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小儿脑损伤主要包括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创伤性脑损伤、脑瘫、脑出血等,这类疾病在临床上较难治疗,可引起不可逆的损伤,导致严重的后遗症.脑损伤发病机制复杂,普遍认为神经炎症、缺血、细胞凋亡是引起脑损伤的关键因素.基于小儿大脑未成熟时有强大的神经重塑性,故小儿脑损伤已成为再生医学上有吸引力且有发展前景的研究方向.来自人脐血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外泌体(hUMSC-Exos)在无细胞治疗方面隐藏着巨大的潜能,在不久的将来是替代细胞和药物治疗的新策略和新突破.本文将以hUMSC-Exos通过介导不同的信号通路及表达因子等分子机制减少神经炎症、促进神经再生、刺激血管生成、抗细胞凋亡修复脑损伤的过程展开综述.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onatal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是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而母乳喂养是NEC安全有效的预防措施。人乳源外泌体是母乳中的膜性囊泡，有抑制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调节免疫应答、促进肠上皮增殖与迁移、维持肠道上皮紧密连接等功能，在维持肠道屏障完整性和促进肠道上皮损伤修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通过外泌体靶向运载整合素αv/β3小干扰(si)RNA(si-αv/β3)对未分化甲状腺癌(ATC)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方法: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整合素αv/β3在ATC细胞系(8505C、Hth7)及人正常甲状腺细胞(上海生命科学院细胞所)中的表达；将含内化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多肽(iRGD)的质粒转染人源胚胎肾细胞HEK-293T后采用超高速离心法得到靶向外泌体，采用PKH26染色验证其靶向性；进一步通过转染获得靶向运载si-αv/β3的外泌体iRGD-exos-si-av/β3(载siRNA组)，将其同8505C细胞共孵育后，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和Western blot检测载siRNA组与空载外泌体组8505C细胞内整合素αv/β3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划痕实验和Transwell检测8505C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两样本间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整合素αv/β3在8505C及Hth7细胞中的表达量显著高于人正常甲状腺细胞(αv：1.04±0.12、0.90±0.11比0.31±0.01， F＝50.11， P<0.01；β3：0.93±0.23、0.89±0.16比0.33±0.27， F＝6.81， P<0.05)。iRGD靶向外泌体在细胞中的荧光信号明显高于非靶向外泌体组(47.18±10.39比5.64±1.43， t＝6.86， P<0.05)。转染si-αv/β3至8505C细胞后，mRNA水平表达显著低于对照组(αv：0.20±0.01比1.21±0.14， t＝12.49， P<0.05；β3：0.21±0.02比1.01±0.18， t＝7.90， P<0.05)；蛋白表达水平亦显著低于对照组(αv：0.45±0.03比0.88±0.06， t＝10.33， P<0.05；β3：0.48±0.09比1.10±0.11， t＝9.02， P<0.05)。iRGD-exos-si-av/β3与空载外泌体组分别与8505C细胞共孵育后，前者mRNA水平表达明显低于空载组(αv：0.30±0.08比1.05±0.02， t＝16.75， P<0.05；β3：0.27±0.05比1.29±0.20， t＝8.71， P<0.05)；蛋白水平表达亦低于对照组(αv：0.60±0.30比1.20±0.23， t＝5.72， P<0.05；β3：0.24±0.11比1.26±0.14， t＝16.23， P<0.05)。载si-αv/β3的靶向外泌体组的细胞增殖率在不同时间点均明显低于空载组[载si-αv组：12 h，(1.84±0.34)%比(3.86±0.47)%， t＝6.07， P<0.05；24 h，(2.70±0.28)%比(6.52±0.29)%， t＝15.99， P<0.05；48 h，(3.62±0.25)%比(8.93±0.15)%， t＝31.16， P<0.05；载si-β3组：12 h，(2.07±0.15)%比(3.86±0.15)%， t＝6.35， P<0.05；24 h，(3.48±0.10)%比(6.52±0.29)%， t＝16.98， P<0.05；48 h，(3.85±0.22)%比(8.90±0.15)%， t＝32.62， P<0.05]。划痕24 h和48 h载si-αv/β3的靶向外泌体组的细胞迁移率均低于空载组[24 h：载si-αv组为(13.00±1.10)%比(36.00±4.00)%， t＝9.60， P<0.01；载si-β3组为(7.00±1.60)%比(36.00±4.00)%， t＝11.34， P<0.01；48 h：载si-αv组为(17.00±1.20)%比(65.00±2.50)%， t＝28.89， P<0.01；载si-β3组为(22.00±1.80)%比(65.00±2.50)%， t＝24.01， P<0.01]。载si-αv/β3组的细胞迁移数均低于空载组[载si-αv组：(3 361.67±860.52)个比(7 620.67±1 008.46)个， t＝5.56， P<0.05；载si-β3组：(2 868.33±1 499.92)个比(7 620.67±1 008.46)个， t＝4.55， P<0.01]。 结论:iRGD靶向外泌体运载si-αv/β3通过下调ATC细胞中整合素αv/β3的表达有效减弱其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

目的:探讨应用下肢外骨骼系统辅助帕金森病(PD)患者脑深部电刺激术后程控和步态障碍康复治疗的临床效果和初步经验。方法:前瞻性纳入2019年6月至2023年6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行双侧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术后步态障碍症状波动的PD患者，共10例。术前Hoehn-Yahr分级为2.5级2例，3.0级5例，4.0级3例。采用外骨骼系统进行力反馈训练和步态姿势矫正训练，通过监测步态数据来进行程控。采用配对 t检验对比分析首次训练前与末次训练后患者的双下肢摆动相占比、双下肢步幅、步速和步频，以评估疗效。 结果:10例患者均在下肢外骨骼系统辅助训练下调整程控参数，每个周期训练4次，共2～4个周期。与首次训练前比较，PD患者末次训练后双下肢的摆动相占比增加[左侧为(27.57±2.39)%对比(24.30±2.75)%；右侧为(27.38±2.96)%对比(23.15±2.77)%]、双下肢步幅均增加[左侧为(0.83±0.16)m对比(0.55±0.18)m；右侧为(0.83±0.16)m对比(0.55±0.17)m]、步速增加[(0.73±0.18)m/s对比(0.46±0.14)m/s]，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步频较训练前无明显改善[(106.80±15.50)步/min对比(103.84±10.53)步/min， P＝0.559]。 结论:初步研究发现，应用下肢外骨骼系统辅助PD患者脑深部电刺激术后程控和康复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步态障碍。

目的:探讨糖尿病足(diabetic foot, DF)创面中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三型分泌系统、生物膜特点，分析其与抗生素耐药性的关系。方法:收集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天津医科大学朱宪彝纪念医院糖尿病足科住院DF患者创面中铜绿假单胞菌33株，作为DF组，同时收集非糖尿病创面中铜绿假单胞菌13株，作为对照组。做抗生素敏感试验，检测铜绿假单胞菌三型分泌系统毒力基因exoS、exoU及生物膜形成能力。分析其特点及与抗生素敏感性的关系和临床转归情况。结果:两组均以携带exoS的铜绿假单胞菌为主。DF组占90.9%，对照组占84.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54， P＝0.46)。携带exoS的多重耐药菌株在DF组占16.7%，对照组占18.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8, P＝0.83)。携带exoU的铜绿假单胞菌共5株，DF组3株，1株多重耐药，对照组2株，无多重耐药株。DF组中生物膜增强的铜绿假单胞菌占57.6%，多重耐药株生物膜增强的占83.3%。两种铜绿假单胞菌产生的生物膜耐药性不同，但均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无效。产生生物膜的DF创面清创次数更多( P<0.01)，抗生素使用时间更长( P<0.01)，但愈合率在75%～90%。 结论:DF创面中以分泌exoS铜绿假单胞菌为主。DF创面中铜绿假单胞菌产生生物膜是其产生耐药的原因之一，通过多次清创联合敏感抗生素治疗是清除生物膜的有效方法。

骨质疏松症严重影响着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并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以往对骨质疏松症的治疗多采用双膦酸盐、狄诺塞麦等一线药物，但这些药物只能抑制骨吸收，而不能促进骨形成。虽然间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可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但却存在遗传不稳定、细胞存活受限和增加致癌风险等缺陷和不足；而MSCs来源的外泌体（mesenchymal stem cells-derived exosomes，MSCs-Exos）可以通过介导wingless and int-1（Wnt）/β-连环蛋白（β-catenin）、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等信号通路调节成骨细胞的分化和增殖，促进骨再生，进而对骨质疏松症产生影响。本文综述近年MSCs和MSCs-Exos在骨质疏松症治疗中作用的临床前研究，以期为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Ang Ⅱ诱导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VECs-AngⅡ exos)在小鼠腹主动脉瘤(AAA)发生发展的作用。方法:使用8周龄雄性敲除Apoe小鼠皮下埋泵构建血管紧张素Ⅱ(Ang Ⅱ)诱导的腹主动脉瘤模型。提取并鉴定健康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VECs-exos)及Ang Ⅱ诱导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VECs-AngⅡ exos)，使用收集的外泌体(20 μg/ml)处理小鼠原代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s)。VECs-exos及VECs-AngⅡ exos每周尾静脉注射至腹主动脉瘤模型小鼠体内，4周后获取小鼠动脉瘤组织行苏木精-伊红(HE)、EVG和马松(Masson)染色观察腹主动脉形态改变、弹性纤维断裂和胶原沉积。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小鼠动脉组织收缩型标志物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SM22α和CNN表达。采用 t检验分析数据统计学差异。 结果:小鼠实验组动脉瘤发生率[(80.670±4.842)%， t＝16.66， P<0.01]、最大主动脉直径[(0.554 3±0.096 2) mm， t＝5.759， P<0.01)及主动脉质量比[(0.560 0±0.106 0) mg/g， t＝5.285， P<0.01)高于对照组。VECs-AngⅡ exos刺激VSMCs后α-SMA(0.608 4±0.056 6， t＝10.76， P<0.01)、SM22α(0.465 6±0.076 6， t＝6.082， P<0.01)、CNN(0.490 8±0.161 5， t＝3.039， P<0.01)表达低于VECs-exos组。尾静脉注射VECs-AngⅡ exos组小鼠动脉瘤发生率[(48.330±6.839)%， t＝7.067， P<0.01]，最大主动脉直径[(0.527 1±0.138 6) mm， t＝3.803， P<0.01]及主动脉质量比[(0.557 1±0.138 9) mg/g， t＝4.012， P<0.01]高于VECs-exos组。尾静脉注射VECs-AngⅡ exos组小鼠主动脉组织中α-SMA(0.719 1±0.141 0， t＝5.101， P<0.01)、SM22α(0.578 2±0.101 8， t＝5.677， P<0.01)、CNN(－0.520 2±0.068 8， t＝7.564， P<0.01)表达低于VECs-exos组。 结论:Ang Ⅱ诱导内皮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介导血管平滑肌细胞表型转换参与腹主动脉瘤发生发展。

外泌体(exos)作为一种直径在40～150 nm之间的细胞外囊泡，在介导细胞间通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的证据表明，肿瘤细胞分泌的exos(TEXs)可通过传递微小RNAs对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进行驯化，使其处于免疫抑制状态，从而为肿瘤的生长、进展和转移提供有利支持。本综述旨在对TEXs微小RNAs在介导肿瘤免疫抑制中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从而为深入理解肿瘤微环境中TEXs介导的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的"crosstalk"提供参考。

目的:观察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CMSC）外泌体（Exo）靶向miR-126对高糖诱导的人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hREC）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A水平的影响，初步探讨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通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方法:将hREC置于30 mmol/L葡萄糖EGM-2-MV内皮细胞培养基中并于含1% O 2的低氧细胞培养箱中培养，建立高糖低氧细胞模型。建模后分为Exo组、磷酸盐缓冲液（PBS）组、PBS+anti-miR126组、Exo+anti-miR126组、PBS+anti-mTOR组、PBS+anti-HIF-1α组。PBS组、Exo组高糖低氧诱导的hREC分别与PBS、100 μg/ml的hUCMSC Exo共培养。PBS+anti-mTOR组、PBS+anti-HIF-1α组：浓度为500 nmol/L mTOR抑制剂ADZ2014、25 μmol/L HIF-1α抑制剂YC-1分别预处理hREC 12 h后，再行高糖低氧诱导后与PBS共培养。PBS+anti-miR126组、Exo+anti-miR126组：miR-126 LNA Power Inhibitor探针转染高糖低氧诱导的hREC，转染6 h后分别与PBS、hUCMSC Exo共培养。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检测PBS组、Exo组共培养0、8、16、24 h细胞中miRNA-126表达水平。共培养24 h时，免疫荧光染色、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qPCR分别检测PBS组、Exo组细胞中mTOR、HIF-1α水平。Western blot、qPCR检测PBS+anti-mTOR组、PBS+anti-HIF-1α组细胞中VEGF-A表达水平。qPCR检测PBS+anti-miR126组、Exo+ anti-miR126组细胞中VEGF-A、mTOR、HIF-1α mRNA表达。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共培养0、8、16、24 h，Exo组细胞中miR-126 mRNA相对表达量逐渐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95.900， P<0.05）。与PBS组比较，Exo组细胞中mTOR、HIF-1α蛋白表达（ t=3.466、6.804）以及mTOR、HIF-1α、VEGF-A mRNA表达（ t=8.642，7.897、6.099）均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PBS+anti-mTOR组、PBS+anti-HIF-1α组细胞中VEGF-A蛋白（ t=3.337、7.380）、mRNA（ t=8.515、10.400）表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Exo+anti-miR126组细胞中VEGF-A、mTOR、HIF-1α mRNA表达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664、6.136、6.247， P<0.05）。 结论:miR-126通过mTOR/HIF-1α通路参与调节hUCMSC Exo对高糖诱导的hREC中VEGF-A水平的影响。

Severe muscle injury is still a challenging clinical problem. Exosomes derived from adipose stem cells (ASC-exos) may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ool, but their mechanism is not completely clear. This review aims to elaborat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ASC-exos in muscle regen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gnal pathways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further study. Literature cited in this review was acquired through PubMed using keywords or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including adipose stem cells, exosomes, muscle regeneration, myogenic differentiation, myogenesis, wingless/integrated (Wnt),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protein kinase B (PI3K/Akt), Janus kinase/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and their combinations. We obtained the related signal pathways from proteomics analysis of ASC-exos in the literature, and identified that ASC-exos make different contributions to multiple stages of skeletal muscle regeneration by those signal pathw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