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用现有药代动力学(PK)药物相互作用(DDI)信息的数据库,构建出可用于预测AUC倍数变化(FC)的机器学习模型,用于探究对现有DDI预测的可能,为临床用药提供一定的合理建议.方法 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证的药品标签中提取DDI的PK数据和AUC倍数变化的数据.通过DrugBank检索出DDI有关的多肽和药效学(PD)信息,用蛋白质资源(UniProt)对相关多肽ID进行药物类型(PPDT)标识,用矩阵归一化的代码生成便于分析的多维向量数据.PPDT对AUC的影响和所产生的倍数变化作为因变量,进行机器学习模型构建.用均方根误差(RMES)值最小的模型进行模型构建,训练出袋装决策树(Bagged)预测模型.利用训练好的模型对部分药物检验,检测模型的预测性别.通过查阅现有的有关检测DDI对的文献研究结果,对预测值进行分析比较,对模型进行评价.结果 检验模型药物对共16对,分别为16种药物对他克莫司的影响,发现对DDI的有无预测准确率为81.25％;预测结果根据FDA标准分类强弱,结果表明,DDI强弱预测,偏离较大的预测较少.结论 模型预测DDI的有无评价一般;但对DDI的强弱分类后,对DDI的预测结果较好,预测结果说明模型预测性能对于在临床试验之前进行潜在的DDI评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虽然心力衰竭(心衰)的药物和器械治疗均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心衰患者整体仍预后较差.心衰的血流动力学异常表现为左心房压升高和肺淤血,既往研究表明降低左心房压可改善心衰患者的症状和预后,因此左心系统超负荷可能是心衰治疗的一个潜在靶点.心房分流术旨在制造一定程度稳定可控的左向右心内分流,将心衰患者失代偿的左心容量和压力负荷恢复至代偿状态,从而改善心衰症状及预后,目前全球范围内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已有数据表明心房分流术可降低心衰患者静息或运动时左心房压,改善肺淤血,提高患者活动耐量和临床心功能,但尚无研究证实其可以改善心衰再入院和死亡等临床终点事件.未来的研究重点在于筛选能从心房分流术中获益的心衰患者,明确心衰病因、右心功能和肺血管阻力可逆性的评估以及依据射血分数的心衰分型可能是筛选患者的关键因素.

虫螨腈作为一种日益广泛应用的新合成农药,使用过程中人体暴露机会逐渐增加,中毒病例日益增多,目前虫螨腈的毒代动力学与毒理学仍未十分明确,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相关研究逐渐开展,动物实验显示了虫螨腈的吸收、分布、排泄、代谢等毒代动力学过程.毒理学研究表明,氧化磷酸化解耦联效应是虫螨腈的基本毒性,人和其他动物虫螨腈中毒可出现神经、心脏、骨骼肌、基因、生殖与发育、肾脏、脾脏、血液系统等相关毒性.现结合既往动物实验、人源细胞系实验、临床病例、人类尸检等资料,对虫螨腈的毒代动力学与毒理学相关进展进行综述,以期强化临床对虫螨腈中毒的关注,并为虫螨腈中毒的救治提供参考.

我国2型糖尿病所致慢性肾脏病(CKD)患者约3 108万例，且糖尿病合并CKD已成为我国CKD患者的首位住院病因。早期预防、诊断以及延缓糖尿病肾脏病的进展，对降低心血管事件、提高患者生存率及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高血糖对肾脏受损的发生和发展较为复杂，其机制包括：肾脏血流动力学改变、氧化应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激活和炎症等是重要原因。多年来，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是糖尿病肾病患者的重要治疗方式。近期，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2 inhibitors，SGLT2i)、新型非甾体类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GLP-1RA)、胰高糖素样肽(glucagon-like peptide, GLP)/抑胃肽(gastric inhibitory polypeptide, GIP)受体的联合激动剂、内皮素拮抗剂等药物开创了糖尿病肾病管理的新时代。另外，GLP-1RA也正在继续探索2型糖尿病合并CKD治疗领域，其所进行的FLOW研究于近期由于疗效优异而提前终止。GLP-1RA在糖尿病肾脏病中具有潜在的肾脏保护作用。替西帕肽是GLP-1/GIP受体的联合激动剂，已经在美国和欧洲上市。在SURPASS-4研究的2年随访过程中，替西帕肽组患者eGFR平均降低1.4 ml/(min·1.73 m2)，尿白蛋白/肌酐比值较基线无明显改变，甘精胰岛素组患者eGFR下降3.6 ml/(min·1.73 m2)，尿白蛋白/肌酐比值持续上升。此外，无论患者是否使用SGLT-2i，替西帕肽均能减少eGFR降低幅度。葡萄糖激酶激活剂类药物多格列艾汀、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细胞凋亡信号调节激酶-1活化剂、晚期糖基化终产物抑制剂、核因子E2相关因子2激活剂等，也已经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积极效应。

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PD)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其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目前PD脑功能研究采用的非侵入技术，主要包括功能磁共振成像、脑电图等，难以实现运动状态或磁电治疗下的脑功能评定。作为一种新兴的功能神经成像技术，功能性近红外光谱(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成像技术可实时监测PD患者真实运动相关的皮层反应，为直接监测大脑活动提供了一种安全无创、高生态效度的方法。本文综述了近年来fNIRS技术在PD研究中的应用进展，以期为PD神经功能影像学研究提供新思路。结果表明，PD步态和平衡障碍与大脑皮质的异常激活密切相关，尤其是前额叶皮质，涉及皮层认知资源对基底节功能障碍的代偿策略。药物、脑深部电刺激术以及其他干预措施可应用fNIRS技术评价神经康复效果、揭示干预作用的神经基础。目前这一研究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所提供的证据支持fNIRS可在临床实践中转化。未来研究应发展多模态成像技术、对大脑皮质广泛区域开展深入研究，以获得更有价值的研究结果应用于临床实践。

我国糖尿病患病率持续升高，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胰岛素治疗仍面临起始和强化治疗延迟的挑战，导致患者血糖控制不佳。胰岛素治疗中潜在的低血糖风险、血糖变异性和治疗依从性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是临床治疗的难点。与既往常用的胰岛素制剂相比，新型胰岛素类似物制剂具有作用时间延长、药效动力学/药代动力学更稳定等特点，在临床应用中可提升胰岛素治疗的安全性，改善血糖变异性，提高患者治疗意愿和依从性，为糖尿病患者安全、便捷、稳定控制血糖提供了良好的治疗选择。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心脏疾病年轻化，心脏病患者行心脏及非心脏手术的例数呈逐年增多趋势 [ 1] 。术前需要对此类患者进行全面的麻醉风险评估，以明确合适的手术时机，并针对术中及术后可能发生的心血管事件做好应对措施，尤其需要熟知各种血流动力学监测手段及其相应的数据解读。在现有的围术期血流动力学监测中，超声心动图可以直接或间接评价心功能、血容量和外周血管阻力三要素，是一种无创、直观、重复性好的方法，因此应用超声心动图可提高术中循环功能监测和管理的准确性。一项纳入214例非心脏手术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经食道超声心动图(TEE)或经胸超声心动图(TTE)的使用对40%的患者产生显著影响，如改变了药物或手术治疗、证实诊断，避免了有创性肺动脉导管监测；而在有TEE最强指征的患者和手术中，该比例更高 [ 2] 。其中将TEE对围术期决策的影响分为：主要影响，即治疗可能危及生命的事件、改变麻醉或手术治疗决策、有临床意义的术后评估；次要/有限影响，即改变药物治疗、消除血流动力学变化的可能原因、代替更具侵入性的装置来评估心脏功能 [ 3] 。在非心脏手术的高危患者中，TEE或TTE检查最常见的术中诊断是低血容量、低射血分数、局限性室壁运动障碍、瓣膜病、右心室衰竭或肺栓塞。低血容量的典型征象有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减少，射血分数增高，乳头肌"亲吻征"，扩容后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增大。但心脏病患者的左室可能比原有扩大或缩小，应注意术前测量基础值。在严格把握禁忌证的情况下，TEE不影响术野及手术操作，更加适合术中使用。TEE探头频率较TTE探头高，检查时离心脏更近，因而图像更加清晰，同时获得的临床信息还往往能对其他血流动力学监测装置如中心静脉导管或肺动脉导管起到补充作用。现就TTE和TEE在心脏病患者非心脏手术围术期的应用和进展综述如下。

多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是近年来在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治疗领域出现的新型药物，目前已有多种PARP抑制剂在mCRPC临床研究中报告获益证据。尽管不同的PARP抑制剂有相似的药理学特征，但由于其分子结构和药效药代动力学存在差异，PARP抑制剂在临床研究中的疗效和安全性也有所不同。临床医生选择药物治疗时，应基于详实的研究数据并考虑特定临床、实验室和遗传学特征，进行个体化和最优化治疗。

在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基础上加用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CAP）住院患者是基于观察性研究和荟萃分析的结果，而不是随机临床试验的结果。近期希腊学者进行了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旨在明确在此类人群中使用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治疗的同时加用大环内酯类药物克拉霉素能否改善早期临床反应（CAP的新监管终点），并探讨了调节宿主炎症反应对这一结果的可能贡献。ACCESS试验是一项3期前瞻性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希腊公立医院的18个内科部门招募了存在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2分、降钙素原（PCT）≥0.25 μg/L的CAP成人住院患者。患者通过计算机生成的区组被随机分配（1∶1）至标准治疗药物（包括静脉注射第三代头孢菌素或静脉注射β-内酰胺加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加口服安慰剂组或口服克拉霉素组（每次500 mg，每日2次），连续7 d。主要复合终点为患者在72 h后（即治疗第4天）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早期临床反应指标呼吸道症状严重程度评分下降50%或以上；②早期炎症反应指标SOFA评分下降至少30%，或PCT动力学良好（定义为比基线下降≥80%，或PCT<0.25 μg/L），或两者兼有。随机分配并接受分配治疗的参与者被纳入主要分析人群。结果显示：278例患者于2021年1月25日至2023年4月11日入组，被随机分配接受标准疗法+克拉霉素组（139例）或标准疗法+安慰剂组（139例）。在主要终点分析中，克拉霉素组有134例患者（5例撤回同意），安慰剂组有133例患者（6例撤回同意）。克拉霉素组有91例患者（68%）达到了主要终点，安慰剂组有51例患者（38%）达到了主要终点〔两组差异为29.6%，95%可信区间（95% CI）为17.7～40.3；优势比（ OR）＝3.40，95% CI为2.06～5.63， P<0.000?1〕。克拉霉素组58例（43%）患者和安慰剂组70例（53%）患者在治疗中突发严重不良事件〔TEAE；差异为9.4%（95% CI为-2.6～20.9）； OR＝1.46，95% CI为0.89～2.35， P＝0.14〕；经判定，所有严重TEAE均与治疗分配无关。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克拉霉素可改善CAP患者早期临床反应，减轻炎症负担，其获益机制与免疫反应变化有关，表明治疗CAP住院患者时，在β-内酰胺类药物基础上加用克拉霉素对于实现早期临床应答和尽早减轻炎症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aFGF）是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家族成员之一，具有广泛地促进胚胎发育、创面愈合、血管再生、神经损伤修复，以及调控免疫代谢的作用。创面愈合包含了炎症反应、新生血管形成、修复细胞的增殖与迁移、胶原等ECM的沉积等病理生理过程。该文在查阅近年来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围绕aFGF在传导生物信号、调节细胞生长、参与组织修复中的作用及相关机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从临床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角度，对aFGF的当前研究热点和未来临床应用方向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