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miR-140-5p介导Jagged1对肾透明细胞癌(ccRCC)迁移、侵袭及血管生成能力的影响。方法:选取福建省漳州市医院泌尿外科2019年4月至2020年12月经肾癌根治术患者的肾透明细胞癌及癌旁组织标本17例，选取购自美国菌种保藏中心肾透明细胞癌细胞系(786-0)和肾皮质近曲小管上皮细胞(HK-2)，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miR-140-5p的表达。免疫组织化学检测ccRCC组织中Jagged1的表达。将786-0细胞分为miRNA阴性对照组(miR-NC组)、过表达miR-140-5p组(miR-140-5p组)、Jagged1阴性对照组(Jagged1-NC组)、敲减Jagged1组(si-Jagged1组)。使用划痕、transwell小室和血管生成实验，分别检测细胞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的改变。RT-qPCR检测miR-140-5p过表达后Jagged1 mRNA的表达，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Notch/Jagged1信号通路中Jagged 1蛋白的表达。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 结果:ccRCC组织(0.318±0.144)中miR-140-5p的表达量显著低于正常肾组织(1.028±0.0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9.787， P<0.01)；786-0肾癌细胞(0.295±0.064)中miR-140-5p的表达量显著低于HK-2正常肾细胞(1.009±0.1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366， P<0.01)；在体外，miR-140-5p组的细胞迁移率(0.394±0.015)、侵袭细胞数(142.000±17.874)和血管管腔样结构的形成数(46.000±5.291)显著少于miR-NC组的细胞迁移率(0.548±0.020)、侵袭细胞数(267.000±26.357)和血管管腔样结构的形成数(74.000±8.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362、-14.445、-5.056， P<0.01)；与miR-140-5p相反，ccRCC组织中Jagged1的表达(92.30%)显着高于正常肾组织(3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356， P<0.05) ；si-Jagged1组的细胞迁移率(0.429±0.011)、侵袭细胞数(130.533±19.379)和血管管腔样结构的形成数(45.333±3.214，)都显著少于Jagged1-NC组的细胞迁移率(0.495±0.025)、侵袭细胞数(252.466±19.231)和血管管腔样结构的形成数(66.000±3.6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999、-17.297、-7.410， P<0.05)；miR-140-5p组中Jagged1 mRNA的相对表达量(0.434±0.150)显著低于miR-NC组(1.026±0.2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425， P<0.05)。miR-140-5p组(0.336±0.159)中Jagged1蛋白的表达较miR-NC组(0.900±0.121)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901， P<0.01)。 结论:miR-140-5p可抑制ccRCC的进展，miR-140-5p可能下调Jagged1抑制ccRCC迁移、侵袭及血管生成。

目的:50%的重症患儿出现贫血。医源性血液检测可能是导致此问题的原因之一。本研究旨在记录PICU内采血现状，确定与采血增加相关的患儿因素并分析采血量、出PICU时贫血与PICU期间血红蛋白变化之间的关系。设计: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场所:Sainte-Justine大学医院的PICU。对象:4个月研究期内入院的所有患儿。干预措施:无。测量方法与主要结果:共纳入423例患儿。平均采血量为3.9(±19)mL/(kg.PICU住院日)，其中26%为弃血。有中心静脉或动脉通路的患儿比没有通路的患儿被采血更多( P<0.05)。患有脓毒症、休克或心脏手术的患儿被采血次数最多，呼吸系统疾病为主要诊断的患儿最少( P<0.001)。本研究发现采血量与机械通气密切相关( H＝81.35， P<0.000 1)，但与疾病严重程度无关(最差儿童器官功能障碍评分)( R＝－0.044， P＝0.43)。多因素分析( n＝314)显示，采血量(作为连续变量)与出院时贫血显著相关(校正 OR 1.63，95% CI 1.18~2.45， P＝0.003)。本研究未能发现采血与PICU期间血红蛋白变化的关系。 结论:PICU内诊断性采血与出院时贫血有关。25%的采血量被浪费。患有脓毒症、休克或心脏手术，以及有血管通路或机械通气的患儿采血量最多。

目的:了解我国医师对儿童脓毒性休克治疗策略的认知现状。方法:编制问卷，于2017年4至6月中国医师协会儿童重症医师分会368名儿童重症医师完成儿童脓毒性休克治疗邮件问卷调查。结果:回收有效问卷368份(应答率45.1 %)，单位应答率87.2%(68/78)。59.2%和77.7%受访者选择清创手术和体液引流等清除病灶；90.8%受访者选择休克1 h内使用抗生素；98.4%选择生理盐水，72.3%使用白蛋白，53.8%选择血浆进行液体复苏；休克复苏静脉通路开通困难时，57.1%首选开通骨髓内通路；79.3%和83.2%受访者使用糖皮质激素和静脉丙种球蛋白等辅助治疗；96.7%受访者可提供氧气和机械通气支持，85.3%提供持续肾替代治疗，22.0%提供体外膜肺氧合等脏器支持。322名(88.7%)、188名(51.1%)和85名(23.1%)受访者符合液体复苏、正性肌力药物和缩血管药物的临床模拟病例的"最佳建议"；缩血管和正性肌力药物模拟病例中，分别有69.3%和24.2%受访者选择液体复苏治疗；液体复苏病例中，49.7%(183/368)受访者进行液体容量和反应性评估，评估仪器包括重症床旁超声[39.4%(145/368)]，生物阻抗监测器[10.3%(38/368)]和经肺热稀释装置[6.3%(23/368)]；接受儿童高级生命支持课程( P＝0.006)和重症专科培训中心培训( P＝0.002)的儿科医生做出"最佳建议"选项的比例高于未参加培训者。 结论:我国儿童脓毒性休克治疗现状是积极的病灶清除、抗生素使用及脏器支持等，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意识增加，但可能存在过度液体输注，不合理使用血浆、激素和丙种球蛋白等，不同形式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可能促进合理治疗。

临床上中心静脉通路装置（CVAD）广泛应用于输注静脉高营养液、化疗药物和快速输液、输血等，CVAD长时间留置于患者的血管里，虽然在静脉治疗中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也存在与之相关的风险，近20年来有很多研究关注CVAD对血管损伤的机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在病理生理这一微观的层面探讨其机制。本文将从CVAD置管对血管的急性损伤与留置导管引起的慢性改变、CVAD对血管损伤的原因以及预防CVAD置管引起血管损伤的研究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静脉治疗提供参考。

为推动我国静脉治疗事业的发展，为患者提供安全、合理、有效的中心静脉血管通路装置，促进该领域的科学研究，国内相关领域专家按照循证医学原则，以当前最佳证据为依据，按照问题和推荐强度分级系统，在多学科专家、各级医院的临床医师和护理人员中广泛征求意见，达成本共识。本共识旨在制定中心静脉血管通路装置安全管理的解决方案，并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

为探索在区域医疗联合体（医联体）支持下社区开展血液透析的可行性，经过1年的设备采购、房屋改造的前期准备和上级医院对所有医护技成员半年以上的专科培训准备，2017年1月8日，北京市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上级医院派驻责任主任指导下，开展血液透析治疗。治疗采用日本JMS牌全自动血液透析机，超纯中央透析液供应系统。上级医院医护专家每周在社区中心进行1次带教査房、进行专业指导，医联体间开通转诊绿色通道。至2020年1月31日，透析人数由最初的5例至目前73例，累计治疗16 768例次，无不良反应发生，因血管通路功能不良、继发性甲状旁腺亢进症等疾病，上转患者82例次，下转91例次。此模式充分发挥了社区医疗资源，拓展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范围，方便了特殊人群就近就医，医护技人员业务能力得到提升，并获得了职业荣誉感。

目的:研究卵巢早衰(POF)特异性变异关联的生物学过程。方法:通过对来自2个家系的3个POF患者和7个健康对照的全外显子组测序数据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对筛选获得的POF特异性单核苷酸变异（SNVs）以及对应的基因进行生物学功能富集与蛋白互作分析。结果:262个疾病特异性变异对应基因显著富集在多个GO功能条目下，如在生物学过程集合中的嗜同性细胞黏附( P=1.28E-3)、细胞黏附( P=3.56E-3)、转录的正调节( P=9.41E-3)、消化道发育( P=0.011)、Notch信号通路( P=0.018)、钙离子跨膜转运( P=0.021)、细胞对氧气水平降低的反应( P=0.026)等，在细胞组分集合中的质膜( P=2.58E-4)、细胞前缘( P=0.014)、中心粒( P=0.016)、动力蛋白复合物( P=0.033)、突触后致密区( P=0.035)，在分子功能集合中的转录因子活性( P=5.04E-3)、肌动蛋白结合( P=6.03E-3)、钙离子结合( P=0.008)、核小体组蛋白结合( P=0.039)、碳水化合物结合( P=0.048)等。其次262个基因显著富集在多个KEGG生物信号通路中，如背腹轴形成( P=4.09E-4)、甲状腺激素信号通路( P=0.017)、血管加压素调节的水重吸收( P=0.020)、Notch信号通路( P=0.025)、亨廷顿病( P=0.042)。另外对262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进行蛋白互作网络分析，结果显示 MYC、 FOXO1、 CREBBP、 NOTCH2及 HES1等包含在互作网络中的核心基因组成的较强网络簇中。 结论:POF特异性的遗传学变化可能通过导致卵巢发育生物学过程及卵巢发育相关的信号通路的活性改变，从而促进POF的发生。这些证据可以为POF的遗传发病机制进一步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中心静脉病变是血液透析血管通路并发症中的难题，可引起严重的临床症状并影响患者血液透析质量及生活质量。我们利用患者中心静脉病变侧废用静脉建立对侧移植血管动静脉瘘，2周后移植血管动静脉瘘成功穿刺行血液透析治疗，不仅解决了患者静脉高压及后续血管通路难题，而且保留了更多的血管资源。

目的:探讨动静脉移植物内瘘（arteriovenous graft，AVG）的通畅率及其危险因素，为进一步优化血管通路选择、提高透析质量提供临床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分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净化中心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新建AVG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AVG通畅率，使用Cox回归模型分析AVG通畅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AVG 381例次，年龄为（55.5±11.8）岁，男性154例次（40.4%），糖尿病140例次（36.7%）。AVG中位一期通畅时间为377.00（95% CI 314.26~439.74）d，术后1年、2年和3年一期通畅率分别为51.0%、30.7%和15.4%。中位一期辅助通畅时间为839.00（95% CI 668.89~1 009.11）d，术后1年、2年和3年一期辅助通畅率分别为78.3%、56.4%和39.1%。术后1年、2年和3年二期通畅率分别为96.7%、90.1%和78.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吻合静脉为贵要静脉和头静脉（以肘正中静脉为参照， HR=1.869，95% CI 1.124~3.107， P=0.016； HR=2.110，95% CI 1.176~3.786， P=0.012）及吻合静脉术前内径<3.5 mm（ HR=1.411，95% CI 1.020~1.952， P=0.037）为AVG一期通畅异常的独立影响因素，男性（ HR=1.680，95% CI 1.127~2.503， P=0.011）、平均动脉压<70 mmHg（ HR=3.228，95% CI 1.109~9.394， P=0.032）、Acuseal移植物类型（以Intering为参照， HR=1.884，95% CI 1.185~2.994， P=0.007）、吻合静脉为头静脉（以肘正中静脉为参照， HR=2.817，95% CI 1.328~5.977， P=0.007）、吻合静脉术前内径<3.5 mm（ HR=1.555，95% CI 1.048~2.306， P=0.028）、血磷≤1.78 mmol/L（血磷1.13~1.78 mmol/L />1.78 mmol/L， HR=1.737，95% CI 1.111~2.716， P=0.015；血磷<1.13 mmol/L />1.78 mmol/L， HR=2.162，95% CI 1.072~4.362， P=0.031）以及铁蛋白<200 μg/L（ HR=1.850，95% CI 1.231~2.780， P=0.003）为AVG一期辅助通畅异常的独立影响因素。血清白蛋白<40 g/L（ HR=2.165，95% CI 1.096~4.275， P=0.026）为AVG二期通畅异常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AVG术后1年、2年和3年一期通畅率分别为51.0%、30.7%和15.4%。AVG术后1年、2年和3年二期通畅率分别为96.7%、90.1%和78.5%。吻合静脉为头静脉和贵要静脉及内径<3.5 mm是AVG一期通畅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吻合静脉为头静脉及内径<3.5 mm是一期辅助通畅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血清白蛋白<40 g/L为二期通畅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系统评估以及患者良好的营养状态对于维持AVG的长期通畅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经皮血管闭合装置(percutaneous vascular closure devices ,VCD)在临床的广泛运用，对于需要通过股动脉进行血管内治疗的患者，多数医生不在选择股动脉的切开，转而使用VCD管理股动脉穿刺口；其中通过双把ProGlide（雅培公司）在大直径股动脉穿刺口预埋血管缝线的技术，真正实现了大血管介入手术的全程微创。同样，在进行静-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eno-arterial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VA-ECMO）的建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医生也在使用穿刺股动脉的方法，并使用ProGlide进行撤管后的血管闭合。通常，大多中心均采取双把ProGlide处理动脉穿刺口，由于该技术闭存在一定的学习曲线及失败率 [1,2,3,4]，且VA-ECMO并不是一个常规操作，因此导致各中心的成功率及并发症报道不尽相同。本中心尝试使用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单把ProGlide联合ExoSeal（康蒂思公司）的对吻技术（one Proglide with one Exoseal Kissing technique，PEK）对VA-ECMO动脉穿刺口进行管理，期望获得满意的动脉止血效果同时简化操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