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本甲状腺炎(hashimoto's thyroiditis,HT)是一种慢性甲状腺炎症,患者以女性居多,男女的发病比例约为1:5～1:10[1].HT发病机制仍未完全明确,多认为与免疫、遗传以及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有关[2].研究认为HT发生发展与T细胞直接相关,过度活跃的辅助性T细胞对T淋巴细胞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导致甲状腺免疫功能异常.T淋巴细胞浸润也会促使甲状腺自身抗体生成,进一步损伤甲状腺细胞[3,4].本文报告1例以严重低钾血症导致横纹肌溶解为首发症状的桥本氏甲状腺毒症的病例.

目的:观察丹曲胶囊对高脂血症模型大鼠血脂以及肝脏组织病理学的影响.方法:选取100只足月SD大鼠,用高脂饲料对90只SD大鼠造模,其余10只作为空白对照组,4周后将造模成功SD大鼠择优选取60只,随机分为丹曲低剂量组(0.6 g/kg)、丹曲中剂量组(1.2 g/kg)、丹曲高剂量组(2.4 g/kg)、模型组、阿托伐他汀钙组(10 mg/kg)、血脂康组(1.2 g/kg),每组10只.经口饲分别给药4周后,检测各组大鼠血清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各组大鼠血清脂蛋白脂肪酶(LPL)、肝脂酶(HL)、脂肪酸合成酶(FAS)水平;计算大鼠肝脏系数;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肝脏组织病理学形态,油红O染色观察动脉组织病理学形态.结果: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血清TC、LDL-C水平明显升高(P＜0.05);与模型组比较,丹曲高剂量组、中剂量组血清TC、LDL-C、HDL-C水平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与血脂康组比较,丹曲高剂量组、中剂量组TC、TG、LDL-C水平明显降低(P＜0.05),丹曲低剂量组TG明显降低(P＜0.01).各组血清LPL、HL、FAS水平以及肝脏系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肝脏组织病理学观察显示:与模型组比较,丹曲低剂量组肝细胞空泡变性减轻,多发片状坏死消失;丹曲高剂量组、中剂量组以及阿托伐他汀钙组肝细胞空泡变性减轻,多发片状坏死、炎细胞浸润消失.结论:丹曲胶囊通过降低血清TC和LDL-C水平,及时清扫多余的胆固醇,改善肝脏组织学病理病变情况,有效调节高脂血症大鼠血脂水平.

目的:探究线粒体核糖体蛋白L37(MRPL37)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从TCGA和GEO数据库中下载结直肠癌患者的RNA-seq数据和临床资料,用于MRPL37在结直肠癌中的差异表达、临床病理特征、预后等分析.富集分析探讨MRPL37参与的生物学功能和信号通路,利用TISID数据库分析MRPL37与免疫浸润细胞的相关性.结果:MRPL37在结直肠癌中高表达(P＜0.05),并且其表达水平与结直肠癌患者的T分期(P=0.0041)、N分期(P=0.0053)和TNM分期(P=0.0159)显著相关.富集分析提示,在结直肠癌中,MRPL37主要参与线粒体生理活动、细胞周期、氧化磷酸化等途径.在肿瘤免疫方面,MRPL37表达量的改变与肿瘤微环境中多种类型的免疫细胞的变化相关.MRPL37是一个独立预后因素(P=0.011),其表达水平与患者的预后成正相关(P=0.0017).结论:MRPL37可能是结直肠癌的一种新的生物标志物,未来可用于预测患者预后及指导精准诊疗.

目的:构建一类肿瘤可视化的小鼠膀胱癌气囊(APBCa)模型，并评估药物灌注疗效。方法:本研究于2019年6—12月构建人源性肿瘤APBCa(H-APBCa)模型和具有免疫功能的APBCa(I-APBCa)模型。在BALB/c裸鼠背部皮下注射无菌空气建立大小为2.5 cm×3.5 cm的气囊，24 h后在气囊内壁通过种植人膀胱癌细胞EJ建立H-APBCa模型。对比灌注吉西他滨与生理盐水20 d后H-APBCa小鼠模型肿瘤的体积，并利用Tunel染色法比较灌注吉西他滨与生理盐水20 d后肿瘤细胞凋亡情况。在C57BL/6小鼠背部皮下注射无菌空气建立大小为2.5 cm×3.5 cm气囊，24 h后在气囊内壁通过种植小鼠膀胱癌细胞MB49建立I-APBCa模型。比较灌注卡介苗与生理盐水20 d后I-APBCa小鼠模型肿瘤的体积，并用免疫荧光染色法观察灌注卡介苗与生理盐水20 d后两组肿瘤组织CD80 ＋巨噬细胞及CD3 ＋T细胞浸润情况。 结果:H-APBCa和I-APBCa两种小鼠模型均成功建立，肉眼能直视观察且可通过游标卡尺测量肿瘤大小。H-APBCa小鼠模型灌注治疗20 d，灌注吉西他滨组肿瘤体积小于灌注生理盐水组[(781.02±241.02) mm 3与(1 213.88±214.02) mm 3， P<0.05]。灌注吉西他滨组小鼠肿瘤细胞凋亡多于灌注生理盐水组(77.33±4.63与14.67±2.60， P<0.05)。H-APBCa模型灌注治疗20 d，灌注卡介苗组肿瘤体积小于灌注生理盐水组[(645.02±156.63) mm 3与(948.84±221.76) mm 3， P<0.05]；灌注卡介苗组肿瘤组织浸润的CD80 ＋巨噬细胞多于灌注生理盐水组(49.67±7.57与16.33±5.69， P<0.05)，肿瘤组织浸润的CD3 ＋T细胞也多于灌注生理盐水组(18.00±3.46与4.67±1.45， P<0.05)。 结论:H-APBCa和I-APBCa两种小鼠模型均成功建立。APBCa模型化疗以及卡介苗灌注治疗后肿瘤均明显缩小，与临床中膀胱癌灌注治疗效果相似，可作为评价药物灌注疗效的新型动物模型。

目的:探索梅毒螺旋体在二期梅毒皮疹中的分布特点及其与组织病理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皮肤性病科通过组织病理检查，并根据临床表现和血清学检查确诊的二期梅毒患者41例，分析皮损组织切片的免疫组化结果，并以此为分组依据，分析不同组间临床及组织病理特点的差异。对连续数据使用 t检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评估两组间差异；对分类数据使用卡方或Fisher精确检验来评估组间差异。 结果:免疫组化检查显示，42份二期梅毒皮损切片中，68.3%存在梅毒螺旋体，主要分布于表皮下部及真皮浅中层。以斑疹为主的二期梅毒疹的梅毒螺旋体阳性率[80%（16/20）]较以丘疹为主的二期梅毒疹[50%（11/22）]高（ P < 0.05）。在10种病理特征中，免疫组化阳性组较阴性组更常表现出皮突延长（ P < 0.05）、基底细胞液化变性（ P < 0.05）、角质层中性粒细胞浸润（ P < 0.05）、苔藓样浸润模式（ P < 0.05）、点状角质形成细胞坏死（ P < 0.05）。免疫组化显示有较多数量梅毒螺旋体的切片表现出更多病理特征（ H = 17.914， P < 0.001）。梅毒螺旋体免疫组化染色显示有大量（8份）、中量（14份）及少量（5份）梅毒螺旋体的切片分别平均有8种、7种及6种梅毒特异性组织病理特征；15份梅毒螺旋体免疫组化阴性的组织切片平均只有4种病理特征。 结论:免疫组化可以显示梅毒螺旋体在二期梅毒皮疹中的分布，梅毒螺旋体含量较多的组织切片显示更多的梅毒特异性病理特征。

报道1例侵袭性系统性肥大细胞增生症累及胃、腹膜后淋巴结，并探讨其临床病理学特征、鉴别诊断及相关治疗。患者男，42岁，骨髓活检示骨小梁旁见成片分布的梭形细胞。胃角黏膜活检示黏膜固有层见散在分布、胞质透亮的肥大细胞。腹膜后淋巴结活检示肥大细胞紧密聚集、弥漫浸润。免疫组织化学示肥大细胞及梭形细胞均阳性表达CD117、CD2及CD25。分子检测：KIT D816V 突变。病理诊断为侵袭性系统性肥大细胞增生症。

目的:探讨大鼠原位肝移植术后腹腔细菌感染对移植肝排斥反应的影响。方法:采用成年雄性DA、Lewis大鼠(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为供受体建立大鼠原位肝移植模型，采用随机数字表分组法分成4组，G1为LEW到LEW，同基因对照组；G2为LEW到LEW，同基因腹腔感染组；G3为DA到LEW，异基因对照组；G4为DA到LEW，异基因腹腔感染组。每组于术后第2、4、6、8天4个时间点(每个时间点4只)收集标本，通过观察移植肝病理表现、细胞凋亡，评估移植肝排斥反应的不同表现。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病理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结果:苏木精-伊红(HE)显示，感染后第5天(术后第8天)，G3组RAI高于G4组(8.0±0.8比6.5±1.3， χ2＝12.711， P<0.05)。感染后5 d(术后第8天)G4组移植肝实质及汇管区凋亡细胞指数(AI)高于G3组[(28.53±5.27)%比(17.33±4.99)%， F＝32.298， P<0.05]。 结论:大鼠肝移植术后腹腔细菌感染诱导移植肝汇管区及小叶中央静脉周围浸润淋巴细胞凋亡增多，导致移植肝排斥反应减轻。

目的:探索基于显微注射方法构建胶质母细胞瘤(GBM)融合大脑类器官模型的可行性，观察该模型肿瘤组织对替莫唑胺(TMZ)的敏感性。方法:GBM组织和脑肿瘤旁组织标本(定义为正常脑组织)来源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行手术治疗的患者。采用绿色荧光蛋白(GFP)标记过的人诱导多能干细胞株(hiPSCs)培养24 d构建大脑类器官模型，通过免疫荧光染色方法检测蛋白标志物的表达，评估模型是否成功建立。采用显微注射方法将用红色荧光染料标记过的患者来源的GBM单细胞或U-251 MG细胞株注射到培养约30 d的大脑类器官中，构建GBM融合大脑类器官模型。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HE染色等方法观察GBM细胞在大脑类器官中的增殖及浸润情况。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GBM融合大脑类器官中肿瘤细胞基质金属蛋白酶类(MMPs)及BrdU的表达情况，采用HE染色观察形态及结构变化。将10 μmol/L TMZ加入GBM融合大脑类器官模型及GBM肿瘤类组织中培养48 h，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两种模型中Caspase-3的表达。结果:(1)hiPSCs培养至第24天，形成具有明确芽和分层边缘的块状组织样结构；免疫荧光染色显示，该结构阳性表达前脑、脑室样结构、前额叶皮质及海马的标志蛋白FOXG1、N-cadherin、Auts2及Frizzled 9，以及星形胶质细胞标志蛋白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和神经元标志蛋白TUJ1。(2)荧光显微镜下及HE染色均显示肿瘤细胞在大脑类器官内快速增殖，呈浸润性生长。免疫荧光检测显示，与大脑类器官比较，GBM融合大脑类器官的肿瘤细胞中，MMP2和MMP13的表达明显增加，Fibronectin、MMP3及MMP9的表达明显减弱，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MMP10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GFAP和BrdU的表达水平均增高(均 P<0.05)。(3)TMZ处理48 h后，免疫荧光染色显示，GBM类肿瘤组织中Caspase-3的表达明显高于GBM融合大脑类器官。 结论:采用显微注射方法能够成功构建GBM融合大脑类器官模型。该模型中的肿瘤组织对TMZ的敏感性低于GBM肿瘤类组织。

目的:观察人脂肪干细胞(hASCs)与人表皮生长因子(hEGF)对皮肤缺损创面修复的影响。方法:选择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20年1月6例患者抽脂减肥的脂肪组织作为hASCs的来源，以酶消化法从人脂肪组织中提取hASCs，将其培养至第3代。利用倒置显微镜对细胞形态进行观察；使用流式细胞仪鉴定细胞表型及分化能力检测。随机将24只新西兰大白兔建立背部全层皮肤缺损模型，并将实验用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3组，设立实验组(hASCs+hEGF组)，细胞治疗对照组(hASCs组)和空白对照组[磷酸盐缓冲液(PBS)组]。实验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以10 μg/L加入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细胞治疗对照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空白对照组取PBS，各组均注射600 μl局部移植至创面边缘及基底部。大体观察创面愈合情况，计算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创面组织进行标本苏木精-伊红(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CD31染色检测等方法观察和比较各组创面愈合水平。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采用 t检验对比组间计量资料。 结果:相差显微镜观察hASCs的细胞形态学特征：可见原代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SCs)呈梭形，接种后2 h后开始圆形，大部分细胞变形在48 h后，细胞形态以长梭形为主，短梭形、狭长形及多角形较少，胞质丰富，胞核清楚，并分泌大量基质，基质内呈特异性深蓝色，第3代时可见细胞以长梭形为主，漩涡状生长。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CD90、CD105、CD73呈阳性表达，阳性率在95%以上，CD34、CD11b、CD19、CD45及HLADR呈阴性表达；人脂肪源性干细胞(hADSCs)在加入成脂诱导液培养后，hADSCs可向脂肪细胞分化，加入成软骨诱导培养基诱导后，hADSCs可向软骨细胞分化。表明提取培养的细胞为hADSCs。实验组创面完全愈合，被覆盖新生的上皮组织，接近正常皮肤；细胞治疗对照组创面有68%愈合，新生上皮组织较薄，易破裂出血，与实验组比较，愈合质量欠佳；空白对照组创面愈合质量差，愈合面积约41%。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3组比较，治疗后第7、11、14、18、21天时间点，实验组愈合速度最快，与细胞治疗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1.095、115.094、199.695、204.917、600.699， P<0.05)，而细胞治疗对照组的愈合速度次之，且在7、11、14、18、21 d时间点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064、13.187、14.315、16.177、14.238， P<0.05)。HE染色法行组织形态学观察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表皮修复情况良好，呈复层上皮排列，同时可见部分炎性细胞浸润；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以及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愈合，存在较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且在尚未愈合的创口周围可见有瘢痕组织增生。CD31染色法观察新生微血管：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创面浅面可见新生血管，深部血管则呈垂直创面的方向生长，且血管密度较大；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生长良好，新生血管密度较为丰富，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能愈合，炎性细胞浸润较明显，肉芽组织中新生血管数量较前两组有明显减少。 结论:hEGF可提高脂肪干细胞的存活率，并延长细胞的存活时间，从而增强hASCs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

自身免疫性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是构成星形胶质细胞内中间丝蛋白的主要成分，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如维持星形胶质细胞形态稳定，参与血脑屏障形成，调节突触功能等 [1]。自身免疫性GFAP星形细胞病以亚急性或隐匿性起病，容易被误诊为感染、变性、脱髓鞘、肿瘤或血管疾病。GFAP IgG由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浸润性淋巴细胞产生，被认为是自身免疫性GFAP星形细胞病的生物标志物，其在血清或者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中阳性能将自身免疫GFAP星形细胞病与其他需要鉴别诊断的疾病区分开 [2]。笔者现报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1例曾被误诊为"结核性脑膜脑炎"的自身免疫性GFAP星形细胞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征、治疗及预后等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复习，以提高临床对其的认识及其个体化治疗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