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移植是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我国器官供需不平衡问题突出，如何有效拓展供肝来源是目前移植界的主要研究方向。作者团队综合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前沿学术成果及临床经验，基于生物-医学-工程交叉融合的新视域，从边缘性供肝多渠道拓展、移植外科技术多维度创新及异种器官替代多元化探索等方面，系统阐述了目前供肝池拓展的主要策略，以期推动大队列构建、大数据融合及高质量的前沿研究，实现理论创新和临床转化，促进我国肝移植事业高质量发展。

目的:探讨肝脏移植术中大量输血的影响因素，并建立大量输血的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2018年度肝脏外科同一肝移植小组进行的103例肝移植受者资料，根据受者术中红细胞输注量分为大量输血组(≥12 U)40例和非大量输血组(<12 U)63例，比较分析两组受者的一般情况和术前指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得出肝移植术中大量输血的预测模型。结果:大量输血组和非大量输血组在性别、年龄、血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术前诊断、血红蛋白(Hb)、血细胞比容(HCT)、血小板计数(PL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凝血酶原时间(PT)、部分活化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血清总胆红素(TBIL)、血清直接胆红素(DBIL)、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等指标与术中大量输血存在相关性( P<0.05)。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肝移植术中大量输血的预测模型为Y＝3.545-0.112×HCT-0.009×PLT＋0.005×DBIL。其预测值经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曲线分析得出曲线下面积为0.813，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0.0%和71.4%，约登指数(Youden's index)为0.514，即Y≥0.514时则可能发生术中大量输血。 结论:肝移植受者术前HCT、PLT和DBIL可以作为术中大量输血的独立预测因素，其预测模型有较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目的:探讨慢性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流行概况、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及预后。方法:采用多中心、开放、回顾、非干预性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根据入选标准纳入中国308家医院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住院治疗的DILI患者。收集患者的病历资料，将DILI患者分为慢性和急性2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及实验室特征和预后，分析2组患者的可疑致病药物，采用logistic回归对慢性DILI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共25 927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急性DILI（急性组）22 556例（87.0%），慢性DILI（慢性组）3 371例（13.0%）。与急性组比较，慢性组患者女性更多见，年龄更高，有肝病史者更多，从服药至发现肝损伤的时间更长，消化系统症状（包括食欲不振、腹胀、恶心、呕吐等）、疲乏、黄疸、瘙痒、肝区疼痛/不适、出血倾向者更多，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总胆红素和国际标准化比值更高，而血清白蛋白和血小板计数更低，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15分者占比更高，全因病死率和肝病相关死亡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比值比（ OR）=0.76，95%置信区间（ CI）：0.69~0.83]是慢性DILI的保护因素，而既往肝病史（ OR=2.00，95% CI：1.82~2.19）和低白蛋白血症（ OR=0.96，95% CI：0.95~0.96）是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研究时段308家医院DILI住院患者中慢性DILI占比为13.0%。与急性DILI比较，慢性DILI患者年龄更高，女性患者更多，肝损伤更严重，预后较差；其中女性、有肝病史和低白蛋白血症是发生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第九届全国病毒性肝炎慢性化重症化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学术会议于2019年3月7日至9日在重庆市召开。本次会议特邀专家60余位，300位专家和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就慢性乙型肝炎慢性化和重症化机制及其防治、新药研发、HBV相关肝细胞癌、肝衰竭、丙型肝炎、罕见少见肝病、脂肪肝、非酒精性肝病、终末期肝病、肝性脑病、肝病免疫代谢，以及肝癌靶向药物等热点和难点等问题进行交流，分享和总结了临床和基础实践成果。

目的:探讨肝硬化患者发生显性肝性脑病(OHE)的危险因素，并明确肌少症对OHE的影响。方法:基于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建立的肝硬化队列，选择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山东省立医院3个中心诊断为肝硬化并接受上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的480例患者。以第三腰椎骨骼肌指数(L3-SMI)男性<44.77 cm 2/m 2、女性<32.50 cm 2/m 2作为肌少症诊断标准。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特征资料，包括基线期病史、年龄、血清总胆红素、天冬氨酸转氨酶(AST)、γ－谷氨酰转肽酶(GGT)、血清白蛋白、血清钠、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等实验室检查指标，以及肝功能Child-Pugh评分、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等。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秩和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肝硬化患者发生OHE的独立危险因素，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肌少症对肝硬化OHE发生率的影响。 结果:随访2年发现，OHE发生率为16.2%(78/480)。OHE患者的年龄、血清总胆红素水平、AST、GGT、PT、INR、Child-Pugh评分、MELD评分均高于未发生OHE者[(59.67±10.30)岁比(53.41±12.06)岁、35.25 μmol/L(20.10 μmol/L, 60.53 μmol/L)比22.70 μmol/L(15.10 μmol/L, 35.20 μmol/L)、40.00 U/L(27.25 U/L，61.00 U/L)比33.00 U/L(24.75 U/L，47.00 U/L)、52.50 U/L(26.25 U/L，86.75 U/L)比34.50 U/L(22.00 U/L，73.00 U/L)、(17.71±3.52) s比(15.50±2.98) s、1.50±0.34比1.31±0.29、(8.95±2.19)分比(7.20±1.94)分、(13.56±4.42)分比(11.42±3.92)分]，血清白蛋白、血清钠、血小板计数均低于未发生OHE者[(29.72±5.55) g/L比(33.19±5.89) g/L、139.00 mmol/L(136.00 mmol/L, 142.00 mmol/L)比140.00 mmol/L (138.00 mmol/L，142.00 mmol/L)、60.00×10 9/L(43.75×10 9/L，90.25×10 9/L)比80.00×10 9/L(56.00×10 9/L，131.00×10 9/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77， Z＝－4.10、－3.13、－2.24， t＝－5.19、－4.71、－6.57、－3.98、4.99， Z＝2.44、3.48；均 P<0.05)。OHE患者基线期合并腹水、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的比例，以及肌少症者的比例均高于未发生OHE者[82.1%(64/78)比63.7%(256/402)、41.0%(32/78)比3.5%(14/402)、5.1%(4/78)比1.0%(4/402)、14.1%(11/78)比2.5%(10/402)、37.2%(29/78)比19.7%(79/402)]，L3-SMI低于未发生OHE者[(43.14±8.97) cm 2/m 2比(46.29±8.49) cm 2/m 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9.11、101.97、4.52、18.38、10.53， t＝2.86；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血小板计数( OR＝0.995，95%置信区间0.991~1.000， P＝0.038)、L3-SMI( OR＝0.959，95%置信区间0.922~0.997， P＝0.035)和肝性脑病( OR＝14.724，95%置信区间6.741~32.161， P<0.001)均是肝硬化患者发生OHE的独立影响因素。合并肌少症的肝硬化患者OHE发生率高于未合并肌少症者[26.9%(29/108)比13.2%(49/3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53， P＝0.001)。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合并肌少症的肝硬化患者更易发生OHE( P<0.001)。 结论:肌少症与OHE密切相关，且是肝硬化患者发生OHE的独立预测因子。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是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进展为肝硬化、肝细胞癌等终末期肝病的重要环节，严重危害人类健康。NASH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肝实质细胞和肝窦内皮细胞、枯否细胞、肝星状细胞等非肝实质细胞（NPCs）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为进一步了解NPCs在NASH中的作用，现对NPCs在NASH发病机制中的相关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研究肝硬化合并细菌性肺炎患者病原菌学、抗菌药物优选方案及其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收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肝病科肝硬化患者324例资料，其中合并细菌性肺炎217例，对比分析患者基线特征、影响抗菌治疗效果及预后的因素，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预测抗菌疗效指标，并建立预测模型，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所建模型与Child-Turcorto-Pugh、终末期肝病模型、终末期肝病模型联合血清钠模型预测治疗效果的价值。结果:慢性HBV及HCV感染为肝硬化主要病因，其次为隐源性肝硬化和酒精性肝硬化，合并糖尿病、心脑血管及慢性阻塞性肺病为细菌性肺炎易感因素。随着感染的发生，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血清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丙氨酸转氨酶及总胆红素水平显著升高。病原学分析结果显示，前3位病原菌为肺炎克雷伯杆菌、鲍曼不动菌、铜绿假单胞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对头孢曲松耐药率达50.0%，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率均为27.8%。抗菌治疗以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及亚胺培南效果为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降钙素原、白蛋白与抗菌效果显著相关，依此建立PAA模型，并与Child-Turcorto-Pugh、终末期肝病模型、终末期肝病模型联合血清钠模型对比疗效预测效能，证实PAA敏感度为94.12% ，特异度为93.62%，显著高于其他模型。结论:肝硬化并发细菌性肺炎常见病原菌为肺炎克雷柏杆菌为主的革兰阴性杆菌，亦可见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革兰阳性球菌，老年、糖尿病及应用激素等患者易继发真菌感染，以年龄、降钙素原及血清白蛋白建立的PAA模型可较准确预测抗菌效果，指导临床治疗及判断预后。

目的:探讨高龄肝移植受者预后和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3家医疗中心收治的400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68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17例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15例）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97例，女103例；中位年龄为60岁，年龄范围为22~75岁。400例肝移植受者中，200例年龄≥60岁为高龄肝移植受者（ER）设为ER组，200例年龄<60岁为非高龄肝移植受者（NER）设为NER组。受者均行经典原位肝移植或改良背驮式肝移植。观察指标：（1）两组受者和移植物生存情况。（2）肝移植受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3）ER组的分层分析。采用门诊、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受者生存预后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5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 结果:（1）两组受者和移植物生存情况：400例受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 d至71.7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6.3个月。生存分析结果显示：ER组1、3年总体生存率（OS）分别为72.70%、60.66%，1、3年移植物生存率（GS）分别为72.70%、59.64%；NER组1、3年OS分别为78.84%、75.48%，1、3年GS分别为78.84%、74.22%；两组受者总体生存情况和移植物生存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712，5.681， P<0.05）。（2）肝移植受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Child-Pugh评分、供肝冷缺血时间（CIT）、合并高血压病、供受者血型、术中出血量、术中红细胞输入量、术中血浆输入量、术中晶体液输入量、术后7 d内最高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术后7 d内最高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TBil）是影响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相关因素（优势比=1.026，1.022，1.084、1.070、1.701、2.728、1.000、1.056、1.089、1.000、1.000、1.000、1.003，95%可信区间为1.006~1.045，1.005~1.040，1.060~1.170，1.011~1.132，1.133~2.554，1.701~4.374，1.000~1.001，1.031~1.082，1.039~1.142，1.000~1.003，1.001~1.004，1.000~1.002，1.001~1.004，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供受者血型、术后7 d内最高AST、TBil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优势比=1.022，2.761，1.000，1.007，95%可信区间为1.001~1.044，1.612~4.727，1.000~1.001，1.002~1.012， P<0.05）。（3）ER组的分层分析：①ER组200例受者中，0 h≤CIT≤8 h、8 h12 h受者分别为96、73、31例，其1年OS分别为77.46%、73.33%、54.07%，3年OS分别为62.67%、65.05%、41.30%，3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708， P<0.05）。②ER组200例受者中，供受者ABO血型相容、供受者ABO血型不相容受者分别为182、18例，1年OS分别为77.32%、27.78%，3年OS分别为64.63%、22.22%，两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3.165， P<0.05）。 结论:ER的总体生存情况差于NER，年龄、供受者血型、术后7 d内最高AST、TBil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缩短供肝CIT（<12 h）及避免ABO血型不相容肝移植可以延长ER生存时间。

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9年收治的1例Ⅰ型戈谢病(GD)行肝移植受者的临床诊治过程，其围手术期恢复顺利，轻度胰瘘经持续冲洗引流后治愈。随访1年后，肝功能完全正常，营养不良彻底改善，骨痛消失，贫血完全纠正。 β-葡糖脑苷脂酶活性较术前明显升高，呈逐步升高趋势，但目前仍低于正常值。术后未行ERT，长期预后有待观察。肝移植是Ⅰ型GD受者ESLD的挽救生命的唯一治疗选择，长期预后良好，长期随访活检显示移植肝脏无戈谢病病理表现。

目的:评估术前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血小板比值指数(APRI)和纤维化指数4(Fib4)预测肝细胞癌患者肝切除术后肝衰竭(PHLF)的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4年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587例肝细胞癌患者资料并分析，其中男性412例，女性175例，年龄(56.8±11.2)岁。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HLF的影响因素。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Child-Pugh评分、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APRI和Fib4预测PHLF的能力。结果:587例患者中肝切除术后发生肝衰竭186例(31.7%)。在多因素分析中，肝细胞癌患者APRI( OR＝2.660，95% CI：1.314~5.384， P＝0.007)、Fib4( OR＝1.322，95% CI：1.157~1.511， P<0.001)的数值越高PHLF风险越大。Fib4、APRI、MELD评分、Child-Pugh评分预测肝细胞癌患者PHLF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19、0.686、0.618、0.565，四个模型曲线下面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PRI和Fib4是肝细胞癌患者PHLF的危险因素，预测PHLF优于Child-Pugh评分和MELD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