉力试验机与复合材料试验机分别测定制备的负压材料和聚氨酯泡沫敷料的拉伸强度与拉伸模量（样本数均为5），以筛选后续制备负压材料的纺丝速率。将对数生长期的人皮肤成纤维细胞（Fb）分别与以筛选的纺丝速率制备的聚己内酯负压材料和PBS负压材料共培养，于共培养1、4、7 d，用活/死细胞检测试剂盒检测材料中细胞活性与黏附情况，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法检测材料中细胞增殖水平（样本数为5）。于18只5~6周龄雌雄不限的SD大鼠背部各制备1个全层皮肤缺损创面，伤后即刻，将致伤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聚己内酯+聚氨酯组、PBS+聚氨酯组、单纯聚氨酯组（每组6只），用含相应成分材料覆盖创面，以-16.7 kPa负压进行持续负压吸引。分别于负压治疗7、14 d取每组3只大鼠，取创面组织与创面直接接触层材料（以下简称创面取材），行苏木精-伊红染色后观察肉芽组织生长及材料与创面结合情况，行Masson染色后观察胶原纤维沉积情况，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并计数CD34、白细胞介素6（IL-6）阳性细胞。对数据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析因设计方差分析、LSD- t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及Bonferroni校正。 结果:聚氨酯泡沫敷料微观上呈疏松多孔结构，孔径为（815±182）μm。以800 μm为后续负压材料制备中的纺丝间距。PBS负压材料与聚己内酯负压材料的微观结构均较为规则，层间垂直相通，纺丝连续且粗细均匀，但PBS负压材料纺丝较聚己内酯负压材料平直；不同纺丝速率下由同种原材料制备的负压材料微观结构无明显差别。以3种纺丝速率制备的聚己内酯负压材料的丝径相近（ P>0.05），以25、35 mm/s的纺丝速率制备的PBS负压材料的丝径均明显小于以15 mm/s的纺丝速率制备的PBS负压材料（ t值分别为4.99、6.40， P<0.01）。以3种纺丝速率制备的聚己内酯负压材料的拉伸强度、拉伸模量均相近（ P>0.05）；以15、25 mm/s的纺丝速率制备的PBS负压材料的拉伸强度均明显小于以35 mm/s的纺丝速率制备的PBS负压材料（ t值分别为9.20、8.92， P<0.01），拉伸模量均明显小于以35 mm/s纺丝速率制备的PBS负压材料（ t值分别为2.58、2.47， P<0.05）。后续选用35 mm/s的纺丝速率制备聚己内酯负压材料，选用15 mm/s的纺丝速率制备PBS负压材料。共培养1、4、7 d，在聚己内酯负压材料和PBS负压材料中黏附生长的人皮肤Fb数随时间延长而增多，2种材料间比较无明显差别。共培养1、7 d，2种负压材料中人皮肤Fb增殖水平均相近（ P>0.05）；共培养4 d，PBS负压材料中人皮肤Fb增殖水平显著高于聚己内酯负压材料（ t=6.37， P<0.01）。负压治疗7 d，3组大鼠创面取材中材料均清晰可辨且均可见少量胶原纤维，单纯聚氨酯组大鼠创面取材中可见少量肉芽组织；负压治疗14 d，3组大鼠创面取材中均可见大量肉芽组织与大量胶原纤维，聚己内酯+聚氨酯组大鼠创面取材中材料与创面组织分辨不清。负压治疗7、14 d，单纯聚氨酯组大鼠创面取材中胶原纤维均较另外2组致密。负压治疗7 d，每400倍视野下，PBS+聚氨酯组大鼠创面取材中CD34阳性细胞数为（14.8±3.6）个，明显少于单纯聚氨酯组的（27.8±9.1）个（ t=3.06， P<0.05）；IL-6阳性细胞数为60（49，72）个，明显多于单纯聚氨酯组的44（38，50）个（ Z=2.41， P<0.05）。负压治疗14 d，每400倍视野下，PBS+聚氨酯组大鼠创面取材中IL-6阳性细胞数为19（12，28）个，明显多于聚己内酯+聚氨酯组的3（1，10）个与单纯聚氨酯组的9（2，13）个（ Z值分别为2.61、2.40， P<0.05）。 结论:制备的聚己内酯负压材料和PBS负压材料生物相容性好，均可成功构建大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新生基质，其中聚己内酯负压材料总体上优于PBS负压材料。

目的:探讨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ID）患儿脐带血干细胞移植（UCBT）后发生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研究。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接受UCBT的143例PID患儿的临床资料。UCBT后100 d内患儿每周进行1~2次血浆CMV-DNA检测，根据结果分为CMV感染组与未感染组，分析UCBT后100 d内CMV感染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比较移植1个月后CMV感染患儿与未感染患儿在移植后1个月时的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比例及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差异。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或χ 2检验。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比较CMV感染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143例患儿中男113例、女30例，移植时年龄为14（8，27）月龄。原发病以慢性肉芽肿病（49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43例）及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29例）为主。CMV感染率为21.7%（31/143），感染的时间为移植后44（31，49）d。复发性CMV感染率为4.2%（6/143），复发性CMV感染与非复发性CMV感染组间首次CMV-DNA的拷贝及治疗过程中的CMV-DNA拷贝峰值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2.8（18.3，63.1）×10 6比22.5（13.2，31.9）×10 6拷贝/L， Z=-0.95， P=0.340；35.2（20.2，54.6）×10 6比28.4（24.1，53.5）×10 6拷贝/L， Z=-0.10， P=0.920］。难治性CMV感染率为4.9%（7/143），难治性CMV感染与非难治性CMV感染组间首次CMV-DNA的拷贝及治疗过程中的CMV-DNA拷贝峰值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1.8（13.1，32.2）×10 6比25.9（14.2，12.2）×10 6拷贝/L， Z=-1.04， P=0.299；47.7（27.9，77.6）×10 6比27.7（19.7，51.8）×10 6拷贝/L， Z=-1.49， P=0.137］。CMV感染组中减低强度预处理方案（RIC）的使用率、移植前受者CMV抗体阳性率、移植后Ⅱ~Ⅳ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未感染组［45.2%（14/31）比25.0%（28/112），100%（31/31）比78.6%（88/112），64.5%（20/31）比26.8%（30/112），χ 2=4.76、7.98、15.20，均 P<0.05］。本组患儿随访31.6（13.2，45.9）个月，CMV感染对患儿的总生存率无影响（χ 2=0.02， P=0.843）。难治性CMV感染、非难治性CMV感染及未感染组3组患儿的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7比95.8%（23/24）比86.6%（97/112），χ 2=5.91， P=0.037］，而复发性CMV感染、非复发性CMV感染及未感染组3组患儿的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6比88.0%（22/25）比86.6%（97/112），χ 2=0.43， P=0.896］。移植1个月后感染CMV的患儿组在移植后1个月时的CD4 + T细胞绝对计数、比例及IgG水平均显著低于未感染组［124.1（81.5，167.6）×10 6比175.5（108.3，257.2）×10 6个/L，0.240（0.164，0.404）比0.376（0.222，0.469），9.3（6.2，14.7）比13.6（10.7，16.4）g/L， Z=-2.48、-2.12、-2.47，均 P<0.05］，而CD8 +T细胞比例明显高于未感染组［0.418（0.281，0.624）比0.249（0.154，0.434）， Z=-2.56， P=0.010］。 结论:PID患儿UCBT后发生CMV感染与RIC方案、发生Ⅱ~Ⅳ级aGVHD及移植前受者CMV抗体阳性有关。UCBT后发生难治性CMV感染的患儿存活率降低。UCBT后应定期进行免疫重建监测，免疫重建延迟患儿可考虑增加CMV-DNA监测频率。

目的:探索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CD49d表达模式与分子遗传学和热点突变基因的相关性。方法:流式细胞术检测CD49d表达模式，以单峰与双峰、阴性与阳性为分组依据。采用组合探针荧光原位杂交（FISH）进行分子遗传学分析，二代测序（NGS）进行基因突变检测。结果:CD49d阳性患者43例（23.89%），CD49d阴性患者137例（76.11%），CD49d单峰表达患者96例（53.33%），CD49d双峰表达患者84例（46.67%）。与CD49d阴性组患者相比，CD49d阳性组患者Rai分期高（ P＝0.048），脾脏增大比例高（ P＝0.030）。与CD49d单峰患者相比，CD49d双峰患者脾脏增大比例高（ P＝0.009）。CD49d双峰阴性组11q22-发生率显著高于单峰阴性组（24.29%对10.45%， P＝0.043）。CD49d单峰组+12发生率高于双峰组（16.67%对5.95%， P＝0.035），单峰阳性组+12发生率高于双峰阴性组（17.24%对4.29%， P＝0.045），单峰阴性组+12发生率高于双峰阴性组（16.42%对4.29%， P＝0.024）。CD49d阳性组BIRC3突变率高于CD49d阴性组（11.63%对2.92%， P＝0.037）。 结论:CD49d与11q22－、+12和BIRC3基因突变有显著的相关性，CD49d呈双峰表达与预后较差指标相关。

目的: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危重症患者艰难梭菌（CD）感染（CDI）和（或）定植（CDC）的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及其预后，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连续收集2016年6月至2020年6月收治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EICU患者的病例资料，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以CDI/CDC患者作为研究对象（CD阳性组），并以同期入院的性别相同、年龄相差小于5岁的CD阴性患者作为对照（CD阴性组）。收集患者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预后资料及粪便样本，采用单因素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临床特征患者的CD阳性感染率、危险因素及CD阳性对院内死亡的影响。结果:487例EICU患者中，纳入CD阳性组76例，CD阳性率为15.6%，其中CDI 11例，CDC 65例。76例CD阳性患者均使用了质子泵抑制剂（PPI），其中至少使用1种抗菌药物75例。纳入CD阴性伴或不伴腹泻者76例（CD阴性组），其中使用PPI 75例，至少使用1种抗菌药物74例。单因素分析显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住院时间及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治疗是导致CDI/CDC的危险因素，CD阳性组与CD阴性组上述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PACHEⅡ评分（分）：18.0（12.2，25.8）比10.0（7.0，14.0），住院时间（d）：46.0（30.5，72.5）比18.5（9.2，37.0），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治疗比例：81.6%（62/76）比64.5%（49/76），均 P<0.05〕。进一步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优势比（ OR）＝0.802，95%可信区间（95% CI）为0.730~0.882， P<0.01〕及住院时间（ OR＝0.960，95% CI为0.942~0.978， P<0.01）是CDI/CDC的独立危险因素。CD阳性组患者病死率与CD阴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7.6%（21/76）比38.2%（29/76）， P＝0.167〕。 结论:EICU危重症患者常规使用PPI及抗菌药物，使用抗菌药物治疗并不影响CDI/CDC的发生；APACHEⅡ评分及住院时间是造成CDI/CDC的独立危险因素，粪便CD阳性不会增加危重症患者的病死率。

复合性血管内皮瘤（composite hemangioendothelioma, CHE）是一种少见的中间型血管肿瘤。形态学上，CHE有复杂的结构，由网状、巢状的网状血管内皮瘤样区域和实性片状的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样区域组成，部分还出现梭形细胞血管瘤样、Dabska瘤样及高级别血管肉瘤样区域。免疫表达上，瘤细胞表达CD31、ERG、突触素、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D2-40灶状阳性，而CD34、嗜铬素粒A、CD56、TFE3、CAMTA1阴性。荧光原位杂交检测WWTR1-CAMTA1未见融合信号。随访时间49个月，复发1次，再次手术后辅以放疗，现无症状生存。伴神经内分泌标志物表达的CHE更易发生于深部软组织，形态学上需与其他中间型血管内皮瘤及神经内分泌肿瘤鉴别，生物学行为更具有侵袭性。

目的:探讨典型和不典型免疫表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在免疫表型、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差异及遗传学异常与基因突变的相关性。方法:依据英国马斯登皇家医院免疫分型积分系统对2014年11月至2021年5月期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488例初诊CLL患者进行分类，其中积分4～5分为典型免疫表型CLL（tCLL）（382例），积分3分为不典型免疫表型CLL（aCLL）（106例）。采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对所有CLL患者外周血标本进行免疫表型检测，荧光原位杂交（FISH）技术检测359例CLL患者的遗传学异常，二代测序（NGS）技术检测330例CLL患者基因突变情况。结果:aCLL患者CD10、CD22、CD49d、CD81和FMC7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tCLL患者（ P值分别为0.020、<0.001、<0.001、0.027和<0.001），CD5、CD23、CD148和CD200的阳性表达率显著低于tCLL患者（ P值分别为<0.001、0.017、0.041和<0.001）。aCLL患者+12阳性率显著高于tCLL患者（ P<0.001），del（13q14）阳性率显著低于tCLL患者（ P<0.001），同时aCLL患者NOTCH1突变发生率高于tCLL患者（ P＝0.038），其余基因突变发生率在两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生存分析显示，tCLL和aCLL患者总生存（OS）率与无治疗生存（TFS）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tCLL与aCLL患者的抗原表达特征、细胞遗传学及体细胞突变均存在差异，有助于tCLL与aCLL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目的:构建一类肿瘤可视化的小鼠膀胱癌气囊(APBCa)模型，并评估药物灌注疗效。方法:本研究于2019年6—12月构建人源性肿瘤APBCa(H-APBCa)模型和具有免疫功能的APBCa(I-APBCa)模型。在BALB/c裸鼠背部皮下注射无菌空气建立大小为2.5 cm×3.5 cm的气囊，24 h后在气囊内壁通过种植人膀胱癌细胞EJ建立H-APBCa模型。对比灌注吉西他滨与生理盐水20 d后H-APBCa小鼠模型肿瘤的体积，并利用Tunel染色法比较灌注吉西他滨与生理盐水20 d后肿瘤细胞凋亡情况。在C57BL/6小鼠背部皮下注射无菌空气建立大小为2.5 cm×3.5 cm气囊，24 h后在气囊内壁通过种植小鼠膀胱癌细胞MB49建立I-APBCa模型。比较灌注卡介苗与生理盐水20 d后I-APBCa小鼠模型肿瘤的体积，并用免疫荧光染色法观察灌注卡介苗与生理盐水20 d后两组肿瘤组织CD80 ＋巨噬细胞及CD3 ＋T细胞浸润情况。 结果:H-APBCa和I-APBCa两种小鼠模型均成功建立，肉眼能直视观察且可通过游标卡尺测量肿瘤大小。H-APBCa小鼠模型灌注治疗20 d，灌注吉西他滨组肿瘤体积小于灌注生理盐水组[(781.02±241.02) mm 3与(1 213.88±214.02) mm 3， P<0.05]。灌注吉西他滨组小鼠肿瘤细胞凋亡多于灌注生理盐水组(77.33±4.63与14.67±2.60， P<0.05)。H-APBCa模型灌注治疗20 d，灌注卡介苗组肿瘤体积小于灌注生理盐水组[(645.02±156.63) mm 3与(948.84±221.76) mm 3， P<0.05]；灌注卡介苗组肿瘤组织浸润的CD80 ＋巨噬细胞多于灌注生理盐水组(49.67±7.57与16.33±5.69， P<0.05)，肿瘤组织浸润的CD3 ＋T细胞也多于灌注生理盐水组(18.00±3.46与4.67±1.45， P<0.05)。 结论:H-APBCa和I-APBCa两种小鼠模型均成功建立。APBCa模型化疗以及卡介苗灌注治疗后肿瘤均明显缩小，与临床中膀胱癌灌注治疗效果相似，可作为评价药物灌注疗效的新型动物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