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性分析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宿迁医院术前拟行规则性右半肝切除的5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前评估功能性残余肝体积比（SRLVR）处于临界状态，均在术中改行精准肝右静脉回流区的扩大右后叶切除术。术后无出血、胆瘘等并发症发生，无肝功能衰竭，无死亡。术后1周增强CT扫描测算较半肝切除多保留肝脏体积（212.4±19.1）ml。笔者认为在SRLVR临界的肝癌患者中实施精准肝右静脉回流区的扩大右后叶切除术可以在保证肿瘤根治性和手术精准化的同时又可以确保安全性，对于不能够耐受门静脉栓塞或者联合肝脏分割和门静脉结扎的分阶段肝切除术的患者不失为一种治疗选择。

目的:初步探讨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联合选择性门静脉栓塞(SPVE)后手术切除治疗大肝癌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收集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肝胆外科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完成的17例TACE联合SPVE治疗的大肝癌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5例，女性2例，年龄(59.17±10.30)岁。分析患者SPVE后与TACE后谷丙转氨酶水平、联合栓塞1个月后肿瘤反应、手术切除患者术后生存情况。结果:17例患者中，SPVE术后第1、3天的谷丙转氨酶水平显著高于TACE术后[第1天：191.4(30.5～1 966.4)IU/L比125.3(35.7 L～846.2)IU/L，第3天：298.5(24.6～1 334.2)IU/L比208.6(21.6～775.6)I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联合栓塞术后1个月，肿瘤长径5～10 cm的6例患者中，完全缓解2例(33.3%)，部分缓解3例(50.0%)，病情稳定1例(16.6%)；肿瘤长径>10 cm的11例患者中，完全缓解1例(9.1%)，部分缓解4例(36.4%)，病情稳定5例(45.5%)，病情进展1例(9.1%)。最终11例患者接受了手术评估，治疗前中位残余肝体积329.5(284.9～365.7)ml，经联合栓塞后术前中位残余肝体积415.6(354.7～718.8)ml，中位增生比例28.1%(14.1%～51.3%)。8例患者最终接受了手术切除，围手术期无死亡，中位无瘤生存时间17(7～42)个月，中位生存时间27(7～42)个月。 结论:对于残余肝体积不足的大肝癌患者，术前TACE联合SPVE对控制肿瘤进展、促进残肝增生、提高手术切除率及改善预后具有一定价值。

患者 男性，55岁，因“发现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 4个月，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4周”，为求进一步治疗于2021年6月29日收入我科。患者5个月前出现腹痛、腹胀，并逐渐加重，2021年2月28日于当地医院行上腹部CT检查，结果提示肝内肿块，考虑为肝癌；2021年3月1日在该院行上腹部MRI检查，提示肝内肿块，肝癌。曾被收入我院介入科，结合患者情况，如行右半肝切除，切除后余肝体积不足，发生肝功能衰竭的风险大，符合TACE联合仑伐替尼的治疗指征，遂分别于2021年3月11日、2021年4月22日、2021年5月31日于我院介入科接受TACE治疗，期间联合口服仑伐替尼。患者既往有乙肝、肝硬化病史，未正规治疗。无长期吸烟、饮酒史。患者父亲有肝癌病史。本次入院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119 g/L，白细胞计数4.4×10 9/L，血小板计数212×10 9/L；甲胎蛋白498.30 μg/L，癌胚抗原1.64 μg/L，CA19-9 80.31 U/ml；ALT 10 U/L，AST 29 U/L，总胆红素8.8 μmol/L，直接胆红素8.4 μmol/L。CT检查结果显示，病灶占据肝脏5、6、7、8段，大小虽由未接受相关治疗时的11 cm×10 cm增至13 cm×11 cm，但肿瘤内部出现明显坏死，且碘油沉积充分，瘤内出现气体（图1）。术前肝功能Child-Pugh分级为A级，吲哚菁绿15 min潴留率为5.9%；拟行右半肝切除术，余肝比例预计为38%。

目的:探讨以剩余肝体积(FLR)快速增长决定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LPPS)第二步手术施行的安全性与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4月至2020年12月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行前入路ALPPS的19例肝肿瘤患者资料，其中男性13例，女性6例，平均年龄53岁。第一步手术后1周内FLR/标准肝体积(ESLV)增加超过50%的8例患者纳入快速增长组，剩余的11例患者1周内FLR/ESLV增加未超过50%纳入对照组。比较两组第二步手术时间、第二步术中出血量、第二步手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等。结果:19例患者均完成第二步肝切除，仅有1例术后死亡。快速增长组第二步手术时间(3.2±1.8)h、第二步术中出血量(554±227)ml、第二步手术后住院时间(12.6±2.4)d，优于对照组(4.7±2.2)h、(760±314)ml、(18.2±6.4)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第一步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37.5%(3/8)比45.4%(5/11)]和第二步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37.5%(3/8)比36.4%(4/11)]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肝肿瘤患者以FLR快速增长(1周内增加超过50%)决定ALPPS第二步施行是安全可行的，且有利于第二步手术的实施及患者的快速康复。但本结论有待更大样本量研究进一步证实。

目的:探究肝切除术前行门静脉栓塞术(PVE)在接受仑伐替尼联合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抗体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和临床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在肝切除术前接受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及PVE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6例患者资料，均为男性，年龄(54.6±6.2)岁，年龄范围46~63岁。每2个月(±2周)通过影像学检查并依据实体瘤临床疗效评价标准(1.1版本)评估肿瘤缓解情况和剩余肝体积。采用门诊复查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和肿瘤进展情况。结果:6例患者在治疗前3例为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A期，3例为B期。肝切除术前，1例患者达到部分缓解，5例患者疾病稳定。6例患者行PVE及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前剩余肝体积百分比(29.0±8.9)%，肝切除术前末次评估剩余肝体积百分比(41.3±1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79， P<0.001)。5例患者行肝切除，1例患者剩余肝体积增长不足至末次评估未行肝切除。5例行肝切除的患者中1例发生肝切除术后肝衰竭(B级)和严重术后并发症(需要经皮胸腔穿刺引流的胸腔积液)。随访时间范围1.0~12.3个月，中位数4.5个月，5例肝切除患者均无瘤生存。 结论:在接受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肝切除术前行PVE安全可行。

目的:分析射频消融辅助的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RALPPS)在剩余肝体积(FLR)不足肝癌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分析2014年6月至2020年7月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RALPPS的29例肝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25例，女性4例，年龄(46.6±9.9)岁。按是否成功行二期手术分为二期组(完成二期手术， n＝18)和一期组(仅完成一期手术， n＝11)。比较两组FLR、FLR占标准肝体积百分比(即FLR百分比)、FLR增长率、术后肝功能、一期手术时间、射频消融时间、手术并发症等。 结果:29例患者一期术前FLR百分比为(30.0±7.0)%，18例(62.1%)患者完成二期手术。一期手术后二期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为519.0(362.9，696.0)U/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391.8(297.2，591.1)U/L，优于一期组931.0(711.7，1 131.9)U/L、851.3(426.6，888.0)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一期术前FLR、一期术前FLR百分比、一期手术时间、一期手术出血量、射频消融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期组两次手术间隔(21.6±6.7)d，二期术前FLR(623.2±101.8)cm 3、FLR百分比(49.0±7.0)%，FLR增长率(19.0±5.0)%。一期组术后发生并发症11例(100.0%)，Clavien-Dindo Ⅲb级及以上7例(63.6%)。二期组一期手术后发生并发症18例(100.0%)，无Ⅲb级及以上并发症。11例未行二期手术的原因有一期术后肝功能差和FLR不足4例、肿瘤进展6例、死亡1例。 结论:RALPPS是FLR不足肝癌患者的一种治疗选择，治疗效果尚可。

外科手术切除是肝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大部分肝癌患者确诊时已为中晚期，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针对这部分失去手术机会的患者，有外科医生提出了计划性肝切除的理念即有计划地降低肿瘤分期、增加剩余肝体积(FLR)，从而达到提高手术安全性，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对于前期评估或/和治疗后FLR不足的患者，肝叶增生是计划性肝切除的重要环节，通过各种手段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增加FLR。门静脉结扎术和门静脉栓塞术、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肝静脉剥夺术是三种主要的肝叶增生技术。本文针对这三种肝叶增生技术进行综述。

以外科为主导的综合治疗是肝癌诊疗的重要共识。肝切除术、肝移植术是肝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随着肝脏外科技术的发展，肝脏手术已无禁区。转化治疗为初始不可切除肝癌患者带来了手术根治的希望。本文对剩余肝体积不足肝癌的转化治疗、肿瘤学不可切除中晚期肝癌的降期转化治疗、转化后手术时机选择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就形成肝癌转化治疗的规范进行展望。

患者，女，44岁，2003年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头晕、乏力，伴轻度头痛及视物模糊，自行口服中药汤剂治疗，症状未缓解。2008年上述症状加重就诊当地县医院。骨穿提示骨髓增生活跃，红系明显增生，占43%，可见H-J小体，可见嗜多色粒红细胞。未予以治疗。后陆续就诊于其他医院治疗，治疗效果不佳。2010年5月因"间断乏力7年余"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考虑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ITP)。给予免疫抑制治疗后好转出院。后间断出现上述症状。2015年4月2日入院查血常规提示WBC 1.79×10 9/L，Hb 93 g/L，PLT 57×10 9/L。骨穿提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明显活跃，可见少量尼曼匹克细胞(N-P细胞)。胸部X线检查：双肺纹理清晰，双肺门影不大。腹部CT检查提示脾脏体积增大，外缘约占10个肋单元。2015年4月5日染色体核型分析：46，XX [20]。于2015年4月20日行脾切术。病理示脾脏组织中可见灶性胞浆透亮细胞，免疫组化：CD68(+)、Ki67散在(+)、AACT(+)、CD31(+)，(脾)形态学改变结合临床，符合尼曼-匹克病。明确诊断为NPD成人非神经型(E型)。此后患者规律口服维生素E软胶囊100 mg/d，定期复查病情稳定。2018年4月查血常规：WBC 8.91×10 9/L，Hb 133 g/L，PLT 280×10 9/L。骨穿：三系增生，全片见少数尼曼匹克细胞。2019年6月患者出现双下肢运动障碍，伴膝关节肿胀。查血常规、肝肾功、RF及CRP均正常。后疼痛加重，活动后明显，休息后可缓解。2020年12月7日入院查血常规：WBC 8.30×10 9/L，Hb 126 g/L，PLT 219×10 9/L。PET-CT提示双下肢骨髓腔局灶性FDG代谢异常增高，结合病史考虑尼曼-匹克病骨形态代谢改变，双侧膝关节及股骨头无菌性坏死。2020年12月16日查 SMPD1基因变异分析。本研究符合《世界医学会赫尔辛基宣言》。

手术切除是实现肝癌根治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我国大部分肝癌患者初诊时即为中晚期，丧失了手术机会。近年来，随着局部治疗的进步、靶向药物的研发、免疫治疗的成功及联合治疗的协同效应，转化治疗应运而生，其已成为中晚期肝癌治疗新焦点。部分不可切除肝癌患者经过转化治疗后肝脏功能改善、剩余肝脏体积增大、肿瘤负荷减少，为序贯根治性手术提供了可能，延长了患者生存时间。目前，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模式及局部联合系统治疗模式是国内常用、适用范围较广的转化治疗模式。笔者认为：随着转化治疗的理念不断拓展，如何优化多种治疗模式，筛选最佳受益患者，把握手术时机和指征，提高转化率，保证手术的安全性和远期疗效仍需更多的临床证据支持，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