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层级随访追踪管理干预对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术后出院患者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11月—2020年11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DR手术后出院患者120例为研究对象，将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60例。对照组出院后采用常规随访追踪管理，观察组出院后采用层级随访追踪管理，两组均随访3个月。比较两组患者随访率、随访应答率、随访困难率、随访满意率以及干预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干预前后比较两组患者空腹血糖（FPG）、餐后2 h血糖（2h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以及成年人健康自我管理能力测评量表（AHSMSRS）评分情况。结果:观察组干预后随访率、随访应答率、随访满意率高于对照组，随访困难率低于对照组，干预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观察组FPG、2hPG、HbA1c低于对照组，AHSMSRS各维度得分及总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层级随访追踪管理应用于行DR术后出院患者中，可以提高患者随访依从性，改善血糖代谢，提高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减少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效果较理想。

目的:探讨输尿管纤维上皮性息肉(ureteral fibroepithelial polyp，UFP)致肾积水患者的临床特点、诊疗方法与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2006年9月至2019年9月期间所有肾积水手术后病理诊断为UFP患者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手术方式及随访情况。结果:肾积水手术后病理组织学诊断为UFP患者48例，占同期肾积水手术治疗患者总数的1.8%(48/2 653)。患者平均就诊年龄(109.2±34.7)个月，男童为主(95.8%)，左侧多见(81.3%)，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81.3%)及肉眼血尿(18.8%)。术前泌尿系统超声(ultrasonography，US)阳性检出率为60.4%，静脉肾盂造影阳性检出率为34.1%。所有病例的息肉经手术完整切除，术中见70.8%的息肉为单一带蒂型，97.9%的息肉位于输尿管近段，息肉中位长度为1.5 cm(0.3~8.0 cm)。术后均获随访，中位随访时间57个月(3~141个月)，无一例息肉复发；3例(6.3%)出现术后并发症，其中2例为青春期同侧输尿管结石。结论:儿童UFP发病率较低，具有典型的临床特征，超声在术前诊断UFP方面具有一定价值，手术治疗效果明确，术后息肉残留少，复发率低，但存在远期并发症的可能。

患者男，58岁，身高170 cm，体质量60 kg。1年前因扩张型心肌病、终末期心力衰竭(end stage heart failure, ESHF)在本院行左心室辅助装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 LVAD)植入手术后康复出院。最近40余天间断发热(不规则热型，37.5～38.0 ℃)，期间自行口服头孢类、阿莫西林等抗生素31 d。12 d前血培养结果阳性，提示近平滑假丝酵母菌感染，给予氟康唑治疗。因仍间断发热而再入本院求治。入院超声心动图：LVAD流入管室间隔侧见甩动的条索样结构；三尖瓣回声及活动尚可，部分瓣叶回声稍厚、回声毛糙，瓣下见一大小约7 mm×4 mm的强回声团附着。实验室检查(括号内为正常参考值范围)：WBC计数为4.0(4.0～10.0)×10 9/L，中性粒细胞占比63.5%(50.0%～70.0%)，RBC计数为3.2(4.2～5.5)×10 12/L，PLT为114(100～300)×10 9/L，降钙素原<40(0～60) ng/L，C反应蛋白为39.3(0～10.0) mg/L。为明确感染诊断和评估范围、程度，行 18F-FDG PET/CT显像。

目的:探讨导引导管开窗导流技术在颅内动脉支架成形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邢台市第三医院收治的120例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 n＝60)和对照组( n＝60)。两组均给予颅内动脉支架成形术，其中观察组术中应用导引导管开窗导流技术。观察对比两组手术情况，手术前后血管狭窄程度，手术前、手术后1个月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术中并发症情况及预后情况。 结果:观察组手术时间、导管到位时间分别为(110.20±23.32)min、(11.32±2.01)min，明显少于对照组(均 P<0.05)。观察组支架到位率、操作成功率分别为95.00%和96.67%，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5)。观察组术后责任血管狭窄程度为(32.29±7.11)%，明显轻于对照组[(44.43±8.15)%， P<0.05]。术后1个月两组MoCA评分较术前均明显改善(均 P<0.05)，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侧支循环闭塞、血管破裂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随访期间，观察组和对照组支架处再狭窄、颅内出血、再发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预后良好率为73.33%，明显高于对照组(53.33%， P<0.05)。 结论:颅内动脉支架成形术中应用导引导管开窗导流技术有较好的价值，有利于提高支架到位率和操作成功率，改善血管狭窄程度。

目的:探讨腹腔镜右半结肠癌完整结肠系膜切除（CME）术后并发症的Clavien-Dindo（CD）分级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标准：（1）盲肠至横结肠肝曲腺癌；（2）行腹腔镜右半结肠CME术。排除标准：（1）术前存在严重器官功能障碍；（2）肿瘤侵及邻近器官或出现远处脏器转移；（3）急诊手术治疗；（4）腹腔镜下不能完成手术，中转开腹；（5）资料不全。根据上述标准，纳入2015年3月至2019年2月期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接受腹腔镜右半结肠癌CME手术的141例患者临床资料。男89例，女52例，年龄（61.8±11.0）岁。采用CD评分系统进行并发症分级评估。对可能影响并发症发生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多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分组进行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结果:全组141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共有26例（18.4%）发生37例次并发症。CD分级：Ⅰ级15例（40.5%）、Ⅱ级21例（56.8%）、Ⅳa级1例（2.7%）；主要以切口愈合延迟（7例次）、腹泻（6例次）以及呼吸系统并发症（5例次）为主。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χ 2=4.338， P=0.037）、体质指数≥28 kg/m 2（χ 2=5.971， P=0.015）及术前血红蛋白水平<100 g/L（χ 2=3.985， P=0.046）的患者行腹腔镜右半结肠CME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升高。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 OR=7.991，95% CI：2.203~28.983， P=0.002）和体质指数≥28 kg/m 2（ OR=4.231，95% CI：1.034~17.322， P=0.045）是影响腹腔镜右半结肠CME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全组术后随访1~48（中位数24）个月。log-rank检验显示，年龄<65岁与≥65岁者以及体质指数<28 kg/m 2与≥28 kg/m 2者的术后累计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分别：χ 2=0.986， P=0.321；χ 2=0.370， P=0.543）。 结论:腹腔镜右半结肠癌CME手术后的并发症主要为CDⅠ~Ⅱ级，老年及肥胖是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应对老年及肥胖患者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以期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出现。

目的:探讨术前栓塞联合显微手术切除治疗后颅窝大型实性血管母细胞瘤(HB)的可行性和效果，并分析可能影响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6月至2022年1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21例大型HB(最大直径>30 mm)患者[占同期收治后颅窝HB患者的8.8%(21/238)]的临床资料。5例(23.8%)合并Von Hippel-Lindau(VHL)病。肿瘤位于小脑半球9例(42.9%)；小脑脑桥角区4例(19.0%)；第四脑室顶及小脑上、下蚓部，枕骨大孔区8例(38.1%)。病灶累及脑干4例(19.0%)，肿瘤多发2例(9.5%)。所有患者均采用血管内栓塞供血动脉以及显微手术切除肿瘤治疗。评估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入院及末次随访时的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并探讨可能影响HB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因素。结果:21例患者均完成术前肿瘤供血动脉栓塞，栓塞程度为60%~80%。所有患者的肿瘤均获全切除。共7例(33.3%)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包括颅内出血1例，呼吸功能障碍2例，后组脑神经功能障碍2例，面瘫1例，偏侧肢体无力1例，脑积水1例，肺部感染3例，颅内感染1例，脑脊液漏1例，皮下积液1例，平衡障碍加重1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仅肿瘤侵袭脑干为影响HB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P＝0.006)，而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病变大小或质地、术前有无脑积水、术前mRS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无明显相关(均 P>0.05)。术后2例患者死亡(1例术后因再出血死亡，1例死于呼吸系统并发症)，其余19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6~114个月，中位时间为22个月。末次随访mRS：0分9例，1分5例，2分4例，3分1例。随访期间，肿瘤复发2例，均为合并VHL病的患者；新发额叶胶质瘤1例，脑积水2例。 结论:对于后颅窝大型实性HB，术前肿瘤供血动脉栓塞联合显微手术切除肿瘤多可获得良好的效果；肿瘤累及脑干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

目的:探讨我国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并评估其危险因素。方法:本研究采用全国多中心前瞻性数据登记队列研究方法，数据来自中国胃肠肿瘤外科联盟发起的胃肠外科手术后腹部并发症现状研究数据库（PACAGE）。PACAGE数据库自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前瞻性收集了20家医学中心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一般人口统计学数据、围手术期治疗及术后并发症相关数据，根据是否发生术后并发症进行分组，参照胃肠肿瘤外科术后并发症相关专家共识和Clavien-Dindo分级标准，对并发症进行分类及分级。通过绘制热图，将不同分级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可视化；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生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3 926例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657例患者共发生876例次术后并发症，总体并发症发生率16.7%（657/3 926），Ⅲ级及以上严重并发症发生率4.0%（156/3 926），Ⅴ级并发症发生率0.2%（7/3 926）。胃癌患者2 271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18.1%（412/2 271），严重并发症发生率4.7%（106/2 271）；结直肠癌患者1 655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14.8%（245/1 655），严重并发症发生率3.0%（50/1 655）。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吻合口漏的发生率分别是3.3%（74/2 271）和3.4%（56/1 655）。腹腔感染在各类并发症中占比最高，在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中分别为28.7%（164/572）和39.5%（120/304）。在所有术后并发症严重程度分级中，Ⅱ级并发症占比最高，胃癌和结直肠癌分别占65.4%（374/572）和56.6%（172/304）。多因素分析显示：（1）胃癌组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有术前合并症（OR=2.54，95%CI：1.51~4.28， P<0.001）、接受新辅助治疗（OR=1.42，95%CI：1.06~1.89， P=0.020）、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较高（ASA，2分：OR=1.60，95%CI：1.23~2.07， P<0.001；≥3分：OR=0.43，95%CI：0.25~0.73， P=0.002）、手术时间>180 min（OR=1.81，95%CI：1.42~2.31， P<0.001）、术中出血量>50 ml（OR=1.29，95%CI：1.01~1.63， P=0.038）和相比于全胃切除术的远端胃切除（OR=0.65，95%CI：0.51~0.83， P<0.001）；（2）肠癌组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女性（OR=0.60，95%CI：0.44~0.80， P<0.001）、有术前合并症（OR=2.73，95%CI：1.25~5.99， P=0.030）、接受新辅助治疗（OR=1.83，95%CI：1.23~2.72， P=0.008）、腹腔镜手术（OR=0.47，95%CI：0.30~0.72， P=0.022）和相比于低位前切术的腹会阴联合切术（OR=2.74，95%CI：1.71~4.41， P<0.001）。 结论: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术后各类感染相关的并发症最为常见，虽然两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各有不同，但有术前合并症、行新辅助治疗以及手术切除范围，是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共同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止痛如神汤对肛瘘术后创面愈合效果及血清纤维连接蛋白(fibronectin, FN)、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的影响。方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2018年3月-2020年3月本院患者102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每组51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疗法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止痛如神汤治疗，2组均连续治疗3周。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临床症状评分，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FN、EGF水平，观察治疗期间创面愈合时间和便血消失时间，以及治疗前后创面纵径和创面面积，评价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8.0%(50/51)、对照组为72.6%(37/51)，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209， P<0.01)。观察组治疗后疼痛程度评分、创面渗液评分及肉芽形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15.448、21.424、28.641， P值均<0.001)。观察组治疗后创面愈合时间[(6.04±1.20)d比(9.42±1.58)d， t＝12.166]和便血消失时间[(15.72±2.86)d比(19.95±4.33)d， t＝6.862]均较对照组缩短( P<0.01)。治疗后，观察组创面纵径[(1.89±0.31)cm比(2.82±0.54)cm， t＝10.666]和创面面积[(3.26±0.54)cm 2比(4.98±1.10)cm 2， t＝10.024]均小于对照组( P<0.01)；观察组血清FN[(2.92± 0.50)mg/L比(2.45±0.39)mg/L， t＝5.293]、EGF[(7.03±1.44)μg/L比(5.47±1.03)μg/L， t＝6.293]水平高于对照组( P<0.01)。 结论: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应用止痛如神汤有助于肛瘘术后患者创面的愈合，可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血清FN、EGF水平及临床疗效。

目的:筛选胸科手术患者PACU中重度疼痛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择期行胸科手术后带气管插管转入PACU患者的病历资料，性别不限，年龄18～80岁，ASA分级Ⅰ～Ⅲ级。采用静吸复合麻醉。收集患者年龄、性别、ASA分级、吸烟史、饮酒史、非胸外科手术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免疫系统疾病病史；手术方式、手术类型、手术时间、术中神经阻滞、阿片类药物和右美托咪定使用情况；收集PACU期间补救镇痛药物用量、恶心呕吐发生情况和PACU停留时间。根据PACU气管拔管后10 min时的静态和动态VAS评分将患者分为中重度疼痛组(VAS评分>3分)和非中重度疼痛组(VAS评分≤3分)。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PACU中重度疼痛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1 698例患者，静态中重度疼痛发生率为46.70%，动态中重度疼痛发生率为54.12%。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食管癌根治术、纵膈手术、肋骨/胸骨手术是胸科手术患者PACU中重度疼痛的危险因素，年龄增加、腔镜手术、术中使用神经阻滞和右美托咪定是胸科手术患者PACU中重度疼痛的保护因素( P<0.05)。 结论:女性、食管癌根治术、纵膈手术和肋骨/胸骨手术是胸科手术患者PACU中重度疼痛的危险因素；年龄增加、腔镜手术、术中使用神经阻滞和右美托咪定是胸科手术患者PACU中重度疼痛的保护因素。

目的:探讨针刺足三里联合中药灌肠治疗消化道肿瘤术后胃瘫综合征的疗效。方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2016年6月－2021年5月本院96例消化道肿瘤术后胃瘫综合征患者采用随机抽签法分为3组，每组32例。对照组口服枸橼酸莫沙必利片，中医灌肠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中药灌肠，联合组在中医灌肠组基础上针刺足三里。3组均连续治疗4周。分别于治疗前后对主要证候进行评分，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促胃液素（gastrin，GAS）、胃动素（motilin，MTL）、生长抑素（somatostatin，SS）水平，采用智能双导胃肠电图仪检测胃电生理参数（波形反应面积、波形频率、平均幅值），记录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评价临床疗效。结果:联合组总有效率为96.9%（31/32）、中医灌肠组为81.3%（26/32）、对照组为68.8%（22/32），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 8.72 ，P=0.013）。联合组治疗后脘腹胀满、疲乏无力、嗳气反酸、口干口苦评分低于中医灌肠组与对照组（ F值分别为16.39、13.21、11.28、10.23， P值均<0.001）。治疗后，联合组GAS［（140.62±15.19）ng/L 比（128.79±14.34）ng/L、（115.98±12.40）ng/L， F=21.09］、MTL［（268.66±28.21）ng/L比（245.89±25.24）ng/L、（230.78±22.43）ng/L， F=30.29］、SS［（70.58±8.17）ng/L 比（65.50±7.76）ng/L、（59.73±7.05）ng/L， F=33.19］水平高于中医灌肠组和对照组（ P<0.01）；波形反应面积［（172.62±17.14）μV/s 比（158.56±15.32）μV/s、（145.48±14.13）μV/s， F=20.24］、波形频率［（3.86±0.61）cpm比（3.29±0.50）cpm、（3.01±0.63）cpm， F=13.17］、平均幅值［（86.51±8.98）μV比（75.70±7.93）μV、（68.65±7.46）nμV， F=28.11］高于中医灌肠组和对照组（ P<0.01）。治疗期间，联合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8.8%（6/32）、中医灌肠组为15.6%（5/32）、对照组为12.5%（4/32），3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 0.47， P=0.789）。 结论:针刺足三里联合中药灌肠可有效改善消化道肿瘤术后胃瘫综合征患者的中医证候、胃肠激素水平、胃电生理参数，提高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