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43岁，孕1产0，孕37 +5周，既往体健，无特殊遗传病史，孕妇于孕19周、24周及32周分别在我院产检，超声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肠管未见扩张(图1)。孕37周超声检查发现羊水最大深度83 mm，羊水指数237 mm。胃泡大小30 mm×17 mm，膀胱大小40 mm×32 mm。胎儿腹腔内大量积液，范围约73 mm×71 mm×43 mm，肠管未见扩张，呈团状分布(图2)。腹腔下方(相当于阴囊部位)测及巨大囊性包块，大小约90 mm×76 mm×79 mm，向外膨出，囊壁完整，边界清楚，形态规则，内部透声较差，可见密集光点沉积后壁(图3)，并通过一纤细交通口与腹腔相通，周边可见椭圆形实质等回声(考虑为睾丸)(图4)。超声会诊意见：①胎儿胎粪性腹膜炎(meconium peritonitis，MP)，腹腔大量积液，肠穿孔？ ②胎儿会阴部巨大囊性包块，考虑睾丸鞘膜腔大量胎粪性积液；③羊水增多。产后染色体核型分析未见明显异常。产后外观显示腹部膨隆如鼓，阴囊肿胀如球，阴茎无法分辨(图5)。X线片可见大量腹腔积液，膈肌膨升。术中见腹腔大量暗绿色胎粪性腹水，吸净后探查见回盲部盲袋处1 cm 2大小的穿孔，周边有胎粪溢出，远端肠管空虚，肠壁弹性尚可。探查双侧内环口均未闭合与阴囊相通，可见胎粪液体蓄积在阴囊内，将胎粪吸净，大量温盐水冲洗腹腔及阴囊，切除坏死肠管，行端端吻合。术后恢复良好。术后诊断：胎儿回盲部肠闭锁，肠穿孔，MP，合并双侧睾丸鞘膜腔大量胎粪性积液。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2022001)。

目的:探讨细胞蜡块及免疫组织化学对浆膜腔积液精准诊断的重要性。方法:回顾性研究2018—2022年北京医院病理科浆膜腔积液标本3 124例，包括胸腔积液2 213例，腹腔积液768例，心包积液143例。男性1 699例（54.4%），女性1 425例（45.6%）；平均年龄69岁。其中1 292例制作了细胞蜡块，并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诊断恶性肿瘤百分比从细胞蜡块制作前64.9%（839/1 292）提高到制作后84.0%（1 086/1 292），其中1 086例恶性肿瘤明确了组织类型和/或来源；不明确的诊断包括可疑恶性及不典型增生，分别从13.3%（172/1 292）和18.8%（243/1 292）降低到0.1%（1/1 292）和0.4%（5/1 292）；阴性率从3.0%（38/1 292）升高到15.5%（200/1 29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earson卡方=12.739， P<0.01）。 结论:以细胞蜡块制作为基础的免疫组织化学检查显著提高了浆膜腔积液恶性诊断率，同时可鉴别组织类型和肿瘤来源，减少不明确的诊断。

目的:探讨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危险因素及其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28例行根治性切除术治疗Ⅱ~Ⅲ期结肠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18例，女110例；中位年龄为62岁，年龄范围为25~87岁。所有病人行开腹或腹腔镜辅助结肠癌根治性切除术。观察指标：（1）术后复发情况。（2）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3）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及评价。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术后3年复发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6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Pearson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将独立危险因素引入R 3.6.1软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以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区分度。使用R软件绘制校准度曲线图评价列线图预测模型的一致性。 结果:（1）术后复发情况：228例病人中，53例术后复发，其中局部复发19例，远处转移34例。34例远处转移病人中，肝转移14例、肺转移7例、脑转移4例、多发转移及其他部位单发转移9例。53例病人术后复发时间为12个月（6~19个月）。（2）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为肠梗阻、术前癌胚抗原（CEA）、腹腔积液、血管侵犯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 χ2=4.463、13.622、10.914、5.911， P<0.05）。病理学N分期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CEA>5 μg/L、腹腔积液、血管侵犯、病理学N分期为N1期或N2期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3.129，3.071，7.634，3.439，15.467，95%可信区间为1.328~7.373，1.047~9.007，1.103~52.824，1.422~8.319，3.498~68.397， P<0.05）。（3）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及评价：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将术前CEA、腹腔积液、血管侵犯及病理学N分期引入R 3.6.1软件，构建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术前CEA>5 μg/L的列线图评分为41.7分，腹腔积液为41.0分，血管侵犯为74.2分，病理学N分期N1期为45.1分、N2期为100.0分，各项危险因素不同取值得分总和对应术后复发概率。绘制ROC评价列线图预测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能力，其AUC为0.805（95%可信区间为0.737~0.873， P<0.05）。校准曲线图显示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列线图模型预测复发概率与实际复发概率具有较好一致性。 结论:术前CEA>5 μg/L、腹腔积液、血管侵犯、病理学N分期为N1或N2期是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有助于预测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风险。

目的:分析2例以腹膜炎为首发表现的原发性先天性肾病综合征(CNS)患儿的临床特点，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诊治的2例以腹膜炎为首发表现的原发性CNS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基因检测结果及诊治经过，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2例患儿均为女性，生后2个月内起病。顺产，1例足月，1例早产(胎龄36周)。否认肾脏病家族史。2例患儿腹胀，例1腹部CT示不完全性肠梗阻、腹腔积液、腹膜炎，例2腹部CT示腹腔积液，肠郁积。2例患儿腹腔积液常规均提示白细胞显著升高，血常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C-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升高。2例患儿TORCH 5项、输血前4项阴性。尿气相色谱-质谱、血氨基酸和血酰基肉碱检查未发现特异性改变，血氨正常。尿蛋白3+。肝肾功能正常。血浆白蛋白低于15 g/L。例2患儿全外显子检查示 NPHS1基因复合杂合突变：c.2121G>A(p.W707X)(exon 16)来自母亲；c.1531C>G(p.R511G)(exon 12)来自父亲，目前未见文献报道。2例患儿均诊断原发性CNS、腹膜炎，予抗感染、输注白蛋白和免疫球蛋白、抗凝、利尿等治疗，好转出院。 结论:小婴儿持续腹胀、腹腔积液，应及时行尿常规和血浆白蛋白检查，需考虑CNS可能，需警惕CNS抵抗力差所致原发性腹膜炎的可能。

目的:探讨 125I粒子植入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6月间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18例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患者[男184例，女34例，年龄(53.8±9.2)岁]资料。对患者行CT引导下 125I粒子植入术，于术后2～3个月复查CT、肝功能，比较治疗前后门静脉癌栓直径、肝功能参数及腹腔积液等并发症情况，并随访2～26个月，计算患者的生存期。应用配对 t检验进行统计比较。 结果:125I粒子植入后2～3个月，218例患者中癌栓完全缓解8例(3.7%)，部分缓解111例(50.9%)，无变化80例(36.7%)，疾病进展19例(8.7%)，总有效率为91.3%(199/218)。治疗后癌栓直径为(12.63±4.64) mm，较治疗前减小[(26.65±10.88) mm； t＝18.74， P<0.01]；血清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分别为(20.59±10.29)、(11.40±8.37) pg/L，与治疗前[(24.27±12.65)、(15.64±7.99) pg/L]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5.37、8.44，均 P<0.05)；治疗前后血清间接胆红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85， P>0.05)。142例有腹腔积液的患者中86例治疗后较治疗前积液情况好转。所有患者均未见与治疗相关的严重并发症。至随访结束，162例死亡，56例存活，患者总生存期(9.23±0.59)个月。 结论:125I粒子植入可安全、有效地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并改善腹腔积液。

目的:探讨气肿性胰腺炎（EP）CT检查影像学特征及其诊断与治疗。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收治的12例EP病人的临床影像资料；男10例，女2例；中位年龄为42岁，年龄范围为25~71岁。病人均行腹部CT检查。根据病人具体情况，行创伤递进式治疗或一步法手术。观察指标：（1）CT检查影像学特征。（2）细菌学特征。（3）治疗及随访。采用门诊方式进行随访，病人出院后第1、3、6个月复诊，了解病人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量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CT检查影像学特征：12例病人中，1例行腹部+盆腔CT平扫检查，11例行腹部+盆腔CT平扫和动脉期、门静脉期增强扫描检查。12例病人CT检查结果均示胰腺体积弥漫性增大，边界不清晰，胰周有大量渗出，胰腺坏死组织占胰腺总体积>30%；Balthazar CT评分为10分（8~10分）。12例病人中，5例渗出或坏死累及双侧肾前筋膜，7例仅累及左侧肾前筋膜；11例病人坏死感染区域形成明显包裹。12例病人胰腺及胰周感染与气体分布：Ⅰ+Ⅱa区6例，Ⅰ+Ⅱa+Ⅲ区3例，Ⅰ+Ⅲ区2例，Ⅰ区1例。12例病人胰腺实质走行处均有气体，CT检查结果示腹腔积液及盆腔积液。（2）细菌学特征：12例病人胰周坏死组织病原学标本培养结果均为阳性，共培养菌株27株，以肺炎克雷伯菌最为多见，其次是大肠埃希菌与肠球菌属细菌；1例真菌培养阳性。12例病人中，5例血培养阴性，7例血培养阳性，共培养菌株14株，以肺炎克雷伯菌最为多见；4例真菌培养阳性。（3）治疗及随访：12例病人中，1例行经皮穿刺引流治疗，7例行创伤递进式手术治疗，4例行一步法手术治疗；11例行手术治疗病人均行腹腔镜辅助胰腺坏死组织清除术，其中1例后续因腹腔出血行剖腹探查术。11例行手术治疗病人中，7例为左侧腹膜后入路（其中1例联合上腹正中入路），2例为上腹正中经网膜囊入路，1例经右侧腹膜后入路，1例经左侧腹直肌入路；11例病人接受操作及行手术次数为（3.1±0.9）次，其中创伤递进式治疗次数为（3.6±0.8）次，一步法手术次数为（2.3±0.5）次。12例病人中，9例治疗过程中出现>48 h的持续器官功能不全，经器官功能支持、抗感染治疗后，均行手术治疗。12例病人术后均随访6个月。12例病人中，9例经治疗后痊愈，3例死亡，其中1例因出血死亡、2例因脓毒性休克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结论:EP多合并胰腺坏死，CT检查影像学特征为胰腺实质及胰周积气。EP病人多合并器官功能衰竭，手术是治疗EP的重要手段。

目的:探讨单孔+1 3D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SILPD+1）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23年1—10月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40例行3D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4例，女16例；年龄为（63±10）岁。40例患者中，18例行SILPD+1，设为SILPD+1组；22例行传统5孔法3D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CLPD），设为CLPD组。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及并发症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比较采用Mann-Whitney秩和检验。 结果:（1）手术情况。SILPD+1组患者中，17例顺利施行手术，1例为胰头炎性肿块，与肠系膜血管分界不清晰，周围组织粘连严重，中转开腹；CLPD组患者均顺利施行手术，无中转开腹；两组患者中转开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手术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术后及并发症情况。两组患者肿瘤长径、术中清扫淋巴结数目、阳性淋巴结数目、R 0切除、肿瘤病理学类型、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首次进食流质食物时间、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术后引流管拔除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出血、胰瘘、乳糜漏、胃排空延迟、腹腔积液、切口感染、并发症分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SILPD+1组和CLPD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分别为5.0（4.5，6.0）分和6.5（6.0，7.0）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61， P<0.05）。两组患者术后均无胆瘘、腹腔感染发生；均无术后30 d内再入院、术后90 d内死亡。 结论:与CLPD比较，SILPD+1安全、可行，术后疼痛更轻，保证肿瘤学疗效的情况下，并未增加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患儿女，9岁，以“多饮、多尿、精神欠佳2个月，加重半天”于2021年9月10日入西安市儿童医院儿童内分泌科。2个月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多饮、多尿，每天饮水量约2 500 mL，尿7~8次/d，每次尿量约400~500 mL，食欲增加，体质量较前减轻。同时伴有乏力，睡眠增多，双下肢浮肿，无昏迷、抽搐及意识障碍，无发热、咳嗽，无呕吐、腹泻，无腹痛，曾就诊当地中医诊所，诊断为“脾胃虚、气血不足”予口服中药调理治疗2个月，效果欠佳。6 h前患儿精神反应差，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伴深大呼吸，全身乏力明显，就诊于我院急诊。急查血糖：31.3 mmol/L；尿常规：葡萄糖（+++），酮体（+++），隐血（++）；血气分析：pH 7.06，二氧化碳分压（PCO 2）6 mmHg（1 mmHg=0.133 kPa），氧分压（PO 2）143 mmHg，血清钠（Na +）127 mmol/L，血清钾（K +）2. 5 mmol/L，血清钙（Ca 2+）1.31 mmol/L，碳酸氢盐（HCO 3-）< 3 mmol/L，剩余碱（BE）未测出。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360 mL（20 mL/kg）后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收入内分泌科。患儿自发病后，食欲增加，尿量增加。近2 d无大便，2个月内体质量下降3 kg。既往史：2个月前因“急性扁桃体炎"于当地医院查尿常规：葡萄糖（++++），蛋白质（+），酮体（+++），未特殊处理、未规律复查。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及接触史，否认过敏、手术及外伤史。无糖尿病家族史。入院查体：体温36.3 ℃，呼吸32次/min，脉搏124次/min，血压104/56 mmHg，体质量18 kg，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口周略苍白，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啰音。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胀，拒按，肝脾触诊不满意，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初步诊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入内分泌科后给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等治疗。入院后急查血气分析：pH 7.01，PCO 2 9 mmHg，PO 2 140 mmHg，Na + 132 mmol/L，K + 1.8 mmol/L，HCO 3- < 3 mmol/L，BE未测出，监测血糖28 mmol/L，入院治疗1 h后患儿呼吸急促、费力，张口呼吸，不能平卧，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格拉斯哥评分10分，病情危重，转入儿童重症医学科。查体：意识不清，格拉斯哥评分8分，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腹膨隆，叩诊鼓音，拒按，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降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复查血糖27 mmol/L，甘油三酯162 mmol/L，胆固醇21.6 mmol/L，凝血因乳糜血测不出。转入后予无创辅助通气，但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遂予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同时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同时血浆置换（置换血浆量900 mL）治疗，10 h后该患儿血糖降至19 mmol/L，仍呈嗜睡状，轻度脱水貌，无明显深大呼吸，面色口唇欠红润，四肢末梢稍暖，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3 s；继续补液及胰岛素泵入治疗；但1 h后，患儿意识障碍加重，呈昏睡状，腹胀加重，肠鸣音消失，四肢发绀，四肢末梢凉，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血压波动于50/30 mmHg~60/40 mmHg，血气分析pH 6.81，HCO 3- 2.3 mmol/L，BE-32.8 mmol/L，酸中毒无好转，考虑存在脓毒性休克，肠穿孔可能，立即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扩容，去甲肾上腺素升压，美罗培南、万古霉素抗感染等治疗，胃肠减压引出黄绿色含粪汁液体，急查腹部B超提示肠淤张；腹部CT提示小肠多发肠壁积气，伴门静脉积气，腹腔积液。考虑肠管坏死伴穿孔可能性大，急请普外科会诊，急诊行剖腹探查术，术中发现距回盲部约20 cm肠管及距离曲氏韧带有约10 cm肠管颜色尚可，其余肠管均已发黑伴多处穿孔，切除坏死肠管，予空肠造瘘，肠腔置16号橡胶引流管，术后禁饮食，引流管及瘘口可引出大量墨绿色分泌物，术后继续行持续床旁血液净化治疗，于术后第2天行第2次血浆置换（置换量900 mL），术后第5天撤离有创呼吸机。患儿静脉用胰岛素静泵下血糖控制尚可，5 d后开始间断予温水鼻饲，逐渐过渡为配方奶。住院第11天患儿诉下腹胀、伤口疼痛，伴发热，体温最高39.0 ℃，且易反复，查体下腹部皮肤可有握雪感，考虑皮下积气。第12天，腹部皮下积气减少，左侧腹壁出现红肿热痛，考虑腹壁感染，予拔除肠腔引流管，腹壁缝线拆除，造瘘袋贴于腹壁切口周围皮肤，保持引流通畅，伤口周围涂抹氧化锌软膏保护皮肤，治疗上继续禁食、胃肠减压，小剂量胰岛素，补液，静脉营养，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抗感染。动态监测血糖、血脂，均正常；经抗感染治疗后患儿逐渐体温正常，精神反应好转，于住院第20天转入内分泌科继续静脉营养治疗，住院70 d后，患儿腹部切口愈合好，行造瘘口闭合术，术后肠道恢复良好，逐渐过度肠内营养联合静脉营养，住院90 d，好转出院。随访半年，患儿精神反应好，营养状态中等，持续静脉营养及部分肠内营养中。血糖控制良好。

目的:探讨胎粪性腹膜炎产前超声诊断与胎儿临床结局的相关性，重新认识胎源性疾病。方法:收集2013年5月至2019年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产前超声诊断、出生后证实的46例胎粪性腹膜炎患儿病例，保守治疗组35例（男18例，女17例），胎龄（38. 42±0. 86）周；手术组11例（男8例，女3例），胎龄（37. 85±1. 65）周。胎粪性腹膜炎产前超声诊断标准为腹腔内钙化灶，伴或不伴腹水、假性囊肿、肠管扩张和羊水过多等超声声像学表现。所有诊断病例均动态监测孕期过程至分娩，超声检查对病灶形态、大小或内部回声等发生变化进行分析和形态描述，结合产前临床胎儿学分析和孕期管理。生后进行临床追踪复查及随访，有明确手术指征者手术治疗。结果采用 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产前超声诊断胎粪性腹膜炎共46例，腹腔内钙化灶46例（100%），钙化灶合并腹水25例（54. 3%），合并假性囊肿18例（39. 1%），合并肠管扩张12例（26%），合并羊水过多11例（23. 9%）。46例胎粪性腹膜炎全部出生，生后体检和X线检查再次得到确定诊断，35例（76%）生后仅需要保守治疗，11例（23. 9%）生后因肠梗阻新生儿手术治疗。所有病例均治疗成活，随访1~5年均健康发育，有2例分别于6个月和8个月因腹股沟疝和隐睾腹腔镜手术检查发现腹腔钙化灶已经吸收。腹腔内钙化合并腹腔积液、腹腔内假性囊肿、肠管扩张和羊水过多的发生比例在各组手术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胎粪性腹膜炎产前超声与胎儿临床结局关系密切，需要从胎源性疾病再认识。大多数胎粪性腹膜炎出生后仅需要保守治疗，小部分需手术治疗，临床结局均良好。

一例以大量血性腹腔积液为主要临床表现的3岁患儿，经腹腔镜探查、病理检查明确诊断为恶性腹膜间皮瘤。经细胞减灭术、腹腔热灌注化疗和静脉化疗治疗，术后半年无复发和转移。恶性腹膜间皮瘤罕见，预后差，病死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