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糖尿病足患者溃疡愈合后5年复发和死亡结局，并对其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方法，选择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朱宪彝纪念医院足病科住院的糖尿病足溃疡愈合的317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访5年后记录患者足溃疡复发和死亡的情况，并分别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危险因素分析。结果:317例患者中完成随访者292例，随访率92.1%。随访患者5年累计复发率为71.2%（208/292）。5年间同一部位复发率29.8%（62/208），多次复发率41.3%（86/208），前足部位的复发率最高为32.7%（68/208），具有骨髓炎的122例患者中溃疡复发率为73.8%（90/122）。5年累计死亡率为39.7%（116/292），复发患者的死亡率高于未复发患者［分别为44.2%（92/208）和28.6%（24/8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骨髓炎、足部护理行为、照顾者反应、糖化血红蛋白、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LEAD）分期、终末期肾病为糖尿病足患者溃疡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Bathel指数、照顾者反应、糖化血红蛋白、LEAD分期、终末期肾病、心脏事件为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 结论: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的危险因素主要是年龄、骨髓炎、足部护理行为；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是Bathel指数、心脏事件；照顾者反应、糖化血红蛋白、LEAD Ⅳ期、肾病5期同时是患者溃疡复发和死亡的危险因素。

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PTA）是目前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或其他原因所致的血管狭窄或闭塞性病变的主要方法。虽然PTA治疗股腘动脉病变具有较好的即刻疗效，但是术后1年再狭窄的发生率高达60% ［1, 2］。虽然药物涂层球囊（drug-coated balloon，DCB）及药物涂层支架（drug-eluting stents，DES）的临床应用明显提高了下肢动脉腔内治疗的通畅率，但血管弹性回缩、夹层、严重钙化及长段病变仍然是腔内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充分的血管准备成为腔内治疗的重要部分。镍钛合金约束球囊导管通过独特的约束结构，在球囊中创建“枕部”和“减压槽”，在增加球囊接触面积的同时，通过减压槽释放压力，提供可控、均匀且无创伤的扩张，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血管创伤。现将本中心应用镍钛合金约束球囊腔内治疗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症的临床结果及经验汇报如下。

目的 借助网络药理学研究方法,初步探索知葛通脉颗粒治疗2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的靶点和机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相关理论支持和线索.方法 通过TCMSP数据库检索、文献补充,筛选知葛通脉颗粒有效成分及效用靶点,通过GeneCards、OMIM等数据库挖掘2型糖尿病LEAD靶点,取药物与疾病的交集靶点;利用STRING11.5制作PPI网络图,并通过PPI网络拓扑关系分析知葛通脉颗粒治疗2型糖尿病LEAD的关键靶点;构建"药物-成分-靶点"关系图,筛选中药颗粒核心成分.在Metascape平台进行GO、KEGG富集分析,探索药物治疗疾病的潜在机制,构建"成分-靶点-通路"图.最后,通过AutoDockTools 1.5.6进行分子对接,验证药物活性成分与疾病靶点之间的反应活性.结果 研究获得知葛通脉颗粒有效成分71种,潜在靶点261个,与DLEAD交集靶点107个,筛选出核心成分槲皮素、木犀草素、山柰酚、芒柄花黄素、异鼠李素、去水淫羊藿黄素、薯蓣皂苷元、β-谷甾醇、金圣草素、豆甾醇,关键靶点AKT1、IL-6、TNF、TP53、VEGFA、IL-1B.相关作用通路有183条,作用通路主要涉及MAPK、糖尿病并发症中的AGE-RAGE、HIF-1信号通路等.对接结果显示中药成分与疾病靶点之间可较好地结合.结论 知葛通脉颗粒可通过槲皮素、木犀草素、山柰酚、芒柄花黄素、异鼠李素、去水淫羊藿黄素、薯蓣皂苷元、β-谷甾醇、金圣草素、豆甾醇等关键有效成分作用于AKT1、IL-6、TNF、TP53、VEGFA、IL-1B等关键靶点,调节MAPK、糖尿病并发症中的AGE-RAGE、HIF-1等信号通路,多靶点、多通路协同发挥对DLEAD的治疗作用.

下肢动脉疾病(LEAD)指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导致的下肢动脉狭窄或闭塞.据估算,全世界25岁以上人群中约有2.37亿例罹患LEAD,我国的LEAD患者约有4 530万例,疾病负担重.腔内血运重建为缓解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LEAD患者下肢缺血症状的首选治疗方式.但是,受限于内膜增生等支架植入后反应,腔内血运重建术后的中远期初级通畅率仍逊于开放手术,且再干预率更高.作为血管腔内永久性金属支架植入的新型替代治疗方案,可降解支架(BRS)指由聚合物或金属材料制成的,可在体内被逐步分解、吸收并降解,降解产物可被完全排出人体的支架.BRS植入后可为狭窄段血管提供临时管壁支撑,理想状态下可在血管重塑后完全降解,恢复生理性血管反应性和内皮功能.有望避免支架内再狭窄等远期并发症,进一步提升LEAD腔内血运重建疗效.目前,REMEDY、ABSORB、AMS等BRS已被用于LEAD治疗.其中,REMEDY支架治疗下肢动脉闭塞性病变的疗效欠佳,其治疗狭窄性病变的效果与内膜切除和镍钛合金支架植入相比并无明显优势.ABSORB治疗膝下动脉病变的术后1年通畅率高,靶病变再干预率较低.与经皮球囊血管成形术相比,AMS支架植入后6个月的初级通畅率显著更低,无法达到有效性评价指标.此外,目前尚无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说明LEAD患者BRS植入后应如何开展抗血栓治疗.未来,应开发具备更佳材料性能、更优结构设计的新一代BRS,并将其与各类LEAD腔内治疗方式结合,有效提升LEAD医疗质量.

目的 探讨甘油三酯葡萄糖(TyG)指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2-IR)与 2 型糖尿病(T2DM)血管并发症的相关性.方法 纳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15 年1 月～2017 年12 月收治的T2DM住院患者1041 例,根据有无血管并发症将其分为有血管并发症组(899 例)和无血管并发症组(142 例);根据TyG指数水平四分位数将其分为TyG-Q1 组(TyG指数≤8.91)263 例、TyG-Q2 组(8.92＜TyG指数＜9.35)255 例、TyG-Q3 组(9.36＜TyG指数＜9.81)258 例和TyG-Q4 组(TyG指数≥9.82)265 例;根据HOMA2-IR四分位数将其分为IR-Q1 组(HOMA2-IR≤1.34)262 例、IR-Q2 组(1.35＜HOMA2-IR＜1.85)255 例、IR-Q3 组(1.86＜HOMA2-IR＜2.65)262 例和IR-Q4 组(HOMA2-IR≥2.66)262 例.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并分组进行比较.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T2DM血管并发症患者患病风险的影响因素.结果 有血管并发症组患者年龄、病程、收缩压(SBP)、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空腹血糖(FP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甘油三酯(TG)、TyG指数均显著高于无血管并发症组,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显著低于无血管并发症组(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2DM大血管并发症患者年龄、病程、SBP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VC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年龄、病程、LDL-C、TyG指数是颈动脉斑块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年龄、性别是下肢动脉斑块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T2DM 微血管并发症患者 SBP、病程、FPG、UACR是糖尿病视网膜性病变(DR)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病程、TyG指数是微量白蛋白尿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TyG指数与HOMA2-IR呈显著正相关(P＜0.05).TyG指数与BMI、糖化血红蛋白(HbA1c)、舒张压(DBP)、FPG、TG、TC、UACR均呈显著正相关,与HDL-C呈显著负相关;HOMA2-IR与BMI、FPG、TG均呈显著正相关,与HDL-C呈显著负相关(P＜0.001).T2DM合并颈动脉斑块及微量白蛋白尿患者比例随TyG指数的升高均呈逐渐升高的趋势(P＜0.001).结论 T2DM患者TyG指数与HOMA2-IR均呈显著正相关.相较于HOMA2-IR,TyG指数升高与T2DM合并颈动脉斑块及微量白蛋白尿的患病风险均显著相关.

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T2DM)合并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LEAD)患者血清新蝶呤、豆荚蛋白、Wnt1-诱导的信号通路蛋白1(WISP1)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收治的T2DM患者114例(T2DM组),根据是否合并LEAD分为LEAD组54例和非LEAD组60例;另择同期在本院进行体检的健康志愿者52名(对照组).收集两组对象基线资料和常规生化指标,采用ELISA法测定血清新蝶呤、豆荚蛋白、WISP1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T2DM合并LEAD的危险因素,Pearson相关或Spearman秩相关分析血清新蝶呤、豆荚蛋白、WISP1水平与炎症反应指标、糖代谢及脂代谢指标的相关性,ROC曲线分析血清新蝶呤、豆荚蛋白、WISP1单独与联合检测预测T2DM合并LEAD的效能.结果T2DM组血清新蝶呤、豆荚蛋白、WISP1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均P＜0.01).与非LEAD组比较,LEAD组年龄更大,T2DM病程更长,吸烟比例和CRP、IL-6、LDL-C、F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新蝶呤、豆荚蛋白、WISP1水平均升高(均P＜0.05).血清新蝶呤、豆荚蛋白、WISP1水平与CRP、IL-6、LDL-C、FBG、HbA1c、HOMA-IR均呈正相关(均P＜0.05).年龄、T2DM病程、吸烟、CRP、IL-6、LDL-C、HbA1C、HOMA-IR、新蝶呤、豆荚蛋白、WISP1均为T2DM合并LEAD的危险因素(均P＜0.05).血清新蝶呤、豆荚蛋白、WISP1单独与联合检测预测T2DM合并LEAD的AUC分别为0.726、0.765、0.755、0.909,联合检测预测T2DM合并LEAD的AUC均大于各指标单独检测(均P＜0.01).结论 血清新蝶呤、豆荚蛋白、WISP1水平升高与T2DM合并LEAD相关,联合检测3项指标对T2DM是否合并LEAD具有较高的预测效能.

患者女性,70岁."右髋部肿痛1月,加剧伴跛行1周"于2013年6月入院.查体:跛行步态,右下肢肿胀,皮温不高、无静脉怒张,压之无凹陷,局部压痛、叩击痛;右腹股沟中点压痛明显,4字试验(±);余(-).03年因"宫颈CaⅡb期"行"全子宫+双侧输卵管+双侧卵巢切除根治术".病理报告:高分化鳞癌.术后行规则放疗.X线提示右侧髋关节骨关节病(图1);CT发现髋臼侧、股骨侧均有破坏;MRI示右髋关节及髋周软组织弥漫病变,考虑炎症性病变;彩超提示双侧下肢动脉粥样硬化;PET/CT提示右股骨头骨折,右髋关节增生、硬化、囊性变,脱氧葡萄糖(fluorodeoxyglucose, FDG)代谢增高,考虑为炎性病变(结核伴周围寒性脓肿形成).

外周动脉疾病(PAD)是指除中枢血管和冠状动脉之外的全身其他主要血管,由于狭窄和前向血流减少或中断导致的缺血性疾病,病因以动脉粥样硬化为主.因此,也可以说,PAD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ASCVD)中的一种常见类型.PAD多发于老年人,常合并其他部位的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或其他ASCVD.全球范围内,PAD在老年人中患病率高达10％～20％[1].近10年,PAD发病率在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增速分别为13％和29％.PAD多好发于下肢,可引起一系列临床相关的症状,但多数患者在疾病早期可无临床症状.然而,只要存在PAD,则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风险就会显著增加.另外,多数PAD患者还常常合并其他心血管病和慢性疾病,包括中枢血管和冠状动脉疾病,发生心血管死亡风险是非PAD患者的3倍.

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下肢血管病变(LEAD)的发生率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2016年1月—2017年10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2型糖尿病患者185例,依据患者是否发生LEAD分为LEAD组(68例)和非LEAD组(117例);收集可能影响LEAD的相关因素,采用单因素比较法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别筛选影响LEAD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 2型糖尿病患者LEAD发生率为36.8％(68/18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1.369)、病程(OR=1.637)、高血压(OR=3.114)、颈动脉斑块形成(OR=4.702)、糖化血红蛋白(OR=1.766)、Hcy(OR=1.584)等均为2型糖尿病合并下肢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2型糖尿病患者具有较高的LEAD发生率,其独立危险因素包括高龄、糖尿病病程、高血压、颈动脉斑块、高糖化血红蛋白及Hcy,应针对这些高危因素,采取预防措施,降低LEAD的发生率.

旋股外动脉降支(DBLCFA)因可作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的移植血管而受到长期关注.DBLCFA可单独作为游离移植血管,或与乳内动脉构成复合移植血管实现CABG.近年来国外学者发现,该血管具有不易发生粥样硬化性病变和血管痉挛的特点,作为移植血管具有良好的冠状动脉血流适应性和近中期通畅率.DBLCFA是下肢重要侧支血管,但其长度、走形等解剖学特点变异大,目前缺乏可靠的术前评估策略,因此在CABG中的应用受到限制.随着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及三维成像技术的应用,使DBLCFA的术前筛查、评估更加安全有效.DBLCFA增加了CABG术中移植血管的选择,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