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总结卵巢浆液性腺癌乳腺转移的临床病理特征，并探讨其诊断及治疗策略。方法:收集2010年1月—2020年5月电子科技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4例卵巢浆液性腺癌乳腺转移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探讨其诊断及治疗方法。随访截止时间为2023年10月，中位随访时间为29个月（范围：5~98个月）。结果:4例卵巢浆液性腺癌乳腺转移患者诊断时的中位年龄为51.5岁（范围：46~54岁），原发肿瘤诊断至出现乳腺转移的中位间隔时间为27个月（范围：0~64个月）；其中3例为高级别肿瘤，1例为低级别肿瘤。彩超检查显示，4例患者的乳腺转移灶均为低回声结节，边界较清晰，形态欠规则；其中3例显示腋窝淋巴结肿大，结构异常。免疫组化法检测显示，4例患者的乳腺转移灶组织中配对盒基因8（PAX8）、Wilms瘤基因1（WT-1）均呈阳性表达，囊泡病液体蛋白15（GCDFP-15）均呈阴性表达；3例患者的GATA结合蛋白3（GATA-3）表达阴性，1例患者GATA-3表达阳性。4例卵巢浆液性腺癌患者出现乳腺转移后，2例化疗后行乳腺转移灶手术治疗的患者分别随访41个月及98个月仍无瘤生存；1例乳腺转移伴全身广泛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在使用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单抗治疗后随访17个月带瘤生存；1例化疗5个月后失访。结论:卵巢浆液性腺癌乳腺转移在影像学表现上难以区分原发性或转移性，需要免疫组化法检测以协助精确诊断，指导临床治疗。在积极控制卵巢原发肿瘤的同时对乳腺转移灶行手术治疗对患者的生存是有益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可能是另一种潜在有效的治疗方案。

目的:探讨消化道转移性女性生殖系统来源的恶性肿瘤临床病理及免疫表型特征。方法:收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2020—2023年诊治的7例及三亚市中心医院2021—2022年诊治的3例肠镜活检标本，分析10例结直肠转移性女性生殖系统来源的恶性肿瘤的临床病理资料，观察其组织形态及免疫表型特征，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在结直肠继发的肿瘤中，高级别浆液性癌（high grade serous carcinoma，HGSC）8例，低级别浆液性癌（low grade serous carcinoma，LGSC）1例，人乳头状瘤病毒（HPV）相关性宫颈腺癌1例。年龄40~69岁，平均57岁，均位于结直肠，临床表现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血中肿瘤标志物CA125升高。镜下观察，肿瘤均分布在黏膜固有层及黏膜肌层，浆液性癌以微乳头结构为主，转移性宫颈腺癌呈管状、绒毛状腺癌排列。免疫表型，浆液性癌肿瘤细胞表达细胞角蛋白（CK）7、PAX8、WT-1、雌激素受体，高级别浆液性癌p53为突变型，p16弥漫强阳性或高表达；低级别浆液性癌p53为野生型；宫颈腺癌CK7、PAX8、p16呈弥漫一致的强阳性表达。所有病例SATB2、CK20、CDX2均阴性，Ki-67阳性指数50%~80%。结论:在缺乏临床肿瘤病史的前提下，对于结直肠内镜活检组织明确诊断继发性恶性肿瘤具有挑战性，再者因内镜表现与原发癌相似，增加了诊断难度。二者的治疗方案及预后均不同，需提高对该类病变的认识，以提供更精准及时的治疗方案。

目的:探讨不同卵巢浆液性肿瘤组织中富含AT的结合域1A（ARID1A）基因及其编码蛋白BAF250a以及血清糖类抗原125（CA125）表达的差异性。方法:收集2015年8月至2018年9月就诊于山西省肿瘤医院并行手术治疗的术后病理结果证实为卵巢浆液性肿瘤的97例患者肿瘤组织。其中，良性病变（浆液性囊腺瘤、浆液性纤维腺瘤、浆液性表面乳头状瘤）11例（对照组），交界性病变（AP）（非典型增生性浆液性肿瘤）21例，低级别浆液性癌（LC）35例，高级别浆液性癌（HC）30例（Ⅰ~Ⅳ期分别有5、7、9、9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各组肿瘤组织中ARID1A mRNA表达量，采用蛋白质印迹法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分别检测肿瘤组织中BAF250a蛋白表达量和形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各组患者血清CA125浓度。比较各组ARID1A基因、BAF250a蛋白及血清CA125表达差异，并分析HC组患者三者表达与临床分期的相关性。结果:对照组、AP组、LC组、HC组患者肿瘤组织中ARID1A mRNA相对表达量、BAF250a蛋白相对表达量依次降低，血清CA125浓度依次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1.37±0.02、0.68±0.03、0.42±0.04、0.29±0.14， F=3.753， P=0.008；1.33±0.11、0.81±0.11、0.51±0.11、0.39±0.11， F=10.753， P=0.001；（23.72±2.26）、（36.83±13.11）、（412.55±41.71）、（529.96±61.44）U/ml， F=10.440， P=0.003]。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显示，对照组、AP组、LC组、HC组BAF250a蛋白高表达率分别为90.0%（10/11）、85.7%（18/21）、70.0%（21/35）、33.3%（10/30）。在HC组中，血清CA125浓度随临床分期增高而增加[Ⅰ~Ⅳ期分别为（461.33±23.18）、（483.51±41.21）、（507.78±33.41）、（543.19±47.82）U/ml， r=0.510， P=0.015]，ARID1A mRNA、BAF250a蛋白相对表达量随临床分期增加而降低（Ⅰ~Ⅳ期分别为0.33±0.10、0.28±0.11、0.21±0.08、0.17±0.07， r=-0.329， P=0.030；3.83±0.13、3.08±0.16、2.61±0.18、2.07±0.13， r=-0.651， P=0.002）。 结论:卵巢浆液性肿瘤组织中ARID1A基因及其编码蛋白BAF250a表达降低、CA125表达增高或可提示肿瘤恶变及侵袭度增高。

目的:探讨卵巢浆液性肿瘤（OST）分类分级的临床意义以及分类分级与p53、Ki-67蛋白表达的关系，为OST的准确诊断及合理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2012年1月至2017年11月石蜡包埋卵巢组织100例，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卵巢肿瘤组织学分类、2013年8月于美国马里兰州举行的卵巢交界性肿瘤工作会议制定的标准以及美国MD Anderson癌症中心的两级组织学分级系统对OST进行分类分级。100例卵巢组织包括10例正常卵巢组织（NOT）、12例卵巢浆液性囊腺瘤（OSA）、18例卵巢交界性浆液性肿瘤（OSBT）、22例低级别浆液性癌（LGSC）和38例高级别浆液性癌（HGSC）。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各类型石蜡包埋组织中p53以及Ki-67蛋白表达。分析各类型OST患者临床特征及其与p53蛋白表达和Ki-67阳性指数间的关系。结果:OSBT、LGSC、HGSC组发病年龄>50岁[38.9%（7/18）、45.5%（10/22）、73.7%（28/38）]、低分化[0（0/18）、0（0/22）、100.0%（38/38）]、Ⅲ～Ⅳ期[5.6%（1/18）、27.3%（6/22）、39.5%（15/38）]患者比例依次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NOT、OSA、OSBT、LGSC、HGSC组间，p53蛋白阳性率[20.0%（2/10）、25.0%（3/12）、27.8%（5/18）、31.8%（7/22）、57.9%（22/38）]、Ki-67阳性指数[（10.40±0.00）%、（31.49±6.53）%、（42.81±6.84）%、（74.29±6.54）%、（77.04±8.88）%]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卵巢浆液性癌（LGSC+HGSC）患者中，发病年龄≤50岁和>50岁组间p53蛋白阳性率和Ki-67阳性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不同组织分化程度、临床分期以及有无转移组间二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53蛋白阳性表达的NOT、OSA、OSBT、LGSC、HGSC患者间Ki-67阳性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OST分类分级与患者发病年龄、组织分化程度、临床分期相关，其可用于指导治疗以及判断预后。p53蛋白阳性率及Ki-67阳性指数随乳腺病变分级升高而增加，可能与OST的发生、发展有关。

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的主要病理亚型包括低级别浆液性癌、高级别浆液性癌、透明细胞癌、黏液性癌、子宫内膜样癌及恶性Brenner瘤。低级别浆液性癌的特征性分子改变为BRAF和KRAS基因突变，而高级别浆液性癌为TP53和BRCA基因突变。近年来，随着对卵巢浆液性肿瘤的起源，尤其是对低级别和高级别浆液性癌这两个病理亚型在组织病理学与分子生物学之间相关性的深入认识，进一步清晰了这两类肿瘤的特征与区别，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病理诊断的精准率，而且也有助于临床适时调整及不断丰富相应的治疗措施，包括对靶向治疗的选择范围及个体化治疗方案。

目的:分析总结卵巢浆液性癌(SOC)腹腔积液中肿瘤细胞的病理形态学及免疫细胞化学特点。方法:采集2015年1月至2021年7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收治的61例肿瘤患者的浆膜腔积液标本，包括32例SOC、10例胃肠道腺癌、5例胰腺导管腺癌、6例肺腺癌、4例良性间皮增生和1例恶性间皮瘤患者的腹腔积液，2例恶性间皮瘤患者的胸腔积液，1例恶性间皮瘤患者的心包积液，离心后制成常规涂片，将剩余积液离心后制成细胞蜡块并行常规HE染色和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分析其细胞形态学和免疫细胞化学特点。抽取患者空腹肘静脉血5 ml，检测血清肿瘤标志物糖类抗原125(CA125)、癌胚抗原(CEA)和糖类抗原19－9(CA19－9)的水平。结果:32例SOC患者中，5例为低级别浆液性癌(LGSOC)，27例为高级别浆液性癌(HGSOC)。29例(90.6%)SOC患者血清CA125增高，但与纳入研究的非卵巢原发病变患者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9例胃肠道腺癌和5例肺腺癌患者血清CEA阳性，阳性率高于SOC患者(均 P<0.001)；5例胃肠道腺癌和5例胰腺导管腺癌患者血清CA19－9阳性，阳性率高于SOC患者(均 P<0.05)。4例良性间皮增生患者的血清CA125、CEA和CA19－9均在正常范围内。LGSOC肿瘤细胞异型性小，聚集成小簇状或微乳头状，部分患者可见砂砾体；背景细胞较少，以淋巴细胞为主；制成细胞蜡块后，乳头结构更为明显。HGSOC肿瘤细胞异型性大，细胞核增大明显，且大小不等，可相差3倍以上，有时可见到核仁及核分裂象；肿瘤细胞多聚集成巢团状、乳头状及梅花状；背景细胞较多，以组织细胞为主。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显示，AE1/AE3、细胞角蛋白7(CK7)、配对盒基因8(PAX－8)、CA125、肾母细胞瘤基因(WT1)在32例SOC中均为弥漫阳性表达。抑癌基因p53在5例LGSOC中均呈局灶阳性，在23例HGSOC中呈弥漫阳性表达，在另外4例HGSOC中呈阴性表达。胃肠道腺癌和肺腺癌多有手术史，胰腺导管腺癌的肿瘤细胞往往形成较小的细胞巢。间皮源性病变多有特征性"开窗"现象，免疫细胞化学可协助鉴别诊断。 结论: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腹腔积液涂片及细胞块中的细胞形态学特点，可为SOC的诊断提供重要的线索，辅以免疫细胞化学检测可进一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目的:分析围绝经期女性原发性输卵管癌(PFTC)患者的特征性超声表现和临床症状，为超声早期诊断PFTC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医院2012年5月至2022年1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34例PFTC患者，年龄46~85岁，其中绝经过渡期早期(46岁)1例(2.9%)，绝经过渡期晚期(48岁、49岁、50岁)3例(8.8%)，绝经后期30例(88.2%)。年龄(60.9±9.7)岁，中位年龄60岁。分析超声诊断、临床特点，并与病理结果对比分析。结果:34例患者临床症状以阴道不规则出血较多见。根据附件包块特点及盆腹腔内其他脏器受累情况将34例PFTC术前超声声像图分为4组：(1)A组：6例超声表现为附件区腊肠样囊性包块，内壁不光滑，内壁可见乳头状中等回声凸起，可见不完全条形分隔，乳头状凸起及分隔上可见丰富或较丰富血流信号。超声诊断输卵管积水1例，附件区囊肿2例，PFTC 3例。(2)B组：13例附件区可见囊实性包块，形态不规则，部分区域可呈腊肠样改变，囊性部分透声差，实性部分可见丰富或较丰富血流信号。超声诊断PFTC 2例，卵巢癌11例合并宫腔积液2例，3例伴腹盆腔积液。(3)C组：11例附件区形态不规则实性肿物，呈低回声，可伴前后穹隆腹膜及大网膜增厚，肿块内可见丰富或较丰富血流信号。超声诊断卵巢癌10例，盆腔转移癌1例。(4)D组：4例未发现附件区包块，其中3例伴有腹水，考虑恶性肿瘤所致，来源待查。34例PFTC患者术后病理结果：高级别浆液性癌30例，低级别浆液性癌1例，浆液性输卵管上皮内癌2例，输卵管原位浆液性癌1例。其中3例双侧PFTC，左侧10例，右侧21例。4例为PFTC合并卵巢癌。根据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病理分期结果为Ⅰ期8例，Ⅱ期9例，Ⅲ期11例，Ⅳ期6例。A组术前超声诊断PFTC准确率50.0%；B组术前超声诊断PFTC准确率15.4%；C组与D组术前超声均未正确诊断PFTC，但均提示盆腔恶性肿瘤。结论:双侧卵巢清晰显示、附件区腊肠样包块、伴丰富或较丰富低阻力指数血流信号的乳头状凸起及低速新生血管等特征性超声图像有助于超声检查对PFTC的早期诊断，对预测PFTC的病理分期帮助不大；有阴道出血、阴道分泌物或下腹疼痛的绝经后女性均应警惕PFTC。

卵巢癌在妇科恶性肿瘤中居第3位，但其病死率却高居首位，虽然近年来在PARP抑制剂治疗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卵巢癌预后仍然较差。前梯度蛋白2（AGR2）可能是卵巢癌早期诊断的标志物，并且AGR2的表达提示卵巢癌的预后较好；而AGR3可能用于鉴别高级别与低级别浆液性卵巢癌，但其对预后的影响尚无定论。AGR2与AGR3可能是卵巢癌的治疗靶点。文章对AGR2与AGR3在卵巢癌诊治中的研究进展进行探讨。

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是女性生殖系统三大恶性肿瘤之一，低级别卵巢浆液性癌（LGSOC）是卵巢癌中少见的病理亚型，因其发病率低，病例数少，很少引起研究人员及科学界的关注，其生物学行为与其他卵巢癌亚型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本文通过近年新发现的LGSOC的基因突变、LGSOC的手术观念、化疗有效性、其他治疗包括内分泌治疗以及针对基因突变的靶向治疗等方面系统阐述LGSOC诊治的最新研究进展，以期为LGSOC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诊治提供有益参考。

目的 观察直肠双平面超声引导下经会阴穿刺活检诊断女性盆腔占位性病变的安全性及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14例接受直肠双平面超声引导下经会阴穿刺活检的女性盆腔占位患者,记录盆腔占位分布位置、无法经腹及经阴道穿刺活检原因、穿刺操作时长、并发症及活检病理诊断.结果 14例盆腔占位中,4例位于直肠、3例位于单侧或双侧卵巢、5例位于宫颈或子宫下段、1例位于阴道侧壁、1例位于膀胱后方;因阴道严重出血、真菌感染,阴道畸形、水肿或阴道切除术后,以及病变位置深在、损伤肠管风险高等原因而未能实施经腹或经阴道穿刺活检.14例直肠双平面超声引导下经会阴穿刺活检操作时长(29.50±6.05)min;操作过程中 1例发生针道出血、1例出现迷走神经反射症状,之后随访 6个月,未见其他相关并发症.穿刺活检病理诊断鳞状细胞癌 5例、高级别浆液性癌 2例,恶性黑色素瘤、低级别浆液性癌、腺癌及梭形细胞肿瘤各 1例,以及慢性炎症 3例,均与术后病理或随访结果相符.结论 直肠双平面超声引导下经会阴穿刺活检诊断女性盆腔占位性病变安全、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