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在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直肠末端系膜游离过程中，神经血管束（NVB）前列腺部微出血的概率并探讨其临床意义；对NVB前列腺部的解剖学形态进行观察以探讨其保护策略。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和尸体解剖研究的方法，对NVB前列腺部进行活体和尸体标本解剖学观察。活体标本的观察：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结直肠外科手术视频数据库中，选取2013年11月至2015年3月期间，行腹腔镜保留部分邓氏筋膜TME的38例非连续男性患者的手术录像。通过回顾性复习手术录像，盲法分别评估NVB前列腺部微出血以及泌尿和性功能情况，泌尿功能采用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表（IPSS）评估，性功能采用勃起功能国际问卷（IIEF-5）评估，分析NVB前列腺部微出血与否与术后泌尿和性功能的关系。尸体标本解剖学观察：选择福建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的4例男性半盆腔尸体标本，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尸体标本解剖，其一：2个半盆标本，模拟TME手术进行分离，观察NVB前列腺部；其二：另2个半盆标本，采用莱卡刀片从横断面进行连续横切（层厚约1 cm），将NVB前列腺部脂肪垫当做一个整体进行观察。最终将术中的活体解剖观察与相应尸体观察层面进行比对。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eny U秩和检验。 结果:38例患者中位年龄57（31~75）岁，肿瘤距肛缘中位距离6（1~8）cm。21例（55.3%）术中NVB前列腺部微出血（微出血组），17例（44.7%）未见出血（无出血组）。微出血组术后3个月和6个月IPSS评分高于无出血组[7（0~16）分比2（0~3）分， Z=-1.787， P=0.088；2（0~15）分比0（0~2）分， Z=-2.270， P=0.028]，而术后12个月两组IPS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性功能方面，有23例术前性活跃（IIEF-5≥18分）患者纳入分析，其中无出血组7/8例患者术后12个月性功能恢复至术前水平（定义为IIEF-5下降<3分、且患者主观性功能满意情况恢复至术前水平），而微出血组仅6/15的患者恢复至术前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9）。模拟TME手术分离半盆尸体标本，见NVB前列腺部血管神经走行在直肠前外侧、前列腺后外侧和肛提肌前内侧所构成的狭小的三角空间内，血管神经组织缠绕成团，分支不易辨别。进一步将NVB前列腺部脂肪垫当做一个整体进行尸体和活体比对观察发现，在尸体的前列腺底和前列腺中部水平，NVB前列腺部脂肪垫与直肠系膜关系密切，两者投影线存在较大重叠，是术中NVB前列腺部微出血的高危区。手术视频观察发现，在对应的前列腺底和前列腺中部水平，术中因主刀医师和助手的对抗牵引，使该处NVB前列腺部脂肪垫呈横向走行。其转为纵向走行处为NVB发出的直肠支，张力最大，为易出血区。可清晰锚定数支NVB直肠支，需要采用超声刀紧靠直肠固有筋膜预先凝结。比对发现，该直肠支即为尸体投影线重叠区。 结论:NVB前列腺部损伤是TME术后排尿和性功能障碍的原因之一，NVB前列腺部神经纤维细小，术中无法辨别其功能分区，需要将NVB血管神经组织和相应脂肪垫当做一个整体进行保护。术中充分理解NVB前列腺部形态，保持适当对抗牵引张力，采用超声刀及时凝结直肠支可保护NVB前列腺部。

面部除皱术，又称面部提升术，是面部年轻化手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面部除皱术的历史可追溯至百余年前，随着面部解剖学的发展和人们对面部老化理论的认识逐渐深入，面部除皱术经历了数次重大技术革新，从最初的皮下分离提紧到浅表肌肉腱膜系统(SMAS)技术除皱术、更深层次的复合除皱术(深层除皱术)及骨膜下除皱术，手术创伤逐级递增。现今，面部除皱术朝更小创伤的方向发展，提升和填充(lift and fill)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手术的核心理念转为以患者为中心，根据患者的需求和面部老化程度，为其设计综合性的治疗方案。

目的:探讨大电导钙激活钾离子通道［large conductance calcium-activated potassium channel，BK（Ca）］是否参与衰老小鼠耳蜗血管纹毛细血管周细胞（pericytes，PC）的迁移。方法:将C57BL/6J小鼠分为3月龄（ n=10）组和12月龄组（ n=10），听性脑干反应（ABR）检测各组听力阈值；免疫荧光检测各组耳蜗血管纹毛细血管PC上β-BK（Ca）通道和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表达变化；透射电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观察各组耳蜗血管纹PC的形态改变。细胞实验：原代培养耳蜗血管纹PC并鉴定；D-半乳糖（D-gal）制备细胞衰老模型，CCK8确定D-gal干预浓度；β-半乳糖苷酶（SA-β-gal）染色评估细胞衰老水平；全细胞膜片钳技术记录PC上BK（Ca）通道激活电流变化；免疫荧光技术检测PC上β-BK（Ca）通道蛋白表达变化；划痕实验和Transwell实验检测2组细胞迁移侵袭能力；Western blot技术检测β-BK（Ca）通道和OPN蛋白表达水平。采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动物实验：12月龄组小鼠较3月龄组ABR阈值升高（ t=12.66， P<0.01）；12月龄组小鼠耳蜗血管纹PC上β-BK（Ca）通道表达水平较3月龄组降低（ t=14.64， P<0.01），OPN表达升高（ t=20.73， P<0.01）；TEM中3月龄组PC与内皮细胞紧密相连，12月龄组PC与内皮细胞连接疏松或PC胞体从毛细血管壁分离。细胞实验：耳蜗血管纹原代培养的耳蜗血管纹PC阳性率在95%以上，15 mg/ml D-gal干预的PC较对照组的SA-β-gal染色细胞阳性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6.90， P<0.01）。与对照组PC相比，D-gal干预组全细胞膜片钳BK（Ca）通道电流减小（ t=12.18， P<0.05），β-BK（Ca）通道蛋白和荧光表达水平降低（ t=11.98， P<0.01； t=15.72， P<0.05），OPN蛋白表达升高（ t=18.53， P<0.01），PC迁移能力增加（ t=7.91， P<0.01； t=7.59， P<0.01）。D-gal干预后给予BK（Ca）通道特异性阻断剂Iberiotoxin（IBTX）可使OPN表达明显升高（ t=4.26， P<0.05），PC迁移能力增加（ t=5.88， P<0.01； t=21.97， P<0.01）。 结论:衰老小鼠耳蜗血管纹毛细血管PC迁移能力增加，β-BK（Ca）通道表达降低，给予BK（Ca）通道特异性阻断剂IBTX可使迁移能力增加，提示BK（Ca）通道可能参与衰老小鼠耳蜗血管纹毛细血管PC的迁移。

患儿 　男，6岁，因发现先天性右上肢畸形6年余入院。临床检查：右上肢短缩屈曲畸形，前臂肥大，手掌及手指瘦小，肘关节活动度30°~90°，腕关节桡偏110°，掌屈15°，背伸10°，拇指不能控制活动，右上肢近端肌力M 5，远端肌力M 4+。肘或腕关节X线正、侧位片示：右侧尺桡骨、拇指掌骨缺如及肘、腕关节半脱位，考虑上肢发育不全；测量桡骨长45.41 mm(图1)。诊断为先天性桡侧纵列发育不全(BayneⅡ型)。全身麻醉下行桡骨延长术：以外固定架(单边式多功能外固定支架Ⅲ型)放置桡骨段，C臂机透视见位置满意后，以4枚骨牵引针(镰刃型D型尾2.0 mm×9.0 mm)沿外固定支架固定夹块的侧孔，临时定位于桡骨，沿克氏针方向分别置入金属骨针，并以固定夹块锁紧骨针。沿桡骨中段做一长约1.0 cm纵行切口，钝性分离软组织，直达骨膜。放置截骨器，并以克氏针沿不同方向钻透骨皮质，薄骨凿横行截断桡骨，以生理盐水冲洗并全层缝合伤口。术后第7天开始延长，速率为1 mm/d，0.25 mm/次，每日分4次完成。术后第42天患者家属诉拧不动钉子遂停止延长。术后2个月外固定骨针松动固定失效予拆除，发现延长的桡骨向掌侧成角，遂手法复位后改用石膏屈肘90°、前臂旋后位固定2个月，拆除石膏并指导患者行主动功能锻炼，包括游泳、拍球、写字、提重物等。术后2.5年末次随访摄前臂正侧位X线片示骨折对位对线良好，临床愈合，肱桡近侧关节自动复位，测量得桡骨长66.55 mm，肘关节活动度15°~130°，腕关节桡偏10°(图2，3)。

男，1岁10个月。因反复腹胀1年余，加重2周于2022年6月11日就诊于无锡市儿童医院儿普外科。患儿出生时无胎便排出延迟史，一年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腹胀症状，时伴有呕吐胃内容物，予开塞露通便对症治疗后腹胀可缓解，症状反复。近2周开塞露通便后无好转，腹胀及呕吐症状渐加剧，开塞露刺激下少量黄糊便排出，无腥臭便、血便。入院体格检查示全腹软，未触及固定压痛或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肿大。全腹叩诊鼓音区正常，肠鸣音活跃。肛门指检时，肛门括约肌紧张度可，可纳入小指尖，拔指时无恶臭便排出。实验室检查显示白细胞计数8.72×10 9/L，中性粒细胞比例为25.2%，淋巴细胞比例为59.4%，C反应蛋白为9.1 mg/L，血红蛋白、肝肾功能、电解质、凝血指标正常。患儿腹部立位X线平片示部分肠腔积气、扩张，并见气液平，提示不完全性肠梗阻（图1）。追问病史，患儿家属自诉1年余前患儿存在"口服液瓶盖"类异物吞入可能。为进一步明确诊断，患儿行消化道造影检查，结果显示胃扩张充盈良好，十二指肠扩张，肠管蠕动减慢，上腹部肠管充气扩张，左中腹见异常稍高密度影，下腹部肠管积气较少，未见明显扩张肠管影。故临床考虑，若肠梗阻为异物存留导致，则因异物留存体内时间久，无法自行排出；若为其他肠道病变，因病程持续时间较长，无自行消退可能。患儿有进行性加重的肠梗阻表现，且腹胀明显，存在进一步梗阻甚至肠穿孔、出血、弥漫性腹膜炎可能。遂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探查+肠切除+肠吻合术"。术中见Treitz韧带起近端50 cm处肠管水肿僵硬，呈箍状缩窄，并与邻近肠襻粘连。钝性分离狭窄段肠管与邻近粘连肠管，术中探查未见异物。近端8 cm肠管水肿肥厚呈皮革样，蠕动性差，远端肠管空瘪，近远端肠管管径比约为4∶1，将近端扩张肠管内容物向远端肠管挤压通过困难。切除狭窄段肠管及近端水肿肥厚段肠管，行肠吻合术。

目的:分析单纯性并指畸形分离手术术后畸形的常见表现，并探讨其相应的再修复方式。方法:回顾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烧伤整形外科2013年6月至2018年6月收治的25例单纯性并指术后畸形的患儿，男性13例，女性12例，平均年龄3岁2个月。通过调查初次手术时情况，包括初次手术年龄、是否植皮以及术后有无感染等，分析术后畸形发生的可能原因；通过形态学观察总结术后畸形的常见类型，回顾再次手术修复的主要方式，随访时从指蹼形态、手指形态、指甲形态及皮肤色差4个方面评价再修复手术后畸形的改善情况，以提出针对这类术后畸形有效的修复方案。结果:初次手术平均年龄1岁5个月，15例术前皮肤并连紧张没有植皮，4例有伤口感染史；术后发生指蹼畸形27个、指体畸形53指、指甲畸形46个、皮肤明显色差15指。再修复手术中，采用Z成形加宽或皮瓣修复所有指蹼畸形，其中，13例采用双翼皮瓣成形指蹼；指体畸形均采用多Z成形松解并保留软化的瘢痕皮肤，形成锯齿状皮瓣覆盖大部分创面，剩余创面行全厚植皮；指甲畸形，14个甲上皮歪斜的行指甲邻近皮瓣推进包裹甲缘，余未做特殊处理；皮肤色差采用Z成形错开原有大块植皮皮片，切除颜色过深皮肤，采用质地相似区域皮片植皮。再修复术后平均随访时间33个月，所有指蹼均达正常的深度及宽度；除1指侧偏矫正不全外，其余指体畸形得以矫正；除10个指甲上皮歪斜有改善外，其余指甲畸形无改善；所有病例皮肤色差均有明显好转。结论:(1)单纯性并指术后畸形的发生可能与初期手术时伤口缝合张力大(勉强不植皮)以及伤口感染有关；(2)再修复手术应在初次手术后1年左右即瘢痕软化后进行；(3)指蹼畸形的再修复均应采用皮瓣成形指蹼，双翼皮瓣适用性广、成形指蹼形态好；(4)指体挛缩修复时保留软化的瘢痕皮肤可以显著减少植皮面积，多Z成形利用横向多余皮肤延长纵向皮肤的不足，同时可矫正指体臃肿；(5)皮瓣修整时切除原有色深的皮肤，取质地相近部位皮片植皮可减少色差；(6)指甲畸形再修复困难，多数难以改善。

男，10岁，因"转移性右下腹疼痛1 d"就诊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患儿开始呈脐周疼痛，后逐渐转移至右下腹，疼痛呈持续性加重。患儿伴恶心、呕吐、发热，无腹泻，无里急后重感。体格检查：腹部平坦，未见胃肠型及蠕动波，肝脾肋下未触及，未触及包块，右下腹压痛、反跳痛，伴肌紧张，肠鸣音3次/min。肛诊入指顺利，未触及包块，直肠前壁、右侧壁无触痛。血常规提示白细胞计数9.86×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58%，C反应蛋白为13. 44 mg/L。B型超声可探及肿大阑尾回声，近端直径为12 mm，远端最大直径约22 mm，远端管壁明显增厚，最厚约8 mm；阑尾中部管腔内可见强回声团，大小约6 mm×4 mm（图1A）。阑尾管壁内见丰富血流信号，阑尾周边可见增厚的脂肪组织回声包绕，阑尾区未见液性暗区（图1B）。腹部CT平扫提示右下腹回盲部见阑尾肿胀，内见较多内容物影和1个粪石影，周围腹膜间隙密度增高、模糊，考虑阑尾炎伴阑尾粪石（图2）。术前诊断急性阑尾炎伴局限性腹膜炎，遂急诊行腹腔镜探查＋阑尾切除术。腹腔镜探查见盆腔内见少量淡黄色清亮渗液，量约10 ml，阑尾尖端处见一肿物，大小约5 cm×4 cm×3 cm，质地硬，不可移动，表面无包膜，与右髂窝致密粘连，阑尾根部、回盲部未见异常，小肠、大肠及其系膜未见转移灶，未见肿大淋巴结，术中诊断为阑尾肿瘤，遂中转开腹行阑尾肿瘤切除术。于右下腹经腹直肌做一长约12 cm纵切口探查肿瘤（图3），予钝性分离阑尾肿瘤边缘，使阑尾肿瘤游离，在距离阑尾根部0. 5 cm处结扎阑尾系膜离断阑尾，取出阑尾肿瘤标本，近端断端予以荷包缝合，检查创面无肿瘤残留，无出血，放置引流管自右下腹Trocar孔引出固定，关腹完成手术，肿瘤标本送病理检查。术后病理检查显示：阑尾黏膜慢性炎，肌层及阑尾周围见肌纤维母细胞增生，伴小血管增生，并见大量浆细胞、嗜酸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浸润（图4）。免疫组织化学显示波形蛋白（＋）、结蛋白（部分＋）、平滑肌肌动蛋白（＋）、白细胞分化抗原（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CD) 34及CD31（脉管+）、β联蛋白（细胞质＋）、增殖细胞核抗原Ki67(20%+）。结合免疫组织化学，考虑为阑尾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nflammatory myofibroblastic tumor，IMT）。术后恢复良好，顺利出院，随访1年恢复良好，未见复发。

加速康复外科（ERAS）具有减少阿片类药物用量、缩短口服喂养的时间、缩短住院时间、提升临床医疗质量等优点，日益受到临床关注。儿童由于器官结构和功能尚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其ERAS麻醉管理面临着与成人ERAS麻醉策略完全不同的挑战。因此，规范儿童ERAS麻醉管理对儿童外科手术来说是重要而紧迫的。本共识参考国内外最新文献，根据中国临床诊疗实践特点，围绕术前宣教、术前镇静与家长分离、麻醉前评估、术前营养评估和营养支持、禁食禁饮时间、麻醉方法和药物选择、麻醉深度监测、气道管理策略、术中液体管理、体温管理、麻醉恢复室的处理、苏醒期并发症的预防与治疗、术后恶心呕吐的预防与治疗、疼痛管理、病房早期处理等内容制定了本共识，旨在引起广大麻醉医师的重视，为我国儿童ERAS的麻醉管理提供指导性建议。

目的:了解肛提肌裂孔水平直肠前方肌群结构和神经血管组织的解剖关系。方法:采用描述性研究的方法。选择福建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的3具男性半盆腔尸体标本，通过3种方式进行解剖，观察肛提肌裂孔水平直肠前壁的相关肌群结构和神经血管束（NVB），即（1）1个半盆标本，模拟直肠癌手术进行分离和观察；（2）1个半盆标本，从横断面，用莱卡刀片进行连续横断切（层厚约1 cm）观察；（3）1个半盆标本，选择正中矢状面进行观察和组织学研究。对典型层面进行苏木精-伊红染色，对肌群类型、神经和血管进行鉴别。结果:（1）分离半盆尸体标本，于尿道膜部区域，约平肛提肌裂孔水平，见直肠纵肌向尾侧腹侧移行，其向腹侧移行肌束形成直肠尿道肌，向腹侧附着于尿道膜部。头侧毗邻前列腺尖，见会阴深横肌断面。在直肠尿道肌后缘与直肠纵肌之间见两侧NVB的交通血管。直肠尿道肌将直肠前壁向腹侧牵拉，参与形成肛直角。（2）由尾侧向头侧进行连续横断面观察，在肛门外括约肌层面，直肠纵肌向尾侧移行，于肛门外括约肌上缘分成2个肌束：一束向尾侧背侧移行，插入肛门外括约肌与肛门内括约肌构成的括约肌间隙中，形成联合纵肌；另一束向尾侧腹侧移行，填充于肛门外括约肌和球海绵体肌之间的空隙中；在会阴浅横肌层面，会阴浅横肌的薄层束状肌纤维横行穿插于直肠纵肌填充形成的会阴体区域；在直肠尿道肌和会阴深横肌层面，尿道膜部腹侧和两侧均有肥厚的尿道外括约肌环绕，背侧尿道外括约肌菲薄，由直肠纵肌向腹侧发出的直肠尿道肌附着。会阴深横肌的头侧腹侧见诸多NVB静脉团；在前列腺尖层面，NVB诸多血管分支直接支配直肠纵肌及其向腹侧移行形成的直肠尿道肌。直肠尿道肌向腹侧包绕尿道膜部和前列腺尖。直肠纵肌与前列腺的界限逐渐清晰，该处是经腹分离直肠前间隙的终点。（3）组织学观察，尿道膜部背侧尿道括约肌较薄弱，紧邻呈横纹肌结构的会阴深横肌，背侧毗邻NVB。直肠尿道肌填充于肛门内括约肌、会阴深横肌和两侧肛提肌构成的空间内。诸多迂曲的NVB静脉和细小神经纤维穿行于会阴深横肌和直肠尿道肌的肌纤维间。会阴浅横肌呈典型横纹肌纤维结构。根据大体解剖和组织学观察，三维模拟绘制肛提肌裂孔水平直肠前间隙的局部解剖结构。结论:行经括约肌间切除或腹会阴联合切除术时，经腹入路沿邓氏筋膜后间隙分离至前列腺尖，直肠前方的外科平面消失。经会阴入路分离时，应以前列腺和双侧NVB为标记，靠近直肠侧切断直肠尿道肌。保留会阴浅横肌和会阴深横肌及其支配的NVB组织，并注意直肠尿道肌牵拉形成肛直角对分离路线的影响，避免尿道膜部损伤。

目的:对直肠环周筋膜的分布模式进行研究。方法:采用描述性研究的方法。选择福建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的4个男性半盆腔尸体标本进行大体解剖观察；另选择2022年1-12月期间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结直肠外科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的16例直肠癌术后新鲜标本进行组织学观察。采用尸体标本大体解剖与术后新鲜标本组织学观察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观察区域包括：（1）腹膜反折区直肠前方系膜形态和筋膜；（2）邓氏筋膜尾侧附着点；（3）盆丛和腹下神经前筋膜融合区；（4）直肠骶骨筋膜侧方附着缘；（5）直肠骶骨筋膜后方附着缘。结果:（1）腹膜反折区直肠前方系膜形态和筋膜：直肠前方系膜呈三角形脂肪垫结构。底边向前跨越了腹膜反折最低点，邓氏筋膜起自三角形腹侧、腹膜反折前上方靠近膀胱侧的腹膜处，呈致密的筋膜结构。（2）邓氏筋膜尾侧附着点：邓氏筋膜向尾侧移行，于精囊腺、输精管壶腹和前列腺的交角处，与前列腺被膜紧密附着，其头侧见血管束穿经。（3）盆丛和腹下神经前筋膜的融合区：腹下神经前筋膜向腹侧与邓氏筋膜相移行，其中份与盆丛主体融合，不可分离，盆丛发出直肠支支配直肠。（4）直肠骶骨筋膜侧方和后方附着缘：直肠后方，直肠固有筋膜和腹下神经前筋膜相融合，形成直肠骶骨筋膜。融合筋膜向右侧分成两叶，外侧叶为腹下神经前筋膜，内侧叶为直肠固有筋膜。紧靠直肠系膜，沿着其向外发出筋膜的附着缘剪开，见直肠骶骨筋膜侧缘，与腹下神经前筋膜相连结。（5）术后新鲜标本组织学观察：腹膜反折区见腹膜的立方上皮，其最低点未见邓氏筋膜起源，腹膜反折腹侧见双层筋膜结构，邓氏筋膜呈较致密肥厚的胶原纤维结构，均从腹膜反折腹侧发出（16/16）；直肠固有筋膜呈较菲薄疏松的胶原纤维结构，直肠固有筋膜起源呈个体差异，16例中有13例与邓氏筋膜紧靠，共同从腹膜反折腹侧上方发出；有3例单独从腹膜反折最低点发出。邓氏筋膜尾侧断缘见双层筋膜结构，邓氏筋膜内多处S100着染。直肠骶骨筋膜后方断缘的尾侧为融合筋膜结构，高倍视野下，源自腹下神经前筋膜的胶原纤维间可清晰观察到粗壮的神经纤维结构。直肠骶骨筋膜侧方断缘向内发出的直肠固有筋膜的膜结构仍完整。结论:本研究发现，直肠前方系膜呈三角形脂肪垫结构。底边向前跨越了腹膜反折最低点，邓氏筋膜起自三角形腹侧、腹膜反折前上方靠近膀胱侧的腹膜处，并非起自腹膜反折最低点，这为术中从腹膜反折上1 cm切开、分离邓氏筋膜前间隙提供了依据。邓氏筋膜尾侧与前列腺被膜融合，融合区域可见丰富的神经血管束支配，并不存在前列腺后间隙的传统分离平面，这为从精囊腺底腹侧0.5 cm切开邓氏筋膜提供了依据。直肠后方直肠固有筋膜和腹下神经前筋膜融合，形成直肠骶骨筋膜（本质为融合筋膜）。融合筋膜在直肠两侧重新分成两叶，内侧叶为直肠固有筋膜，外侧叶为腹下神经前筋膜，向前移行为邓氏筋膜，且在两前侧外与盆丛主体发生致密融合。这为术中离断邓氏筋膜后从上向下（即从腹侧向尾侧）分离、离断腹下神经前筋膜、从而保护其外侧融合的盆丛和腹下神经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