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选择性环氧合酶-2(COX-2)抑制剂NS-398联合光动力疗法(PDT)对人胆管癌细胞QBC939凋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将QBC939进行体外培养，人胆管癌QBC939细胞来源于上海中科院细胞库，采用随机化分组法进行分组，培养72 h后进行细胞计数盒-8(CCK-8)实验。实验分为4组，即单纯NS-398组、单纯PDT组、联合实验组和空白对照组，分别将0、25、50、100、200 μmol/L浓度的NS-398和0、2、4、6、8、10 mg/L浓度的血卟啉衍生物(HPD)在0、5、10、15 J/cm 2的光照强度作用下，分别依次联合作用于QBC939细胞；运用CCK-8法检测各组的细胞生长抑制率(R)；采用流式细胞法检测QBC939细胞的凋亡率(A)；应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法检测QBC939细胞中COX-2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VEGF-C)的基因表达情况；采用免疫细胞化学链霉亲和素-过氧化物酶结合物(SP)法测定QBC939细胞质中COX-2和VEGF-C的蛋白表达情况；应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测定QBC939细胞上清中COX-2和VEGF-C的蛋白分泌情况，组间比较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NS-398和PDT两种措施在体外均能单独抑制QBC939细胞生长，当NS-398浓度为50 μmol/L，HPD浓度为8 mg/L、光照强度为5 J/cm 2联合作用后，R可达95%，联合实验组与单纯NS-398组、单纯PDT组和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继续上调两者的强度，R变化不明显；流式细胞实验中联合实验组A为(55.19±1.14)%，与空白对照组(5.57±1.21)%、单纯NS-398组(19.55±1.06)%和单纯PDT组(18.62±1.18)%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6 153.000， P<0.05)；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结果可见COX-2在联合实验组(0.21±0.02)中表达量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1.00±0.00)、单纯NS-398组(0.32±0.03)和单纯PDT组(0.35±0.0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8 446.182， P<0.05)，VEGF-C在联合实验组(0.23±0.01)中表达量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1.00±0.00)、单纯NS-398组(0.36±0.02)和单纯PDT组(0.38±0.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8 571.895， P<0.05)；SP免疫细胞化学结果表明COX-2在联合实验组[(4.96±0.42)%中]表达量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55.12±0.87)%]、单纯NS-398组[(21.26±0.49)%]和单纯PDT组[(25.83±0.4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8 134.564， P<0.05)，VEGF-C在联合实验组[(20.65±1.02)%]中表达量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67.51±1.48)%]、单纯NS-398组[(30.54±1.31)%]和单纯PDT组[(32.12±1.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3 739.623， P<0.05)；ELISA可见COX-2在联合实验组[(26.58±0.27) μg/L]中表达量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35.14±0.22) μg/L]、单纯NS-398组[(30.29±0.31) μg/L]和单纯PDT组[(31.67±0.13)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 972.978， P<0.05)，VEGF-C在联合实验组[(1.36±0.02) μg/L]中表达量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1.69±0.03) μg/L]、单纯NS-398组[(1.45±0.03) μg/L]和单纯PDT组[(1.47±0.04)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420.490， P<0.05)。 结论:NS-398和PDT两种措施联合可显著抑制QBC939细胞生长，促进细胞早期凋亡，其对QBC939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COX-2和VEGF-C的表达，进而促进细胞早期凋亡实现的。

目的:探讨巨噬细胞为适应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需要而在其自身极化层面上发生谱系变化模型的特征，为进一步研究TME中巨噬细胞的可塑性提供参考。方法:取绿色荧光蛋白(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GFP)转基因并已建成近交系的Foxn1 nu.B6-CAG-EGFP/SU裸小鼠骨髓细胞，分别在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1(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1，CSF-1)、IFN-γ＋LPS、IL-4诱导下，培养出M0、M1和M2亚型，倒置荧光显微镜观察GFP。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法检测巨噬细胞标志蛋白和极化蛋白，并进一步与人脑胶质瘤干细胞SU3共培养。 结果:倒置荧光显微镜下，原始骨髓细胞和条件培养基培养出的M0、M1和M2都发出强烈的绿色荧光。瑞氏-吉姆萨(Wright-Giemsa)染色后，普通显微镜下能观察到巨噬细胞固有的可塑性。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检测CD11C和CD206标志蛋白表达都呈阳性，CD68只在M1巨噬细胞上为弱阳性，CSF-1和CSF-1R在各亚型细胞上都呈强阳性。在共培养的干细胞球体中观察到了绿色荧光细胞浸润，并发生了吞噬反应。结论:本研究建立了绿色荧光裸小鼠的髓源性巨噬细胞谱系模型，包含M0、M1和M2亚型，都有巨噬细胞固有的可塑性，表达共同的标志蛋白和极化相关蛋白，具有巨噬细胞固有的吞噬功能，可用于与肿瘤细胞之间相生相克表征的研究，特别是需要示踪研究时，可通过巨噬细胞发出的绿色荧光进行识别。

目的:研究肝细胞癌组织中M2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的分布情况、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以及表达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的意义。方法:纳入2012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切除的320例肝细胞癌患者的病理组织标本。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肝细胞癌组织中CD163标记和PD-L1 CD163双标记的M2型TAM分布情况，计算细胞密度，>平均细胞密度(112个/mm 2)判定为高密度，≤平均细胞密度判定为低密度。分析CD163阳性和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细胞密度与肝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及其对预后的影响。应用卡方检验分析M2型TAM表达与肝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间的相关性；采用Kaplan-Meier方法绘制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肝细胞癌预后的相关因素。 结果:TAM主要分布于肿瘤边缘间质、肿瘤血窦中，CD163阳性M2型TAM是主要巨噬细胞类型，肝细胞癌组织中CD163阳性M2型TAM存在PD-L1表达，PD-L1阳性M2型TAM主要分布于肿瘤边缘间质区域。CD163阳性M2型TAM的高密度率为44.4%(142/320)。肝细胞癌组织中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与组织学分级、TNM分期和肿瘤浸润免疫细胞PD-L1表达均相关( χ2＝4.65、6.72、42.19， P＝0.031、＝0.011、<0.001)；肝细胞癌组织中高密度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与微血管侵犯、TNM分期均相关( χ2＝11.96、8.74， P＝0.001、0.004)。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患者的中位无病生存期、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21、36个月，分别短于低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患者的50、103个月；高密度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患者中位无病生存期、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12、15个月，分别短于低密度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患者的28、45个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log-rank检验，均 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有微血管侵犯和高TNM分期均是影响肝细胞癌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无病生存期： HR＝2.408(95%置信区间1.778~3.261)、2.603(95%置信区间1.860~3.641)、4.032(95%置信区间2.833~5.747)，均 P<0.001。总生存期： HR＝2.007(95%置信区间1.457~2.764)、4.144(95%置信区间2.881~5.960)、4.292(95%置信区间2.915~6.329)，均 P<0.001]。 结论:肝细胞癌组织中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提示肿瘤恶性程度高、患者预后差，并且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M2型TAM表达PD-L1提示肿瘤侵袭性更强、患者预后更差。

目的:探讨应用细胞转移技术，解决细针穿刺细胞学涂片因数量有限无法进行多种免疫细胞化学染色等辅助检查的问题，为细胞学精准诊断提供可能性。方法:收集2020年1至5月北京医院病理科行细针穿刺细胞学病例34例，将一张涂片上丰富的细胞分割到若干张载玻片上，进行细胞转移。转移片褪染后行EnVision法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比较细胞转移片及对应组织学标本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一致性。结果:34个病例共完成180张细胞转移片，其中174张转移片细胞形态、大小及结构与原始细胞涂片相一致，细胞转移成功率为96.7%（174/180）。对成功转移的细胞学涂片进行了174项次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其中153个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有相应的组织学标本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在这153个免疫细胞化学染色中有148个与组织学标本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相一致，其染色定位准确、清晰、背景干净，一致率为96.7%（148/153）。34例细针穿刺细胞学诊断与相应组织学标本病理诊断相对照，诊断均一致，一致率达100%。结论:细胞转移技术简单易行，可对涂片中具有诊断价值的细胞进行有效利用，对细胞学精准诊断有重要意义。

目的:基于对研究组早期测序数据的分析，通过免疫组织化学和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颗粒酶B(GrB)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探讨GrB的表达与免疫标志物的相关性。方法:分析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机构评审委员会批准的浙江省肿瘤医院确诊的153例胃癌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使用SPSS 22.0(IBM)和GraphPad Prism 9进行统计和数据分析。生存资料的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和HE染色方法，检测GrB在胃癌患者肿瘤组织和配对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并进一步分析GC患者肿瘤组织中GrB表达水平与CD3、CD4、CD8的相关性。结果:153例患者中，男108例，女45例。诊断时的中位年龄为61岁(范围：28~86岁)。胃肿瘤以腺癌为主。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5年生存率为46.1%。此外，胃癌患者肿瘤组织中GrB高表达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51.7%和35.9%。胃癌患者癌旁组织中GrB高表达和低表达率分别为41.4%和49.0%。与癌旁组织比较，肿瘤组织中GrB的表达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9.895， P<0.01)。CD3在GrB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622， P<0.01)。CD8在GrB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186， P<0.01)。 结论:GrB可能在免疫细胞浸润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羟基红花黄色素A(hydroxysafflor yellow A，HSYA)预处理组对人肾小管上皮细胞(HK2细胞)冷缺氧/复氧(冷H/R)损伤导致的细胞凋亡的影响。方法:HK2细胞株消化传代后采用计算机随机方法分为sham组(对照组)、冷缺氧/复氧组(冷H/R组，细胞冷缺氧4 h，复氧4 h)、HSYA预处理组(HSYA各亚组，缺氧前0.5 h给予不同剂量的HSYA，余同冷H/R组)。采用CCK-8法测细胞存活率；采用细胞爬片免疫组化法和免疫印迹法检测各组HK-2细胞的Bcl-2、Bax、Caspase-3蛋白的表达情况。结果:(1)与冷H/R组相比，HSYA不同剂量可不同程度提高细胞存活率，但仅HSYA25 μmol/L组效果最显著(74.000±5.500与59.000±3.800, P<0.05)。(2)免疫细胞化学半定量评分：与冷H/R组相比，HSYA25 μmol/L组HK2细胞中Bax、Caspase-3的表达明显降低[0(0，1)与8(6，8)， Z＝2.041， P<0.05和3.400±0.548与7.800±1.095， t＝11.000， P<0.01]；Bcl-2蛋白的表达明显升高(6.800±1.095与1.400±0.548， t＝10.590、 P<0.01)；Bcl-2/Bax比值明显升高。(3)免疫印迹法检测蛋白：与冷H/R组相比，HSYA25 μmol/L组HK2细胞中Bax、Cleaved-Caspase-3和Pro-Caspase-3蛋白水平明显减少(0.707± 0.012与0.968±0.117，0.480±0.009与0.735±0.005，0.992±0.008与1.197±0.005， P均<0.01)；Bcl-2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增加，Bcl-2/Bax比值明显增高(0.410±0.009与0.273±0.008，0.582±0.016与0.282±0.080， P均<0.01)。实验结果与免疫细胞化学结果相一致。 结论:HSYA可有效减少冷缺氧/复氧后HK2细胞的损伤。

目的:探讨孪蛋白DNA复制抑制因子(GMNN)基因不同表达水平在胰腺癌患者的临床意义和预后价值。方法:利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下载胰腺癌转录组数据和临床信息，运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GMNN基因在胰腺癌组织中表达差异及临床病理特征相关性，使用R语言进行基因本体(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富集分析。采用Cox回归分析胰腺癌患者生存预后影响因素，使用R包单样本基因集富集分析(ssGSEA)方法探索胰腺癌关键基因表达水平与免疫细胞浸润相关性。分别采用Wilcoxon秩检验或 χ2检验分析两组或多组间差异。 结果:GMNN基因mRNA水平在不同病理分级胰腺癌患者之间有差异，GMNN高表达与胰腺癌病理分级，糖尿病病史，总生存(OS)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P<0.05)。GO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发现，相关差异基因主要影响细胞化学突触传递调节，细胞膜电位调节等信号通路。生存分析发现，低GMNN表达水平组OS显著长于高表达组[2.901(1.810，3.518)比1.416(1.153，1.717)，风险比( HR)＝2.229，95%置信区间( CI)：1.451～3.425， P<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肿瘤残余情况和GMNN表达水平[ HR＝2.075(1.286～3.348)， P<0.01]是影响胰腺癌患者OS的独立风险因素。免疫浸润分析发现，GMNN与抗原递呈细胞，树突状细胞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浸润水平之间有密切相关性。 结论:GMNN高表达患者在胰腺癌预后中OS更差，是影响胰腺癌OS的独立风险因素，其表达水平与免疫细胞浸润明显相关。

患者，男，56岁，2021年8月因右额部皮下肿物15 d就诊。头部CT示右侧额骨骨质破坏，伴邻近皮下软组织肿胀，考虑恶性。额部肿物大小约5 cm×4 cm，表面皮肤光滑，肤色正常，无破溃，质略硬。肿物细针穿刺，苏木精-伊红（HE）染色结果显示大量深染异型的细胞，为正常淋巴细胞3～4倍及以上，细胞大，核质比高，染色质粗颗粒状，细胞恶性特征明显。细胞蜡块切片显示坏死背景中见大量异型细胞，为正常淋巴细胞的3倍以上，核圆形、卵圆形，部分呈分叶状，泡状核，染色质粗，部分细胞有2～4个靠近核膜的小核仁（图1A）。免疫细胞化学结果：CD20（弥漫+，图1B）、Ki-67（约70%+，图1C），AE1/AE3、CD3、Syn、CgA、CD56、TTF1、HMB45、Melan-A、SOX-10、P40阴性表达。右额部皮下肿物穿刺：恶性肿瘤细胞，考虑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由神经外科转入血液科。随后进行了彩超引导下右额部肿物穿刺活检：镜下见挤压的细胞结构欠清晰，因为有细胞学结果作为参考，因此免疫组化更有方向性。免疫组化结果：CD20（弥漫+图1D）、MUM1（约90%+）、Bcl-6（约80%+）、Ki-67（约95%+，图1E）、c-Myc（约10%+）、Bcl-2（约90%+）、P53（野生型+）、CD22（约95%+），CD3、CD10、CD5、CD30、CD19、Syn、AE1/AE3阴性表达。诊断：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非生发中心（Non-GCB）型。与细针穿刺结果一致。分子检测：MYC、BCL2、BCL6均未检测到断裂。骨髓活检：骨髓增生活跃，粒红比例大致正常，粒红二系均以偏成熟阶段细胞为主，巨核细胞数量及形态大致正常，分叶核为主。骨髓涂片：淋巴细胞占10%，未见异常淋巴细胞。骨髓免疫流式细胞术检测未见骨髓浸润。PET-CT：右侧额骨皮下代谢增高软组织肿块影，相邻骨质受侵犯；右侧眼眶外侧壁代谢增高软组织肿块，相邻上颌窦前壁及颧弓骨受侵；左侧颧突、双侧上颌骨、枕骨基底部、C5、T6、L1椎体多发骨代谢增高，部分骨质呈溶骨样改变。结果符合淋巴瘤征象，Deauville评分：5分。诊断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Ⅳa期，给予一线RCTOP（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吡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方案化疗2个周期。化疗后PET-CT较前：右侧额骨皮下软组织影消失，相邻颅骨呈虫蚀样改变，无代谢，其余病灶代谢均消失，Deauville评分：2分。全身PET-CT检查疗效评估为完全缓解。LDH水平从治疗前的653 U/L降至150 U/L（正常值120～250 U/L）。截至2023年10月，该患者已确诊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2年余，共化疗9次，且每年的影像学检查都未发现活动性疾病或复发的迹象。

目的:比较急诊手术、肠梗阻支架-手术、肠梗阻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这3种治疗方案对完全梗阻性结直肠癌患者手术切除标本病理特征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2年5月至2020年8月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通外科收治的完全梗阻性结直肠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纳入结合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查确诊为完全性结直肠梗阻、病理证实为腺癌、影像学评估可切除且无远处转移者；排除多发结直肠癌、拒绝手术和合并腹膜炎或者肠梗阻支架置入前存在肠穿孔者。研究共纳入89例完全梗阻性结直肠癌患者，根据治疗策略不同，分为急诊手术组（30例）、支架-手术组（34例）及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25例）。通过病理切片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分析评估并比较3组间手术切除肿瘤标本的病理特征（包括周围神经浸润、脉管浸润、癌结节、标本内组织坏死、炎性浸润、脓肿、黏液湖形成、异物巨细胞、钙化、肿瘤细胞比例等）及生物分子标志物（包括CD34、Ki67、Bcl-2、MMP-9、HiF-α）的差异。病理学评价根据标本内有无定性评价周围神经浸润、脉管浸润和癌结节等病理特征。标本病理特征评价标准：根据标本内组织坏死、炎性浸润、脓肿、黏液湖形成、异物巨细胞、钙化以及肿瘤细胞所占视野比例进行半定量的分级评估，分为：0级：标本内未见；1级：比例为0~25%；2级：比例为25%~50%；3级：比例为50%~75%；4级：比例为75%~100%。手术切除标本免疫组织化学评价标准：根据阳性免疫细胞所占视野范围及细胞免疫强度进行评估。根据阳性细胞比例分为：0分：标本内未见；1分：比例为0~25%；2分：比例为25%~50%；3分：比例为50%~75%；4分：比例为75%~100%。将细胞免疫强度分为无（0分）、微弱（1分）、中等（2分）和强（3分）。再将两者相乘得到0~12的总分，综合评价免疫组化结果，结果定义为：阴性（0级）：0分；弱阳性（1级）：1~3分；中等阳性（2级）：4~6分；强阳性（3级）：7~9分；极强阳性（4级）：10~12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x±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差异；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M（ Q1， Q3）表示。采用非参数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3组间年龄、性别、肿瘤部位、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肿瘤T分期、N分期和肿瘤分化程度等基线数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组间切除的肿瘤标本异物巨细胞、炎性浸润和黏液湖形成等病理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急诊手术组、支架-手术组及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的脉管浸润率分别为56.6%（17/30）、44.1%（15/34）和20.0%（5/25），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7.142， P=0.028），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的脉管浸润率显著低于急诊手术组（ P=0.038）；周围神经浸润率分别为55.3%（16/30）、41.2%（14/34）和16.0%（4/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7.735， P=0.021），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的周围神经浸润率显著低于急诊手术组（ P=0.032）；坏死分级分别为2（1，2）级、2（1，3）级和2（2，3）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10.090， P=0.006），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与急诊手术组比较，支架-手术组和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坏死分级更高（均 P<0.05）；脓肿分级分别为2（1，2）级、3（1，3）级和2（2，3）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6.584， P=0.037）；进一步两两比较分析发现，急诊手术组的脓肿分级明显低于支架-手术组（ P=0.037）；纤维化分级分别为2（1，3）级、3（2，3）级和3（2，3）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11.078， P=0.004）；进一步两两比较分析发现，支架-手术组和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的纤维化均高于急诊手术组（均 P<0.05）；肿瘤细胞比例分级分别为4（3，4）级、4（3，4）级和3（2，4）级，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8.594， P=0.014），进一步两两比较分析发现，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的肿瘤细胞比例显著低于急诊手术组（ P=0.012）；CD34分级分别为2（2，3）级、3（2，4）级和3（2，3）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9.786， P=0.007），进一步两两比较分析发现，支架组CD34高于急诊手术组（ P=0.005）。 结论:支架置入可能增加梗阻性结直肠癌远处转移的风险。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的治疗模式促进了肿瘤细胞坏死和纤维化，减少了肿瘤细胞比例、脉管浸润和周围神经浸润，可能有助于改善支架置入后完全梗阻性结直肠癌的局部肿瘤浸润及远处转移。

目的:探讨囊泡胺转运蛋白1(VAT1)的表达与胶质母细胞瘤(GBM)免疫微环境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国脑胶质瘤基因图谱(CGGA)计划数据库中135例GBM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转录组数据。采用CIBERSORT反卷积算法分析135例肿瘤组织中不同免疫细胞的占比。根据VAT1基因表达量的中位数分为高表达组(基因表达量大于或等于中位数； n＝68)和低表达组(基因表达量小于中位数； n＝67)。对两组间的差异基因进行基因富集分析(GSEA)。随机选取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行开颅肿瘤切除术治疗的9例GBM患者的肿瘤组织样本，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技术检测VAT1、p65及CD80蛋白表达情况，并采用半定量方法判断蛋白染色结果。 结果:免疫细胞浸润分析结果显示，与VAT1低表达组比较，VAT1高表达组的滤泡辅助性T细胞和活化自然杀伤细胞占比均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9和 P＝0.045)。GSEA分析结果显示，与VAT1高表达呈正相关的基因功能主要富集在免疫系统过程、免疫反应调节和炎性反应(均 P<0.001)，且VAT1高表达与核因子κB(NF-κB)抑制物(IκB)激酶/NF-κB信号的调控和IκB激酶/NF-κB信号的正向调控密切相关(均 P＝0.001)。随着VAT1表达量的升高，多种NF-κB信号通路特异性基因表达呈正相关趋势(均 P<0.001)。9例GBM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p65蛋白和CD80蛋白均与VAT1蛋白表达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92和0.93，均 P＝0.004)。 结论:初步研究发现，GBM患者中VAT1高表达可能会影响肿瘤免疫反应，并可能通过调控NF-κB信号通路影响肿瘤免疫细胞的浸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