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期多点粗针穿刺预测疗效的可行性。方法:选取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有新辅助治疗指征67例乳腺癌为研究对象，于新辅助治疗第4周期行肿瘤床3、6、9、12点及残瘤灶粗针穿刺，将粗针穿刺结果与新辅助治疗完成后手术常规病理匹配比较，分析中期病理评估与术后常规病理一致性和假阴性率（false negative rate，FNR），验证中期多点粗针穿刺病理评估的可行性。结果:入组患者中位年龄49.2岁（21~69岁）；新辅助治疗前肿瘤中位最大径与新辅助治疗后残余肿瘤中位最大径分别为40.4 mm（21~93 mm）和19.6 mm（0~41 mm）。28例患者获得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41.8%），激素受体（hormone receptor，H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HR（-）HER2（-）、HR（-）HER2（+）及HR（+）HER2（+）分子亚型pCR率分别为4/24（16.7%）、6/14（42.9%）、11/18（61.1%）、7/11（63.6%）。2.9%（2/67）术前影像学检查无异常。残瘤灶中期粗针穿刺病理与手术后常规病理一致率82.1%（55/67）。瘤床中期粗针穿刺病理与手术后常规病理一致率83.6%（56/67）。残瘤灶中期多点粗针穿刺病理FNR为17.9%（12/67）。瘤床中期粗针穿刺病理FNR约5.9%（4/67）。结论: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期采用多点粗针穿刺预测残瘤灶、瘤床的肿瘤退缩状态是可行的。改善穿刺技能可提高多点粗针穿刺病理评估的准确性。

吡咯替尼是一种新型的不可逆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双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其在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治疗中展现了卓越的临床效果，其中吡咯替尼与卡培他滨联合治疗晚期乳腺癌在国内外已得到认可。进一步探索是否存在与吡咯替尼联用效果良好的其他抗肿瘤药物、吡咯替尼能否提升早期或中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获益等，可开发吡咯替尼的更多潜力。文章对近年吡咯替尼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妊娠早期孕妇炎症因子水平与发生妊娠期糖尿病（GDM）的相关性。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自妊娠早期于浙江省温州市人民医院行规律产前检查的孕妇共201例进行前瞻性研究，其中妊娠中期（24~28周）确诊为GDM的孕妇97例为GDM组，随机选择同期糖耐量正常孕妇104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孕妇妊娠早期的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EU）、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的比值（NLR）、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胰岛素（FINS）水平及稳态模型评估的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相关指标预测GDM的效力。结果:（1）GDM组和对照组孕妇的妊娠早期WBC[分别为（8.7±1.9）、（7.9±1.7）×10 9/L]、NEU[分别为（6.3±1.7）、（5.5±1.5）×10 9/L]、NLR[分别为4.66（2.90~3.56）、3.12（2.49~3.89）]、CRP[分别为3.00 mg/L（1.65~5.10 mg/L）、2.35 mg/L（0.83~3.58 mg/L）]、IL-6[分别为3.60 ng/L（1.60~6.30 ng/L）、3.48 ng/L（0.70~1.40 ng/L）]水平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2）妊娠早期WBC、NEU、NLR、CRP、IL-6水平对GDM发生的ROC曲线下面积均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P均<0.01）。logistic回归法分析显示，NEU、IL-6、CRP水平是发生GDM的独立危险因素（ OR值分别为2.643、6.843、2.267； P均<0.05）。 结论:妊娠早期WBC、NEU、NLR及CRP、IL-6水平可能与GDM的发生相关，尚需进一步论证。

《中国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临床诊疗指南（2023年）》是我国第1部严格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订规范和国际指南标准制订的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诊断和治疗临床实践指南。其主要的更新点：基于最新的循证医学证据和飞速发展的眼底影像学检查技术和设备，在AMD的诊断、治疗和随访方面进行了更新：基于新生血管在视网膜组织中的起源和存在部位不同，将黄斑区新生血管（MNV）分为了1型、2型和3型；对于新生血管性AMD，建议以光相干断层扫描（OCT）联合OCT血管成像作为检查和诊断方法；对于早至中期AMD，建议补充抗氧化维生素、锌、叶黄素、玉米黄质，或者混合型抗氧化维生素和矿物质；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是累及中心凹或中心凹旁MNV的一线治疗方法，初始3个月每月注射1次+治疗并延长给药方案具有一定程度获益；对于抗VEGF药物3次负载治疗后无应答的新生血管性AMD，由临床医师综合考虑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案；对于非渗出性MNV，建议密切观察，一旦发现新生血管具有活动性，出现积液、渗出或出血等，应及时采用抗VEGF药物治疗。希望该指南能够帮助眼科医生提高AMD的诊疗、预防和随访水平。

目的:探讨胃癌晚期患者血脂(TG、TC)、脂蛋白(HDL、LDL)及血清重组穿透素-3(PTX-3)、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人细胞角蛋白21-1片段(CYFRA21-1)水平的意义，为胃癌的早、中、晚期诊治提供依据。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三二〇一医院收治的127例胃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病情将其分成早期组( n＝45)、中期组( n＝43)和晚期组( n＝39)，分别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三组患者血脂(TG、TC)、PTX-3、TTF-1、NSE、CYFRA21-1，化学沉淀法检测脂蛋白(HDL、LDL)代谢，分析三组胃癌患者及晚期组胃癌患者术前术后血脂、脂蛋白及PTX-3、TTF-1、NSE和CYFRA21-1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血脂(TG、TC)、脂蛋白(HDL、LDL)及PTX-3、TTF-1、NSE、CYFRA21-1与胃癌发病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上述指标单独及联合检测对胃癌的预测价值。 结果:晚期组TG、TC、LDL水平高于中期、早期组(均 P<0.05)，HDL水平低于中期、早期组(均 P<0.05)，血清PTX-3、TTF-1、NSE、CYFRA21-1水平高于中期、早期组(均 P<0.05)。晚期组术后TG、PTX-3、TTF-1、NSE、CYFRA21-1、TC、LDL水平较术前显著降低(均 P<0.05)，HDL水平较术前显著升高( P<0.05)。TG、TC、HDL、LDL、PTX-3、TTF-1、NSE、CYFRA21-1水平与胃癌晚期发病存在相关性(均 P<0.05)。ROC曲线显示：PTX-3、TTF-1、NSE、CYFRA21-1两两联合检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显著高于PTX-3、TTF-1、NSE、CYFRA21-1单独检测，其中PTX-3+TTF-1+NSE+CYFRA21-1联合检测AUC值最大，灵敏度、特异度最高。 结论:胃癌晚期患者的血脂(TG、TC)、脂蛋白(HDL、LDL)及血清PTX-3、TTF-1、NSE、CYFRA21-1水平均异常，需根据上述指标的情况制定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提升生存率。

目的:分析嗜酸性粒细胞及中性粒细胞两种表型哮喘患者炎症特点及小气道功能变化，为哮喘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将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呼吸科就诊，经诱导痰细胞学检查证实的46例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及42例中性粒细胞型哮喘患者纳入研究对象，按哮喘类别分为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组和中性粒细胞型哮喘组，比较两组患者急性发作病情严重度、哮喘控制测试（asthma control test，ACT）评分和血清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浓度，检测呼出气一氧化氮分数（fractional exhaled nitric oxide，FeNO）、外周血及诱导痰上清中相关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4（interleukin-4，IL-4）、白细胞介素5（interleukin-5，IL-5）、白细胞介素13（interleukin-13，IL-13）、白细胞介素17（interleukin-17，IL-17）及干扰素γ］浓度以及肺功能指标［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halation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percent predicted，%pred）、最大呼气中期流量（maximal mid-expiratory flow，MMEF）% pred、用力呼出75%肺活量时流速 （forced expiratory flow at 75% of FVC exhaled，FEF75）% pred、用力呼出50%肺活量时流速 （forced expiratory flow at 50% of FVC exhaled，FEF50）% pred］。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 2检验。 结果:两组哮喘患者一般资料和ACT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中性粒细胞型哮喘组患者急性发作重度+危重度患者比率［52.38%（22/42）］、未控制+部分控制患者比率［59.52%（25/42）］、CRP浓度［24.6（7.1，35.0） mg/L］高于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组［30.43%（14/46）、36.96%（17/46）、8.5（2.0，12.0） mg/L］，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4.37、χ 2=4.48、 Z=4.76， P=0.036、 P=0.034、 P<0.001）。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组患者FeNO浓度［76（54，93）×10 -9］高于中性粒细胞型哮喘组［27（15，41）×10 -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6.52， P<0.001）。中性粒细胞型哮喘组患者FEV1% pred［（56.13±21.51）%］、MMEF% pred［（62.03±23.97）%］、FEF75% pred［（54.42±20.49）%］与FEF50% pred［（66.89±26.47）%］均低于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组［（68.53±29.81）%、（72.16±23.05）%、（65.38±25.46）%、（79.86±27.61）%］，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2.25、2.02、2.21、2.24， P值分别为0.027、0.046、0.030、0.027］。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组血清IL-4［（49.42±24.46） ng/L］、IL-5［（104.89±43.91） ng/L］及诱导痰上清中IL-4［（44.49±19.12） ng/L］、IL-5［（95.45±28.58） ng/L］浓度均高于中性粒细胞型哮喘组［（32.29±14.19）、（50.35±22.30）、（33.33±15.08）、（55.61±26.41） ng/L］，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4.06、7.44、3.02、6.77， P值分别为<0.001、<0.001、0.003、<0.001）。而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组患者血清IL-13［（76.18±20.62） ng/L］、IL-17［（31.32±9.32） ng/L］、干扰素γ［（18.27±5.56） ng/L］及诱导痰上清中IL-13［（71.08±20.08） ng/L］、IL-17［（26.29±6.70） ng/L］、干扰素γ［（17.61±5.94） ng/L］浓度均低于中性粒细胞型哮喘组［（153.83±44.53）、（55.27±18.89）、（26.46±10.08）、（120.32±28.41）、（44.99±12.66）、（23.91±7.66） ng/L］，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10.33、7.43、4.66、9.31、8.54、4.33，均 P<0.001）。 结论:嗜酸性粒细胞型和中性粒细胞型哮喘有不同的炎症和小气道功能特点，中性粒细胞型哮喘患者早期小气道功能改变更明显。

目的:比较不同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对甲状腺癌患者临床效果的影响。方法:前瞻性纳入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山西省肿瘤医院头颈外科由同一经验丰富的手术团队实施完全腔镜甲状腺切除术（complete endoscopic thyroidectomy，CET）治疗甲状腺癌患者96例，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经锁骨下组（经锁骨下入路CET）48例和经口组（经口腔前庭入路CET）48例。比较两组手术及术后康复情况、并发症、美容满意度评分，术前、术后1、3及7 d检测免疫指标[T淋巴细胞亚群（CD3 +、CD4 +）、CD4 +/CD8 +]、血清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oluble interleukin 2 receptor，SIL-2R）、组织激肽释放酶11（kallikrein11，KLK11）、中期因子（midkine，MK）水平，术后1、3及7 d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 scale，VAS）、颈部损伤指数、吞咽障碍指数评估颈部功能。 结果:经口组与经锁骨下组手术时间分别为（117.58±10.87）min和（101.84±11.35）min（ P<0.001），住院时间分别为（4.31±0.86）d和（5.12±0.91）d（ P<0.001），引流量分别为（65.13±12.49）mL和（78.65±15.32）mL（ P<0.001）。术后1、3及7 d，经口组和经锁骨下组CD3 +分别为（41.53±3.86）%和（38.29±3.51）%（ P<0.001），（46.21±4.35）%和（42.81±4.06）%（ P=0.001），（48.23±4.47）%和（45.10±4.23）%（ P<0.001）；CD4 +水平分别为（33.27±3.90）%和（30.18±3.45）%（ P<0.001），（36.28±4.15）%和（33.46±3.87）%（ P=0.001），（38.69±4.22）%和（35.17±4.10）%（ P<0.001）；CD4 +/CD8 +水平分别为（1.31±0.22）和（1.16±0.21）（ P=0.001），（1.40±0.23）和（1.20±0.22）（ P<0.001），（1.58±0.24）和（1.45±0.25）（ P=0.011）。术后1、3及7 d，经口组与经锁骨下组血清SIL-2R、KLK11、MK水平、VAS评分、颈部损伤指数、吞咽障碍指数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经口组和经锁骨下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8.33%（4/48）和22.92%（11/48）（ P=0.049），美容满意度分别为95.83%（46/48）和81.25%（39/48）（ P=0.025）。 结论:经口腔前庭入路与经锁骨下入路行CET治疗甲状腺癌均对颈部功能造成损伤，前者能减轻免疫功能损伤，有助于术后早期病情恢复，同时能提高安全性及患者美容满意度，但会延长手术时间。

目的:探讨胎儿软骨发育不全（ACH）的疾病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0年6月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行一代测序检测发现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3（FGFR3）基因c.1138位点突变的胎儿共15例的临床资料（包括超声测量指标）。对胎儿父母的年龄，胎儿的头围（HC）、股骨长（FL）、腹围（AC）、双顶径（BPD）、羊水量、超声检查异常等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计算各指标的比值或Z值［即测量值与相应孕周标准值之差的标准差（SD）倍数］。ΔZ H-F表示股骨发育相对于头部发育落后的SD倍数；ΔZ H+A-2F表示股骨发育相对于头部和腹部发育落后的SD倍数。 结果:15例患儿中，妊娠中期出现表型者3例（3/15），妊娠晚期发现表型者12例（12/15）。检测孕周范围为23周 +5~33周 +4。15例胎儿母亲的年龄为（29.8±3.6）岁（范围：24~38岁），其中2例（2/15）为高龄（年龄 ≥35岁）；胎儿父亲的年龄为（31.1±4.8）岁（范围：22~41岁），其中3例（3/15）高龄（年龄 ≥35岁）。15例（15/15）胎儿均出现股骨短小（Z FL<-2.00），Z FL值为-4.73±1.08。3例（3/15）胎儿出现头大（Z HC>2.00）。FL/HC和FL/AC分别为0.151±0.014和0.172±0.012，均小于正常值。ΔZ H-F和ΔZ H+A-2F分别为5.65±1.95与10.04±2.75，提示胎儿基因异常的风险性高。1例孕妇出现羊水过多表型（1/15），羊水指数为31.4 cm。2例胎儿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异常（2/15），其中1例为右侧脑室轻度扩张，1例为胎儿丘脑后上方中线部位囊性结构。 结论:胎儿ACH存在明显的妊娠中晚期股骨短小的特点，BPD增大及其他伴随症状不明显。建议对于妊娠中晚期发现股骨明显短小的胎儿行FGFR3基因c.1138位点检测以明确ACH的诊断。

目的:探讨分析血清组织激肽释放酶11（kallikrein-related peptidases 11，KLK11）、中期因子（midkine，MK）水平与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DTC）术后首次 131I清除术后残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效果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108例DTC预行甲状腺全切除术，且术后进行放射性清甲治疗，男37例，女71例；年龄（48.32±4.25）岁，范围为28~79岁。根据治疗后是否清甲成功将患者分为清甲成功组64例和清甲未成功组44例，并选取同期本院体检无异常的60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将患者分为转移阳性组20例和转移阴性组88例。清甲治疗后第二天取所有研究对象血清标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其血清KLK11、MK水平，搜集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TNM分期、促甲状腺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病灶最大径、清甲治疗时间，统计数据采用SPPS 21.0软件，采用单因素对一般资料进行分析，然后对有统计意义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影响术后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清甲成功组和清甲未成功组血清KLK11、MK水平高于对照组（KLK11： t= 5.129、7.832， P<0.05；MK: t=7.799、15.978， P<0.05），而清甲未成功组血清KLK11、MK水平高于清甲成功组（KLK11： t= 2.642， P<0.05；MK: t=11.906， P<0.05）。转移阳性组血清KLK11、MK水平高于转移阴性组（KLK11： t= 2.908， P<0.05；MK: t=14.907， 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BMI（ χ2=6.780， P=0.009）、病灶最大径（ χ2=14.819， P=0.001）、TSH（ χ2=13.627， P=0.001）、血清KLK11（ t=2.642， P=0.01）、血清MK（ t=11.906， P<0.001）与DTC术后首次 131I清甲效果有关（ P<0.05）。以清甲成功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灶最大径>2 cm（ OR=10.740，95% CI：7.033~16.401）、TSH水平升高（ OR=8.559，95% CI：2.812~26.057）、血清KLK11水平升高（ OR=16.710，95% CI：8.548~32.666）、血清MK水平升高（ OR=10.580，95% CI：6.294~17.786）是影响DTC术后首次 131I清甲效果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血清KLK11、MK水平升高是影响DTC术后首次 131I清甲效果的独立危险因素，监测其水平变化可为清甲疗效评估提供一定参考。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儿童的病毒核酸和细胞因子检测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4月期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收治的2019-nCoV感染确诊儿童病例的临床和实验室资料。隔日采集咽拭子和肛拭子，荧光定量PCR法检测咽拭子和肛拭子2019-nCoV核酸。流式细胞术检测病程早期(咽拭子和肛拭子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阳性)、中期(咽拭子病毒核酸阴性而肛拭子核酸仍阳性)、恢复期(咽拭子和肛拭子病毒核酸检测均阴性)血清细胞因子IFN-γ/IL-1β/IL-2/IL-4/IL-5/IL-6/IL-8/IL-10/IL-12p70/IL-17A/IL-17F/IL-22/TNF-α/TNF-β水平。结果:共12例患儿纳入本研究。男∶女＝5∶1；平均年龄(7.0±4.3)岁；临床分型无症状感染2例，轻型5例，普通型5例，无重症及危重症患者。9例我院初诊患儿咽拭子和肛拭子病毒核酸最初呈平行阳性状态，肛拭子排毒中位数时间长于咽拭子排毒时间[32(4.5，45.0)d vs 3(2，9)d， Z＝11.0， P＝0.010]；肛拭子较咽拭子排毒时间差值中位数长25.5(1.5，42.8)d。病程不同时期(早期、中期、恢复期)血清细胞因子IL-17A、IL-4和IL-5总体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或 F， P值分别为8.33，0.016；5.36，0.010；6.56，0.004)，但主要在病程中期明显升高。而IL-17F、IL-2、IL-22在病程的早、中、恢复期均有升高，但病程各组间比较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肠道排毒时间较长，尽管尚未确定感染性，但对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Th2细胞和Th17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参与了2019-nCoV感染后的非重症感染儿童的免疫应答过程，监测儿童患者的病毒排出情况和细胞因子变化，对于判断患者的病情有较好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