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使用颈胸一体架(膜)对乳腺癌术后放疗患者体位固定的效果。方法:前瞻性入组32例乳腺癌术后放疗患者，均使用颈胸一体架(膜)进行体位固定，采用调强放疗技术照射乳腺/胸壁和锁骨上下区，并在放疗中进行锥形束CT(CBCT)位置验证，分别配准乳腺/胸壁靶区和锁骨上下区靶区。对239次CBCT图像的摆位误差和上下靶区位置一致性进行分析。结果:左右、头脚、腹背方向乳腺/胸壁的平移摆位误差分别为(1.84±2.36)、(1.99±2.48)、(1.75±1.86) mm，锁骨上下区的平移摆位误差分别为(1.98±2.44)、(1.98±2.48)、(1.71±1.79) mm。每个病例每次CBCT扫描的乳腺/胸壁与锁骨上下区平移误差的差值在 x、 y、 z方向分别为(0.38±0.66)、(0.07±0.41)、(0.45±0.92) mm。 结论:乳腺癌术后放疗患者采用颈胸一体架(膜)进行体位固定，摆位误差小，乳腺/胸壁和锁骨上下区靶区位置有很好的一致性。

目的:分析T 4期乳腺癌患者改良根治术后胸壁放疗加量的疗效。 方法:回顾分析2000－2016年收治的148例T 4期、改良根治术后放疗的乳腺癌患者资料，胸壁放疗加量组57例，不加量组91例。放疗采用常规＋胸壁电子线、三维适形＋胸壁电子线、调强放疗＋胸壁电子线照射，加量组EQD 2>50Gy。全组患者均接受新辅助化疗。 Kaplan- Meier法生存分析并 Logrank检验差异， Cox模型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中位随访时间67.2个月，5年胸壁复发(CWR)、局部区域复发(LRR)、无瘤生存(DFS)、总生存(OS)率分别为9.9%、16.2%、58.0%、71.4%。胸壁放疗加量和不加量的5年CWR、LRR、DFS、OS率分别为14%和7%、18%和15%、57%和58%、82%和65%(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胸壁加量与否对预后无显著影响( P>0.05)。45例复发高危组患者中放疗加量组似乎有较高的OS率( P＝0.058)、DFS率( P＝0.084)和较低的LRR率( P＝0.059)。 结论:T 4期乳腺癌患者异质性较强，胸壁放疗加量对全组患者无明显获益。对于有脉管瘤栓阳性、pN 2－N 3、激素受体阴性中2～3个高危因素患者胸壁放疗加量有改善疗效趋势。

目的:探讨左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野中野正向调强放疗（FIF-IMRT）与固定野逆向调强放疗（FFIO-IMRT）剂量分布的差异。方法:选取江苏省肿瘤医院2016年10月至2018年12月早期左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10例，均设计FIF-IMRT与FFIO-IMRT两组放疗计划，乳腺处方剂量为50 Gy，25次，5次/周，2 Gy/次。在计划靶区满足处方剂量前提下，用剂量-体积直方图（DVH）比较两种计划中计划靶体积（PTV）、危及器官、治疗跳数的剂量学差异。结果:PTV方面，两种计划适形指数（C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FIF-IMRT均匀性指数（HI）高于FFIO-IMRT（0.13±0.02比0.10±0.04， P<0.05）；两种计划95%处方剂量曲线包括的体积比例（V 95%）、V 100%及最大放疗剂量（D 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105%及平均放疗剂量（D mean）均高于FFIO-IMRT[（37.63±8.85）%比（18.64±5.27）%，（51.81±0.17）Gy比（51.37±0.26）Gy，均 P<0.05]。心脏剂量方面，两种计划不小于30 Gy照射的体积比例（V 30 Gy）、V 40 Gy、D 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V 10 Gy、D mean均低于FFIO-IMRT（均 P<0.05）。冠状动脉剂量方面，两种计划V 20 Gy、V 30 Gy、D max、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V 10 Gy均低于FFIO-IMRT（均 P<0.05）。左心室剂量方面，两种计划V 20 Gy、V 30 Gy、V 40 Gy、D 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V 10 Gy、D mean均低于FFIO-IMRT（均 P<0.05）。左肺剂量方面，两种计划V 20 Gy、V 30 Gy、D max、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低于FFIO-IMRT（ P<0.05）。右肺、右乳及脊髓剂量方面，两种计划D max、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总跳数方面，FIF-IMRT低于FFIO-IMRT（255.6±5.6比525.8±86.9， P<0.01）。 结论:与FFIO-IMRT相比，FIF-IMRT虽然靶区均匀性略差、靶区高剂量区体积大，但仍在可控范围内，可满足治疗的要求。FIF-IMRT可有效降低正常组织低剂量辐射，治疗跳数明显低于常规FFIO-IMRT，可缩短单次治疗时间，减少治疗过程中患者体位移动造成的不准确性，并对机器损耗小。

目的:分析体部大分割放疗肺转移瘤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分析自2007－201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收治的193例肺转移瘤患者，男124例，女69例，中位年龄58岁，中位KPS评分80分。原发肿瘤以肺癌(33.7%)、结直肠癌(21.2%)、头颈部肿瘤(13.5%)、乳腺癌(10.9%)为主。分析大分割放射治疗肺转移瘤的临床结果和不良反应。结果:中位随访时间59.9个月(95% CI为55.1～64.6个月)，共治疗317个病灶，90.7%应用4D-CT定位，应用调强放疗(IMRT)、容积调强弧形治疗(VMAT)、螺旋断层治疗(TOMO)技术者分别占69.4%、28.0%、2.6%，中位大体肿瘤体积、计划靶体积分别为5.0(0.2～142.3)、12.0(1.0～200.1) cm 3。处方剂量以60 Gy分4～15次为主，中位计划靶体积剂量60(45～70) Gy；生物等效剂量96(60～150) Gy。1、3、5年局控率分别为95.7%、91.3%、89.9%，原发肿瘤至肺转移诊断中位时间是局控率的影响因素( P＝0.027)。1、3、5年总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90.1%、60.8%、46.2%和54.3%、30.3%、19.9%，放疗前肺外远处转移和原发肿瘤至肺转移诊断中位时间是总生存、无进展生存的影响因素。未见>3级不良反应。 结论:图像引导放疗大分割精准放疗对肺转移瘤可取得安全且较好的结果。

目的:探究行保守手术治疗的同期双侧乳腺癌患者，采用容积旋转调强放疗对患者急性期和晚期皮肤毒性和放射诱发的肺纤维化的影响。方法:选择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浙江省肿瘤医院236例同期双侧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容积调制弧光（VMAT/RapidArc ?）治疗，于治疗期间及治疗后进行临床检查以检测放疗相关的皮肤毒性，同时在随访阶段通过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对肺纤维化程度进行评价。 结果:220例患者进行了深吸气屏气技术（DIBH）扫描，剩余16例因依从性差（无法耐受屏住呼吸至少20 s）行自由呼吸（FB）扫描，采用DIBH扫描的患者右肺体积为（2 416.3 ± 550.8）cc，FB扫描患者右肺体积为（1 278.6 ± 514.3）cc；采用DIBH扫描的患者左肺体积为（2 125.4 ± 428.6）cc，FB扫描患者左肺体积为（1 058.9 ± 520.5）cc，DIBH和FB的肺容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右肺 = 0.001， P左肺 = 0.001）。169例（71.6%）出现1级皮肤毒性，56例（23.7%）为2级，2例（0.8%）为3级，9例（3.8%）无任何皮肤毒性反应。在放疗期间、放疗结束6个月均无症状性放射性肺炎、肺纤维化。晚期皮肤毒性评价显示绝大多数患者无明显皮肤毒性反应，皮肤毒性反应中主要以毛细血管扩张症、乳房水肿和皮肤萎缩为主；12例出现肺纤维化表现，检测到肺纤维化的随访时间为12 ~ 28（12.5 ± 0.6）个月。肺部纤维化病变的体积为1.5 ~ 18.3（6.6 ± 1.0）cc。部分体积（V20、V30、V40及V50）与肺纤维化发生风险显著相关（ P < 0.01）；在12 ~ 33（28.6 ± 1.2）个月的随访时间内无复发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均为100.0%。 结论:容积旋转调强放疗治疗保守手术后同期双侧乳腺癌患者是较为安全和有效的，值得临床上参考和应用。

目的:开发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网络的乳腺癌调强放疗计划剂量分布预测的方法，并评估将其用于自动计划的可行性。方法: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选取240例左侧乳腺癌患者，200例作为训练集，20例作为验证集，另外20例作为测试集。应用深度学习网络建立患者CT影像、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勾画图像与剂量分布的相互关系，达到预测新患者剂量分布的目的，并尝试将预测的剂量分布作为目标函数优化并生成治疗计划。结果:临床治疗计划的剂量分布和预测的剂量分布相比，靶区(除同步加量的PTV 48Gy)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值相近，且基于预测的剂量分布生成的治疗计划与预测结果基本相同。 结论:本研究实现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网络的乳腺癌调强计划剂量分布预测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实现自动设计治疗计划的目标。

目的:探讨容积调强弧形治疗(VMAT)和固定野动态调强放疗(IMRT)在左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需辅助放疗并内乳淋巴结照射患者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对20例左侧乳腺癌患者制定VMAT和IMRT两种放疗计划。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计算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学参数。对分类变量行 χ2或 Fisher′ s精确概率法检验，连续变量根据正态性采用配对 t检验或秩和检验。 结果:IMRT靶区均匀性指数比VMAT高( P<0.05)。VMAT治疗时间较IMRT更短( P<0.01)。VMAT患侧肺V 20Gy、V 30Gy优于IMRT ( P<0.05)。VMAT在冠脉左前降支D mean、D max和心脏V 30Gy、V 40Gy、D mean、D max优于IMRT ( P<0.01)。食管D meanVMAT优于IMRT ( P<0.05)，但健侧肺V 5Gy、V 10Gy和食管D maxIMRT优于VMAT ( P<0.05)。 结论:VMAT可以显著减少心脏、健侧肺、脊髓、食管照射剂量，缩短治疗时间。对于左侧乳腺癌根治术后需辅助放疗并照射内乳淋巴结的患者，VMAT技术比IMRT技术可以更好保护正常组织。

目的:分析比较容积调强弧形治疗(VMAT)与固定野调强放疗(F_IMRT)、电子束联合VMAT (E&VMAT)技术在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放疗中的剂量学差异，为临床选择治疗方案提供参考。方法:随机选择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放疗的左乳腺癌患者10例，靶区包括患侧胸壁和锁骨上淋巴引流区，处方剂量43.5 Gy (2.9 Gy/次)。基于Pinnacle 3计划系统为每位患者分别设计VMAT、F_IMRT、E&VMAT (胸壁靶区部分电子束照射、锁骨上区部分VMAT照射)计划。对比评价靶区剂量分布适形度与均匀性、危及器官受量以及治疗实施时间。 结果:VMAT计划能改善靶区剂量分布，靶区剂量适形指数和均匀性指数均优于F_IMRT和E&VMAT计划(均 P<0.05)。VMAT计划患侧肺平均剂量、V 30Gy、V 20Gy、V 10Gy均优于F_IMRT和E&VMAT计划(均 P<0.05)。VMAT计划患侧肺V 5Gy优于F_IMRT计划( P<0.05)，与E&VMAT计划的V 5Gy相近( P>0.05)。VMAT计划的心脏、健侧乳腺、健侧肺均能满足临床剂量限制要求。VMAT、F_IMRT、E&VMAT计划的治疗时间分别为(326±27)、(1 082±169)、(562±48) s。 结论:与F_IMRT和E&VMAT计划相比，VMAT计划质量更优，治疗时间更短，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比较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有均整器（FF）与无均整器（FFF）模式下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计划的剂量学差异。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选择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在徐州市中心医院行左侧乳腺癌保乳术的20例患者，获取定位CT检查资料。FF-VMAT计划与FFF-VMAT计划均采用美国Varian公司ECLIPSE 10.0.4治疗计划系统（TPS）设计。计划靶区（PTV）的处方剂量为50 Gy（2.0 Gy/次），局部瘤床电子线补量照射10 Gy/5次。比较两种计划的剂量学参数差异。结果:所有患者两种计划均达到处方剂量要求。与FF-VMAT计划相比，FFF-VMAT计划的适形度（适形指数：0.87±0.04比0.77±0.05）及均匀度（均匀指数：7.36±0.88比10.89±3.00）均较好（均 P<0.01）；FFF-VMAT计划心脏的平均剂量[（7.73±1.44）Gy比（9.16±4.24）Gy]及对侧肺的平均剂量[（3.61±0.74）Gy比（8.42±0.45）Gy]均低（均 P<0.01），对侧乳腺的平均剂量[（3.92±1.08）Gy比（2.02±1.42）Gy]高（ P<0.01），心脏V 2 Gy[（79.27±1.18）%比（58.94±21.25）%]和同侧肺V 5 Gy[（44.89±2.17）%比（37.86±8.33）%]均高（均 P<0.01）。FF-VMAT计划的机器跳数为（973±89）MU，低于FFF-VMAT计划的（1 356±201）MU（ P<0.01）。 结论:FFF-VMAT计划可以有效降低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的心脏剂量，但是以轻度增加危及器官低剂量区为代价。

目的:探讨混合调强放疗（Hy-IMRT）对局部晚期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及疗效。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就诊于江苏省常州市肿瘤医院的94例曾接受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且需要术后放疗的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Hy-IMRT组（观察组）47例和三维适形放疗（3DCRT）组（对照组）47例。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各自靶区的剂量及相关放射物理学参数、放疗期间及放疗后不良反应、放疗前后细胞因子及T细胞亚群、3年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及死亡率。结果:观察组95%的靶体积所得到的剂量（D 95%）[（4 945.6±36.1）Gy比（4 754.0±35.6）Gy]、靶区适形度（CI）（0.7±0.1比0.5±0.1）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的大于110%处方剂量的靶体积（V 110%）[（1.6±0.5）cm 3比（8.4±1.2）cm 3]、大于105%处方剂量的靶体积（V 105%）[（19.3±3.5）cm 3比（26.6±5.6）cm 3]、不均匀性指数（HI）（1.1±0.1比1.3±0.1）均小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急性皮肤不良反应发生率[53.2%（25/47）比74.5%（35/47）]、骨髓抑制发生率[40.4%（19/47）比70.2%（33/47）]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放疗前两组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CD4 +、CD8 +、CD4 +/CD8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放疗结束时，两组IL-6、TNF-α、CD8 +水平均较放疗前增高（均 P<0.05），CD4 +、CD4 +/CD8 +水平均较放疗前降低（均 P<0.05）；放疗结束时，观察组IL-6、TNF-α、CD8 +水平低于对照组，CD4 +、CD4 +/CD8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的3年局部复发率[34.04%（16/47）比42.55%（20/47）]、远处转移率[25.53%（12/47）比38.30%（18/47）]及死亡率[14.89%（7/47）比19.15%（9/47）]均低于对照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相比3DCRT，Hy-IMRT对改良根治术后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免疫功能影响较小，且急性皮肤不良反应、骨髓不良反应发生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