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人脂肪干细胞(hASCs)与人表皮生长因子(hEGF)对皮肤缺损创面修复的影响。方法:选择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20年1月6例患者抽脂减肥的脂肪组织作为hASCs的来源，以酶消化法从人脂肪组织中提取hASCs，将其培养至第3代。利用倒置显微镜对细胞形态进行观察；使用流式细胞仪鉴定细胞表型及分化能力检测。随机将24只新西兰大白兔建立背部全层皮肤缺损模型，并将实验用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3组，设立实验组(hASCs+hEGF组)，细胞治疗对照组(hASCs组)和空白对照组[磷酸盐缓冲液(PBS)组]。实验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以10 μg/L加入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细胞治疗对照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空白对照组取PBS，各组均注射600 μl局部移植至创面边缘及基底部。大体观察创面愈合情况，计算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创面组织进行标本苏木精-伊红(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CD31染色检测等方法观察和比较各组创面愈合水平。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采用 t检验对比组间计量资料。 结果:相差显微镜观察hASCs的细胞形态学特征：可见原代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SCs)呈梭形，接种后2 h后开始圆形，大部分细胞变形在48 h后，细胞形态以长梭形为主，短梭形、狭长形及多角形较少，胞质丰富，胞核清楚，并分泌大量基质，基质内呈特异性深蓝色，第3代时可见细胞以长梭形为主，漩涡状生长。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CD90、CD105、CD73呈阳性表达，阳性率在95%以上，CD34、CD11b、CD19、CD45及HLADR呈阴性表达；人脂肪源性干细胞(hADSCs)在加入成脂诱导液培养后，hADSCs可向脂肪细胞分化，加入成软骨诱导培养基诱导后，hADSCs可向软骨细胞分化。表明提取培养的细胞为hADSCs。实验组创面完全愈合，被覆盖新生的上皮组织，接近正常皮肤；细胞治疗对照组创面有68%愈合，新生上皮组织较薄，易破裂出血，与实验组比较，愈合质量欠佳；空白对照组创面愈合质量差，愈合面积约41%。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3组比较，治疗后第7、11、14、18、21天时间点，实验组愈合速度最快，与细胞治疗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1.095、115.094、199.695、204.917、600.699， P<0.05)，而细胞治疗对照组的愈合速度次之，且在7、11、14、18、21 d时间点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064、13.187、14.315、16.177、14.238， P<0.05)。HE染色法行组织形态学观察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表皮修复情况良好，呈复层上皮排列，同时可见部分炎性细胞浸润；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以及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愈合，存在较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且在尚未愈合的创口周围可见有瘢痕组织增生。CD31染色法观察新生微血管：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创面浅面可见新生血管，深部血管则呈垂直创面的方向生长，且血管密度较大；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生长良好，新生血管密度较为丰富，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能愈合，炎性细胞浸润较明显，肉芽组织中新生血管数量较前两组有明显减少。 结论:hEGF可提高脂肪干细胞的存活率，并延长细胞的存活时间，从而增强hASCs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

目的:探讨骨髓源性间充质干细胞(BMSCs)转化为神经干细胞(NSCs)的能力及其联合治疗对脑外伤的治疗作用。方法:将BMSCs(购自江苏无锡莆禾生物)进行培养和传代，再进行神经球诱导实验诱导分化为NSCs，对诱导后的NSCs进行功能鉴定，并检测其是否具有分化为神经细胞的能力。将15只6周龄、体重约为20 g、合格证号为SCXK(苏)2023-0009的C57BL/6J的雄性小鼠随机分成对照组、TBI组和MSCs+NSCs治疗组，并以水迷宫实验来检测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统计学方法应用GraphPad Prism(V8)统计软件分析，应用Student’s t检验和单向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BMSCs的特征性抗原，包括CD90、CD44、CD73和CD105，阳性率>95%；但不表达或低表达CD34、CD45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阳性率<5%。诱导分化的神经球细胞高表达CD90，阳性率>90%；并表达神经干细胞特异标志物巢蛋白(Nestin)和醛脱氢酶(LDHA1)，阳性率均超过10%。对NSCs进行荧光定量PCR检测，可见NSCs组Nestin(6.01±0.17比0.97±0.11， t＝43.74， P<0.05)、sry相关的高流动性组-box蛋白-2(Sox2)(7.92±038比0.94±0.08， t＝31.13， P<0.05)、配对框基因6(PAX6)(4.02±0.32比0.94±0.08， t＝16.71， P<0.05)高于MSCs对照组。免疫荧光检测培养第8天和第14天神经球干细胞，结果均显示NESTIN-PE染色阳性。神经球干细胞诱导神经细胞分化后，进行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显示NSCs诱导神经细胞分化后Nestin基因表达和微管蛋白β3(TUBB3)基因表达与BMSCs对照组比较没有改变；Sox2基因表达(2.48±0.49比1.00±0.08， t＝5.18， P<0.05)、少突胶质细胞系转录因子2(OLIG2)基因表达(4.37±0.23比1.01±0.20， t＝19.23， P<0.05)、PAX6基因表达(1.68±0.31比1.01±0.16， t＝3.33， P<0.05)和微管关联蛋白2(MAP2)基因表达(3.13±0.05比1.03±0.31， t＝11.44， P<0.05)与BMSCs对照组比较显著上调；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基因表达与BMSCs对照比较显著下调(0.05±0.02比1.04±0.38， t＝4.50， P<0.05)。水迷宫实验发现BMSCs+NSCs治疗组和TBI组相比潜伏期显著缩短(39.60±0.97比48.64±1.60， t＝10.81，7 d；29.40±0.55比35.00±1.41， t＝8.26，8 d；12.06±1.28比28.36±1.60， t＝17.83，9 d； P<0.05)。 结论:骨髓源性间充质干细胞具有转化为神经干细胞能力，且其联合治疗可减轻小鼠颅脑外伤后认知功能障碍。

目的:探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C-MSCs)在防治大鼠激素性骨质疏松(GIOP)方面的疗效及其潜在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方法:采用光学显微镜、流式细胞技术对HUC-MSCs进行表征和鉴定。成骨细胞MC3T3-E1分为对照组、地塞米松(DEX)组、DEX+不同比例HUC-MSCs组。对照组加入正常培养基，DEX组加入10 μmol/L DEX处理，DEX+不同比例HUC-MSCs组加入10 μmol/L DEX处理细胞，然后将HUC-MSCs按照1∶1、10∶1、100∶1的比例在共培养小室中与MC3T3-E1非接触式共培养48 h。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法检测细胞活力。24只SD大鼠随机分成3组( n＝8)：对照组、模型组、治疗组(HUC-MSCs组)。模型组使用DEX构建GIOP模型，对照组给予等量磷酸盐缓冲液(PBS)，治疗组在构建GIOP模型的同时通过尾静脉注射约10 6个HUC-MSCs进行治疗。8周后取股骨组织样本，采用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空骨陷窝率，脱氧核苷酸转移酶介导的dUTP缺口末端标记(TUNEL)染色评价细胞凋亡。进行Micro CT扫描，测量骨密度(BMD)、单位组织体积的骨量(Bv/Tv)、骨小梁厚度(Tb.Th)、骨小梁间距(Tb.Sp)、骨小梁数量(Tb.N)等骨质疏松相关指标。提取组织蛋白后，用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通路蛋白表达。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流式细胞鉴定结果显示，HUC-MSCs高表达CD44(99.9%)、CD73(98.0%)、CD90(100.0%)、CD105(99.6%)、CD166(99.9%)，低表达CD14(0.43%)、CD19(1.11%)、CD34(0.89%)、CD45(1.06%)、HLA-DR(0.38%)，符合HUC-MSCs表面特异性抗原表达规律。CCK-8显示，模型组较对照组细胞活力明显下降，与HUC-MSCs共培养后可部分恢复MC3T3-E1活力。HE染色对照组、模型组、HUC-MSCs组空骨陷窝率分别为(2.546±1.049)%、(28.720±1.546)%、(13.600±1.012)%。TUNEL染色结果对照组、模型组、HUC-MSCs组TUNEL阳性细胞的比例分别为(2.334±0.789)%、(24.140±4.646)%、(11.610±2.974)%。Micro CT显示模型组BMD、BV/TV、Tb.Th、Tb.N均降低，Tb.Sp增加，HUC-MSCs治疗可以一定程度上逆转上述改变。Western blot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β-连环蛋白(β-catenin)、Runt相关基因2(Runx2)、骨形态发生蛋白-2(BMP-2)蛋白表达均明显下降，硬化素(SOST)蛋白表达增加，HUC-MSCs治疗组β-catenin、Runx2、BMP-2表达较模型组增加，SOST表达相应减少。结论:HUC-MSCs能够通过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改善地塞米松所致的骨丢失。

目的:探讨复发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老年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诊治方法，并且进行相关文献复习。方法:选择2019年4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血液科收治的1例66岁女性复发AML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血常规、外周血和骨髓细胞形态学、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细胞遗传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检查结果，对其进行诊断。患者经多种化疗方案治疗病情未获得缓解，遂采取维奈克拉(VEN)联合阿扎胞苷(AZA)方案治疗6个疗程。具体给药方案为VEN起始剂量为100 mg/d，每周加量100 mg，直至最大剂量为400 mg/d；AZA 75 mg/(m 2·d)，d1~7；28 d为1个疗程。本研究对患者随访截至2020年11月24日。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患者的临床表现与诊治过程进行分析。以"维奈克拉""阿扎胞苷""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急性髓系白血病""老年"为中、英文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服务知识平台、PubMed数据库中检索与本研究AML老年患者治疗方案相似的文献。文献检索时间为数据库建库至2020年11月20日。本研究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结果:①病史采集：本例患者因"受凉后乏力1周，原始粒细胞增高3 d"入院。②本次入院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显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80%，Auer小体较易见，原始单核细胞比例为7.6%，提示AML-M4骨髓象。免疫分型结果显示，表达CD117part，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DR，CD36part，CD34，CD38，CD33，CD13；不表达CD19、CD10、CD16、CD20、CD4、CD56、CD11b、CD14和CD64，约64.7%的细胞为恶性原始幼稚髓系细胞，考虑为AML-M4型。对患者进行56种白血病相关基因筛查结果显示， WT1基因呈阳性、 AML1/ ETO和 CBFβ/ MYH11融合基因呈阴性。染色体核型检查结果为46，XX[20]。二代测序结果显示， IDH1和 DNMT3A基因突变比例分别为36.32%和42.97%。根据实验室检查结果，患者被诊断为AML-M4型，伴 WT1、 IDH1、 DNMT3A基因突变，高危组。③患者先后接受地西他滨(DAC)联合半量CAG(阿糖胞苷+阿柔比星+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方案化疗10次，TA(吡柔比星+阿糖胞苷)方案巩固治疗1次。2020年3月16日患者病情复发，遂予AZA联合IA(伊达比星+阿糖胞苷)方案、AZA联合CAG方案联合化疗，病情均未缓解。5月22日，患者接受VEN联合AZA方案化疗后，截至随访结束，患者骨髓细胞形态学结果提示患者呈持续缓解状态达6个月，病情稳定。患者对VEN联合AZA方案化疗的耐受良好，整个治疗过程中无不良反应发生。④根据本研究设定的文献检索及筛选策略，共计纳入4篇相关文献。其中，3篇英文文献报道241例年龄>65岁AML老年患者接受VEN联合AZA或DAC方案治疗后，其CR及CR伴血细胞计数不完全恢复(CRi)率为61%~76%，常见不良反应包括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恶心、食欲减退、腹泻、肺炎、疲劳等。1篇中文文献报道2例年龄>75岁初治AML老年患者接受VEN联合AZA方案治疗后，均获得CR，并且耐受性良好。 结论:VEN联合AZA方案治疗复发AML老年患者的缓解率高，不良反应少。该方案为临床治疗复发AML老年患者的可供选择方案之一。

目的:探讨急性期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患儿粒细胞样髓源抑制细胞(granulocyte-like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G-MDSC)改变及其在KD免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急性期KD患儿42例，分别于静脉输注丙种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e globulin, IVIG)治疗前、后直接取血备检，正常同龄儿童32例为对照组。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HLA-DR -CD11b +CD33 +CD14 -CD15 +G-MDSC比例、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浓度以及精氨酸酶-1(arginase-1, Arg-1)、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ssociated protein 4, CTLA4)、糖蛋白130(glycoprotein 130, gp130)、磷酸化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3(phosphorylated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pSTAT3)的蛋白质表达水平；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干扰素调节因子8(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8, IRF-8)、IL-6受体α(IL-6 receptor α subunit, IL-6Rα)、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receptor, G-CSFR)、CCAAT/增强子强合蛋白β(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β，C/EBPβ)、细胞因子信号抑制物1(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 1, SOCS1)、SOCS3 mRNA表达；染色质免疫共沉淀法检测SOCS1、SOCS3基因启动子组蛋白H3乙酰化水平；ELISA检测血浆IL-6、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G-CSF)及培养上清中IL-10、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浓度。 结果:(1)与对照组比较，急性期KD患儿外周血G-MDSC比例、胞内ROS浓度以及Arg-1、PD-L1、CTLA4表达水平明显增高( P<0.05)，LPS刺激的G-MDSC培养上清中IL-10、TGF-β浓度亦高于对照组( P<0.05)，但合并冠状动脉损伤组(CAL)患儿前述7项指标均低于未合并冠状动脉损伤组(NCA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经IVIG治疗呈不同程度恢复( P<0.05)；各组间iNOS表达及培养上清中NO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急性期KD患儿血浆IL-6、G-CSF浓度及G-MDSC中IL-6Rα、gp130、G-CSFR、pSTAT3、C/EBPβ表达显著增高，抑制性转录因子IRF-8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其中CAL组血浆IL-6、G-CSF浓度及IL-6Rα、gp130、G-CSFR、IRF-8表达高于NCAL组( P<0.05)，而pSTAT3、C/EBPβ表达低于NCAL组( P<0.05)，经IVIG治疗后明显恢复( P<0.05)。(3)与对照组比较，急性期KD患儿外周血G-MDSC胞内SOCS1、SOCS3表达水平及其启动子组蛋白H3乙酰化水平明显降低( P<0.05)，但CAL组前述4项指标均高于NCAL组( P<0.05)，经IVIG治疗后明显恢复( P<0.05)。相关分析显示，急性期KD患儿G-MDSC胞内SOCS1、SOCS3表达与pSTAT3的蛋白质水平呈负相关( r＝-0.46和-0.32, P<0.05)。 结论:SOCS1和SOCS3基因组蛋白乙酰化修饰水平异常所致G-MDSC数量及功能缺陷可能与KD患儿免疫功能紊乱及血管损伤有关。

患者，男，42岁，因"乏力伴呼吸困难10余天"于2021年11月11日至当地医院就诊。患者既往体健，无特殊病史。查体：神志清，精神较差，贫血貌，全身皮肤黏膜无黄染，无瘀点、瘀斑，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啰音，心律齐，各瓣膜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未触及，双下肢无水肿。入院后查血常规：WBC 147.7×10 9 /L，HGB 27 g/L，PLT 18×10 9 /L。骨髓象：增生活跃，粒系、红系增生受抑，全片见巨核细胞20个。淋巴细胞占98.5%，其中原始及幼稚淋巴细胞占97.5%，其形态特点：胞体大小不等，核圆形或类圆形，部分细胞可见核切迹，核染色质细腻，核仁清晰或隐匿，胞质量少，染天蓝色。细胞化学染色：MPO：阴性；PAS：7%阳性（细颗粒状）；NBE：阴性。血液肿瘤免疫分型：在CD45/SSC点图上设门分析，原始向CD45阴性延伸的分布区域可见异常细胞群体，约占有核细胞的96%，主要表达HLA-DR、CD10、CD19、CD22、CD34、CD38、CD58、CD123、cCD79a、TdT。染色体核型：46,XY,?t（14;18）（q32;q21）,-16,+mar,inc[2]/46,XY[18]。白血病43种融合基因筛查定性检测：阴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相关46种基因突变分析：检测到PAX5基因移码突变（p.Arg199GlysTer45，48.3%）。明确诊断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2021年11月17日行VDCP方案化疗，具体为：长春地辛6 mg第1、8、15天，伊达比星20 mg第1、8天，泼尼松30 mg第1~28天，环磷酰胺1.6 g第1、18天。2021年12月7日复查骨髓示形态学完全缓解（CR），微小残留病（MRD）：1.45%，染色体：46,XY,add（5）（q31）,?t（14;18）（q32;q21）,-16,add（16）（p13）,+mar,inc[2]/46,XY[18]。2021年12月23日起行Hyper-CVAD A方案巩固化疗，2022年1月26日于我院复查骨髓发现87%的原始幼稚细胞，提示患者B-ALL复发，同时加做转录组测序（RNA-seq）发现了ZEB2-JAK2融合基因。2022年1月31日行VP方案再诱导化疗，具体为：长春地辛4 mg第1、8天，地塞米松10 mg第1~14天，同时入组了ssCART-19临床试验（U01S0152201）。2022年2月16日复查骨髓：增生明显活跃，原始幼稚细胞占65.5%。该患者明确诊断为伴有JAK2重排的难治复发性Ph样B-ALL。2022年2月21日行FC方案预处理，具体为：环磷酰胺700 mg第1~3天，氟达拉滨70 mg第1~3天。2022年3月3日骨髓象：增生减低，原始幼稚细胞占40%，MRD：42.54%。2022年3月4日回输CD19 +CAR-T细胞，总量为15×10 5/kg。回输第9天出现了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3级反应，予地塞米松、芦可替尼、输注血制品等对症处理后好转。CAR-T细胞回输28 d后复查骨髓示形态学CR，MRD：10.4%。患者因经济原因后续没有选择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2022年5月6日患者外周血涂片发现88%的原始幼稚细胞，流式细胞术提示原始异常细胞约占93%，患者本病再次复发，随访至2022年6月30日，患者于当地医院治疗中，本病仍处未缓解状态。

患者，女，53岁，以"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个月余，化疗2周期后"为主诉于2016年7月6日第1次来我院就诊。2016年4月14日患者因"发热10余天，加重伴头晕、黑便2 d"就诊某医院，入院后的血常规示：WBC 38.6×10 9/L，HGB 63 g/L，PLT 13×10 9/L；骨髓象：增生明显活跃，原始幼稚细胞占83%；流式细胞术检测免疫表型：72.91%细胞（占有核细胞）表达CD34、TdT、CD10、CD20，部分表达CD33、HLA-DR、CD13、CD19、CD22，不表达CD117、CD15、CD11b、CD16、CD14、CD64、CD11c、CD4、CD8、CD56、CD2、CD5、CD7、cCD3、MPO；染色体核型：45~46，XX，t（9;22）（q34;q11），+der（9）t（9;22），+16，-22，der（22）t（9;22）[cp5]；FISH：BCR-ABL融合基因阳性细胞比例为75%，未见到分子生物学的检查结果。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伴Ph +，高危组。2016年4月19日给予VTCP（具体剂量不详）方案诱导缓解治疗，1个周期后疗效评价未缓解（NR）。2016年6月2日骨髓象：增生活跃，原始幼稚淋巴细胞占41%，于2016年6月3日再次给予VDCP（具体剂量不详）联合甲磺酸伊马替尼400 mg/d治疗。

患者，男，15岁，2021年12月23日因"反复发热1个月，右眼睑进行性红肿4 d"入院。入院时高热，热峰至39.8 ℃，重度贫血貌，胸骨压痛，左眼睑红肿，无压痛，视力正常。血常规：WBC 26.82×10 9/L，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15.15×10 9/L，HGB 121 g/L，PLT 393×10 9/L。骨髓象提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未分化型（AML-M 1）。免疫分型：原始幼稚细胞群A约87.4%，表达CD43、CD38；部分表达MPD、HLA-DR、CD11b、CD34、CD117、CD123。骨髓活检病理符合急性髓系白血病病理改变。多重PCR筛查56种白血病相关融合基因：t（6;9）（p23;q34）/DEK-NUP214融合基因阳性（突变比例272.27%）；髓系相关突变二代测序（NGS）：FLT3-ITD突变阳性（AR＝0.759），RUNX1突变阳性（p.Asp332Asn突变比例46.9%）、WT1突变阳性（p.Arg385fs突变比例15.0%和p.Arg375fs突变比例14.9%）。眼眶、视神经MR平扫+增强：鼻周、左侧眶周及左侧颞部皮下异常信号，符合白血病髓外病灶影像。在使用羟基脲降细胞处理后予标准剂量DA方案诱导治疗。同时经验性予亚胺培南和利奈唑胺抗感染治疗。诱导治疗后，患者三系快速下降，然而体温仍升高，眼睑部位较前进展。上眼睑出现水疱，眶周和鼻周肿胀，病灶逐渐累及左下眼睑、右上眼睑、右下眼睑和双侧眶周区域。2022年1月4日眼眶、视神经MRI平扫+增强：鼻周、双侧眶周及颞部皮下异常信号，符合白血病髓外病灶，左侧较前略减轻，右侧较前略明显。基于患者眼睑病灶进展，考虑此前方案疗效不佳。2021年12月31日在DA方案基础上加用维奈托克继续诱导治疗。患者处于粒细胞缺乏状态，服用泊沙康唑预防真菌感染，调整维奈托克剂量为50 mg/d，持续2周。患者在DAV方案诱导治疗结束后眼睑病灶基本消退，化疗后出现Ⅳ级骨髓抑制，粒细胞缺乏期持续21 d。骨髓原始粒细胞占3.5%，见吞噬细胞及吞噬血细胞现象。2022年1月31日始予第2个疗程诱导治疗，调整为IAV方案：伊达比星12 mg/m 2第1～3天，阿糖胞苷100 mg/m 2第1～7天（间隔12 h静脉滴注），维奈托克50 mg/d第1～14天，并鞘内注射甲氨蝶呤15 mg、阿糖胞苷50 mg。脑脊液检查未见中枢神经系统浸润。2个疗程诱导化疗后复查骨髓：增生活跃，未见原始幼稚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微小残留病（MRD）：分析见原始幼稚细胞群约0.23%，表达CD13、CD15、CD16、CD34、CD117、CD123、HLA-DR，部分表达CD33、CD64。复查DEK-NUP214融合基因突变比例0.46%，FLT3-ITD突变阴性，WT1突变比例0.08%。此后患者接受中大剂量阿糖胞苷巩固治疗，行3次腰椎穿刺鞘内注射。4月7日复查骨髓象：增生低下，未见原始幼稚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MRD阴性。复查DEK-NUP214融合基因突变比例0.08%，FLT3-ITD突变阴性，WT1突变比例0.12%。眼眶、视神经MRI平扫+增强：鼻周、双侧眶周及颞部皮下异常信号基本消失。患者在3个疗程化疗后接受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2022年4月20日进行含氟达拉滨、白消安和环磷酰胺的FBUCY预处理，分别于4月27日和4月28日输注其父的造血干细胞，单个核细胞7.23×10 8/kg，CD34 +细胞5.89×10 6/kg。持续服用环孢素A和霉酚酸酯用于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移植后第17天粒细胞植入，第19天血小板植入。移植后1个月，复查骨髓、MRD、基因结果均为阴性。患者处于完全缓解状态1年余，后因重症肺炎死亡。

目的:探讨人外周血单核细胞表面人类白细胞抗原DR（HLA-DR）表达水平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急性期感染的相关性。方法:选取天津市南开医院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患者和体检健康者共37例，根据临床症状及感染指标分为对照组（15例）、急性期组（临床治疗干预前，22例）和稳定期组（临床干预后，16例）。采集患者外周静脉血，用流式细胞仪分析CD14 +单核细胞HLA-DR的表达水平，并与患者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中性粒细胞计数、CD3 + T细胞百分比、CD3 +CD4 + T细胞百分比、CD3 +CD8 + T细胞百分比和CD4 +/CD8 +等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急性期组患者外周静脉血CD14 +单核细胞HLA-DR的表达水平降低（ P<0.05）。与急性期组比较，稳定期组患者外周静脉血CD14 +单核细胞HLA-DR的表达水平升高（ P<0.05），CRP的水平降低（ P<0.05），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中性粒细胞计数下降（均 P<0.05），CD3 +CD4 + T细胞百分比、CD4 +/CD8 +增加（均 P<0.05），CD3 + T细胞百分比、CD3 +CD8 + T细胞百分比无明显变化（均 P>0.05）。相关性分析发现，急性期组患者外周静脉血CD14 +单核细胞HLA-DR的表达水平与CRP呈负相关，与CD3 +CD4 + T细胞百分比和CD4 +/CD8 +呈正相关。 结论:AECOPD患者CD14 +单核细胞HLA-DR表达水平降低，可作为评估患者免疫状态的辅助指标。

目的:评价氢气对脓毒症大鼠免疫抑制状态的影响。方法:SPF级健康成年雄性SD大鼠，7～8周龄，体重220～260 g。实验Ⅰ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脓毒症组(Sep组， n＝36)和假手术组(Sham组， n＝12)。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法(CLP)制备大鼠脓毒症模型。于CLP术后即刻、1、2、3和4 d时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组织相容性DR抗原(HLA-DR)/ CD14 +单核细胞水平。外周血HLA-DR/CD14 +单核细胞水平<30%为脓毒症免疫抑制模型制备成功。实验Ⅱ　随机选取脓毒症免疫抑制大鼠12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 n＝6)：脓毒症免疫抑制组(Sep-IS组)、脓毒症免疫抑制+氢气处理组(Sep-IS+ H组)；另取正常大鼠12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 n＝6)：假手术组(Sham组)和假手术+氢气组(Sham+H组)。Sep-IS+H组于脓毒症免疫抑制成功制备即刻、制备后6 h时，Sham+H组于相应时点吸入67%氢气1 h。于上述时点氢气吸入结束即刻(T 0、T 1)和模型制备后12 h(T 2)时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辅助T淋巴细胞17(Th17细胞)、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细胞)和HLA-DR/CD14 +单核细胞水平。 结果:实验Ⅰ　与Sham组相比，Sep组CLP术后1～4 d时外周血HLA-DR/CD14 +水平降低( P<0.05)。实验Ⅱ　与Sham组相比，Sep-IS组、Sep-IS+H组各时点外周血HLA-DR/CD14 +单核细胞水平降低，Treg细胞、Th17细胞水平升高( P<0.05)，Sham+H组上述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Sep-IS组相比，Sep-IS+H组T 1，2时外周血HLA-DR/CD14 +单核细胞水平升高，T 2时外周血Th17细胞水平升高，T 1，2时外周血Treg细胞水平降低( P<0.05)。 结论:氢气可改善脓毒症大鼠免疫抑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