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手术治疗老年骨盆骨折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3年10月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采用手术治疗的55例老年骨盆骨折患者资料。男13例，女42例；年龄72.0（68.0，83.3）岁。骨折AO/OTA分型：B型47例，C型8例；脆性骨盆骨折（FFP）分型：Ⅱ型5例，Ⅲ型44例，Ⅳ型6例。所有患者伤后4.0（3.0，6.3）d行手术治疗。10例患者采用切开复位内固定：后环钢板固定7例，螺钉固定3例；前环除2例未做固定外，其余采用钢板、外固定支架或微创经皮骨盆前环内支架固定技术等固定。45例患者采用闭合复位内固定：后环2例未做固定，其余均采用螺钉固定；前环10例未做固定，其余采用螺钉、外固定支架或微创经皮骨盆前环内支架固定技术等固定。记录患者围手术期主要并发症、术后骨折复位质量、病死率及末次随访时骨盆功能等。结果:所有患者围手术期未发生严重并发症。术后骨折复位质量根据Matta评分标准评定：优31例，良14例，可8例，差2例，优良率为81.8%（45/55）。54例患者术后获（15.4±9.1）个月随访，另1例患者失访。4例患者术后1年内死亡，病死率为7.4%（4/54）。随访时间超过4个月的46例患者末次随访时改良骨盆Majeed评分为69（54，76）分；根据笔者单位制定的功能评定标准评定：优27例，良8例，可11例，优良率为76.1%（35/46）。随访期间3例患者发生内固定完全失效。结论:对于老年骨盆骨折，手术治疗可以获得满意的临床效果。

目的:探讨微创猫眼侧方腰椎融合术（CLIF）对重度成人退变性脊柱侧凸后路矫正融合节段选择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纳入2016年6月至2019年3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中心脊柱外科收治的Lenke-Silva分级为Ⅴ级和Ⅵ级的重度成人退变性脊柱侧凸患者。入组患者首先完成术前临床和影像学检查，评估Lenke-Silva分级，确定Ⅰ期CLIF手术节段，同时预判如行单纯后路矫形需融合节段数；Ⅰ期术后再次评估Lenke-Silva分级，将患者分为有效组（Lenke-Silva分级降低）和无效组（Lenke-Silva分级不变），根据二次评估的结果制定Ⅱ期后路手术方式。比较两组患者实际融合节段与预计行单纯后路矫形需融合节段的差值、分期手术前后及末次随访时侧凸Cobb角、冠状面与矢状面影像学参数、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和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分析Lenke-Silva分级降低的影响因素。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秩和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共54例患者纳入本研究。男性8例，女性46例，年龄（68.8±5.8）岁（范围：56~77岁），术前Lenke-Silva分级：Ⅴ级26例，Ⅵ级28例。行Ⅰ期CLIF 194个节段，其中114个节段（58.8%）行前柱松解重建术（ACR），15个节段（7.7%）：使用大角度融合器。Ⅰ期术后，32例患者（22例Ⅴ级、10例Ⅵ级）Lenke-Silva分级降低，纳入有效组；22例患者（4例Ⅴ级、18例Ⅵ级）Lenke-Silva分级无变化，纳入无效组。有效组中32例患者术前侧凸顶椎位置均在L 1以下，无效组中18例（81.8%，18/22）患者术前侧凸顶椎位置在L 1以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有效组患者椎间隙前方均无连续性骨赘，无效组中7例椎间隙前方有连续性骨赘（31.8%，7/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有效组患者Ⅰ期术中行ACR（71.2%比39.5%，χ2=20.660， P<0.01）和使用大角度融合器的节段更多（12.7%比0， P=0.001），而术后严重融合器下沉节段较少（5.9%比15.8%，χ2=4.793， P=0.029）。Ⅰ期术后，两组患者腰椎Cobb角无差异，有效组腰椎前凸角为（34.0±8.3）°，大于无效组的（25.5±9.7）°（ t=3.478， P=0.001），而骨盆投射角与腰椎前凸角之差为（15.7±4.6）°，小于无效组的（20.0±10.8）°（ t=-2.129， P=0.038）。有效组与无效组患者相比，Ⅱ期手术融合节段更少、上端固定椎终止于胸椎例数更少，实际融合节段较预判行单纯后路矫形所需融合节段减少更多（ P值均<0.01）。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24~45个月，两组患者Ⅰ期、Ⅱ期术后和末次随访时的影像学结果和临床效果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Ⅰ期CLIF能降低部分严重退变性脊柱侧凸患者的Lenke-Silva分级，Ⅰ期CLIF术后Lenke-Silva分级降低可能与术前顶椎位置、椎间隙前方连续性骨赘，术中使用ACR和大角度融合器，以及术后融合器下沉程度等因素相关。Ⅱ期术前进行脊柱力线再评估，有助于融合节段的准确选择，减少手术创伤。

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aTME）作为一种诞生十余年的新兴直肠癌手术入路，其发展过程中的坎坷经历提示着我们提升其手术质量的重要性。针对目前taTME的质量评估，其主要优势在于可以增加远切缘距离、降低环周切缘阳性率，并提升全直肠系膜标本的切除质量。由于目前高质量临床研究开展仍然较少，且已发表的研究仍不能除外混杂偏倚以及发表偏倚所带来的局限性，故对于当前结论仍需审慎看待。现阶段，仅推荐taTME在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患者和中心进行开展。因此，本文对于taTME手术质量的评估及在此基础上的患者与医疗中心的筛选进行探讨。根据目前研究结果和我中心实践经验，我们通常选择具有困难骨盆特征、低位直肠癌和（或）行新辅助放化疗需直视下确定远切缘的患者开展taTME手术。

目的:探讨脊柱-骨盆矢状面参数和腰椎前凸分布指数对短节段腰椎融合术后邻近节段退变（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ASD）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9年1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因腰椎退变性疾病接受后路椎间融合手术的患者234例，男102例、女132例，年龄（60.1±10.0）岁（范围41~78岁）。根据术后是否出现ASD分为ASD组和无ASD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及手术前后的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骶骨倾斜角（sacral slope，SS）、骨盆倾斜角（pelvic tilt，PT）、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下腰椎前凸角（distal lordosis，DL）、融合节段前凸角（segmental lordosis，SL）、腰椎前凸分布指数（lordosis distribution index，LDI）和矢状面平衡（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腰椎融合术后发生ASD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计算各独立危险因素的曲线下面积。结果: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并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70.6±11.9）个月（范围60~121个月）。234例患者中116例术后发生ASD。ASD组与无ASD组年龄（ t=2.697， P=0.008）、融合节段（χ 2=16.439， P<0.001）、术前PT（ t=2.268， P=0.024）、术前LL（ t=2.042， P=0.042）、术前DL（ t=2.724， P=0.007）、术后DL（ t=3.104， P=0.002）、术后LDI（ t=2.063， P=0.040）及手术前后SVA差值（ Z=2.001， P=0.045）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后LDI降低（ OR=0.971， P=0.002）、双节段融合（ OR=3.477， P<0.001）、手术前后SVA差值增加（ OR=0.992， P=0.039）是腰椎融合术后发生ASD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显示融合节段数、术后LDI、手术前后SVA差值的曲线下面积及95% CI分别为0.633（0.561，0.704）、0.583（0.510，0.656）和0.576（0.502，0.649）。联合预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702，预测价值为中。 结论:双节段融合、术后LDI降低、手术前后SVA差值增加是腰椎融合术后发生ASD的独立危险因素，三者联合预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

目的:比较改良与传统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固定垂直不稳定骨盆后环脱位的生物力学特性。方法:选用1名31岁健康男性志愿者的腰椎、骨盆及股骨CT图像，通过有限元方法利用三维虚拟软件建立骨盆后环脱位模型、改良与传统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单侧与双侧固定模型。通过约束双侧股骨下端于L 1椎体上施加500 N纵向载荷，评估完整骨盆模型最大应力及骨盆后环脱位模型刚度，以验证模型的可靠性；模型验证完成后，沿L 1椎体曲线方向施加400 N跟随载荷模拟上部躯干力量，比较改良与传统构型髂腰钉棒系统模型骶骨最大垂直位移、最大后方位移、最大右侧位移及整体最大位移；比较内固定及骨盆的应力分布情况。 结果:（1）完整骨盆模型最大应力为22.0 MPa，骨盆后环脱位模型刚度为180.03 N/mm。（2）在骶骨最大垂直位移方面，改良与传统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双侧固定基本相当；但在骶骨最大后方位移、最大右侧位移及整体最大位移方面，改良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双侧固定分别为0.57 mm、0.19 mm、0.68 mm，传统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双侧固定分别为1.38 mm、0.26 mm、1.41 mm，前者均明显小于后者。（3）在骶骨最大垂直位移、最大后方位移、最大右侧位移及整体最大位移方面，改良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单侧固定分别为0.70 mm、0.73 mm、0.17 mm、0.88 mm，传统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单侧固定分别为1.17 mm、2.21 mm、0.31 mm、2.29 mm，前者均明显小于后者。（4）改良构型髂腰钉棒系统中内固定应力主要集中在髂骨钉棒与腰椎弓根钉棒之间的连接棒上，而传统构型髂腰钉棒系统中内固定应力主要集中在髂骨钉上缘的连接棒上。在内固定最大应力方面，改良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双侧固定为340.84 MPa，传统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双侧固定为489.77 MPa，前者较后者减小30.4%；改良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单侧固定为351.23 MPa，传统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单侧固定为415.82 MPa，前者较后者减小15.5%。（5）改良与传统构型髂腰钉棒系统中骨盆应力主要集中在髂骨钉与皮质骨接触的区域。在骨盆最大应力方面，改良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双侧固定为19.21 MPa，传统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双侧固定为87.59 MPa，前者较后者减小78.1%；改良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单侧固定为39.91 MPa，传统构型髂腰钉棒系统单侧固定为134.98 MPa，前者较后者减小70.4%。结论:与传统构型髂腰钉棒系统相比，改良构型髂腰钉棒系统能有效降低垂直不稳定骨盆后环脱位各方向位移，使内固定及骨盆的应力明显减小，具有良好的生物力学稳定性。

目的:在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中，由于骨盆空间狭窄或直肠系膜肥厚等因素的存在，常导致术野暴露困难，明显增加手术操作难度。本研究旨在分析直肠磁共振成像（MRI）骨盆测量对TME中困难骨盆的预测价值，并探讨术中困难骨盆的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肿瘤距肛缘15 cm以内；（2）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为直肠癌；（3）具有完整的术前MRI资料；（4）肿瘤浸润深度为T1~4a；（5）术中进行了困难骨盆评估。排除接受TME以外的其他任何保肛或非保肛手术的患者。回顾性收集2019年3月至2021年11月期间，在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接受TME的88例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困难骨盆分级简易评估量表：Ⅰ级为手术操作不困难；Ⅱ级为影响手术操作，但不影响完整TME标本质量；Ⅲ级为影响手术操作和标本质量（为接近完整TME）；Ⅳ级为严重影响手术操作和标本质量（为非完整TME）；Ⅰ~Ⅱ级认为非困难，Ⅲ或Ⅳ级认为手术困难。骨盆参数包括：骨盆入口前后径、中骨盆前后径、骨盆出口前后径、耻骨联合高度、骶尾间径、骶尾弧弓高、耻骨联合到盆底肌的距离、前骨盆深度、坐骨棘间径、坐骨结节间径等10项指标。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困难骨盆相关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术中困难骨盆的列线图模型。结果:88例患者中，男性51例，女性37例，中位年龄64（56~70）岁，共有64例（72.7%）患者接受了新辅助治疗，其中困难骨盆组患者30例（34.1%），非困难骨盆组58例（65.9%）。解剖学特征中位数：骨盆入口前后径为12.0 cm；中骨盆前后径11.0 cm；骨盆出口前后径8.6 cm；耻骨联合高度4.9 cm；骶尾间径12.6 cm；骶尾弧弓高度3.7 cm；耻骨结节到盆底肌距离3.0 cm；前骨盆深度13.3 cm；坐骨棘间径10.2 cm；坐骨结节间径12.2 cm。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新辅助治疗（OR=4.97，95%CI：1.25~19.71， P=0.023）、肿瘤距肛缘距离越大（OR=1.31，95%CI：1.02~1.67， P=0.035）和耻骨联合高度越高（OR=3.36，95%CI：1.56~7.25， P=0.002）是困难骨盆的独立危险因素。纳入以上因素构建的困难骨盆预测模型，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795（95%CI：0.696~0.895）。 结论:基于直肠MRI骨盆测量的困难骨盆评估量表适用于TME手术，且接受新辅助治疗、肿瘤距离肛缘距离越大以及耻骨联合高度越高者，困难骨盆的概率越高，需更谨慎地规划直肠癌手术入路。

患者女，69岁，因无明显诱因出现胸痛1个月就诊。胸、腹、盆部CT平扫检查发现双肺多发磨玻璃及斑片影，右侧腋窝、纵隔、腹膜后多发肿大淋巴结，多发颈胸腰椎椎体及双侧多根肋骨密度不均；血肿瘤标志物未见异常。患者既往有子宫肌瘤及甲状腺功能减低病史，目前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中。因发现肺、淋巴结、骨多发病变，临床怀疑恶性肿瘤可能，遂行 18F-FDG PET/CT显像以明确病变性质及分期。 18F-FDG PET/CT显像( 图1)见双肺多发代谢轻度增高的磨玻璃及斑片影，边界不清，SUV max 4.0；全身多发代谢增高淋巴结，累及左颈根部、双侧锁骨上、右腋下及胸肌深面、纵隔及双肺门、腹膜后、双侧髂血管旁，淋巴结最大者短径1.6 cm，SUV max 15.9；扫描野内骨骼大量代谢增高灶，CT上密度不均，SUV max 12.6，累及脊柱、骨盆、肋骨、胸骨、双侧肱骨、双侧肩胛骨、双侧锁骨、双侧股骨。

目的:探讨骶髂关节复位质量对骨盆环损伤仿生复位内固定术的临床效果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9年2月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确诊为累及骶髂关节的骨盆环损伤，且行仿生复位内固定术治疗的7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48例，女性30例，年龄（48.3±8.3）岁（范围：28~68岁）。患者在行仿生复位内固定术后，以术后即刻CT检查图像测量的受损侧骶髂关节残余移位最大距离作为分组依据，≤5 mm者纳入解剖仿生复位组，>5 mm纳入非解剖仿生复位组；非解剖仿生复位组中，根据残余移位的方向，再将其分为分离移位组、前后移位组。患者术后即刻和末次随访时拍摄X线片，若出现骶髂关节再移位或内植物松动、移位、断裂及骨折再移位等情况，即定义为内固定失效。采用Majeed骨盆骨折评分系统评估患者术后的功能状态，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估其疼痛程度。组间比较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方差分析、χ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 H检验。 结果:根据患者术后CT图像测量结果，解剖仿生复位组28例，非解剖仿生复位组50例；非解剖仿生复位组中，分离移位组27例，前后移位组23例。解剖仿生复位组、分离移位组、前后移位组间患者的一般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患者术后随访（37.8±6.6）个月（范围：25~51个月）。末次随访时，解剖仿生复位组患者术后Majeed评分优良率为96.4%（27/28），分离移位组为74.1%（20/27），前后移位组为30.4%（7/23）；解剖仿生复位组优良率优于分离移位组和前后移位组（ Z=-6.479， P<0.01； Z=-6.256， P<0.01），分离移位组优良率优于前后移位组（ Z=-3.607， P<0.01）。解剖仿生复位组患者VAS为0分17例，1~3分11例；分离移位组为0分6例，1~3分16例，4~6分5例；前后移位组为0分3例，1~3分7例，4~6分13例；解剖仿生复位组VAS低于分离移位组和前后移位组（ Z=-3.515， P<0.01； Z=-3.506， P<0.01），分离移位组与前后移位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813， P=0.070）。共8例患者发生内固定失效，解剖仿生复位组失效率为0（0/28），分离移位组为11.1%（3/27），前后移位组为21.7%（5/23）；解剖仿生复位组与前后移位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4），与分离移位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11），前后移位组与分离移位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44）。 结论:累及骶髂关节损伤的骨盆骨折患者行仿生复位内固定术后，骶髂关节解剖仿生复位患者的功能状态、疼痛情况、内固定失效率明显优于非解剖仿生复位患者。分离移位患者术后功能恢复优于前后移位患者。

目的:探讨采用三维CT最大内切球法分析单侧髋臼周围截骨术（periacetabular osteotomy，PAO）对女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患者骨产道影响的可行性。方法:选取62例行单侧PAO手术的育龄女性DDH患者，采集手术前后骨盆CT的"DICOM"数据，用最大内切球法在医学影像交互软件（the medical imaging interaction toolkit，MITK）上测量25层骨产道的大小（即最大内切球直径）。于手术前后骨盆站立正位X线片上测量外侧中心边缘（lateral center edge，LCE）角、髋臼倾斜角（T?nnis角）和髂坐线与股骨头内缘的距离。根据LCE角大小将患者分为严重组（LCE≤0°）和非严重组（0°0.05）。其中髋臼截骨块前上缘（1~13层）变窄明显（手术前后差值的均值范围为4.23~5.95 mm）；髋臼截骨块前缘耻骨支下缘与闭孔后缘上部之间的区域（5~10层）变窄最多（5.62~5.95 mm）。手术前后骨产道最窄位置均在坐骨棘平面（20层），术前最大内切球直径为（105.34±7.16）mm，术后为（104.47±7.06）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98， P=0.032）。髋关节旋转中心内移与1~20层骨产道变窄呈正相关，T?nnis角变小与1~10层骨产道变窄呈正相关，LCE增大与2~5层骨产道变窄呈负相关（ P<0.05）。髂坐线与股骨头内缘的距离对1~20层骨产道大小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β=0.27~0.50， P<0.05）。身高与术前、术后骨产道最窄部位的大小呈正相关（ r=0.565， r=0.586， P<0.001）。严重组与非严重组手术前后骨产道及骨产道变窄程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685~0.655， P>0.05）。 结论:单侧PAO引起坐骨棘以上骨产道变窄，轻度影响骨产道最窄位置（坐骨棘水平）。单侧PAO不会影响骨产道正常的DDH育龄女性患者正常胎儿的正常分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