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肝切除术前行门静脉栓塞术(PVE)在接受仑伐替尼联合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抗体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和临床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在肝切除术前接受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及PVE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6例患者资料，均为男性，年龄(54.6±6.2)岁，年龄范围46~63岁。每2个月(±2周)通过影像学检查并依据实体瘤临床疗效评价标准(1.1版本)评估肿瘤缓解情况和剩余肝体积。采用门诊复查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和肿瘤进展情况。结果:6例患者在治疗前3例为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A期，3例为B期。肝切除术前，1例患者达到部分缓解，5例患者疾病稳定。6例患者行PVE及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前剩余肝体积百分比(29.0±8.9)%，肝切除术前末次评估剩余肝体积百分比(41.3±1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79， P<0.001)。5例患者行肝切除，1例患者剩余肝体积增长不足至末次评估未行肝切除。5例行肝切除的患者中1例发生肝切除术后肝衰竭(B级)和严重术后并发症(需要经皮胸腔穿刺引流的胸腔积液)。随访时间范围1.0~12.3个月，中位数4.5个月，5例肝切除患者均无瘤生存。 结论:在接受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肝切除术前行PVE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氧化铜纳米酶对糖尿病小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修复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1)采用氯化铜与L-抗坏血酸反应的方法合成氧化铜纳米酶。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氧化铜纳米酶大小和形貌，动态光散射粒度分析仪和纳米粒度电位仪分别分析其水合粒径和表面电位。(2)采用过氧化氢检测试剂盒、超氧阴离子检测试剂盒、3，3′，5，5′-四甲基联苯胺显色剂分别测定150 ng/mL氧化铜纳米酶的过氧化氢、超氧阴离子、羟自由基清除能力，计算过氧化氢、超氧阴离子、羟自由基清除比例(样本数均为3)。(3)将小鼠成纤维细胞系3T3细胞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方法下同)分为空白对照组、单纯过氧化氢组和过氧化氢＋氧化铜组，每组3孔。将终质量浓度25 ng/mL的氧化铜纳米酶加入过氧化氢＋氧化铜组细胞中预处理30 min。然后，在单纯过氧化氢组和过氧化氢＋氧化铜组细胞中各加入终物质的量浓度250 μmol/L过氧化氢，空白对照组常规培养。培养24 h后，采用2′，7′-二氯二氢荧光素二乙酸酯荧光探针检测细胞内活性氧水平(以绿色荧光强度表示)，细胞计数试剂盒8法检测并计算细胞存活率。(4)取10只6～8周龄雄性BALB/c小鼠(性别、鼠龄下同)，分为磷酸盐缓冲液(PBS)组与氧化铜组，每组5只。氧化铜组小鼠经尾静脉注射200 ng/mL的氧化铜纳米酶800 ng/kg，PBS组小鼠注射等体积的PBS。2组小鼠均每天注射1次，连续注射7 d。于第8天，取每组5只小鼠，采血行血细胞与血清生化分析，处死后收集心、肝、脾、肺和肾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后组织病理学观察。(5)取20只小鼠分为PBS组与氧化铜组，每组10只。采用链脲佐菌素及高糖高脂饮食法诱导糖尿病，并在其背部制作直径6 mm的全层皮肤缺损创面。伤后即刻，PBS组小鼠创面滴加20 μL PBS，氧化铜组小鼠创面滴加20 μL 200 ng/mL的氧化铜纳米酶，连续处理12 d。每组选定3只小鼠分别于伤后0(即刻)、3、6、9、12 d观察创面愈合情况，并计算创面未愈合面积。伤后6 d，每组取未行创面观察的3只小鼠，处死后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测定创面组织中白细胞介素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6含量。伤后12 d，处死2组各剩余7只小鼠，行HE染色并观察创面新生上皮长度，行二氢乙锭荧光探针染色观察活性氧水平(以红色荧光强度表示)。对数据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Bonferroni检验。 结果:(1)制备的氧化铜纳米酶大小均匀，在干燥状态下平均直径为3.5～4.0 nm，水合粒径约为4.5 nm，表面电位为(-9.8±0.3)mV。综合判定，成功制备了氧化铜纳米酶。(2)氧化铜纳米酶分别处理2 h、10 min、5 min后，过氧化氢、超氧阴离子、羟自由基清除比例分别为(77±5)%、(45±5)%、(84±4)%。(3)培养24 h后，单纯过氧化氢组细胞内活性氧水平急剧增高，细胞形态异常且数量减少；过氧化氢＋氧化铜组细胞内活性氧水平明显降低，细胞形态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变化。单纯过氧化氢组细胞存活率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和过氧化氢＋氧化铜组( P<0.01)，而过氧化氢＋氧化铜组细胞存活率与空白对照组相近。(4)注射7 d后，PBS组和氧化铜组小鼠肝功能指标、肾功能指标、血细胞相关指标均相近；氧化铜组小鼠的心、肝、脾、肺和肾中，均未观察到组织坏死、充血或出血，与PBS组无明显差别。(5)氧化铜组小鼠创面相比PBS组表现出更快的愈合趋势，创面红肿情况较轻。氧化铜组小鼠伤后6、9、12 d创面未愈合面积分别为(28.8±1.9)、(17.6±3.8)、(10.4±1.8)mm 2，明显小于PBS组的(38.0±4.3)、(30.2±3.0)、(24.2±3.0)mm 2( t＝3.706、5.075、5.558， P<0.01)。伤后6 d，氧化铜组小鼠创面IL-1β、TNF-α、IL-6含量均明显低于PBS组( t＝6.115、11.762、11.725， P<0.01)。伤后12 d，氧化铜组小鼠创面新生上皮长度长于PBS组，创面组织活性氧水平明显低于PBS组。 结论:氧化铜纳米酶不仅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同时具有高效的活性氧清除活性，能够消除糖尿病小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过量表达的活性氧，降低氧化应激、减轻炎症，促进创面修复。

外科手术切除是肝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大部分肝癌患者确诊时已为中晚期，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针对这部分失去手术机会的患者，有外科医生提出了计划性肝切除的理念即有计划地降低肿瘤分期、增加剩余肝体积(FLR)，从而达到提高手术安全性，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对于前期评估或/和治疗后FLR不足的患者，肝叶增生是计划性肝切除的重要环节，通过各种手段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增加FLR。门静脉结扎术和门静脉栓塞术、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肝静脉剥夺术是三种主要的肝叶增生技术。本文针对这三种肝叶增生技术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以剩余肝体积(FLR)快速增长决定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LPPS)第二步手术施行的安全性与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4月至2020年12月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行前入路ALPPS的19例肝肿瘤患者资料，其中男性13例，女性6例，平均年龄53岁。第一步手术后1周内FLR/标准肝体积(ESLV)增加超过50%的8例患者纳入快速增长组，剩余的11例患者1周内FLR/ESLV增加未超过50%纳入对照组。比较两组第二步手术时间、第二步术中出血量、第二步手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等。结果:19例患者均完成第二步肝切除，仅有1例术后死亡。快速增长组第二步手术时间(3.2±1.8)h、第二步术中出血量(554±227)ml、第二步手术后住院时间(12.6±2.4)d，优于对照组(4.7±2.2)h、(760±314)ml、(18.2±6.4)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第一步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37.5%(3/8)比45.4%(5/11)]和第二步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37.5%(3/8)比36.4%(4/11)]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肝肿瘤患者以FLR快速增长(1周内增加超过50%)决定ALPPS第二步施行是安全可行的，且有利于第二步手术的实施及患者的快速康复。但本结论有待更大样本量研究进一步证实。

以外科为主导的综合治疗是肝癌诊疗的重要共识。肝切除术、肝移植术是肝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随着肝脏外科技术的发展，肝脏手术已无禁区。转化治疗为初始不可切除肝癌患者带来了手术根治的希望。本文对剩余肝体积不足肝癌的转化治疗、肿瘤学不可切除中晚期肝癌的降期转化治疗、转化后手术时机选择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就形成肝癌转化治疗的规范进行展望。

目的:探讨基于计算流体力学的门静脉压力(PVP)测定及其在原发性肝癌术前规划中的临床价值。方法:收集2020年1月至2021年4月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粤北人民医院16例肝癌患者，肝脏CT数据导入3D-Doctor 4.0软件重建肝脏(包括门静脉)3D模型，利用Ansys19.0软件模拟计算PVP，与手术或介入时测定的实际PVP比较，采用 t检验比较PVP实际值与PVP模拟值，两者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检验；按照手术规划计算剩余肝体积；剩余肝体积(FLR)结合模拟PVP确定肝癌治疗方案。 结果:16例患者术前或介入前PVP模拟值为(22.2±9.2) cmH 2O，实际PVP为(20.9±8.4) cmH 2O，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419， P>0.05)；PVP模拟值与PVP实际值呈正相关( r＝0.965， P<0.01)；结合剩余肝体积和模拟PVP，14例接受肝癌切除手术，2例接受末梢门静脉栓塞(TBPVE)联合经皮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 结论:基于计算流体力学模拟的PVP水平反映实际PVP水平，结合剩余肝体积可指导肝癌治疗方式选择。

目的:分析射频消融辅助的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RALPPS)在剩余肝体积(FLR)不足肝癌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分析2014年6月至2020年7月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RALPPS的29例肝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25例，女性4例，年龄(46.6±9.9)岁。按是否成功行二期手术分为二期组(完成二期手术， n＝18)和一期组(仅完成一期手术， n＝11)。比较两组FLR、FLR占标准肝体积百分比(即FLR百分比)、FLR增长率、术后肝功能、一期手术时间、射频消融时间、手术并发症等。 结果:29例患者一期术前FLR百分比为(30.0±7.0)%，18例(62.1%)患者完成二期手术。一期手术后二期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为519.0(362.9，696.0)U/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391.8(297.2，591.1)U/L，优于一期组931.0(711.7，1 131.9)U/L、851.3(426.6，888.0)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一期术前FLR、一期术前FLR百分比、一期手术时间、一期手术出血量、射频消融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期组两次手术间隔(21.6±6.7)d，二期术前FLR(623.2±101.8)cm 3、FLR百分比(49.0±7.0)%，FLR增长率(19.0±5.0)%。一期组术后发生并发症11例(100.0%)，Clavien-Dindo Ⅲb级及以上7例(63.6%)。二期组一期手术后发生并发症18例(100.0%)，无Ⅲb级及以上并发症。11例未行二期手术的原因有一期术后肝功能差和FLR不足4例、肿瘤进展6例、死亡1例。 结论:RALPPS是FLR不足肝癌患者的一种治疗选择，治疗效果尚可。

手术切除是实现肝癌根治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我国大部分肝癌患者初诊时即为中晚期，丧失了手术机会。近年来，随着局部治疗的进步、靶向药物的研发、免疫治疗的成功及联合治疗的协同效应，转化治疗应运而生，其已成为中晚期肝癌治疗新焦点。部分不可切除肝癌患者经过转化治疗后肝脏功能改善、剩余肝脏体积增大、肿瘤负荷减少，为序贯根治性手术提供了可能，延长了患者生存时间。目前，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模式及局部联合系统治疗模式是国内常用、适用范围较广的转化治疗模式。笔者认为：随着转化治疗的理念不断拓展，如何优化多种治疗模式，筛选最佳受益患者，把握手术时机和指征，提高转化率，保证手术的安全性和远期疗效仍需更多的临床证据支持，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目的:探讨选择性环氧合酶-2抑制剂塞来昔布是否通过抑制Rho/Rho相关蛋白激酶（ROCK）通路的表达对2型糖尿病（T2DM）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大鼠肝脏具有保护作用。方法:雄性SD大鼠40只，随机等分为T2DM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T2DM-NASH）组、T2DM-NASH+塞来昔布组、对照组、对照+塞来昔布组四组，其中T2DM-NASH及T2DM-NASH+塞来昔布组予高糖高脂饲料喂养，对照组及对照+塞来昔布组予基础饲料（25 kJ/kg）喂养，4周后T2DM-NASH组及T2DM-NASH+塞来昔布组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STZ，30 mg/kg）诱导T2DM模型，而对照组及对照+塞来昔布组腹腔注射等体积柠檬酸-柠檬酸钠缓冲液，STZ注射4周后T2DM-NASH+塞来昔布组及对照+塞来昔布组予塞来昔布（10 mg·kg -1·d -1）溶于生理盐水中灌胃4周，剩余两组大鼠予等体积生理盐水灌胃4周。第12周末处死动物，取肝脏组织，行HE染色观察肝脏病理改变；免疫组织化学及蛋白质印迹法检测RhoA、Rho相关蛋白激酶1（ROCK1）及Rho相关蛋白激酶2（ROCK2）蛋白在肝脏的表达，实时定量PCR法检测RhoA、ROCK1及ROCK2 mRNA在肝脏的表达情况，并采用方差分析及 t检验对比各组间蛋白及mRNA的表达差异。 结果:与对照组及对照组+塞来昔布组相比，T2DM-NASH组及T2DM-NASH+塞来昔布组光镜下肝组织呈重度脂肪变性，部分可见炎症细胞浸润，且肝组织RhoA、ROCK1及ROCK2的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 P < 0.05),而T2DM-NASH+塞来昔布组较T2DM-NASH组肝细胞脂肪变性有所减轻且肝组织RhoA、ROCK1及ROCK2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均降低（ P < 0.05)。 结论:选择性环氧合酶-2抑制剂塞来昔布对T2DM-NASH大鼠肝脏具有保护作用,而其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Rho/ROCK通路的表达而达到的。

目的:探讨肝细胞生长因子（HGF）修饰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SC）对糖尿病大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愈合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取2019年12月于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科行腹部抽脂术的1名35岁健康女性术后弃用腹部脂肪组织，采用胶原酶消化法获取呈长梭形的原代ADSC，其第3代细胞经流式细胞仪鉴定阳性表达ADSC表面标志物CD29、CD90，阴性表达CD34、CD45。取第3代ADSC进行后续实验。采用慢病毒介导的HGF转染ADSC 4 h（获得HGF修饰ADSC）后，常规培养24 h，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并计算转染率。取81只4周龄雄性SD大鼠，通过高糖高脂饮食联合链脲佐菌素注射诱导为糖尿病大鼠模型后，在每只大鼠背部制作1.5 cm×1.5 cm全层皮肤缺损创面。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致伤大鼠分为磷酸盐缓冲液（PBS）组、单纯ADSC组、HGF修饰ADSC组，每组27只，均分别于伤后1、3、7 d在创周注射相同体积的相应物质。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各组9只大鼠，于伤后0（即刻）、3、7、10、14 d（注射日注射后）测量创面面积并计算伤后3、7、10、14 d创面愈合率。伤后3、7 d行当日注射后分别处死各组剩余大鼠中的9只，取创周皮肤组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PCR法检测伤后3 d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IL-10及伤后7 d Ⅰ、Ⅲ型胶原的mRNA表达，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伤后7 d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水平，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伤后3 d核因子κB-p65蛋白表达、伤后7 d蛋白激酶B（Akt）的磷酸化水平。对数据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LSD- t检验及Bonferroni校正。 结果:培养24 h，转染HGF的ADSC形态良好，与未转染ADSC无差异，转染率达90%。伤后3、7、10、14 d，HGF修饰ADSC组大鼠创面愈合率分别为（31.5±1.0）%、（75.2±2.0）%、（92.2±1.3）%、（99.1±1.8）%，显著高于PBS组的（21.4±1.3）%、（61.4±1.5）%、（80.1±2.1）%、（92.4±1.8）%和单纯ADSC组的（25.1±2.1）%、（67.2±1.3）%、（89.3±1.4）%、（95.1±2.1）%（ t=1.452、0.393、0.436、0.211，4.982、3.011、4.211、7.503， P<0.05或 P<0.01）。伤后3 d，与PBS组和单纯ADSC组比较，HGF修饰ADSC组大鼠创周皮肤组织中TNF-α、IL-1β的mRNA表达及核因子κB-p65的蛋白表达均显著降低（ t=7.281、17.700、9.447，6.231、13.083、7.783， P<0.01），IL-10的mRNA表达显著升高（ t=-6.644、-6.381， P<0.01）。伤后7 d，与PBS组和单纯ADSC组比较，HGF修饰ADSC组大鼠创周皮肤组织中Ⅰ、Ⅲ型胶原的mRNA表达及VEGF表达水平、Akt磷酸化水平均明显升高（ t=-5.126、-4.347、-5.058、-3.367，-10.694、-19.876、-4.890、-6.819， P<0.05或 P<0.01）。 结论:HGF修饰的人ADSC可显著促进糖尿病大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愈合，其机制可能与抑制TNF-α、IL-1β表达，促进IL-10、Ⅰ型胶原、Ⅲ型胶原及VEGF的表达相关，且可能与抑制核因子κB信号通路、促进Akt信号通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