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1990—2019年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和死亡趋势及年龄-时期-队列（APC）对其的影响。方法:收集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GBD）中1990—2019年20~95岁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和死亡数据，采用Joinpoint软件估算年龄标化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平均年度百分比变化率（AAPC），分析1990—2019年中国女性乳腺癌疾病负担变化趋势。运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研发的基于R语言的APC模型分析年龄、时期、队列对其变化的影响。结果:1990—2019年中国女性乳腺癌年龄标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17.07/10万上升至2019年的35.61/10万，平均每年上升2.59%（95% CI为2.45%~2.73%， P<0.001），且上升幅度高于全球水平（AAPC=0.47%，95% CI为0.31%~0.63%， P<0.001）；标化死亡率略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9.16/10万下降至2019年的9.01/10万，下降了0.05%（95% CI为-0.20%~0.09%， P=0.479），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P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随年龄的增长均呈上升趋势；随着时期的推移，1990—2019年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发病风险上升至2015—2019年时期的1.49（95% CI为1.42~1.57， P<0.001），死亡率呈下降趋势，死亡风险在1990—1994年时期组最高（ RR=0.79，95% CI为0.74~0.83， P<0.001）；队列效应结果显示，出生越晚的女性发病风险越高，1995—1999年出生队列的女性发病风险最高（ RR=3.12，95% CI为1.82~5.33， P<0.001），死亡风险呈单峰分布，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出生越晚的女性死亡风险越低，1950—1954年出生队列死亡风险最高（ RR=1.04，95% CI为0.98~1.09， P<0.001），随后呈下降趋势，下降至1995—1999年出生队列的0.48（95% CI为0.19~1.24， P<0.001）。 结论:1990—2019年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明显高于全球上升幅度，死亡率趋于平稳。APC模型分析发现，发病率和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时期和队列效应显示，随着时期和队列的推移我国女性乳腺癌发病风险逐渐增加；死亡率的时期效应呈下降趋势，队列效应呈单峰分布，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目的:探讨生命早期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和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对子代近期和远期健康的影响以及系统评价和比较辅助生殖受孕和自然受孕人群的妊娠结局和子代健康相关结局。方法:中国国家出生队列（CNBC）研究是一项覆盖辅助生殖受孕家庭和自然受孕家庭的多中心前瞻性出生队列研究。2016年，CNBC项目陆续在我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4所医院启动，以家庭为单位纳入研究对象，并在辅助生殖治疗前、胚胎移植、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及分娩时以及出生后第42天、6个月、12个月、36个月多个时点采集数据信息和生物样本。结果:截至2020年6月，CNBC共纳入27 044个辅助生殖受孕家庭，29 589个自然受孕家庭，CNBC的研究人群中绝大部分为城市居民。在辅助生殖受孕家庭中，男女双方分别有65.5%和63.7%为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为（33.83±5.52）和（32.38±4.67）岁；女方83.2%为初产妇，吸烟率为0.8%，饮酒率为2.1%。在自然受孕家庭中，男女双方分别有81.5%和86.5%为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为（32.06±5.09）和（30.40±4.27）岁，女方67.2%为初产妇，吸烟率为0.1%，饮酒率为2.2%。不同地区的辅助生殖受孕家庭和自然受孕家庭的基线特征均有差异。结论:CNBC的建立将为研究生命早期遗传、环境因素、遗传-环境交互作用以及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相关因素对出生后子代健康的影响提供了重要资源。

随着生活行为方式、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育龄人口生殖健康状况持续下降，快速增加的由辅助生殖技术（ART）孕育的子代的远期健康状况亟待评估。因此，妇幼保健和生殖健康相关研究关注的重点亟需从妊娠期、围产期的死亡和严重疾病表型逐渐向全生命周期和全疾病谱拓展。为了满足这样的研究需求，在我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了中国国家出生队列（China National Birth Cohort）建设，计划以家庭为单位，招募3万个自然妊娠家庭和3万个ART家庭的人群，并对夫妻双方以及孕育的子代开展长期随访，收集夫妻和子代的环境暴露、生殖生育、精神心理、行为习惯等多方面暴露数据。同时采集外周血、尿液、脐血、卵泡液和精浆、精子等多种类型的生物样本。该出生队列对于我国妇幼健康和生殖医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支撑作用和深远影响。本文即是对国家出生队列的建设概况和基本设计做简要介绍。

大型出生队列是持续、动态地收集个体生命早期暴露信息，探讨暴露与生命远期健康结局因果关联的一种重要的队列研究类型。但由于其设计复杂、实施难度大，如何保证出生队列建设的高质量高效率是国内外流行病学研究者面临的主要挑战。2016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的中国国家出生队列（China National Birth Cohort）建设正式启动。该队列在设计实施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充分运用网络和信息化手段，探索并建立了一套“云端信息平台”，以支撑覆盖全国16家单位的出生队列建设。经过四年的发展，该系统平台在“出生队列人群招募和随访管理、数据的实时交互、队列质量控制、多级权限管理和职能划分”等多个方面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完善的建设方案。该平台的设计框架和功能要素对于我国今后出生队列乃至大型人群研究的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目的:对我国1992-2019年来实施的乙型肝炎（乙肝）疫苗（HepB）免疫及母婴阻断策略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为我国乙肝防控策略提供参考。方法:构建决策分析马尔科夫模型，对1992-2019年中国出生的新生儿队列进行分析。模型参数主要来自于文献、年鉴、中国CDC。采用单因素敏感性分析验证模型结果的稳定性。结果:1992-2019年国家共投入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分别约374.30亿元和476.10亿元；有效保护了约5 000万人免于成为慢性HBV感染者，减少了1 250万人因HBV感染相关疾病而发生的早死；节约乙肝相关疾病治疗的直接医疗负担和社会医疗负担分别约2.89万亿元和6.92万亿元，实现直接净效益2.85万亿元和社会净效益6.87万亿元。1992-2019年我国实施HepB免疫及母婴阻断策略的直接效益成本比为77.21，社会效益成本比为145.29。结论:1992-2019年我国实施的HepB免疫及母婴阻断策略具有成本-效益收益。

目的:系统评价妊娠期孕妇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SCH)与早产的相关性。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图书馆、维普、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自建库至2019年11月30日发表的关于评价或探讨妊娠期孕妇SCH与早产风险的文献，提取纳入研究的SCH定义、孕妇孕周、出生胎龄、研究类型等信息，应用Stata 12.0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最终纳入9篇队列研究和12篇病例对照研究，其中英文文献11篇，中文文献10篇，涵盖7个国家和地区，共100 016例孕妇，其中SCH孕妇7 562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妊娠期孕妇SCH是发生早产的危险因素( OR＝1.46，95% CI 1.25～1.71， P<0.001)。按照出生胎龄进行亚组分析显示，孕妇妊娠期SCH增加了胎龄<37周( OR＝1.43，95% CI 1.16～1.76， P＝0.001)、<34周( OR＝1.84，95% CI 1.41～2.39， P<0.001)及<32周早产( OR＝1.65，95% CI 1.08～2.52， P＝0.020)的发病风险。进一步按照研究类型和SCH定义进行亚组分析，结果均显示妊娠期孕妇SCH会增加早产风险。 结论:SCH是发生早产的危险因素，但仍有必要进一步开展质量更高、样本量更大的研究进行验证。

出生队列研究在探讨生命早期暴露对子代远期健康的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育龄人口生殖健康问题的凸显，辅助生殖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而关于辅助生殖技术对母婴健康的远期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2016年，以家庭为单位，同步招募辅助受孕家庭和自然受孕家庭的多中心前瞻性的中国国家出生队列（CNBC）研究正式启动。截至2021年6月30日，已累计在全国招募7.2万个家庭，包括辅助生殖家庭3.9万个和自然妊娠家庭3.3万个，本队列以面对面随访的形式在辅助生殖治疗前、胚胎移植、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及分娩时以及婴儿出生后42 d、6个月、1岁、3岁时采集数据信息和生物样本。其主要目标为评估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后诞生子代的发育和健康状况，发现与不良出生结局和儿童期疾病相关的危险因素，为提升出生人口质量的策略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将对国家出生队列的建设概况和研究进展做简要介绍。

肠道微生物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关注。动物模型揭示了孕期母体微生物通过对子代微生物、代谢和免疫发育的作用影响了子代健康结局。然而，人体生理机制更为复杂，并受到多种暴露因素的交互影响，在动物模型中得到的研究结果往往与人群研究不一致。目前，孕期母体肠道微生物对子代微生物定植和健康的影响尚不明确。在大型前瞻性出生队列的基础上建设微生物亚队列，检测母亲孕期和子代发育多时点微生物组状态，并进一步与人群环境、行为暴露等宏观信息结合，能更好地为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机制研究提供可靠支撑。本研究从研究目标、内容、进展及优势与潜在问题等方面对该亚队列研究进行简要介绍，着重呈现本研究的总体设计和进展情况。

出生队列是研究孕前和孕期各种环境暴露因素与胎儿、婴幼儿、青少年健康之间关系的有效方法。出生队列建设周期长、环节众多，研究质量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对中国国家出生队列建设过程中的各项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建设经验。以期为相关队列研究提供经验，减少相关因素对队列研究的影响，提升队列研究质量。中国国家出生队列在质量保证的顶层设计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研究质量，包括研究中心筛选、成员管理系统开发、标准化操作流程制定及工作人员规范化培训；在质量控制方面，包括针对队列数据产生过程的实时、及时、定时质控，针对生物样本采集、处理及保存的全周期质控，以及针对参与工作人员的培训、督查和量化考核的全面立体质控。

目的:总结2019—2021年中国新生儿协作网（CHNN）各单位收治的极早产儿中动脉导管未闭（PDA）的治疗现状和变化趋势以及单位间治疗差异。方法:横断面研究基于CHNN极早产儿队列，纳入2019—2021年CHNN 79家三级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收治的所有入院≤3日龄的22 525例极早产儿（出生胎龄<32周）。描述所有极早产儿以及不同出生胎龄（≤26、27~28、29~31周）组的PDA治疗率以及药物和手术治疗情况。PDA定义为住院期间通过心脏超声诊断的PDA；PDA治疗率为接受过PDA药物和（或）手术治疗的极早产儿人数/所有极早产儿人数。使用Logistic回归检验分析研究3年间及不同出生胎龄组PDA治疗率的变化趋势。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不同单位PDA治疗的标准化比率（SR），以比较调整人群特征后单位间PDA治疗率的差异。结果:22 525例极早产儿中男12 615例（56.0%），出生胎龄30.0（28.6，31.0）周，出生体重1 310（1 100，1 540）g，经超声心动图诊断的PDA 49.7%（11 186/22 525），所有极早产儿PDA治疗率为16.8%（3 795/22 525）。在3 762例接受了药物治疗的极早产儿中，首次药物治疗以布洛芬为主［93.4%（3 515例）］，首次药物治疗的年龄为6（4，10）日龄；59.3%（2 231例）的极早产儿在首次药物治疗时已经撤离了有创呼吸支持，82.2%（3 092例）的极早产儿仅接受1个疗程药物治疗。在143例接受了手术治疗的极早产儿中，手术治疗的年龄为32（22，46）日龄。2019—2021年3年间，极早产儿PDA治疗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50）。PDA治疗率随着出生胎龄的增加而降低（ P<0.001）。出生胎龄≤26、27~28、29~31周极早产儿PDA治疗率分别为39.6%（688/1 737）、25.9%（1 319/5 098）、11.4%（1 788/15 690）。极早产儿总数≥100例的单位共61家，这些单位的极早产儿PDA治疗率范围为0（0/116）~47.4%（376/793）。在调整患儿基本特征后，61家单位极早产儿PDA治疗的SR范围为0（95% CI 0~0.3）~3.4（95% CI 3.1~3.8）。 结论:2019—2021年中国新生儿协作单位收治极早产儿中，小出生胎龄患儿PDA治疗率低于发达国家，大出生胎龄患儿治疗率则偏高，不同单位间PDA治疗率差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