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抗抑郁药物已成为治疗儿童和青少年抑郁症的新兴疗法,但如何早期预测疗效仍是一大挑战.目的 探讨rTMS+抗抑郁药物治疗过程中预测远期疗效的潜在因子.设计 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 首次诊断中重度单相或双相抑郁症的年龄＜18 岁、始于住院时连续≥20 次的rTMS治疗且有每日症状指数(DI-5)的评分记录、有rTMS治疗前和第 20 次时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记录的儿童青少年为队列人群,以rTMS治疗最后 1次较基线HAMD评分减少≥50%分为应答组和未应答组,对20 次DI-5评估结果与HAMD评估行相关性分析,当存在较好的相关结果时,考察rTMS+抗抑郁药物治疗中的DI-5评估是否能更早预测应答结果.主要结局指标 DI-5与HAMD评分相关性.结果 符合本文纳入排除标准的中重度单相或双相抑郁症的儿童青少年 228 例,平均年龄(14.0±3.0)岁,男 111例(48.6%),rTMS治疗前和后DI-5分数与HAMD分数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 0.70 和 0.7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rTMS治疗 20 次后应答组 101 例,未应答组 127 例,两组在性别分布、年龄、单亲家庭比例、留守儿童比例、家族精神病史、症状始发年龄、症状持续时间、学习障碍、语言障碍、运动发育障碍、体重、身高、服药时长、心理咨询次数、甲状腺功能异常、入睡时长、经常做梦比例和饮食习惯-挑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DI-5 和HAMD基线分数应答组较未应答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第 20 次rTMS治疗后DI-5 分数应答组较未应答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HAMD最后 1 次评分应答组较未应答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第11 次rTMS治疗时DI-5分数应答组较未应答组DI-5分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应答组较未应答组DI-5中位数分数减少2 分并以此作为分层依据,DI-5量表减少分数＜2 分组 107 例(46.9%)在第 20 次rTMS治疗时有 98.1%的概率为未应答,DI-5 量表减少分数≥2 分组 64 例(87.4%)在第 20 次TMS治疗时有 89.2%的概率为应答.结论 第 11 次rTMS较治疗前DI-5减分≥2 分可能是预测儿童青少年抑郁症rTMS+抗抑郁药物疗效的早期预测因子.

背景 微小残留病变(MRD)用于监测和评估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治疗反应,并根据MRD水平进行危险度分层.目的 探讨ALL患儿化疗期间及结束化疗后定期监测MRD对复发的预后价值.设计 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 收集 2015 年1 月至2020 年2 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我院)接受CCCG-ALL 2015 方案化疗的初诊ALL连续病例的临床资料,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MRD.分析定期监测MRD与早期预测复发之间的关系.主要结局指标 无复发生存期(RFS).结果 224 例患儿纳入本文分析,男 134 例,女 90 例,中位年龄 4.8 岁.①诱导缓解第 19天(D19)MRD阳性 104 例(46.4%),第 46 天(D46)MRD阳性 23 例(10.3%).从诱导缓解后(16 周)至结束化疗(125 周)MRD均阴性145 例.结束化疗后随访期间(152～287 周),13 例MRD阳性,其中11 例(84.6%)复发.②28 例患儿复发,中位复发时间 33 月,14 例存活,12 例死亡,2 例失访;20 例骨髓复发,其中 2 例合并睾丸复发,1 例合并中枢神经系统复发(CNSL);8 例单纯 CNSL.③224 例患儿随访时间 52(IQR:36.5～69.5)月,5 年 RFS(84.5±2.8)%.D46 MRD≥0.01%与＜0.01%、诱导缓解后至结束化疗期间 MRD 均阴性与 MRD 至少 1 次阳性患儿的 5 年 RFS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D46 MRD≥0.01%及诱导缓解后至结束化疗期间MRD至少 1 次阳性的患儿预后较差.化疗过程中定期监测MRD十分重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LPE）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的可行性、安全性及近远期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64例）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9例）收治，经术前影像学或术中发现的原发直肠肿瘤侵犯全直肠系膜切除层面以外、及侵犯邻近组织脏器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cT4b）并接受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PE）治疗的共计173例LAR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82例行LPE的患者为LPE组，91例行开放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OPE）的患者为OPE组，对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围手术期情况）及术后生存情况（1、3、5年总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以及1、3年累计局部复发率）进行对比研究。结果:除新辅助治疗外，LPE和OPE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PE组手术时间（319.3±129.3）min，短于OPE组的（417.3±155.0）min（ t=4.531， P<0.001），术中出血175（20~2 000）ml，少于OPE组的500（20~4 500）ml（ U=2 206.500， P<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LPE组与OPE组患者肿瘤R 0切除率分别为98.8%和94.5%（χ 2=2.355， P=0.21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PE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为18.3%（15/82），低于OPE组的37.4%（34/91），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7.727， P=0.005）；术后手术部位感染LPE组和OPE组分别为7.3%（6/82）和23.1%（21/91）（χ 2=8.134， P=0.004），腹部伤口感染分别为0和12.1%（11/91）（χ 2=10.585， P=0.001），泌尿系感染分别为0和6.6%（6/91）（χ 2=5.601， P=0.030）；LPE组住院时间12（4~60）d，短于OPE组的15（7~87）d（ U=2 498.000， P<0.001）。中位随访时间，LPE组40（2~88）个月，OPE组59（1~130）个月。LPE组1、3、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1.3%、76.0%和62.5%，OPE组则分别为91.2%、68.9%和57.6%；LPE组1、3、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82.8%、64.9%和59.7%，OPE组则分别为76.9%、57.8%和52.7%；LPE组1年、3年累计局部复发率分别为5.1%和14.1%；OPE组则分别为8.0%及15.1%；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对于LARC患者，与开腹手术相比，LPE并未降低手术根治性和远期肿瘤学疗效，且有助于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量、降低围手术期发并症发生率及缩短住院时间，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不同内分泌治疗药物对早期乳腺癌患者肝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2013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辅助内分泌治疗的4 318例早期乳腺癌患者，均为女性，年龄（51.2±11.3）岁（范围：20~87岁）。根据药物治疗方案分组，阿那曲唑组1 182例，来曲唑组592例，依西美坦组 332例，托瑞米芬组2 212例。记录患者在治疗前，服药6、12、18、24、36、48、60个月和停药后1年的肝功能水平，使用混合效应模型比较3种芳香化酶抑制剂（阿那曲唑、来曲唑、依西美坦）和托瑞米芬对肝功能的影响。结果:4组患者用药6个月时ALT、AST均较治疗前上升（ P值均<0.01），停药1年后各组的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AST较治疗前无明显差异（ P值分别为0.538、0.718、0.061）。各组间AST的变化无差异（ F=2.474， P=0.061）。3种芳香化酶抑制剂组间ALT的变化无差异（阿那曲唑比来曲唑， P=0.182；阿那曲唑比依西美坦， P=0.535；来曲唑比依西美坦， P=0.862）。阿那曲唑、来曲唑对ALT的影响高于托瑞米芬（ P<0.01、 P=0.009）。各组在用药6个月时均出现肝功能异常患者，随用药时间延长，异常例数均呈下降趋势。 结论:3种芳香化酶抑制剂（阿那曲唑、来曲唑、依西美坦）和托瑞米芬都可使患者ALT、AST水平明显上升，停药1年后各指标可逐渐恢复至治疗前，非甾体类芳香化酶抑制剂（阿那曲唑、来曲唑）对ALT的影响大于托瑞米芬。

目的:探讨在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中应用主动固定电极连接体外永久起搏器（AFLEP）进行临时起搏过渡治疗的安全性。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入选2015年1月至2020年1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电生理室就诊的因感染性心内膜炎拔除电极导线后需要进行临时起搏器过渡治疗的患者。根据过渡治疗期间使用的是临时起搏器还是AFLEP，分为临时起搏器组和AFLEP组。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入选患者的年龄、性别、合并症、电极导线年限、赘生物大小等基线临床资料，以及临时起搏器和主动固定电极连接体外永久起搏器使用的时间和围术期相关并发症。观察指标包括患者的感知、起搏功能异常，电极导线穿孔，电极导线脱位，电极导线赘生物，心脏填塞，肺栓塞，死亡和新植入起搏器再发感染，气胸，血肿，和深静脉血栓等的发生情况。结果:共入选患者44例，其中AFLEP组24例，临时起搏器组20例。AFLEP组患者57.5（45.5，66.0）岁，较临时起搏器组［67.0（57.3，71.8）岁］年轻（ P=0.023）。两组患者中男性占比以及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和既往心肌梗死患者占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AFLEP组电极导线植入年限为11.0（8.0，13.0）年，长于临时起搏器组的8.5（7.0，13.0）年（ P=0.292）。AFLEP组患者电极导线赘生物直径为（8.2±2.4）mm，临时起搏器组为（9.1±3.0）mm。两组所有患者起搏器及电极导线均临床拔除成功。两组均无患者发生气胸、血肿、肺栓塞、心脏填塞、电极穿孔和电极导线或瓣膜赘生物等并发症。AFLEP组无患者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临时起搏器组有4例（2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6）。临时起搏器组患者发生电极脱位2例（10.0%）、感知功能异常2例（10.0%）、起搏功能异常2例（10.0%）、死亡2例（10.0%），AFLEP组无患者发生上述并发症。AFLEP组过渡治疗时间为19.5（16.0，25.8）d，长于临时起搏器组的14.0（12.0，16.8）d（ P=0.001）。AFLEP组随访23.0（20.5，25.5）个月，临时起搏器组随访17.0（14.5，18.5）个月，随访期间AFLEP组无患者发生新植入起搏器再感染，临时起搏器组有2例（10.0%）患者发生再感染。 结论:应用AFLEP对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进行过渡治疗，植入过程安全，相较于临时起搏器其感知和起搏功能障碍发生率更低、更加稳定，安全可行。

有关脓毒症患者抗凝药物的使用和时机以及肝素用量的研究较少，且目前关于肝素的使用是否能提高脓毒症患者的存活率尚不清楚。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吴明教授团队联合解放军总医院姚咏明教授团队在《Burns & Trauma》杂志发文《Early prophylactic anticoagulation with heparin alleviates mortality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epsi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from the MIMIC?Ⅳ database》，利用重症临床科研数据库MIMIC?Ⅳ对脓毒症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该研究共纳入6 646例成年脓毒症患者，并将患者分为早期预防性使用肝素的肝素组（3 211例）和非肝素组（3 435例）。肝素组患者的住院病死率显著低于非肝素组(配对前病死率分别为14.7%、20.0%，风险比为0.77，95%置信区间为0.68~0.87，P<0.001；配对后病死率分别为14.9%、18.3%，风险比为0.78，95%置信区间为0.68~0.89，P<0.001)。肝素组和非肝素组患者60 d病死率和住ICU时间有明显差异(P<0.01)。在调整不同协变量的情况下，早期预防性使用肝素与脓毒症患者的院内病死率相关（风险比为0.71~0.78，P<0.001），并且在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仅给予5剂肝素与院内病死率降低相关（风险比为0.70，95% 置信区间为0.56~0.87，P<0.001）。亚组分析显示，肝素使用与脓毒症导致的凝血功能障碍、脓毒症休克、序贯器官衰竭评价评分≥10分、急性肾损伤、机械通气、革兰阳性菌感染和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的院内病死率降低显著相关（风险比分别为0.74、0.70、0.58、0.74、0.73、0.64、0.72，P<0.001）。E值分析表明，考虑未控制的混杂因素，结果依然稳定。该研究证实脓毒症患者早期预防性使用肝素与风险调整后的病死率降低存在关联，后续可设计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以进一步评估该研究的结论。

目的:研究恶性肿瘤患者心血管危险因素控制情况与全因死亡、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相关死亡以及肿瘤相关死亡的关系。方法:本研究回顾性纳入2006—2020年期间开滦队列中首次诊断为恶性肿瘤且基线无ASCVD病史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共2 079例，利用患者确诊恶性肿瘤后最近一次健康体检的数据，根据患者血压、空腹血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超敏C反应蛋白的达标情况，将患者分为3组：危险因素达标≤1项（407例）、达标任意2项（865例）、达标≥3项（807例）。采用多因素Cox风险比例回归模型分析危险因素达标数量与全因死亡、ASCVD相关死亡以及肿瘤相关死亡的关系。结果:2 079例恶性肿瘤患者的年龄为（60.4±10.4）岁，男性占71.2%（1 480例），随访时间［ M（ Q1， Q3）］为2.95（1.38，5.12）年。随访期内共出现600例全因死亡，63例ASCVD相关死亡，314例肿瘤相关死亡事件。校正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吸烟、饮酒、食盐摄入、体育锻炼、体质指数、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心血管疾病家族史和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及抗肿瘤药物使用情况后，与危险因素达标≤1项的患者相比，达标数量≥3项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ASCVD死亡风险、肿瘤相关死亡风险均降低， HR（95% CI）值分别为0.68（0.54~0.86）、0.35（0.16~0.77）、0.60（0.43~0.82），均 P<0.05。趋势性检验结果显示，随着危险因素达标数量增加，肿瘤患者的全因死亡、ASCVD相关死亡以及肿瘤相关死亡风险均呈现下降趋势（均 P趋势<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60岁、男性、呼吸系统以及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中危险因素达标数量与ASCVD死亡、肿瘤相关死亡以及全因死亡相关（均 P<0.05）。 结论:心血管危险因素控制数量越多，肿瘤患者的全因死亡、ASCVD相关死亡以及肿瘤相关死亡结局的改善越好，且老年、男性、呼吸系统以及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改善更为明显。

目的:目前对新辅助化疗全胃切除术后近期并发症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开展本研究，旨在为临床上科学防范新辅助化疗全胃切除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队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术前胃镜病理、超声内镜、腹部CT或PET-CT证实为进展期胃癌（临床分期为Ⅱ~Ⅲ期）；（2）术前经多学科讨论评估适合行新辅助化疗；（3）术前无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未合并其他肿瘤；（4）新辅助化疗完成后行全胃切除+D 2淋巴结清扫术。排除标准：（1）年龄<18岁或>80岁；（2）基础疾病较多，存在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Ⅲ级；（3）残胃癌，既往行胃部手术者；（4）临床病理资料缺失。根据以上标准，共收集2012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行新辅助化疗后全胃切除术的140例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其中男性109例（77.9%），女性31例（22.1%），年龄（56.9±11.4）岁，体质指数（23.3±3.1）kg/m 2。新辅助化疗方案分别为SOX（替吉奥+奥沙利铂）、XELOX（希罗达+奥沙利铂）、SP（顺铂+替吉奥）、FOLFOX6（奥沙利铂+亚叶酸钙+氟尿嘧啶）及口服单药替吉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术后并发症发生与临床病理及新辅助化疗相关因素的关系，将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总体生存及无进展生存率采用Kaplan-Meier法并绘制生存曲线，组间差异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结果:全组有35例（25.0%）术后30 d内出现Clavien-Dindo分级≥Ⅱ级术后并发症，4例（2.9%）出现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Ⅲa级），分别为1例食管空肠吻合口漏，1例腔静脉血栓，1例胸腔积液；还有1例围手术期因感染性休克死亡。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体质指数（ P=0.011）、新辅助化疗次数（ P=0.027）、肿瘤长径（ P=0.021）及术后病理有无血管侵犯（ P=0.033）与新辅助化疗全胃切除术患者发生术后30 d内并发症有关（均 P<0.05），而腹腔镜或开腹手术方式与发生术后30 d内并发症无关（ P=0.926）。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体质指数≥25 kg/m 2（OR=3.294，95% CI：1.343~8.079， P=0.009）与新辅助化疗次数<4次（OR=2.922，95% CI：1.217~7.016， P=0.016）是影响本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有并发症与无并发症患者的3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54.4%与64.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95）；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47.4%与52.9%，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P=0.587）。 结论:对于体质指数高以及新辅助化疗次数较少的拟行全胃切除术患者，需注意权衡手术风险，避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而腹腔镜与开腹手术与术后并发症无关。

目的:总结分析川崎病合并巨大冠状动脉瘤（GCAA）患儿的临床特点及中长期预后。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2004年建立的川崎病冠状动脉瘤随诊患儿队列中选择符合标准的101例GCAA患儿进行总结。GCAA诊断标准为冠状动脉瘤内径≥8.0 mm，患儿均完成定期随诊。随访终点为患儿最后一次随诊或死亡时间。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或χ2检验。 结果:101例符合纳入标准GCAA患儿入选研究对象，其中男82例（81.2%）、女19例（18.8%）；发病年龄2.5（1.0，4.5）岁，随访时间4.5（2.7，7.5）年，最长19年。患儿常规接受阿司匹林、华法林治疗，严重者另加氯吡格雷。截至随访终点，13例（12.9%）患儿出现心脏增大，11例（10.9%）合并心功能不全，13例（12.9%）发生心肌梗死，2例（2.0%）接受冠状动脉搭桥术，6例（5.9%）死亡。受累冠状动脉共170支， 位于左侧主干24支（14.1%），左回旋支10支（5.9%），左前降支57支（33.5%），右侧冠状动脉中段78支（45.9%），右侧冠状动脉远段1支（0.6%）。11例（10.9%）患儿GCAA内径回缩至4.0 mm及以下；受累的170支冠状动脉中，28支（16.5%）冠状动脉内径回缩到4.0 mm及以下。左侧、右侧GCAA回缩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8.7%（17/91）比13.9%（11/79）， χ2=2.473， P=0.116］。单侧GCAA与双侧GCAA患儿回缩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6.1%（9/56）比4.4%（2/45）， χ2=2.381， P=0.123］。 结论:川崎病 GCAA以右冠状动脉中段、左冠状动脉前降支最常见，患儿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及病死率较高，预后欠佳。

目的: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者末次核酸阴性前后密切接触者（密接）的感染率，评估动态核酸检测结果在判断新冠病毒感染者传染性中的作用。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收集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动态核酸检测结果。选择新冠病毒感染者在首次核酸检测阳性前有核酸阴性结果者为研究对象，对感染者的密接以及密接的密接（次密接）进行持续隔离医学观察，评估密接和次密接的发病风险。结果:共纳入宁波市2起本土疫情的89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均为确诊病例。追踪调查了5 609名密接，密接的总感染率为0.20%。感染者末次核酸阴性前的密接无感染，末次核酸阴性后的密接感染率为1.33%，且均为与指示病例共同居住生活者。感染者涉及的所有次密接均未感染。结论:新冠病毒感染者末次核酸阴性前无传染性，末次核酸阴性后开始具有传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