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对不同检测系统的D-二聚体检测时可接受的最大干扰物浓度进行分析、比较.方法 随机收集50份患者样本,利用SYSMEX干扰物检测试剂盒4种干扰物胆红素F、胆红素C、溶血血红蛋白、乳糜分别与患者血浆按一定比例稀释,稀释后血浆所含干扰物质浓度与两种检测系统试剂说明书中抗干扰物最大浓度接近,分别在两种检测系统上机检测.结果 当干扰物胆红素F浓度达到D-dimer HS及AcuSTAR D-dimer两种检测系统抗干扰Max浓度时,相对偏差<10％的结果占比分别为26％、46％;当干扰物胆红素C浓度达到D-dimer HS及AcuSTAR D-dimer两种检测系统抗干扰Max浓度时,相对偏差<10％的结果占比分别为18％、86％;当干扰物溶血血红蛋白浓度达到D-dimer HS及AcuSTAR D-dimer两种检测系统抗干扰Max浓度时,相对偏差<10％的结果占比分别为44％、88％;当干扰物乳糜浓度达到D-dimer HS及AcuSTAR D-dimer两种检测系统抗干扰Max浓度时,相对偏差<10％的结果占比分别为30％、58％.结论 在检测D-二聚体时化学发光法抵抗高浓度内源性干扰物质能力优于免疫比浊法.

对于保守治疗无效的乳糜尿患者，肾蒂淋巴管结扎术是最有效的方法。由于解剖异常而导致患者术后并发乳糜血胸临床罕见。本文报道1例，因无痛性肉眼血尿1个月入院，诊断为左侧乳糜血尿，行腹腔镜下左侧肾蒂淋巴管结扎术，术后并发双侧乳糜血胸。经双侧胸腔闭式引流、输血等保守治疗后康复出院。术后随访2个月，双侧胸腔无明显积液，尿液乳糜定性阴性。

目的:探讨自牵引后离断（SPLT）技术在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重抗反流双通道重建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103例临床分期Ⅰ~Ⅱ期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患者（Siewert Ⅱ型）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5例，女38例；中位年龄为59岁，年龄范围为45~79岁。103例患者中，49例行SPLT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设为SPLT组；54例行传统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设为传统组。观察指标：（1）术中情况。（2）术后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反流性食管炎发生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或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结果:（1）术中情况：SPLT组患者手术时间、消化道重建时间、术中出血量、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中转辅助分别为（261±48）min、（26±4）min、（114±42）mL、8.0（6.5，9.5）枚、1例；传统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44±42）min、（30±6）min、（118±46）mL、5.5（4.0，8.0）枚、9例；两组患者消化道重建时间、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中转辅助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34， Z=-4.05， χ2 =4.72， P<0.05）；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87，-0.47， P>0.05）。（2）术后情况：SPLT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分别为（11.5±2.7）d、4例；传统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2.5±4.3）d、9例；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47， χ2=1.68， P>0.05）。103例患者中，13例发生术后并发症，其中左侧胸腔积液5例、吻合口漏4例、轻度肺炎2例、切口感染1例、乳糜漏1例。4例患者发生吻合口漏，位置均在食管-空肠吻合口处，腹段食管受侵犯均>1 cm，术中均放置纵隔引流管经腹壁引出，通过肠内、外营养支持和充分引流后全部治愈。其余并发症经对症治疗后均治愈。（3）随访情况：49例SPLT组患者中，43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8±4）个月。随访期间，1例患者内镜检查结果显示发生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为2.33%（1/43）。54例传统组患者中，53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7±4）个月。随访期间，4例患者内镜检查结果显示发生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为7.55%（4/53）。两组患者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47， P>0.05）。 结论:SPLT技术可用于近端胃切除双重抗反流双通道重建，与传统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比较，可降低中转辅助情况，增加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缩短消化道重建时间。

目的:比较右腋下小切口入路与传统胸骨正中切口入路手术治疗室间隔缺损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0月至2023年1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脏中心收治的937例室间隔缺损患儿临床资料。年龄大于6个月、体重小于35 kg者被纳入右腋下切口组(487例)，其余患儿被纳入正中切口组(450例)。观察指标包括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胸腔引流量、呼吸机辅助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术后肺不张、膈膨升、乳糜胸、鸡胸的发生率。结果:右腋下切口组和正中切口组的手术时间〔(151.1±9.1)min比(151.4±11.3)min〕、体外循环时间〔(55.4±2.0)min比(55.4±2.1)min〕、主动脉阻断时间〔(30.0±1.7)min比(30.2±1.7)min〕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中出血量〔(90.5±6.6)mL比(106.8±15.6)mL〕、术后胸腔引流量〔(95.1±12.0)mL比(172.7±15.3)mL〕、术后呼吸机辅助时间〔(9.4±0.9)h比(11.6±1.4)h〕、术后监护时间〔(33.7±5.6)h比(42.4±9.6)h〕、术后住院时间〔(9.1±1.1)d比(11.1±1.2)d〕相比，右腋下切口组均优于正中切口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肺不张(7/487比3/450)、膈膨升(4/487比0/450)、乳糜胸(0/487比3/450)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鸡胸发生率(0/487比8/450)比较，正中切口组高于右腋下切口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随访3~18个月，两组均无一例其他严重并发症发生。 结论:与传统正中切口入路手术相比，右腋下切口入路手术治疗室间隔缺损具有术中出血少、康复快、住院时间短等优点，手术安全，效果可靠。

目的:探讨经结肠系膜入路在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aTME)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12月川北医学院附属南充市中心医院收治的61例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41例，女20例；平均年龄为62岁，年龄范围为43～81岁。61例患者中，30例行TaTME采用常规腹腔镜直肠癌手术入路设为传统入路组；31例行TaTME采用经结肠系膜入路设为结肠系膜入路组。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术后每3个月随访1次，了解患者术后肿瘤局部复发和转移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6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1)手术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TaTME，无中转开腹。传统入路组患者经腹游离时间，术中出血量，肿瘤标本远切缘长度，肿瘤标本近切缘长度，系膜完整度(系膜完整、系膜近完整)例数，环周切缘阳性率，远切缘阳性率，淋巴结检出数目分别为(126±56)min，41.0 mL(17.5～71.4 mL)，1.3 cm(0.8～2.0 cm)，(10.0±5.0)cm，10、20例，3.3%(1/30)，0，13.7枚(9.0～17.0枚)。结肠系膜入路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01±30)min，44.0 mL(25.0～67.5 mL)，1.6 cm(1.1～2.2 cm)，(12.0±3.0)cm，23、8例，6.5%(2/31)，0，13.0枚(10.9～17.3枚)。两组患者经腹游离时间、肿瘤标本近切缘长度、系膜完整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133，－2.286, χ2＝10.250， P<0.05)；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肿瘤标本远切缘长度、淋巴结检出数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662，－1.107，0.304， P>0.05)。两组患者环周切缘阳性率、远切缘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术后情况：传统入路组患者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为51 h(48～64 h)。传统入路组患者中，3例术后发生并发症，1例吻合口瘘(Clavien－Dindo分级Ⅱ级)，经充分引流、肠外营养支持及抗感染等保守治疗后痊愈出院；1例乳糜漏(Clavien－Dindo分级Ⅱ级)，经保守治疗后好转出院；1例重度肺部感染(Clavien－Dindo分级Ⅳa级)，经转ICU治疗后痊愈出院。传统入路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11.3±4.5)d。结肠系膜入路组患者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为59 h(49～70 h)。结肠系膜入路组患者中，1例术后发生麻痹性肠梗阻(Clavien－Dindo分级Ⅰ级)，经保守治疗后痊愈出院。结肠系膜入路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9.6±1.8)d。两组患者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554， t＝1.884， P>0.05)。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随访情况：61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6～18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2个月。随访期间所有患者未出现肿瘤局部复发及转移。 结论:经结肠系膜入路在TaTME中安全、可行，符合肿瘤根治原则，能降低系膜裁剪难度，缩短经腹游离时间，提高肿瘤标本近切缘长度，系膜完整度更好。

目的:探讨以乳糜胸为首发表现的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的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情况。方法:对2021年1月8日山东省临沂市中心医院收治的1例以乳糜胸为首发表现的WM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者，男性，70岁，以乳糜胸为首发表现，结合各项检查结果诊断为WM。相继给予VD（硼替佐米、地塞米松）方案2个疗程、VCD（硼替佐米、地塞米松、环磷酰胺）+泽布替尼方案1个疗程、BR（利妥昔单抗、苯达莫司汀）+泽布替尼方案4个疗程；患者完成VCD+泽布替尼方案后评价疗效为部分缓解，口服泽布替尼维持治疗中。结论:以乳糜胸为首发表现的WM少见，目前暂无统一的治疗方案。应在诊断明确的基础上，采取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措施。

目的:探讨双侧腋窝乳晕入路（bilateral axillo-breast approach，BABA）达芬奇机器人甲状腺手术并发症的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解放军第九六〇医院2014年2月至2020年3月收治的1 198例经BABA行达芬奇机器人甲状腺手术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男263例，女935例，年龄9~68岁。良性病变288例，恶性肿瘤910例。根据术前影像学检查、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FNAC）和术中冰冻病理选择术式，总结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随访3个月~1年，187例（15.61%）患者出现并发症，手术并发症如下：暂时性喉返神经损伤10例（0.83%），永久性喉返神经损伤1例（0.08%），暂时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152例（12.69%），无永久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患者，舌下神经损伤1例（0.08%），面神经下颌缘支损伤2例（0.17%），气管损伤2例（0.17%），无食管损伤，乳糜漏5例（0.42%），颈部术区皮肤粘连错位3例（0.25%），皮下出血2例（0.17%），皮肤灼伤 2例（0.17%），血清肿5例（0.42%），颈总动脉破裂1例（0.08%），颈内静脉破裂1例（0.08%），无肿瘤种植，无臂丛神经、副神经和膈神经损伤。结论:BABA达芬奇机器人甲状腺手术并发症少，是安全的术式。

目的:探讨全胸腔镜下食管癌切除术较常规开胸手术的优势。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3月至2016年2月于本院行食管癌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手术方式不同分为两组：全胸腔镜下食管癌切除术（微创组）102例，常规开胸手术（对照组）48例，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两组手术时间、清扫淋巴结数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微创组术中出血量、术后3 d引流量、术后转入ICU例数及术后住院时间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均 P<0.05）。并发症比较显示，微创组肺部感染、切口液化的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0.05）；而两组吻合口漏、声音嘶哑、乳糜胸及胃排空不良的发生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术后1年生存率及复发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全胸腔镜下食管癌切除术具有出血少、恢复快、并发症少、淋巴结清扫彻底等优点，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食管癌外科治疗手段。

颈部锐器伤在临床中较常见，合并颈动脉破裂时病死率高，且生存者常因缺血性脑卒中致残，损伤累及颈部神经和胸导管时发生多器官功能障碍。急诊手术修复受损组织、恢复脑血流是目前的主要治疗方式，但操作难度大，术后监护治疗要求高；当同时患有疟疾时，其非特异性症状与创伤术后并发症临床表现相似，可能漏诊引起不良后果。在缺乏专科药械和监护设备的条件下颈部锐器伤伴疟疾的诊治流程和预后未见文献报道。笔者报告援非期间1例刀斧砍伤左侧颈部及肩部致颈部血管、神经及胸导管损伤伴疟疾患者，探讨在简陋的医疗环境下颈部创伤伴疟疾的救治经验，供临床参考。

患儿女，9岁，以“多饮、多尿、精神欠佳2个月，加重半天”于2021年9月10日入西安市儿童医院儿童内分泌科。2个月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多饮、多尿，每天饮水量约2 500 mL，尿7~8次/d，每次尿量约400~500 mL，食欲增加，体质量较前减轻。同时伴有乏力，睡眠增多，双下肢浮肿，无昏迷、抽搐及意识障碍，无发热、咳嗽，无呕吐、腹泻，无腹痛，曾就诊当地中医诊所，诊断为“脾胃虚、气血不足”予口服中药调理治疗2个月，效果欠佳。6 h前患儿精神反应差，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伴深大呼吸，全身乏力明显，就诊于我院急诊。急查血糖：31.3 mmol/L；尿常规：葡萄糖（+++），酮体（+++），隐血（++）；血气分析：pH 7.06，二氧化碳分压（PCO 2）6 mmHg（1 mmHg=0.133 kPa），氧分压（PO 2）143 mmHg，血清钠（Na +）127 mmol/L，血清钾（K +）2. 5 mmol/L，血清钙（Ca 2+）1.31 mmol/L，碳酸氢盐（HCO 3-）< 3 mmol/L，剩余碱（BE）未测出。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360 mL（20 mL/kg）后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收入内分泌科。患儿自发病后，食欲增加，尿量增加。近2 d无大便，2个月内体质量下降3 kg。既往史：2个月前因“急性扁桃体炎"于当地医院查尿常规：葡萄糖（++++），蛋白质（+），酮体（+++），未特殊处理、未规律复查。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及接触史，否认过敏、手术及外伤史。无糖尿病家族史。入院查体：体温36.3 ℃，呼吸32次/min，脉搏124次/min，血压104/56 mmHg，体质量18 kg，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口周略苍白，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啰音。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胀，拒按，肝脾触诊不满意，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初步诊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入内分泌科后给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等治疗。入院后急查血气分析：pH 7.01，PCO 2 9 mmHg，PO 2 140 mmHg，Na + 132 mmol/L，K + 1.8 mmol/L，HCO 3- < 3 mmol/L，BE未测出，监测血糖28 mmol/L，入院治疗1 h后患儿呼吸急促、费力，张口呼吸，不能平卧，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格拉斯哥评分10分，病情危重，转入儿童重症医学科。查体：意识不清，格拉斯哥评分8分，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腹膨隆，叩诊鼓音，拒按，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降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复查血糖27 mmol/L，甘油三酯162 mmol/L，胆固醇21.6 mmol/L，凝血因乳糜血测不出。转入后予无创辅助通气，但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遂予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同时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同时血浆置换（置换血浆量900 mL）治疗，10 h后该患儿血糖降至19 mmol/L，仍呈嗜睡状，轻度脱水貌，无明显深大呼吸，面色口唇欠红润，四肢末梢稍暖，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3 s；继续补液及胰岛素泵入治疗；但1 h后，患儿意识障碍加重，呈昏睡状，腹胀加重，肠鸣音消失，四肢发绀，四肢末梢凉，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血压波动于50/30 mmHg~60/40 mmHg，血气分析pH 6.81，HCO 3- 2.3 mmol/L，BE-32.8 mmol/L，酸中毒无好转，考虑存在脓毒性休克，肠穿孔可能，立即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扩容，去甲肾上腺素升压，美罗培南、万古霉素抗感染等治疗，胃肠减压引出黄绿色含粪汁液体，急查腹部B超提示肠淤张；腹部CT提示小肠多发肠壁积气，伴门静脉积气，腹腔积液。考虑肠管坏死伴穿孔可能性大，急请普外科会诊，急诊行剖腹探查术，术中发现距回盲部约20 cm肠管及距离曲氏韧带有约10 cm肠管颜色尚可，其余肠管均已发黑伴多处穿孔，切除坏死肠管，予空肠造瘘，肠腔置16号橡胶引流管，术后禁饮食，引流管及瘘口可引出大量墨绿色分泌物，术后继续行持续床旁血液净化治疗，于术后第2天行第2次血浆置换（置换量900 mL），术后第5天撤离有创呼吸机。患儿静脉用胰岛素静泵下血糖控制尚可，5 d后开始间断予温水鼻饲，逐渐过渡为配方奶。住院第11天患儿诉下腹胀、伤口疼痛，伴发热，体温最高39.0 ℃，且易反复，查体下腹部皮肤可有握雪感，考虑皮下积气。第12天，腹部皮下积气减少，左侧腹壁出现红肿热痛，考虑腹壁感染，予拔除肠腔引流管，腹壁缝线拆除，造瘘袋贴于腹壁切口周围皮肤，保持引流通畅，伤口周围涂抹氧化锌软膏保护皮肤，治疗上继续禁食、胃肠减压，小剂量胰岛素，补液，静脉营养，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抗感染。动态监测血糖、血脂，均正常；经抗感染治疗后患儿逐渐体温正常，精神反应好转，于住院第20天转入内分泌科继续静脉营养治疗，住院70 d后，患儿腹部切口愈合好，行造瘘口闭合术，术后肠道恢复良好，逐渐过度肠内营养联合静脉营养，住院90 d，好转出院。随访半年，患儿精神反应好，营养状态中等，持续静脉营养及部分肠内营养中。血糖控制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