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四川经济欠发达地区围产期女性不同时期抑郁症状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9月于自贡市和南充市4所医疗机构建卡产检或住院的孕产妇.收集患者人口学及临床资料,利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进行抑郁筛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围产期5个时期[妊娠早期(＜14周)、妊娠中期(14～27+6周)、妊娠晚期(≥28周)、产后1周和产后6周]抑郁症状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3 696例孕产妇,围产期5个时期抑郁症状检出率波动在26.39％～35.38％.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不同围产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有所不同,妊娠早期为非计划妊娠、有家族精神病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低落或紧张;妊娠中期为有家族精神病史、现居农村、妊娠前1年持续2周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低落或紧张;妊娠晚期为有家族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或紧张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紧张;产后1周为有家族精神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紧张;产后6周为初产妇、现居农村、有家族精神病史和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紧张.结论:南充及自贡地区围产期抑郁症状检出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建议围产保健者从妊娠早期启动抑郁筛查,重点关注不同时期存在危险因素的孕产妇,必要时重复筛查,对围产期抑郁症(perinatal depression,PND)隐患人群给予及时的心理访谈和专科治疗,减少母婴不良事件的发生.

目的 检索、评价、整合预防孕产妇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PPD)非药物干预的最佳证据.方法根据PIPOST方法确立循证问题,按照"6S"金字塔证据模型,自上而下检索国内外计算机决策系统、指南网站、专业学会网站、数据库中关于预防孕产妇PPD非药物干预的证据,包括临床决策、证据总结、指南、系统评价等,检索时限为2013年12月16日-2023年12月15日,对符合标准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证据提取和分级.结果共纳入23篇文献,其中2篇临床决策、4篇指南、4篇专家共识、13篇系统评价,从筛查与评估、多学科团队干预、心理干预、运动干预、膳食补充剂、母婴皮肤接触、信息支持7个方面,共总结出26条最佳证据.结论预防孕产妇PPD非药物干预措施需要多学科共同协作,充分发挥社会资源,证据应用过程中应进行本土化,以降低PPD的发生率,提升护理质量.

目的:观察艾司氯胺酮联合舒芬太尼对剖宫产术后镇痛效果及产后抑郁的影响。方法:选取长沙市妇幼保健院2021年2月至10月在椎管内麻醉下行子宫下段剖宫产并行术后镇痛的初产妇15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B、C三组，每组50例。三组均行腰硬联合麻醉，术后给予患者自控静脉镇痛(PCIA)，A组胎儿娩出后静脉泵入小剂量艾司氯胺酮，PCIA配方艾司氯胺酮联合舒芬太尼；B、C组胎儿娩出后静脉泵入等剂量生理盐水，B组PCIA配方艾司氯胺酮联合舒芬太尼，C组PCIA配方舒芬太尼。比较三组患者术后不同时点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分，术后镇痛补救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A、B组术后48 h内VAS与C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A组术后24 h内VAS与B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A、B组术后镇痛补救率明显低于C组，术后7 d内产后抑郁发生率明显低于C组，且术后3 d内A组产后抑郁发生率低于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42 d三组产后抑郁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三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艾司氯胺酮联合舒芬太尼可协同加强剖宫产术后的镇痛效果，亦可降低术后早期产后抑郁的发生率。

近年来，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 PPD）的发生率逐年升高，对社会及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剧烈的分娩痛是诱发PPD的高危因素，因此，分娩镇痛与PPD的关系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文章综述了PPD的定义、患病率及风险因素，探讨了分娩镇痛对PPD的影响及其可能的相关机制，以便进一步推广分娩镇痛，同时为PPD的临床治疗等提供新的方向。

围产期抑郁症（PD）是孕期和产后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对公共卫生构成重大挑战。2023年8月4日，美国FDA批准了首个用于治疗产后抑郁症的口服药：祖拉诺酮（zuranolone），对于该领域的药物创新相对停滞而言是一可喜的进步，然而围产期精神健康对孕产妇的健康影响被严重低估。

目的:探讨硬膜外分娩镇痛（labor epidural analgesia, LEA）对意愿阴道分娩产妇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 PPD）发生的影响。方法:纳入705例意愿阴道分娩的产妇，宫口开至2~3 cm时由产妇自主选择是否接受LEA。对试产中出现紧急剖宫产指征的产妇，由产科医师做出转剖决策。根据试产期间接受LEA情况和最终分娩方式将产妇分为4组：分娩镇痛阴道分娩组（V/LEA组，302例）、自然阴道分娩组（V/NLEA组，143例）、分娩镇痛试产转剖组（T/LEA组，85例）、自然试产转剖组（T/NLEA组，47例）。收集产妇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孕前病史、孕期状况、产前数据（包含心理学量表）和产妇配偶数据，记录分娩过程中最高疼痛数字分级评分法（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评分、出血量、家人陪产及新生儿情况，产后第1天记录母婴同室及母婴亲密接触情况、NRS评分和护理满意度，产后第3个月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the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评估PPD发生情况。分别探讨LEA对阴道分娩成功和转剖产妇PPD发生的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对PPD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绘制森林图，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评价模型拟合效果。结果:4组产妇年龄、初产妇占比、产时出血量、最高NR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V/LEA组和V/NLEA组产妇产程时长、会阴切开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T/LEA组和T/NLEA组产妇转剖前宫口开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他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产后第3个月随访结果显示产妇PPD总发生率为28.4%。在二次分析和调整组间混杂因素后，未发现接受LEA与PPD发生率降低相关[校正后优势比（odds ratio, OR）0.774，95%CI 0.469~1.276， P=0.31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意愿阴道分娩产妇PPD的危险因素有：孕期慢性疼痛、产前EPDS得分较高、Zung氏焦虑自评量表（the Zung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得分较高、社会支持评定量表（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得分较低、无家人陪产、产后第1天NRS评分较高。将上述因素拟合成逻辑回归模型，绘制ROC曲线，AUC=0.881，95%CI 0.851~0.911。 结论:接受LEA并不能降低意愿经阴道分娩产妇PPD的发生风险。孕期慢性疼痛，较高的EPDS、SAS得分，较低的SSRS得分，产时无家人陪产，产后第1天NRS评分较高等是PP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究Neuman(纽曼)护理对产后抑郁症患者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生活质量评分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8月至2021年5月期间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96例产后抑郁症患者作研究对象，依照随机分组形式分成两组患者各48例，分别给予这类患者常规护理和Neuman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爱丁堡抑郁量表(EPDS)评分、生活质量综合量表(GQOLI-74)评分及应对方式。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各项量表无统计差异( P>0.05)；干预后，对照组EPDS评分比观察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GQOLI-74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应对方式中的消极应对评分比观察组高，而积极应对方式比观察组低，综合比较，观察组应对方式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针对产后出现抑郁症患者采取Neuman护理，可提升患者GQOLI-74评分，改善EPDS情况，且积极应对方式也有相应提升，利于患者预后，值得借鉴采纳。

目的:探讨基于时机理论的持续性干预在产妇产后康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随机对照研究，选取永康市妇幼保健院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分娩的产妇106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对照组各53例。对照组接受常规产科干预及出院随访，研究组接受基于时机理论的持续性干预，两组干预时间12周。比较两组产后康复效果。结果:研究组抑郁发生率3.77%（2/53）、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评分［（8.04±1.81）分］及压力知觉评分［（21.56±1.54）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24.53%（13/53）、（10.34±1.94）分、（25.34±3.14）分］（χ 2=9.40， t=-6.31、-7.87，均 P < 0.05）。干预后，研究组屈服评分、回避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面对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t=-4.38、-3.94、15.60，均 P < 0.05）；研究组自我效能感评分［（25.37±3.12）分］、育儿胜任感评分［（85.61±3.73）分］及母亲角色适应评分［（63.69±5.26）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22.92±2.73）分、（76.26±5.59）分、（50.38±6.07）分］（ t=4.30、10.13、12.06，均 P < 0.05）。研究组产妇干预满意52例（98.1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43例（81.13%）（χ 2=8.22， P < 0.05）。 结论:基于时机理论的持续性干预能够明显降低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改善产后抑郁程度，增强产妇自我效能感和疾病应对能力，提高产妇产后康复的满意度。

目的:探讨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PPD）患者的脑结构网络的特征性改变。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为2013年6月至2022年9月在江苏大学附属宜兴医院分娩后于精神心理咨询门诊就诊的PPD患者（PPD组），以及根据年龄、受教育年限、体重指数匹配同期产后复诊的产妇（非PPD产妇组）和同时期在本院就诊或体格检查的非孕妇（非产妇组）。收集3组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以及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数据。利用解剖学模板将大脑划分为90个脑区并构建脑结构网络，应用基于网络的统计分析法（network-based statistics，NBS）进一步筛选和构建子网络。通过多因素logistics回归模型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子网络鉴别PPD的效能。白质连边的连接强度及脑结构网络拓扑属性参数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用错误发现率法（false discovery rate，FDR）校正。 结果:（1）共纳入116例受试者，其中非孕妇组40例，非PPD产妇组40例，PPD组36例。PPD组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评分分别高于非孕妇组和非PPD产妇组［（18.0±4.1）与（2.5±1.2）分和（6.1±2.1）分， F=340.40，组间两两比较时 t值分别为24.65、10.60和16.16； P值均<0.001］。（2）与非孕妇组相比，产妇组脑结构网络中9条白质连边（左侧背外侧额上回-左侧前扣带和旁扣带回、左侧背外侧额上回-右侧杏仁核、左侧背外侧额上回-左侧脑岛、左侧脑岛-左侧豆状壳核、左侧脑岛-左侧海马、左侧海马-右侧杏仁核、左侧海马-左侧楔前叶、左侧前扣带和旁扣带回-右侧杏仁核，以及右侧杏仁核-右侧海马）的连接强度降低（ P值均<0.05，FDR校正），未发现连接强度升高的连边。非PPD产妇组与PPD组上述9条边的连接强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基于上述9条连边成功构建产妇组特征性子网络，且具有典型的小世界属性（ σ>1）。与非PPD产妇组相比，PPD组的特征路径长度增加［（3.904±0.328）与（4.130±0.433）， t=－2.58］，全局效率下降［（0.361±0.036）与（0.331±0.053）， t=2.91］（ P值均<0.05）。局部属性比较结果显示，与非PPD产妇组相比，PPD组中左侧背外侧额上回、左侧脑岛、左侧前扣带和旁扣带回、左侧海马、右侧海马、右侧杏仁核、左侧楔前叶和左侧豆状壳核的节点效率值明显下降［（0.273±0.023）与（0.267±0.030）， t=0.98；（0.299±0.035）与（0.276±0.041）， t=2.64；（0.265±0.019）与（0.258±0.025）， t=1.38；（0.318±0.028）与（0.305±0.031）， t=1.92；（0.312±0.027）与（0.302±0.031）， t=1.50；（0.322±0.030）与（0.298±0.026）， t=3.71；（0.356±0.040）与（0.338±0.056）， t=1.62；（0.346±0.028）与（0.331±0.036）， t=1.74； P值均<0.05］。但仅左侧脑岛和右侧杏仁核节点效率值的差异通过了FDR校正（校正后 P值分别为0.041和0.003）。（4）全局效率，以及左侧脑岛和右侧杏仁核的节点效率对于鉴别PPD均具有良好的价值［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及其95% CI分别为0.827（0.732～0.922）、0.741（0.628～0.854）和0.761（0.653～0.867）］，三者联合鉴别效能更佳［0.897（0.828～0.969）］。（5）PPD组的全局效率（ r=－0.43， P=0.008），以及左侧脑岛（ r=－0.39， P=0.019）和右侧杏仁核节点效率（ r=－0.42， P=0.011）均与EPDS评分呈负相关。 结论:全局效率、左侧脑岛节点效率和右侧杏仁核节点效率异常可能是PPD患者脑结构网络的特征性改变，可作为PPD的特征性影像学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