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术后患者血清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物-2(TIMP-2)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7(IGFBP7)对术后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设计，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10月宁波大学附属李惠利医院收治的DCD肾移植患者。纳入标准：①数据资料完整；②术后早期未发生影响移植肾功能的严重并发症。排除标准：①数据资料不完整；②患者不能或不愿配合研究；③术后早期发生影响移植肾功能的严重并发症。用ELASE法定量检测患者肾移植术后6、12、24、48、72 h以及术后7 d的血清TIMP-2和IGFBP7水平，监测同期及术后21 d血肌酐值。根据DGF的发生情况，分析不同时间点TIMP-2和IGFBP7测量值以及二者乘积(TIMP-2×IGFBP7)对肾移植术后发生DGF的预测能力。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UC)评价TIMP-2和IGFBP7对DGF的诊断效能。结果:共纳入33例患者，DGF组7例(21.2%)，非DGF组26例(78.8%)，两组的性别(男/女：3/4例与10/16例)、年龄[48(34～56)岁与45(23～61)岁]、供体肾小球滤过率[98.5(15.8～132.5)ml/(min·1.73m 2)与79.1(60.6～102.5)ml/(min·1.73m 2)]、术前肌酐[1 114.0(731.4～1 293.0)μmol/L与858.4(657.6～1 051.9)μmol/L]、术前尿素氮[15.0(13.2～19.6)mmol/L与17.3(13.6～20.9)mmol/L]、术前白蛋白[43.5(38.5～45.3)mmol/L与41.2(37.5～46.1)mmol/L]、透析方式(血透/腹透：3/4例与9/17例)、术中热缺血时间[6(5～7)min与5(4～6)mi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DGF组血清IGFBP7、TIMP-2×IGFBP7值在各个时间点均高于非DGF组( F＝15.753， P＝0.040； F＝13.000， P＝0.024)，而两组间血清TIMP-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157， P＝0.075)。对DGF的诊断价值，血清IGFBP7在术后48 h的AUC为0.863(95% CI 0.696～1.000， P＝0.004)，以5.97 ng/ml为界值时，敏感性为85.7%，特异性为80.8%；TIMP-2×IGFBP7在术后48 h的AUC为0.819(95% CI 0.641～0.996， P＝0.011)，以62.06(ng/ml) 2为界值时，敏感性为71.4%，特异性为80.8%；两者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DGF组术后7 d血清IGFBP7与肌酐动态变化曲线存在差异，且术后7 d血清IGFBP7与术后21 d肌酐值成正相关( r＝0.808， P<0.05)。 结论:血清IGFBP7和TIMP-2×IGFBP7能够较准确、敏感地早期预测DCD供肾术后DGF的发生，预测价值随时间变化，以术后48 h和术后7 d最有价值。血清TIMP-2无预测价值。

目的:评价移植前活检联合肾脏灌注运输器(Lifeport)对移植肾近期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对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于东部战区总医院行肾移植手术的34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者移植前活检组织病理学资料、Lifeport参数和受者术后3个月内的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进行分析，观察组织病理学指标和Lifeport参数与术后3个月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的关系和对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预测价值。结果:术后发生DGF 13例，占38.2%。DGF组供肾获取时血肌酐以及Lifeport低温机械灌注(HMP)后0.5、1、2、4 h的阻力指数(RI)显著高于非DGF组，其中RI以HMP 4h时两组差异最显著。组织学方面，DGF组急性肾小管损伤(ATI)评分较非DGF组高，而Remuzzi评分两组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移植术后3个月时的eGFR与HMP 4h时的RI以及Remuzzi评分之间具有相关性(RI： r＝-0.48， P<0.001；Remuzzi评分：ρ＝-0.42， P＝0.01)，而与ATI评分之间相关性没有统计学意义。另外，Lifeport HMP 4 h的RI联合ATI评分可以将预测DGF的敏感度提高至100%(95% CI：75.3%～100%)，特异度提高至90.5%(95% CI：69.6%～98.8%)。 结论:DGF组供肾获取时血肌酐、Lifeport RI以及ATI评分显著高于非DGF组，而移植术后3个月时的eGFR与Lifeport RI以及Remuzzi评分之间具有相关性；ATI评分与Lifeport灌注4 h的RI联合可以提高DGF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目的:总结和探讨儿童肝移植术后淋巴增殖性疾病的诊治要点。方法:对2013年6月至2019年8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收治的12例肝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PTLD)儿童受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发病特点、病理特征、治疗方案及转归情况进行整理分析。结果:12例受者中10例原发病为胆道闭锁，1例为隐源性肝硬化，1例为尿素循环障碍。11例行亲属活体肝移植术(LDLT)，1例接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术后均采用他克莫司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所有儿童受者均经病理明确诊断，6例为PTLD传单样病变，1例为滤泡增生型PTLD，1例为多形性PTLD，2例为Burkitt淋巴瘤，1例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1例为经典霍奇金淋巴瘤。发病时间为术后11.5个月(5～32个月)。临床表现主要包括发热、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贫血、黄疸、腹泻、腹痛、肠梗阻和肠穿孔。12例儿童受者的血液EBV-DNA水平均为阳性。治疗措施主要包括减少或停用免疫抑制剂，11例接受抗CD20单抗(利妥昔单抗)治疗，4例接受了化学药物治疗(R-CHOP，ABVD，COPP/ABV方案)，1例联合放射治疗。2例儿童受者因肠穿孔行手术治疗。11例经治疗达到完全缓解，好转出院并规律随访。1例因PTLD复发死亡。结论:EBV-DNA的监测和影像学检查有助于PTLD的早期诊断，根据不同的病理分型采用减低免疫抑制剂、抗CD20单抗、手术、化疗和放疗等治疗可以改善儿童肝移植受者的预后。

目的:分析临床路径管理对合并严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CD）供肝原位肝移植，对术后重大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术后病死率等预后参数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2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行DCD供肝成年人原位肝移植患者临床资料359例，纳入术前行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患者60例，将纳入患者分为严重冠心病组（13例）和非严重冠心病组（47例），采取不同的临床路径管理方法，比较两组患者基线人口学特征、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术前心功能、肾功能、终末期肝病分类，术前生化指标，术中热缺血时间、门静脉阻断时间、腔静脉阻断时间及术中低血压发生率等围手术期指标，术后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病死率等。结果:两组患者人口学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前肌钙蛋白I（troponin I, TnI）均在正常范围，但严重冠心病组患者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术前严重冠心病组乳酸水平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其余基线数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前血压、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中热缺血时间、门静脉阻断时间、腔静脉阻断时间、低血压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严重冠心病组ALT及AST明显低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术后其余指标如血压、心率、TnI和乳酸水平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后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严重冠心病组MACE发生率明显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 结论:合并严重冠心病并非DCD原位肝移植术手术禁忌，但术后MACE发生率显著增加，优化临床路径管理是改善这类患者临床结局的核心。

目的:分析<2个月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肝在婴幼儿肝移植中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6月至2015年6月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行肝移植的35例婴幼儿资料。其中，男21例，女14例；年龄范围为4～31个月；胆道闭锁33例，Caroli病1例，Alagille综合征1例。35例患儿的供肝由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分配后获得，其中男21例，女14例，年龄范围为0.5～60.0个月，体重范围为3～18 kg。根据供体年龄将患儿分为两组，其中<2个月龄组(LT组)12例，≥2个月龄组(OT组)23例。收集所有患儿的住院资料、供者资料和随访信息。比较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发生率，Kaplan-meier法分析两组患儿的生存情况。结果:比较两组患儿和供者的资料，发现患儿的身高、体重，术后即刻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总胆红素(TBIL)；供者的身高、体重及供肝质量、移植物受体体重比(graft to recipient weight ratio，GRWR)在两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LT组中，肝动脉栓塞3例，门静脉狭窄1例，胆道并发症1例，术后肺感染3例，无急性排斥反应和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感染，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1例。OT组中，肝动脉栓塞21.7%(5/23)，门静脉狭窄26.1%(6/23)，胆道并发症13.0%(3/23)，术后肺感染34.8%(8/23)，急性排斥反应17.4%(4/23)，EBV感染34.8%(8/23)，CMV感染39.1%(9/23)。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LT组患儿1、3、5年累积生存率均为91.7%，OT组患儿1、3、5年累积生存率均为91.3%；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 P>0.05)。 结论:<2个月龄DCD供肝可用于婴幼儿肝移植，不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受者可获得满意远期生存。

目的:通过建立大鼠心死亡供肾常温机械灌注(normothermic mechanical perfusion，NMP)模型，探讨空气氧合NMP和氧气氧合NMP对心死亡供肾损伤修复的影响。方法:取12只12~14周龄的健康雄性SD大鼠，建立大鼠心脏死亡供体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模型。大鼠肾脏在热缺血损伤30 min并冷保存8 h后，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使用氧气氧合NMP(O组，6只)、空气氧合NMP(A组，6只)2 h。另取相同数量大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平分为开腹即获取肾组织的假手术组(C组，6只)和心死亡后仅静态冷保存8 h的心死亡肾脏静态保存组(SCS组，6只)作为O组和A组的对照。微板法检测肾灌注液损伤指标肌酐(Cr)、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和乳酸脱氢酶(LDH)水平变化，HE染色评定肾组织中肾损伤指标，免疫组织化学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髓过氧化物酶(MPO)、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表达，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TNF-α和IL-6水平，硫代巴比妥酸和WST-8法测定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含量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采用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组间变量的差异。 结果:氧气氧合NMP体系(O组)的肾动脉处灌注液氧分压为(576.3±68.2)mmHg，空气氧合NMP体系(A组)氧分压为(137.0±39.1)mmHg，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HE染色结果显示，SCS组、O组和A组的病理损伤评分分别为(7.0±0.1)分、(5.0±0.9)分和(2.5±0.5)分，SCS组肾损伤评分显著高于后两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组评分亦较O组显著降低，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P<0.05)。O组供肾NMP前后灌注液的△Cr、△AST、△LDH分别为(43.9±52.8)μmol/L、(532.3±52.8)U/L和(9998.0±2014.4)U/L，A组上述指标分别为(12.6±3.5)μmol/L、(49.1±50.4)U/L和(1477.0±810.4)U/L，均较O组显著降低，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O组灌注后肾组织中MDA含量和SOD活力分别为(0.192±0.018)mmol/g和(0.6±0.3)×10 3 U/g，A组为(0.162±0.023)mmol/g和(1.7±0.4)×10 3 U/g；O组TNF-α和IL-6水平分别为(124.376±19.635)ng/g和(4.038±1.026)×10 3 ng/g，A组为(89.331±13.123)ng/g和(1.774±0.518)×10 3 ng/g。与O组相比，A组肾组织中MDA含量及TNF-α和IL-6水平降低、SOD活力升高，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半定量分析结果显示，A组MPO和ICAM-1组织表达均较O组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大鼠空气氧合NMP，可有效模拟肾灌注氧气压力的生理状态，降低氧化应激和炎症损伤，更有利于DCD供肾缺血损伤的修复。

目的:分析慢性肾脏病患儿进行二次肾移植的临床特点和预后，总结优化治疗方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20年12月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肾脏科11例行二次肾移植的慢性肾脏病患儿的一般资料、原发病诊断、移植肾情况及随访情况等临床资料。结果:11例接受二次肾移植的患儿中男6例、女5例，初诊慢性肾脏病年龄为11.9（7.4，13.3）岁。第1次肾移植年龄13.9（11.1，15.2）岁，第1次肾移植前透析时长22.1（3.5，36.5）个月。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10例（≤12月龄供肾9例，其中5例接受整块肾移植；1~3岁供肾1例）、亲体供肾1例。10例于术后1个月内发生移植物失功，另1例发生于术后5个月，失功原因包括血栓形成9例、排斥1例和原发性移植肾无功能1例。11例患儿均经过透析治疗（7例腹膜透析、4例血液透析）等待后成功完成二次肾移植，两次移植间隔时长为210（16，1 041）d。第2次肾移植年龄14.7（11.7，16.2）岁，均接受3岁以上DCD供肾。二次肾移植术后随访（42±15）个月，二次肾移植后末次随访时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为（85±34）ml/（min·1.73 m 2），移植肾均未失功，移植肾受者均存活。 结论:儿童二次肾移植可获得较好的效果，在儿童第1次肾移植失败后给予透析过渡方案，3岁以上DCD供肾可有效保证二次肾移植成功率。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继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SACI)的临床特点及诊治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3月至2019年11月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收治的肾移植术后初步诊断继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的12例受者临床资料(观察组)，同时随机数字法选取同期住院复查10例健康受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的一般资料及清晨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和醛固酮水平。结果:观察组男性8例，女性4例，年龄为(43.67±8.81)岁；发生SACI时间在移植后30 d内6例(50.0%)，移植后30～90 d内3例(25.0%)；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9例(75.0%)，二次肾移植3例(25.0%)，口服免疫抑制剂方案均采用小剂量激素为基础的三联或四联方案；观察组平均eGFR为(54.08±20.03) ml/min。例1发生肾上腺危象，例4仅有乏力症状，其余受者均无主观不适症状；12例均存在顽固高钾血症及低钠血症；所有受者上午8点血浆皮质醇水平均低于正常值，为(62.24±24.16) mmol/L；上午8点血浆ACTH的测定发现7例(58.33%)低于正常值，其余5例略高于正常值下限。观察组上午8点血浆皮质醇平均水平低于对照组(141.34±26.28) n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349， P<0.001)；观察组上午8点ACTH水平为(1.08±0.515) pmol/L，低于对照组(2.53±1.06) p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178， P<0.001)；两组醛固酮立、卧位水平均正常，均值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在静脉给予氢化可的松治疗后所有受者获得满意疗效。 结论:应警惕肾移植受者术后SACI，血清钾和钠的水平可能是SACI的预测指标。

目的:探讨胸腹腔器官簇联合切取技术的操作方法及其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2月至2021年8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移植医学中心完成的50例胸腹腔器官簇联合切取的临床资料。供者均为公民逝世后国际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献（DBD），男性47例，女性3例，年龄（34.8±12.3）岁（范围：5~55岁），住院时间［ M（IQR）］4（4）d（范围：2~43 d），气管插管时间4（2）d（范围：1~43 d）。取经胸骨正中及腹部大“十”字切口，分别建立各靶器官的灌注管路后同期进行冷灌注，以膈肌为界，以器官簇为单位进行联合灌注及切取。现场完成心、肺分离后分别送往移植医院，腹部器官簇则直接保存送回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进一步分离和修整。 结果:共获取心脏21个，肺脏47对，肝脏49个，肾脏47对，胰腺11个，切取时间（32.6±6.5）min（范围：19~50 min），无热缺血时间，未出现影响器官质量和功能的手术副损伤。顺利完成心脏移植17例，心肾联合移植2例，双肺移植43例，单肺移植6例，肝移植41例，肝胰十二指肠器官簇联合移植1例，肝肾联合移植3例，胰肾联合移植9例，肾移植74例。结论:对DBD供者进行胸腹腔器官簇同期灌注、联合切取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患者应用含他克莫司（TAC）免疫抑制方案治疗早期发生泌尿系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其预警价值。方法:收集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10月30日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且术后应用TAC+吗替麦考酚酯+甲泼尼龙三联免疫抑制方案治疗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提取患者相关临床资料，根据服用TAC 1个月内是否发生泌尿系感染将患者分为感染组和无感染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特征，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泌尿系感染的危险因素，计算比值比（ OR）及其95%置信区间（ CI）。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危险因素对泌尿系感染发生风险的预警价值。 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56例，男性208例，女性48例；年龄34（29，42）岁，范围18~66岁；体重指数22.9（20.4，25.4）kg/m 2，范围13.9~34.4 kg/m 2；肾供体来源于亲属者163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者93例。256例患者中发生泌尿系感染者56例（无症状菌尿32例，有症状的泌尿系感染24例），发生率为21.9%。2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重、体重指数、原发疾病、合并疾病、肾供体来源、术后住院时间、留置导尿管及输尿管支架时间、术后并发症、术后合并其他感染、实验室检查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感染组患者服用TAC第7、14、21天血药谷浓度均高于无感染组[9.7（8.4，13.5）μg/L比8.0（6.3，9.8）μg/L， P<0.001；9.4（7.6，11.0）μg/L比8.0（6.3，9.8）μg/L， P=0.002；9.2（7.6，11.1）μg/L比8.2（6.3，9.8）μg/L， P=0.002]。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服用TAC第7天血药谷浓度高（ OR=1.815，95 %CI：1.332~2.474， P<0.001）是肾移植术后患者早期发生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服药第7天TAC血药谷浓度ROC曲线下面积为0.704（95 %CI：0.626~0.782），截断值为8.35 μg/L（敏感度76.8%，特异度53.5%）。按截断值将患者分为2组，>8.35 μg/L组和≤8.35 μg/L组泌尿系感染发生率分别为31.4%（43/137）和20.6%（13/1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5.603， P<0.001）。 结论:服药第7天TAC血药谷浓度高是肾移植术后患者发生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其警戒值为8.35 μg/L，对肾移植术后早期泌尿系感染的发生有一定预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