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及列线图，构建和验证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风险预测模型，旨在为更好的辅助临床护理人员筛查CIP的高危人群，提供准确直观的方法。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2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就诊的230例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肿瘤患者，使用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资料。应用5种机器学习算法和列线图构建预测模型，在独立测试集进行模型的验证，最后依据评价指标AUC、准确率等评估预测模型的区分度及稳定性。结果:6种模型均提示，肺部基础疾病、吸烟史、血清白蛋白值≤35 g/L、胸部放疗史是促进CIP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K最近邻、支持向量机（SVM）、朴素贝叶斯、决策树和随机森林构建的CIP预测模型的AUC分别为0.647、0.696、0.930、0.870、0.934。列线图构建的模型AUC为0.813，预测性能较好，但低于机器学习算法中表现最佳的随机森林模型（AUC=0.934）。结论:与列线图相比，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建立的CIP的风险预测模型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但列线图构建的模型可更直观评估患者风险，建议在列线图基础上，结合机器学习算法，可增加预测模型的准确性及实用性。

放射治疗和免疫治疗作为当下癌症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来治疗效果的同时也伴随着不良反应的发生。胸部恶性肿瘤患者接受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后，生存率及生活质量没有达到预期的高度，其中一项主要原因就是治疗相关性肺炎的发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放疗联合免疫治疗肺癌所导致的肺炎，在此对其发病机制、发病情况与危险因素、鉴别诊断与治疗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接受免疫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的危险因素，并运用相关危险因素构建Nomograms预测模型。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2019年12月1日至2021年12月1日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接受单药免疫治疗或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NSCLC患者411例为研究对象。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将411例NSCLC患者按照6∶4分为训练组(247例)和验证组(164例)。根据是否发生CIP将训练组NSCLC患者分为CIP组(28例)和非CIP组(219例)。比较训练组和验证组、CIP组和非CIP组NSCLC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吸烟史、饮酒史、白细胞计数、是否发生CIP、病理类型、既往基础疾病史、肺部放射性肺炎史、既往肺部疾病史和治疗方案。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SCLC患者发生CIP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独立危险因素构建Nomograms预测模型，并验证其内部准确性和外部实用性。结果:训练组NSCLC患者男性比例高于验证组[61.1%(151/247)比48.8%(80/164)， χ2＝6.11， P＝0.013]，其余临床资料2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CIP组NSCLC患者男性、≥59岁者、有肺部放射性肺炎史者、有既往肺部疾病史者、免疫治疗联合化疗者比例均高于非CIP组[82.1%(23/28)比58.4%(128/219)，85.7%(24/28)比65.8%(144/219)，39.3%(11/28)比2.7%(6/219)，46.4%(13/28)比15.5%(34/219)，78.6%(22/28)比58.9%(129/219)，均 P<0.05]。男性、有肺部放射性肺炎史、有既往肺部疾病史、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是训练组NSCLC患者发生CIP的独立危险因素( OR值分别为3.124、10.039、8.831、3.131，均 P<0.05)。根据4个独立危险因素构建Nomograms预测模型，训练组中，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 P＝0.956，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890(95% CI：0.830～0.950)，校准曲线中，校准前后的两条曲线与理想预测曲线吻合较好，上下波动范围较小，其决策曲线分析曲线在3%～96%的阈值概率范围内。验证组中，曲线下面积为0.793(95% CI：0.709～0.876)，校准前后两条曲线在理想预测曲线上下的波动范围较大，决策曲线分析曲线中可获得正向净收益的阈值概率范围为4%～66%。 结论:男性、有肺部放射性肺炎史、有既往肺部疾病史、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是接受免疫治疗的NSCLC患者发生CIP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这4种独立危险因素建立的Nomograms预测模型对于CIP的发生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

1例67岁男性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伊立替康+奈达铂+替雷利珠单抗，21 d为1个周期）。治疗1周后患者咳嗽明显好转，无痰中带血。治疗2个周期后因出现Ⅳ度骨髓抑制，暂停化疗和免疫治疗，改为放射性治疗（放疗）。第29次放疗后患者出现阵发性咳嗽、咳痰，痰中带血丝，伴气促，无发热。血气分析示Ⅰ型呼吸衰竭；胸部CT检查示新增双肺网格状模糊影，以右肺为甚。停止放疗，重启化疗，患者咳嗽、咳痰等好转，但气促逐渐加重。患者间质性肺炎病变累及双肺而非局部性，排除放射性肺炎；病原学及影像学检查排除病毒及非典型病原体感染，考虑为替雷利珠单抗所致的免疫相关性肺炎合并感染。给予大剂量甲泼尼龙联合丙种球蛋白和英夫利昔单抗抑制免疫反应，先后给予美罗培南、莫西沙星、伏立康唑抗感染，辅予吸氧等对症支持治疗。患者咳嗽、咳痰、气促逐渐消失，氧合指数改善，胸部CT复查示双肺间质性改变范围逐渐缩小。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应用改变了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结局，随着ICI的广泛应用，与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irAE)也随之出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CIP)为ICI治疗的严重不良事件，亟需引起临床医师的重视。因此，早期识别发生CIP的高危人群，尽早进行干预，可减少患者永久性停药、严重CIP的发生，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分析接受抗肿瘤免疫治疗后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探索其预后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8年7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我院接受抗肿瘤免疫治疗后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影像学特征以及病情转归等资料。结果:共纳入70例临床诊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非小细胞肺癌病例，其中男57例（57/70，81%），女13例（13/70，19%）；70例患者年龄45~78（65.2±6.3）岁，46例（66%）有吸烟史，26例（37%）合并肺气肿，19例（27%）既往合并间质性肺疾病，26例（37%）既往有胸部放疗史。开始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到出现免疫性肺炎的时间间距为（122.7±106.9）d（范围：2~458 d），胸部CT表现主要为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型（30例）、机化性肺炎型（26例）及混合型（11例），病情分级主要为2级及3级（分别为21例、34例），有17例合并其他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包括皮疹、肝炎、肠炎、甲状腺炎等）。半数（36例）患者存在发热，所有患者血沉升高，52例C反应蛋白升高，34例患者血乳酸脱氢酶升高。大部分（50例，71%）患者接受泼尼松［或糖皮质激素（简称激素）当量］≥1 mg·kg -1·d -1作为起始治疗方案。并发肺部感染（ OR值为4.44， P=0.03）、使用抗真菌药物（ OR值为5.10， P=0.03）或治疗量磺胺（ OR值为4.86， P=0.04）、泼尼松（或激素当量）1 mg·kg -1·d -1应用时间越长（ Z值为-2.33， P=0.02）可能是免疫性肺炎预后不良的相关因素。 结论:有吸烟史的、老年男性患者是本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后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主要人群。胸部CT以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型、机化性肺炎型为主；并发肺部真菌感染或肺孢子菌感染、足量激素使用时间更长可能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预后不良的相关因素。

目的:探讨恶性肿瘤患者应用替雷利珠单抗治疗后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发生情况、影响因素及其预测生物标志物。方法:收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20年6月至2023年6月应用替雷利珠单抗治疗至少1个周期恶性肿瘤成年患者的电子病历，对irAE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患者是否发生irAE，将患者分为irAE组和非irAE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相关生物标志物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患者发生irAE的危险因素。对有预测意义的生物标志物，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其预测irAE发生风险的折点。结果:共纳入患者107例，男性81例（75.7%），女性26例（24.3%），年龄（61±15）岁，其中25例（23.4%）判定为替雷利珠单抗相关irAE，6例（5.6%）严重程度≥3级。25例患者共发生28例次irAE，包括甲状腺功能异常9例次、免疫相关性肠炎4例次、皮疹4例次、免疫相关性肺炎3例次、肾损伤3例次、肝损伤3例次、免疫相关性肌炎1例次、高血压1例次。替雷利珠单抗开始治疗至irAE发生的中位治疗周期为3（1，5）个。25例患者irAE经停药和/或糖皮质激素及对症治疗后均好转，无因irAE死亡病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高是保护因素[比值比（ OR）=0.453，95%置信区间（ CI）：0.279~0.735， P=0.001]，而基线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高是危险因素（ OR=1.006，95% CI：1.002~1.011， P=0.008）。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基线NLR和PLR预测irAE发生的折点分别为1.58（敏感度为0.988，特异度为0.644）和159.40（敏感度为0.800，特异度为0.524）。 结论:替雷利珠单抗治疗成人恶性肿瘤的irAE发生率为23.4%，以甲状腺功能异常最为常见，免疫相关性肠炎、皮疹、肺炎、肾损伤和肝损伤也值得关注。基线NLR和PLR可能作为预测irAE发生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探讨抗核基质蛋白2（NXP2）抗体阳性幼年特发性炎性肌病（JIIM）患者的临床表现及骨骼肌的病理特点和治疗。方法:收集8例抗NXP2抗体阳性JIIM患者的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一般情况、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肌肉病理改变和治疗效果，并结合国内外文献进行复习。结果:8例患者起病年龄为（6.1±3.8）岁，男女比为1∶3；均出现四肢近端肌无力，7例出现皮肌炎样皮疹，5例出现肌痛，4例出现皮肤钙质沉着，3例出现皮肤溃烂，2例出现皮下水肿，1例出现腹痛症状。5例血清CK升高，8例下肢肌肉磁共振显示肌肉，肌肉间隙，脂肪层异常信号，3例胸部高分辨CT显示间质性肺炎改变，1例腹部CT结果显示升结肠及近侧横结肠肠壁不规则增厚，水肿，伴周围炎性渗出。骨骼肌病理活检主要表现为束周肌萎缩，束膜内、小血管周围及肌纤维间隙可见有炎性细胞浸润，部分间质可见水肿、增生，坏死、溶解及再生肌纤维少见。8例患者均给予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1例合并肠道血管炎表现者联合使用戈利木单抗治疗，随访6个月5例完全缓解，3例恢复欠佳。结论:抗NXP2抗体多见于幼年型皮肌炎中，与肌无力、钙质沉着、皮肤溃疡和肠道血管炎有关，骨骼肌病理改变相对轻微，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大部分有效。

目的: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肺炎(CIP)的临床和胸部CT特点及炎症转归。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8月至2021年4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患者中38例CIP患者的临床和影像资料，随访观察炎症转归情况。结果:38例CIP患者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用药至发生CIP的中位时间为72.5 d，22例患者于用药后3个月内发生CIP。24例肺癌患者中位CIP发生时间为54.5 d，早于非肺癌患者(119.0 d)，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38)。34例(89.5%)患者发生CIP时伴有症状，常见症状包括咳嗽(29例)、呼吸困难(27例)。CIP胸部CT炎症分布表现为不对称分布31例，对称分布7例。24例肺癌患者中，16例炎症主要分布在肺癌原发灶同侧，8例呈全肺弥漫分布。磨玻璃影(37例)和实变(30例)为常见的影像表现。CIP分类以机化性肺炎型最多见(15例)。在30例随访时间>1个月的患者中，17例CIP完全吸收(完全吸收组)，13例部分吸收或稳定(未完全吸收组)。完全吸收组中位CIP发生时间为55 d，短于未完全吸收组(128 d， P＝0.022)。与未完全吸收组相比，完全吸收组实变较少( P＝0.010)，CIP分类均为过敏性肺炎型( P＝0.004)。 结论:CIP多在ICIs用药后3个月内出现，临床和影像表现缺乏特异性。影像特点对预测炎症转归有重要意义。

目前肿瘤治疗进入了免疫治疗时代。但近年来发现，胸部放疗后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起到协同抗肿瘤作用的同时，也会引发放射唤醒性肺炎（RRP）。RRP是一种少见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严重者甚至导致患者死亡。研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引起RRP的相关机制以及影响因素，对加强RRP的认知管理以及降低RRP发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