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了解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ICU)常见临床分离菌的分布特点及其耐药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院ICU 2020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临床分离菌的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结果 2020-2022年ICU临床分离菌3 649株,其中革兰阳性菌1 344株(36.8％)、革兰阴性菌2 305株(63.2％).其中克雷伯菌属540株(14.8％)、肠球菌属522株(14.3％)、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448株(12.3％)、不动杆菌属438株(12.0％)、大肠埃希菌424株(11.6％).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甲氧西林耐药表皮葡萄球菌(MRSE)和甲氧西林耐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的检出率分别为76.1％、82.4％和69.9％.除甲氧苄啶-磺胺甲唑外,MRSA、MRSE和MRCNS的耐药率均明显高于MSSA、MSSE和MSCNS.未检出葡萄球菌属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耐药菌株.肠球菌属中屎肠球菌的耐药率高于粪肠球菌.未发现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肠球菌属;发现2株对利奈唑胺耐药的粪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最高,分别为38.4％和40.2％.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均＜2.0％,而阴沟肠杆菌对该两药的耐药率＞10.0％.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27.1％和19.6％;但鲍曼不动杆菌对该两药的耐药率高,分别为86.0％和86.7％.结论 该院ICU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率较高,但肠杆菌目中其他细菌对碳青霉烯类仍较敏感,细菌耐药率低.肠球菌属中已发现有对利奈唑胺的耐药菌株,未发现与万古霉素交叉耐药.因此,加强病原菌耐药性监测,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可以有效控制医院感染.

目的 统计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前后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多重耐药菌检出情况和耐药率变化.方法 比较2017-2019年(疫情前)和2020-2022年(疫情后)两个阶段6种细菌的耐药性变化.使用WHONET 5.6软件统计细菌耐药监测数据.结果 较疫情前,疫情后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升高(40.1％对27.9％,P＜0.01),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检出率降低(1.9％对3.1％,P＜0.05),其他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检出率无显著差异.疫情暴发前后,多重耐药菌均主要分离自呼吸道样本(78.4％对78.5％).疫情后ICU多重耐药菌总检出率明显高于疫情前(53.1％对35.5％,P＜0.01).较疫情前,疫情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对甲氧苄啶-磺胺甲唑的耐药率下降(3.5％对15.7％,P＜0.01),粪肠球菌对青霉素G、氨苄西林和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均降低,屎肠球菌对高浓度庆大霉素的耐药率降低(39.2％对50.1％,P＜0.01),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降低(1.2％对2.7％,P＜0.01).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基本保持稳定,疫情暴发前后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后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检出率明显下降,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有下降趋势,但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和耐药率显著增加,仍需加强院感防控管理,控制多重耐药菌的传播.

目的 了解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住院患者血液标本的细菌分布特点和耐药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2022年该院血液标本分离细菌及其药敏结果.结果 分离自血液标本的细菌共910株,其中革兰阴性菌为575株(63.2％)、革兰阳性菌为335株(36.8％).大肠埃希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属占检出率前5位.5年间,血培养阳性标本中未发现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菌株.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为11.8％.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和其他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中甲氧西林耐药株的检出率分别为16.7％、75.0％和55.5％,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耐药的葡萄球菌.亦未发现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对高浓度庆大霉素、利奈唑胺和万古霉素耐药的菌株.结论 该院分离自血液标本的细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临床分离菌种较多,并已经发现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产生耐药,应加强血液标本和感染部位标本的送检,并应加强细菌耐药监测,掌握其耐药特点,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防止耐药菌的传播.

目的:探讨某三级综合医院的泌尿道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及院内感染监控提供指导。方法:从本院检验系统中筛选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泌尿道感染患者的4 748例尿标本培养结果，回顾性分析其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结果:4 748例尿培养标本共分离出1 026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812株(79.14%)，革兰阳性菌210株(20.47%)，真菌4株(0.39%)。病原菌占比前5位分别是大肠埃希菌610株(59.45%)、屎肠球菌81株(7.89%)、粪肠球菌76株(7.41%)、肺炎克雷伯菌60株(5.85%)、彭氏变形菌51株(4.97%)；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2%，对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10%；粪肠球菌对氨苄西林、呋喃妥因的耐药率<10%，屎肠道球菌对青霉素类、喹诺酮类、红霉素等的耐药率>90%，粪肠球菌对青霉素类、呋喃妥因的耐药率<10%，未检出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加环素耐药的菌株。结论:泌尿道感染病原菌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其次为屎肠球菌、粪肠球菌。菌群分布及耐药性监测有利于掌握本地区病原菌的流行病学特点，可降低和控制细菌耐药进展。

目的:构建针对大肠埃希菌的重组发光噬菌体（HT7），并评估其对大肠埃希菌的鉴定能力。方法:首先通过基因工程构建小向导RNA表达质粒pCRISPR-sg（1~10）和PFN-1000同源重组质粒菌株，并用双层平板筛选切割效率最高的小向导RNA（sgRNA）；采用同源重组与规律成簇的间隔短回文重复（CRISPR）系统联合介导的基因编辑技术，将Nanoluc萤光素酶基因整合入T7噬菌体10A基因下游的非编码区，并成功构建发光噬菌体HT7；通过噬菌斑实验和液体扩增实验评估HT7噬菌体与T7噬菌体生物特性差异；此外用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临床采集分离的51株大肠埃希菌、20株肺炎克雷伯菌、14株金黄色葡萄球菌、6株屎肠球菌、5株粪肠球菌、3株鲍曼不动杆菌和1株铜绿假单胞菌评估HT7噬菌体的检测专一性和检出限。结果:构建的10个CRISPR靶向切割系统中，sgRNA8靶标的切割效率最高，成斑效率为0.18；噬菌体经pCas9/pCRISPR/PFN-1000 3质粒系统3轮重组筛选后，PCR验证均为2 798 bp的重组噬菌体条带，说明成功构建了HT7噬菌体。重组噬菌体在裂解效率（ P<0.001）、一步生长曲线（ P=0.001）、感染复数（ P=0.031）的生物特性分析中，均有显著差异，裂解暴发点和对数生长节点均延长了10 min，最佳感染复数为0.1；临床样本测试，可识别裂解6株大肠埃希菌，其余菌株均不裂解，4.5 h内可检出低于10 CFU/ml的病原菌。 结论:成功开发了一种高效的噬菌体基因编辑系统，并成功构建发光噬菌体HT7，该噬菌体在4.5 h内能特异性检测出低于10 CFU/ml的大肠埃希菌，且对其他菌株无裂解作用，显示出良好的检测专一性和低检出限。

目的:研究不同部位胃肠道穿孔所致脓毒性休克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入重症监护病房（ICU）24 h内降钙素原（PCT）、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入ICU 72 h腹水培养结果，ICU住院期间去甲肾上腺素（NE）使用最大剂量和时间，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急性肾损伤（AKI）发生情况及需要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情况，以及28 d预后等。以屈氏韧带为界，将胃、十二指肠穿孔者纳入上消化道组，将空肠、回肠、阑尾、结肠及直肠穿孔者纳入下消化道组，比较两组之间的临床特征。结果:上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33例，下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30例。两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上消化道组腹水培养病原菌主要为白假丝酵母菌（45.5%）、屎肠球菌（18.2%）及大肠埃希菌（18.2%）；下消化道组大肠埃希菌（46.2%）及屎肠球菌（30.8%）为主要致病菌。上消化道组与下消化道组在PCT、ICU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NE最大剂量及使用时间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CT（μg/L）：17.69（3.83，26.62）比32.82（4.21，100.00），ICU住院时间（h）：149.0（102.5，302.0）比115.5（30.8，214.5），机械通气时间（h）：106.0（41.5，183.0）比57.5（25.0，122.3），NE最大剂量（μg·kg -1·min -1）：1.2（0.5，2.0）比0.7（0.5，1.2），NE总使用时间（h）：72.0（21.0，145.0）比26.5（18.0，80.5），均 P<0.05〕，而APACHEⅡ和SOFA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30.0（24.5，35.0）比28.0（25.0，33.5），10.67±4.14比9.50±3.33，均 P>0.05〕。与下消化道组比较，上消化道组患者更易发生AKI（78.8%比53.3%， P<0.05）以及需要接受CRRT治疗（39.4%比16.7%， P<0.05），但28 d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9.4%比43.3%， P>0.05）。 结论:不同部位胃肠道穿孔所致脓毒性休克的病原菌、病情严重程度、ICU住院时间等特征不尽相同。上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患者更常见真菌感染，休克程度更重，更易发生AKI及需要CRRT治疗，机械通气时间及ICU住院时间也更长；而下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患者的PCT升高更明显。

患者女，51岁，1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体温最高38.9 ℃，伴畏寒及腰痛；当地医院诊断为大肠杆菌脓毒症，抗感染治疗后恢复正常；因腹部超声提示右上腹脓肿可能，为进一步诊治至本院就诊。入院实验室检查(括号内为正常参考值范围)：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未见升高，铁蛋白481.58(4.63~204.00) μg/L，降钙素原>200.00(0~0.05) μg/L；血培养及骨髓培养：阴性；尿培养：屎肠球菌阳性。胸腹部CT示：双肺弥漫性薄壁囊性病变(性质待定)，肝脏多发错构瘤，双肾错构瘤。腹部MRI示：肝脏多发错构瘤，双肾错构瘤、右肾包膜下脓肿(图1A)。

目的:分析儿童肾脓肿的临床特点，为早期诊断、治疗和随访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共纳入武汉儿童医院肾内科2018年1月至2023年6月诊断为肾脓肿的患儿24例。收集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治疗和随访数据。分类变量的数据采用Fisher′s精确检验，连续变量分析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结果:入组患儿中男女各12例，年龄17.96(8.26，49.56)个月。起病症状以发热和纳差/呕吐常见。实验室检查以炎症急性期指标升高为主；13例(54.2%)患儿尿白细胞阴性；病原学阳性率低，血培养阳性者1例，为粪肠球菌；尿培养阳性者4例，其中粪肠球菌2例，屎肠球菌1例，黄曲霉菌1例。影像学检查：肾脏超声提示肾脓肿者15例，提示肾脓肿可疑者9例(其中7例经超声增强检查明确，2例经肾脏CT＋增强明确)；15例患儿行肾静态显像，均提示肾脏皮质功能受损；14例患儿行逆行尿路造影，9例(64.3%)阳性。21例患儿内科保守治疗成功。肾脓肿3 cm以内的患儿抗生素总疗程2～3周，3 cm以上者为3～4周，3例患儿行外科干预，其中经皮引流2例，1例行患肾及输尿管切除术。肾脓肿≤2 cm者影像学恢复时间为10(7，15) d，2～4 cm者为21(15，30) d。共22例患儿规律门诊随访(1～6个月)，均未见脓肿复发。结论:肾脓肿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验均无特异性，肾脏超声是肾脓肿最简单经济的诊断方式。建议肾脓肿患儿完善逆行尿路造影及肾静态显像评估有无膀胱输尿管反流和肾脏瘢痕形成。4 cm以内的肾脓肿可首选内科保守治疗。

目的:探讨脐静脉置管在新生儿中的应用。方法:连续性选取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007年11月至2019年9月行脐静脉置管的病例，收集临床病历资料，分析脐静脉置管在新生儿中的应用时间、置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发生率、病原菌及拔管原因。结果:共入选新生儿835例，其中男435例(52.1%)，女400例(47.9%)，平均胎龄(30.6±2.4)周，中位出生体重1 310(1 080，1 520)g。脐静脉置管平均留置时间(4.850±1.893)d。10例(1.2%)新生儿发生置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病原菌主要为表皮葡萄球菌、沃氏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屎肠球菌。共770例(92.2%)新生儿进行计划内拔管，非计划拔管65例(7.8%)，非计划拔管前3位原因为脐轮红肿、临床诊断败血症、置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及堵管。结论:脐静脉置管操作简单，成功率高，安全性高，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中可以短期应用。如有条件，需监测腹部B超、超声心动图等，注意置管相关并发症。

目的:探讨急性白血病患者（AL）化疗后血流感染的病原菌分布情况、分析不良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并构建预测不良事件发生的列线图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313例AL合并血流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AL患者化疗后血流感染的发生率、病死率及病原菌分布特点；比较不同临床病理特征的患者发生不良事件（死亡或感染性休克）的情况。采用非条件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筛选AL化疗后合并血流感染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使用R软件，建立预测不良事件发生的列线图模型；采用Hosmer-Lemeshow检验验证模型的预测效果。结果:313例AL患者中，总病死率为4.2%（13/313），血流感染全因病死率为3.5%（11/313）。313例中，革兰阴性菌感染254例（81.1%），主要为大肠埃希菌115例（45.3%）、肺炎克雷伯菌80例（31.5%）和铜绿假单胞菌29例（11.4%），死亡10例（3.9%）；革兰阳性球菌感染51例（16.3%），主要为链球菌属22例（43.1%）、葡萄菌属20例（39.2%）、屎肠球菌7例（13.7%），死亡0例；真菌感染8例（2.6%），其中热带念珠菌4例（1.3%）、近平滑念珠菌2例（0.6%）、光滑念珠菌1例（0.3%）、新型隐球菌1例（0.3%），死亡3例（37.5%）。不同治疗阶段、危险分层、敏感抗生素使用时机、发热总时长，以及化疗方案中是否使用糖皮质激素、感染菌是否碳青霉烯类耐药、白血病是否缓解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化疗方案中使用糖皮质激素、发热总时长≥7 d、敏感抗生素使用时机≥24 h、感染菌碳青霉烯类耐药均为AL化疗后合并血流感染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建立AL化疗后合并血流感染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的列线图预测模型，经校准与验证列线图模型具有较好的校准度和区分度。 结论:AL患者化疗后血流感染病原菌主要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化疗方案中使用糖皮质激素、发热总时长较长、敏感抗生素使用时机不佳、感染菌碳青霉烯类耐药为AL化疗后血流感染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以这些因素建立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对不良事件发生有可靠的预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