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疫苗含有两种或多种抗原，研究认为接种联合疫苗后能预防多种疾病，同时可减少接种次数。本文对国内外儿童用联合疫苗，如无细胞百白破疫苗（DTaP）、麻疹-风疹-腮腺炎疫苗（MMR）等免疫原性和安全性进行综述，并从儿童家长、预防接种工作者和卫生服务方面进行社会价值探究，为我国推动联合疫苗研发和使用提供决策证据。研究发现，联合疫苗对儿童、家长、预防接种工作者和卫生服务方面均产生较好的收益，能够保证其良好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增强家长的接种便利和经济性，提高预防接种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同时能弥补新发疫情对免疫服务造成的影响，提高接种覆盖率和及时率，增加社会收益。目前我国联合疫苗的推广受到技术瓶颈多，人群接种认知水平低等限制。建议加强联合疫苗安全性、有效性和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研究，科学评估联合疫苗的价值；增强公众对联合疫苗的认知和信任度；促进多联多价疫苗研发应用；政府应完善法规协助联合疫苗发展。

目的:汉化家庭协作量表（FCS），并检验其信度和效度。方法:根据Brislin等提出的正译-回译法对英文版FCS进行跨文化调适，通过正译、回译、综合、专家评议及预试验等步骤形成中文版FCS，于2022年4月至2023年4月选取北京市5家三级甲等医院的老年患者的照顾者236名作为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分析量表的信效度。结果:最终纳入的230名老年患者照顾者中男65名，女165名，年龄21~84（54.07 ± 11.17）岁。中文版FCS包含信任、参与决策、可获得感3个维度，21个条目，量表中各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为0.86~1.00，全体一致量表水平内容效度指数（S-CVI/UA）为0.86，本量表总体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8，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各模型拟合指标均在可接受水平。 结论:中文版FCS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作为用于衡量护士与老年患者的家庭照护者之间协作关系的可靠测量工具。

目的:了解肾移植患者赋能现状，探讨影响肾移植患者赋能的因素。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9—11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移植科随访的201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患者一般资料调查表、慢性病患者赋能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护患关系信任度量表和中文简短版慢性病资源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讨肾移植患者赋能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发放问卷201份，收集有效问卷197份，有效回收率为98.01%（197/201）。197例肾移植患者赋能总分为（161.85±13.08）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是否愿意参与健康决策、一般自我效能感以及慢性病资源支持是肾移植患者赋能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肾移植患者赋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患者是否愿意参与健康决策、一般自我效能感以及慢性病资源支持是肾移植患者赋能的影响因素。

目的:检索、评价及整合认知行为疗法改善COPD患者身心症状的最佳证据。方法:据"6S"证据模型，检索UpToDate、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循证卫生保健中心数据库、BMJ Best Practice、Cochrane Library、国际指南协作网、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加拿大安大略注册护士协会、医脉通、COPD全球倡议（GOLD）官网及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网中与COPD患者认知行为治疗相关的证据，包括临床实践指南、证据总结、专家共识、系统评价以及原始研究等。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年11月21日。由2名研究者独立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价，并对符合质量标准的文献进行证据提取和汇总。结果:共纳入13篇文献，其中临床决策2篇，指南3篇，专家共识1篇，系统评价3篇，Meta分析1篇，随机对照试验3篇。最终从建立信任关系、认知治疗、行为治疗3个方面形成21条证据。结论:该研究总结了认知行为疗法改善COPD患者身心症状的最佳证据，以期为COPD患者的认知行为治疗提供循证依据。

目的:从风险感知、防护认知以及权威信任的视角探讨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关键环节，构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城市公众防护行为决策模型。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于2020年2月2日—2020年2月6日采用"问卷星"电子问卷收集系统对1 201名公众进行横断面资料收集。调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新型冠状病毒公众防护行为决策量表。使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使用AMOS 23.0对风险感知、防护认知、权威信任度以及防护行为4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构建新型冠状病毒公众防护行为决策模型。结果: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好，风险感知对防护行为的直接效应为0.410，防护认知对防护行为的直接效应为0.070，权威信任度对防护行为的总效应为0.377。结论:我国公众防护行为依从性好，该模型可有效预测城市公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行为。

医患共同决策是一种鼓励医生与患者共同参与医疗决策过程的新的临床决策模式，可以增强医患之间的信任。然而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共同决策在中国的临床实践中仍面临不少挑战。阅读急诊科医生傅志远反思性写作的平行病历《生死一念：急诊外科医生的心灵笔记》，从医方和患方的角度审视诊疗服务过程中的细节，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为探究阻碍共同决策发展的深层原因，本文基于书中的《不敢负责的该负责》和《换位思考》两章，运用叙事医学理论，分别从医患信息不对等、患者自身因素和医疗实践中的知情同意书三个方面分析共同决策在我国实际临床中推广困难的原因并试探讨其解决方法。研究发现共同决策艰难前行是多种社会因素造成的，需要医方、患方以及社会三方携手共同促进此问题的解决。

近年来，中国医疗体系正经历更多变革，改革旨在将重点从以医院为基础的服务转向以初级保健为基础的体系。中国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设施和服务供应不足和分配不公导致各级医疗中心医疗质量不均衡，临床医生与患者之间缺乏信任。而应用医患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making, SDM）模式可以增加医患信任。研究发现，中国公众有参与SDM意愿，SDM可能有助于满足每个患者的需求并推进其目标，医疗决策过程引入患者，有助于提高医疗质量，同时SDM在中国医疗体系推进中面临的挑战也需要积极解决。

目的:探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拒绝参与社区管理治疗服务网络的原因。方法: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对2018年1—5月在成都市某三甲精神专科医院住院治疗的12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7名家属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应用内容分析法，并通过Nvivo 10.0软件整理分析资料。结果: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拒绝参与社区管理治疗网络的5个主题有：患者及家属不良认知，涵盖对严重精神障碍疾病相关认知不足和对社区管理治疗服务网络理解有误2个亚主题；患者及家属消极情感，包括严重的病耻感、患者及家属信任感缺失2个亚主题；患者及家属实际需求未被满足；患者内向性人格特质；患者与家庭主要照顾者间决策对弈。结论:加强宣传、充分保护患者及家属隐私、消除疑虑、打造专业精防团队、提供多样化社区管理治疗服务网络、抓住拒绝参与社区管理治疗服务网络患者及家属"拉力"相关因素可帮助提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参与社区管理治疗服务网络积极性。

目的:探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代理决策者在溶栓决策过程中的焦虑程度、影响因素及其与决策时长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9年9月—2021年12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就诊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及其代理决策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及代理决策者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及患者疾病相关资料。对代理决策者进行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决策参与期待量表、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感知社会支持量表评估。使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处理，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和岭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代理决策者状态焦虑得分为(49.47±9.04)分，18.2%(70/383)的决策者决策时长超过15 min。代理决策者状态焦虑得分与决策时长呈正相关( r＝0.189， P<0.001)。代理决策者状态焦虑水平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人口学因素(决策者及患者年龄、付费者与患者关系、决策者是否承担本次医疗费用、患者医保类型)、心理因素(对医师的信任水平、感知社会支持)、患者疾病相关因素(患者脑卒中复发次数、患者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评分量表评分)、决策过程的特征(患者是否参与决策、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均 P<0.05)。 结论:大部分代理决策者存在焦虑情绪，医护人员在进行溶栓知情同意沟通时应关注决策者的情绪并采用适当的沟通技巧，缓解代理决策者的焦虑，从而缩减决策时间。

目的:探索医患共同决策过程中医生行为的潜在类别，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使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8—9月选取北京市东城区4所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医生作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共同决策问卷医生版、医患关系量表、杰弗逊共情量表、医师信任患者量表进行调查。根据共同决策问卷医生版各条目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临床医生共同决策行为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480名临床医生。潜在剖面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医生共同决策行为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分别为共同决策缺失组(17.3%，83人)、共同权衡不足组(52.5%，252人)、共同决策充分组(30.2%，145人)。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发展机会( OR＝0.509， P＝0.038)、工作年限( OR＝1.103， P＝0.019)、共情能力( OR＝1.096， P<0.001)与医患信任( OR＝1.053， P<0.001)是临床医生共同决策行为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医患共同决策过程中医生行为存在群体异质性，工作年限长、职业发展机会充足、共情能力高、医患信任程度高是其促进因素。未来可以此为靶点，从医院管理者与临床医生两个角度，规划改善提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