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规范体外膜肺氧合在我国遗体捐献供肾保护中的应用，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国内多个学科相关领域专家，参考《体外膜肺氧合在中国公民逝世后捐献供器官保护中的应用专家共识(2016版)》《体外膜肺氧合用于尸体供器官保护的技术操作规范(2019版)》及国内外已发表的文献和指南，制订了《体外膜肺氧合在遗体捐献供肾保护中的应用指南》，新版指南提出13个临床问题，并根据现有证据给出推荐意见。

随着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大力推广、边缘性供肝的使用增加、肝癌肝移植适应证的不断拓展，辅助性肝移植、儿童肝移植、腹腔镜肝移植、磁吻合肝移植、无缺血肝移植等技术的创新，我国肝移植的手术例数、患者生存率和移植物存活率均不断提高，并发症发生率逐渐降低，已达到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新的发展背景下，我国肝移植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移植受者基础疾病的变化及肿瘤学分类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移植人群，并对肝移植提出新的要求。而类器官、异种移植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出现，为肝移植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未来肝移植的发展，将不再局限于患者生存率和移植物存活率，而会更加重视移植术后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

回顾性分析接受存在供者来源感染边缘供者、行胰肾联合移植(simultaneous pancreas and kidney transplantation，SPK)并出现移植肾急性细胞/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1例受者的临床资料，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时代SPK的开展积累经验。

目的:分析比较符合米兰标准、UCSF标准、杭州标准的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切除术后肿瘤复发患者肝移植术后的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0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tizen death，DCD)肝移植的256例HC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行初期肝移植175例(PLT组)，挽救性肝移植81例(SLT组)。采用 t检验、秩和检验或 χ2检验比较两组受者的一般资料、肿瘤病理特征、术后并发症等，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受者的术后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rate，OS)和无复发生存率(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ate，RFS)。SLT组符合米兰标准者31例(米兰标准组)、符合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标准者45例(UCSF标准组)、符合杭州标准者69例(杭州标准组)，比较三组受者的OS和RFS。按肝移植术前是否接受降期/桥接治疗，将SLT组受者再分为降期治疗组(32例)和未降期治疗组(49例)，比较两组受者的OS和RFS。按RESCIT 1.1标准，将接受降期治疗的32例SLT组受者分为缓解组(14例)和未缓解组(18例)，比较两组术后的OS和RFS。 结果:PLT组与SLT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439.5±74.9)min和(475.1±83.4)min，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两组术中出血量、输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PLT组和SLT组OS和RF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米兰标准、UCSF标准、杭州标准三组SLT受者术后1、3、5年OS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米兰标准组受者术后1、3、5年RFS分别为93.5%、81.7%、81.7%，显著优于UCSF标准组的68.9%、59.7%、59.7%及杭州标准组的78.3%、58.8%、55.5%，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接受术前降期治疗的SLT组受者中，缓解组术后1、3、5年OS(100%、73%、73%)和RFS(100%、62.5%、46.9%)均优于未缓解组1、3、5年OS(83.3%、49.4%、0)和RFS(52.9%、0、0)，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肝癌肝切除术后复发患者行挽救性肝移植可获得与初期肝移植受者相近的生存预后。符合米兰、UCSF、杭州标准的挽救性肝移植受者总生存时间相近。符合米兰标准的肝移植受者无复发生存时间最长。SLT受者术前降期治疗后缓解者的预后优于未缓解者。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肝移植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收治的147例行DCD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09例，女38例；年龄为（46±12）岁。所有受者行DCD肝移植。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肝移植后肝动脉并发症发生情况。（3）肝移植后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供者相关影响因素分析。（4）肝移植后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受者相关影响因素分析。（5）随访情况。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受者术后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6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单因素分析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分析。采用Kaplan-Meier方法计算累积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 结果:（1）手术情况：147例受者中，行经典原位肝移植108例，行原位背驮式肝移植39例。147例受者手术时间为（458±101）min。（2）肝移植后肝动脉并发症发生情况：147例受者中，4例发生肝动脉并发症，其中3例为肝动脉栓塞，1例为肝动脉狭窄；并发症发生时间为肝移植后（5±2）d。（3）肝移植后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供者相关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动脉粥样硬化、脂肪肝、动脉变异不是影响肝移植后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供者相关因素（ P>0.05）。（4）肝移植后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受者相关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受者肝动脉血流不足是影响肝移植后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10.13，95%可信区间为1.05~97.42， P<0.05）。（5）随访情况：147例受者中，146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77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4个月。146例受者1年累积生存率为92.2%。 结论:受者肝动脉血流不足是影响DCD肝移植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高钠供肝肝移植对受者预后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1年6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收治的125对行DCD肝移植供者及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供者男93例，女32例；受者男92例，女33例；年龄为48（41，55）岁。125例受者根据供肝末次血清钠离子水平分组，9例供肝钠离子水平≥170 mmol/L设为第1组（极高钠），33例供肝钠离子水平≥150 mmol/L且<170 mmol/L设为第2组（中度高钠），83例供肝钠离子水平<150 mmol/L设为第3组（正常钠）。观察指标：（1）术后恢复情况。（2）随访情况和生存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重复测量资料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采用Pearson χ2检验或Fisher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1）术后恢复情况。第1组受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碱性磷酸酶（ALP）、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白蛋白（Alb）、肌酐（Cr）术后第1天至第14天变化情况分别为（736±972）IU/L~（75±46）IU/L、（1 290±1 651）IU/L~（38±20）IU/L、（102±98）μmol/L~（33±11）μmol/L、（66±34）IU/L~（104±54）IU/L、（19.9±3.3）s~（11.3±1.0）s、1.76±0.31~1.00±0.08、（34±5）g/L~（38±3）g/L、（91±41）μmol/L~（76±19）μmol/L，第2组受者上述指标变化情况分别为（505±377）IU/L~（48±46）IU/L、（855±727）IU/L~（24±17）IU/L、（64±42）μmol/L~（32±22）μmol/L、（68±51）IU/L~（91±46）IU/L、（16.8±3.5）s~（11.9±1.2）s、1.47±0.30~1.04±0.09、（33±4）g/L~（40±5）g/L、（106±32）μmol/L~（97±27）μmol/L，第3组受者上述指标变化情况分别为（637±525）IU/L~（65±60）IU/L、（929±1 193）IU/L~（33±27）IU/L、（66±48）μmol/L~（33±36）μmol/L、（64±28）IU/L~（125±64）IU/L、（17.2±4.7）s~（13.3±12.8）s、1.51±0.42~1.05±0.13、（35±6）g/L~（39±4）g/L、（105±44）μmol/L~（94±40）μmol/L。整体效应结果显示：3组受者肝移植后TBil变化趋势（时间效应、组间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组间=5.42， F时间=22.78， F交互=3.85， P<0.05）。3组受者肝移植后ALT、AST、ALP、PT、INR、Alb、Cr时间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50.17，36.24，19.24，10.55，59.61，41.94，10.82， P<0.05）。（2）随访情况和生存分析。125例受者均获得随访。第1组受者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EAD）、术后1年移植肝衰竭、术后1年胆道并发症、术后1年血管并发症、术后1年排斥反应分别为2、1、0、0、0例，第2组受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1、3、0、1例，第3组受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0、8、20、1、6例，3组受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 =1.58，0.60，5.19，1.62，0.97， P>0.05）。第1组受者移植肝1、3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100.00%、100.00%；第2组上述指标分别为94.74%、77.16%；第3组上述指标分别为91.57%、89.30%；3组受者移植肝累积存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 =2.69， P>0.05）。第1组受者1、3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100.00%、100.00%，第2组上述指标分别为93.74%、77.16%，第3组上述指标分别为89.40%、86.00%，3组受者累积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1.94， P>0.05）。 结论:高钠供肝可用于DCD肝移植。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最有效的手段，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是我国移植器官的唯一来源。在临床实践中，移植器官保护技术对提升移植器官质量，改善移植预后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及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科学委员会组织专家，基于国内外移植器官保护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根据牛津循证医学证据分级和证据评价与推荐意见分级、制定和评价推荐意见系统，针对肝脏、肾脏、胰腺、小肠、心脏、肺脏移植器官编写了《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16年）》 ［1］。在国家肝脏移植注册中心、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国家人体捐献器官获取质控中心、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研究中心及国家肝脏移植质控中心的支持下，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器官移植及器官保护临床实践与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形成《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22中文版）》（简称共识）。本版共识重点更新了相关器官获取、保存、转运、质量评估在临床实践中的技术进展及相应循证医学研究证据。此外，还增加了包括以肢体移植为主的复合组织移植的内容。本版共识中的器官保护策略旨在促进临床器官移植工作科学、规范的开展。

随着外科技术的进步、围手术期处理的改进和新型免疫抑制药物的应用，小肠移植已经成为慢性肠衰竭的重要治疗方法之一。国际上，绝大多数小肠移植供体为逝世后捐献，活体捐献仅占2%。活体小肠移植是将健康捐献者的一部分小肠移植给受者，捐献者一般为直系亲属。根据国际小肠康复和移植协会数据，全球活体小肠移植数量尚不足100例。初步结果显示，活体小肠移植具有急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低、免疫抑制剂用量少、病毒等机会性感染和移植物抗宿主病并发症少等优势，器官和患者存活率至少等于或优于逝世后捐献小肠移植。在我国，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数量严重不足，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适合儿童小肠移植的供者匮乏。因此，活体小肠移植越来越成为慢性肠功能衰竭患者的重要治疗选项。

目的:探讨胸腹腔器官簇联合切取技术的操作方法及其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2月至2021年8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移植医学中心完成的50例胸腹腔器官簇联合切取的临床资料。供者均为公民逝世后国际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献（DBD），男性47例，女性3例，年龄（34.8±12.3）岁（范围：5~55岁），住院时间［ M（IQR）］4（4）d（范围：2~43 d），气管插管时间4（2）d（范围：1~43 d）。取经胸骨正中及腹部大“十”字切口，分别建立各靶器官的灌注管路后同期进行冷灌注，以膈肌为界，以器官簇为单位进行联合灌注及切取。现场完成心、肺分离后分别送往移植医院，腹部器官簇则直接保存送回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进一步分离和修整。 结果:共获取心脏21个，肺脏47对，肝脏49个，肾脏47对，胰腺11个，切取时间（32.6±6.5）min（范围：19~50 min），无热缺血时间，未出现影响器官质量和功能的手术副损伤。顺利完成心脏移植17例，心肾联合移植2例，双肺移植43例，单肺移植6例，肝移植41例，肝胰十二指肠器官簇联合移植1例，肝肾联合移植3例，胰肾联合移植9例，肾移植74例。结论:对DBD供者进行胸腹腔器官簇同期灌注、联合切取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

显微外科技术是一名合格外科医师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然而由于各种条件限制，目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尚不能对显微外科教学作出统一要求，应鼓励各基地"因地制宜"开展显微外科教学。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在临床实践中充分利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肝修整手术，循序渐进地针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开展显微外科教学，包括理论知识讲授与实践操作训练，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