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胸腹腔器官簇联合切取技术的操作方法及其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2月至2021年8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移植医学中心完成的50例胸腹腔器官簇联合切取的临床资料。供者均为公民逝世后国际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献（DBD），男性47例，女性3例，年龄（34.8±12.3）岁（范围：5~55岁），住院时间［ M（IQR）］4（4）d（范围：2~43 d），气管插管时间4（2）d（范围：1~43 d）。取经胸骨正中及腹部大“十”字切口，分别建立各靶器官的灌注管路后同期进行冷灌注，以膈肌为界，以器官簇为单位进行联合灌注及切取。现场完成心、肺分离后分别送往移植医院，腹部器官簇则直接保存送回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进一步分离和修整。 结果:共获取心脏21个，肺脏47对，肝脏49个，肾脏47对，胰腺11个，切取时间（32.6±6.5）min（范围：19~50 min），无热缺血时间，未出现影响器官质量和功能的手术副损伤。顺利完成心脏移植17例，心肾联合移植2例，双肺移植43例，单肺移植6例，肝移植41例，肝胰十二指肠器官簇联合移植1例，肝肾联合移植3例，胰肾联合移植9例，肾移植74例。结论:对DBD供者进行胸腹腔器官簇同期灌注、联合切取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

目的:探讨公民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DCD)肝移植患者术后胆道吻合口狭窄并发症的相关因素及治疗策略。方法:回顾分析2010年1月至2018年6月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肝移植192例患者资料，供肝均来源于DCD。共入组145例患者，男性85例，女性60例，平均年龄45岁。145例患者中发生胆道吻合口狭窄8例，无狭窄137例，比较狭窄和无狭窄患者中国分类标准、供体年龄、体质量指数、供肝脂肪样变、冷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供体非计划心脏停搏时间、供体升压药使用情况、供体高钠血症、吻合技术等相关因素与胆道吻合口狭窄的关系，并讨论其治疗策略。Spearman相关分析狭窄相关因素。结果:结果提示发生狭窄情况与供体年龄( r＝0.229)、体质量指数( r＝0.204)、脂肪样变( r＝0.239)、热缺血时间( r＝0.214)、非计划心脏停搏的总时间( r＝0.401)、升压药物的使用( r＝0.237)和术前供体存在高钠血症( r＝0.557)均呈正性相关(均 P<0.05)。内镜下胆道支架置入对治疗胆道吻合口狭窄有效，成功率高。 结论:引起DCD肝移植患者术后胆道吻合口狭窄的相关因素较多，加强供体维护，缩短冷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提高吻合技术可以有效降低胆道并发症。内镜下放置胆道支架是治疗胆道吻合口狭窄的首选方式。

死亡后捐献是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新修订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未定义死亡,且回避了"是否承认脑死亡"这一关键性问题,器官捐献工作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或损害捐献者权益的情况.死亡是人类生命过程最终无法避免的事实,任何时代都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判定死亡.死亡标准的建立基础是人们所持有的死亡观,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因素制约.中西方死亡判定标准的认定上存在明显差异.为了规范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推进器官捐献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动机纯正原则,以知情同意为前提,尊重捐献者及其近亲属的死亡标准自主选择权,严格遵循死亡判定程序和操作规范,确保死亡认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目的 采用Clavien-Dindo分级系统分析接受不同供肝的原位肝移植受者发生早期并发症的差异.方法 2017 年4 月～2020 年12 月我中心诊治的60 例终末期肝病患者,均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术治疗,其中接受脑死亡后捐献(DBD)27 例,接受心脏死亡后捐献(DCD)26 例和接受脑-心双死亡后捐献(DBCD)7 例,均接受同种异体经典原位肝移植术.采用Clavien-Dindo分级系统对术后早期(1 个月内)并发症进行分级,比较Ⅲ级及以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在60 例患者中,有16 例(26.6%)发生了术后早期Ⅲ级及以上的并发症,其中DBD组2 例(7.4%),DCD组2 例(7.7%),DBCD组2 例(28.6%);DBD组发生IV级并发症 1 例(3.7%),DCD组 2 例(7.7%),DBCD组无(0.0%);DBD组发生V级并发症(死亡)3 例(11.1%),DCD组3 例(11.5%),DBCD组1 例(14.3%),三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与标准的DBD供肝移植比,接受DCD或DBCD供肝移植也不增加术后早期并发症的发生.

肝脏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根治手段,近年来随着中国公民捐献与移植手术技术及免疫抑制剂等进展,肝移植发展迅速,已成为各种不可逆急性和慢性肝衰竭的标准治疗方案.高质量的供肝是肝移植成功的重要先决条件[1,2].自2015年1月1日起,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心脏死亡或脑死亡供体均不可避免经历更长的热缺血损伤,合并有更复杂的病变,对低温损伤更为敏感,这是制约肝移植疗效的重要因素.因此亟待制定相关质量控制标准,以确保供体肝脏获取工作更规范、有效、安全地开展.有鉴于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多家移植中心的经验,并借鉴国外的标准[3,4],制定了供体肝脏质量控制标准,重点阐述供体维护、器官获取及器官保存等内容.

肾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病的最有效方法,但供体器官的严重短缺一直是阻碍肾移植发展的最大障碍.随着2015年以来我国器官移植尸体供体完全转变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例数稳步增长,更多的患者得到救治.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因供体高龄、原有系统性疾病等因素导致供肾质量存在差异,而移植前的供肾病理学诊断是一项重要评估方法.本文综述了供肾病理学评估的活组织检查时机、活组织检查方法、病理学标本处理技术和目前国际上采用的组织病理学评估标准,以供大家参考,籍此希望我国更多的移植中心针对目前器官移植的实际情况对此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目的 评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肝移植的临床效果、术后胆道并发症发生率及存活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0月到2015年6月实施的169例DCD供肝移植的临床资料,移植物和受者的存活情况,以及术后胆道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术后总体胆道并发症发生率为8.28％(14/169).缺血性胆道病6例,发生率为3.55％(6/169).其中脑死亡器官捐献37例,胆道并发症发生率为8.11％(3/37),缺血性胆道病1例,发生率为2.70％;心脏死亡器官捐献132例,胆道并发症发生率8.33％(11/132),缺血性胆道病5例,发生率为3.79％.脑死亡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受者之间胆道并发症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受者术后1、2和3年存活率分别为94.5％、89.2％和83.7％,移植物存活率分别为94.5％、86.5％和81.1％;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受者术后1、2和3年存活率分别为93.9％、88.6％和83.3％,移植物存活率分别为91.7％、86.4％和80.3％.二者间受者和移植物存活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热缺血时间平均为13.59min.冷缺血时间平均为3.32 h.结论 DCD供者供肝移植效果良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者供肝移植术后总体胆道并发症发生率及缺血性胆道病发生率与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供肝移植接近.

目的 探讨肝移植术后远期胆道并发症的供者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140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供者供肝移植的临床资料.观察肝移植术后远期胆道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及其与供者临床指标的关系.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术后远期胆道并发症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 肝移植术后远期胆道并发症发生率为9.29％(13/140),其中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者组发生率为9.68％ (6/62),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组发生率为8.97％(7/78),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263).单因素分析显示,脑血管意外病因、温缺血时间、脂肪肝、心肺复苏史、获取前多巴胺剂量、低蛋白血症与术后远期胆道并发症有相关性.多因素分析(剔除热缺血时间)显示,供肝温缺血时间(相关系数=1.106,95％可信区间为1.034～1.181;P＜0.05)、脂肪肝(相关系数=5.319,95％可信区间为1.020～27.752;P＜0.05)、获取前多巴胺使用剂量(相关系数=1.279,95％可信区间为1.021～1.601;P＜0.05)是术后远期胆道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胆道并发症是肝移植术后远期主要并发症之一.温缺血时间、脂肪肝和获取前多巴胺剂量是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需严格把控.

随着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的推广,扩展了供者器官来源,使得更多终末期肝病患者得到了救治.我国依据前期的探索经验并参照国际分类,将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tizen death,DCD)分为三大类[1],指导并极大推动了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随着移植事业和社会观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家深刻认识到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者器官移植的不足,特别是移植物质量问题导致的术后并发症,甚至危及受者生命.

肾移植是目前终末期肾病有效治疗手段之一,二十世纪初欧美学者开始对肾移植的临床应用进行研究,1954年Murray医生在一对同卵双胞胎之间成功完成首例同种异体肾移植术.相较于国内众多的终末期肾病患者人数,每年仅能完成约5000例的肾移植,远远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1].为扩大供者来源,中国自2010年开始启动心脏死亡器官捐赠(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并于2015年1月宣布取消使用传统死囚器官,DCD已成为目前我国器官供体的主要来源[2].截至2017年12月24日,中国大陆已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15 011例,捐献大器官41 509个,器官捐献者志愿登记人数超过373 536万人[3].然而,与活体器官捐献(Living Related Donor,LRD)以及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Brain after Death,DBD)相比,DCD供体的一般情况相对较差,所获取的器官常经历较长的热缺血时间.因此,系统评估DCD供受体的基本情况、供肾的获取、灌注及供肾的保存等一系列因素对DCD供肾的影响,将有助于提高肾移植术后患者及移植物的存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