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治疗(CAR-T)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重症患儿的临床特征、治疗经过以及预后，为其提供及时干预指导方向。方法:将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在我院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较为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免疫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需要转入PICU进一步治疗的重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经过和多项实验室检查资料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结果:17例患儿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CRS反应进入PICU，临床症状以呼吸窘迫(13例)和循环障碍(10例)最为常见，其中7例合并有重度ICANS。输注CAR-T细胞后，血清干扰素-γ(IFN-γ)以及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升高显著，在第(5.1±1.6)天达到峰值，发生重度CRS的患儿血清IFN-γ以及IL-6水平明显高于轻度CRS患儿( P均<0.05)。输注CAR-T细胞后，高肿瘤负荷患儿血清中IL-6水平明显高于低肿瘤负荷患儿( P<0.05)。出现血清TNF-α水平升高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3/11， P<0.05)。发生严重CRS反应的患儿更易发生4级ICANS(4/4比0/3， P<0.05)。氧合指数(P/F值)<200 mmHg(1 mmHg＝0.133 kPa)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2/12， P<0.05)，死亡组患儿的血管活性药物评分[ M( Min， Max)]明显高于生存组患儿[29.5(14.0，50.0)比1.5(0，25.0)， Z＝8.000， P＝0.027]。 结论:血清IL-6和INF-γ是引起CRS的重要原因，高肿瘤负荷是引起血清高炎症因子水平的因素之一，呼吸系统及循环系统是最常受累的系统，对这两个系统的评估指标可以帮助判断患儿预后。

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是一种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X连锁凋亡抑制因子(X-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XIAP)缺乏症是一种先天免疫缺陷病，常合并HLH，对EB病毒的易感性增加，多在儿童期发病。目前认为发生HLH的机制是XIAP缺乏导致了固有免疫功能缺陷、细胞凋亡增加以及NLRP3炎症小体过度激活，共同导致了病原体的清除障碍及细胞因子的过度释放。XIAP缺乏症患者中HLH的病程一般较轻，病死率较低，但经常复发。除HLH外，该病还可同时合并一些自身炎症性疾病的表现。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唯一可以治愈的方法，减低强度的预处理效果较好。一些新型靶向药物如IFN-γ单克隆抗体、IL-18及IL-6等拮抗剂也许有效，但尚需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急性胰腺炎(AP)是常见的临床急腹症，常并发胰腺坏死、假性囊肿和腹腔脓肿等局部并发症，并可引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病情凶险，治疗棘手，预后差。尽管关于AP的发病机制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具体机制仍不明确。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研究都强调了氧化应激在急性炎症反应中的作用，本文通过介绍氧化应激打破细胞Ca 2＋平衡、参与转录因子的活化和炎症介质的过度释放，阐明了氧化应激在AP的发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并介绍抗氧化剂辅助治疗在AP治疗中的应用。

脓毒症是一种由于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而引起的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1]。2017年全球共有4 890万脓毒症病例，其中1 100万例死亡 [2]。脓毒症病情发展迅速，脓毒症患者的死亡率保持在25%~30%，合并休克时其病死率甚至高达40%~50% [3]。脓毒症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如今仍是重症监护领域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目前脓毒症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抗生素的使用、液体复苏和支持性护理等对症治疗 [4]。脓毒症的发病机制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特异性，这也一直是脓毒症的主要研究方向。脓毒症发病初期，病原体会进入血液，激活免疫反应，触发细胞因子级联反应，释放大量促炎细胞因子 [5]。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会出现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同时，过度炎症会破坏内皮屏障的完整性，导致血管内蛋白质和血浆泄漏到血管外空间，致使组织水肿和微血管灌注减少 [6]。研究发现由病原体成分脂多糖和炎症细胞因子引发的坏死性凋亡，在脓毒症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目的:探讨高压氧联合持续正压通气治疗对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者睡眠参数及血清炎性介质、代谢相关激素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2月至2021年2月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收治的96例重度OSAHS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持续正压通气组、高压氧组及联合组，每组32例。持续正压通气组予以持续正压通气治疗，高压氧组予以0.24 MPa高压氧治疗，联合组予以持续正压通气联合0.24 MPa高压氧治疗。比较3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睡眠状态［Epworth嗜睡量表（ESS）评分、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血氧饱和度］、睡眠结构（睡眠转换次数及Ⅰ期+Ⅱ期、Ⅲ期+Ⅳ期、快速眼动睡眠期占比］、血清炎症因子［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23］及代谢相关激素（生长激素释放肽、食欲素、瘦素）等指标的变化。结果:与持续正压通气组和高压氧组比较，联合组患者治疗后ESS评分、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睡眠转换次数、睡眠结构Ⅰ期+Ⅱ期占比明显降低，动脉血氧饱和度水平、睡眠结构Ⅲ期+Ⅳ期、快速眼动睡眠期占比明显增高（ P<0.05）；血清CRP、IL-6、TNF-α、IL-23、生长激素释放肽、瘦素水平明显降低（ P<0.05）；食欲素水平明显增高（ P<0.05）。 结论:高压氧联合持续正压通气治疗重度OSAHS可有效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纠正低氧状态，减轻炎症反应，改善代谢紊乱，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具有较好的临床价值。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细胞)疗法已经发展为儿童和青少年难治复发淋巴系统恶性肿瘤的重要治疗手段。CAR-T细胞治疗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引发全身炎症反应，如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系统毒性综合征(ICANS)，累及各个系统甚至心肺功能和(或)神经系统功能迅速恶化的一系列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这些毒副反应的评估和分级在临床上差异较大，2018年美国移植和细胞治疗学会提出的通用CRS和ICANS分级帮助临床医护认识CAR-T细胞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发展，有效预防、早期诊断、规范管理、合理治疗，提高CAR-T细胞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肠缺血再灌注(I/R)损伤是指肠缺血一定时间后再恢复血供所引起的损伤。肠组织缺血可由失血性休克、绞窄性肠梗阻和急性肠系膜缺血等引发，当肠组织再灌注后虽然血氧水平恢复，但活性氧(ROS)的大量产生，直接促进中性粒细胞浸润缺血肠组织并加重组织损伤，这是造成肠I/R损伤患者肠坏死和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 [1]。肠I/R损伤主要有两个阶段：首先是肠组织发生缺血，此时有氧代谢障碍，ATP合成减少，而无氧代谢生成大量乳酸，细胞内电解质紊乱，线粒体功能障碍，导致细胞死亡，上皮细胞屏障功能破坏，血管通透性增加 [2,3]。由于长时间缺血，肠组织恢复血流后，富含氧气的血液进入肠组织，产生大量氧自由基、细菌易位、炎症反应，最终导致细胞死亡、组织损伤、器官衰竭 [4]。肠I/R损伤的发生会破坏肠壁的屏障功能 [5]，一旦引起肠壁屏障破坏超过其代偿能力，肠道菌群和毒素可进入血液循环，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6]，甚至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MODS)和死亡 [7]。人体肠组织富含线粒体，它参与了能量的产生、免疫应答、细胞代谢、死亡等一系列过程。当细胞受到损伤或应激时，线粒体释放许多损伤相关的分子模式(DAMPs)，线粒体DNA(mtDNA)是其中之一 [8]。mtDNA可通过Toll样受体9(TLR9)、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NLRP3)炎症小体和环磷酸鸟苷-腺苷酸合成酶(cGAS)-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信号通路激活先天免疫反应并诱导炎症，使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参与肠I/R损伤 [8]。本文主要综述了mtDNA释放在肠I/R损伤中的作用，为其防治提供理论参考。

目的:探讨恶性血液病患者接受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后，12种炎症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对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的早期发现和指导治疗的重要意义。方法:选择2017年至2020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住院患者12例，包括男性6例，女性6例，年龄53.0（49.8，62.5）岁。12例CAR-T细胞免疫治疗患者细胞回输后，采用流式细胞微球技术在不同时间点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IL）-1β、IL-2、IL-4、IL-5、IL-6、IL-8、IL-10、IL-12P70、IL-17A、干扰素（IFN）-α、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水平，对比分析同期的C反应蛋白（CRP）、D二聚体（D-D）、血清铁蛋白（SF）和乳酸脱氢酶（LDH）。根据CRS诊断标准进行分级（包括0、1、2和3级），比较4组间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对炎症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和CRS分级进行相关性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炎症细胞因子预测CRS的敏感度、特异度。结果:12例患者CAR-T细胞回输后分别在第1、4、7、11天进行CRS分级，总计48例次（包括CRS 0级25例，CRS 1级6例，CRS 2级9例，CRS 3级8例），经相关性分析显示，IL-4、IL-6、IL-10、TNF-α、IFN-γ、IL-1β、IL-8的表达水平与CRS分级呈正相关性（ P<0.05），相关系数分别为0.384、0.730、0.632、0.341、0.681、0.319、0.622。在12例患者中出现升高的7种炎症细胞因子（IL-6、IL-10、IFN-γ、IL-8、IL-2、TNF-α和IFN-α），开始升高的时间平均值分别为3.4、5.3、6.1、2.9、4.3、6.0和5.8 d，CRP、D-D、SF和LDH开始升高的时间平均值为6.6、7.6、8.3和7.6 d。出现升高的7种炎症细胞因子开始升高的时间平均值均小于CRP、D-D、SF和LDH。有效治疗后，除IL-6外，其余6种炎症细胞因子（IL-10、IFN-γ、IL-8、IL-2、TNF-α和IFN-α）转归时间平均值分别为7.8、3.9、5.1、8.0、6.0、2.5 d，均小于CRP、D-D、SF和LDH的转归时间平均值9.7、9.2、13.7和13.8 d。ROC曲线显示，IL-6、IL-10、IFN-γ和IL-8对CRS诊断均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结论:12种炎症细胞因子监测对判断CAR-T细胞回输后的CRS等级有一定价值，有助于CRS的早期诊断以及临床转归的评估。

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是一种高度保守且具有强大促炎特性的非组蛋白核蛋白，是已经明确的可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炎性介质之一。已经有大量研究证实，HMGB1通过与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AGE）、Toll样受体（TLR）等结合调控ARDS，并且能够显著增加ARDS的致死率，但HMGB1的释放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本文就HMGB1在ARDS中的释放机制及其与Janus激酶/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JAK/STAT）、核转录因子-κB（NF-κB）、Notch、炎症小体、肿瘤坏死因子（TNF）、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MAPK）、活性氧（ROS）、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等信号通路或依赖途径的关联进行系统性综述。

转位蛋白（translocator protein, TSPO）作为一种急性和慢性神经炎症生物标记物在活化的小胶质细胞中表达增强，研究显示认知功能受损与相关小胶质细胞激活有关。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POCD）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综合征，目前其病因和发病机制仍不清楚。文章综述了TSPO与POCD的机制和发生、发展的关系：在小胶质细胞中，TSPO表达上调后抑制线粒体自噬，导致自噬失调，促使活性氧生成增加导致氧化应激增强，由此造成细胞损伤，激活炎症小体，释放促炎因子，促进神经炎症发生、发展，最终导致POCD。通过研究TSPO和POCD之间的联系，为POCD的治疗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