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是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1].据估计,2021年全球20-79岁人群中的患病率为10.5％(5.37亿人),至2045年将升至12.2％(7.83亿人)[2].糖尿病心肌病(diabetic cardiomyopathy,DCM)作为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并发症,是指没有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严重瓣膜病和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情况下出现的心肌功能障碍[3,4],是引起糖尿病患者高死亡率的原因[5].糖尿病心肌病的病理生理机制复杂,线粒体功能失调被认为是糖尿病并发症发生发展的主要病理机制[6].线粒体作为一个高度动态的细胞器,其融合与分裂的平衡共同维持线粒体的正常功能.线粒体融合蛋白2(mitofusin2,Mfn2)作为一种定位在线粒体外膜的融合蛋白,其过度表达引起的线粒体融合能更好地维持心肌细胞线粒体的功能,是纠正心肌细胞线粒体过度分裂更安全的策略[7].本文将围绕Mfn2在糖尿病心肌病中作用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以期加强对糖尿病心肌病的认识,为临床早期防治提供参考.

[目的]解析意大利蜜蜂Apis mellifera ligustica工蜂幼虫肠道发育过程中的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差异表达谱,并揭示差异表达 lncRNA(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DElncRNA)在幼虫肠道发育中的调控作用.[方法]基于前期获得的意大利蜜蜂工蜂4,5和6日龄幼虫肠道转录组数据(分别为Am4,Am5和Am6),利用相关软件筛选Am4 vs Am5比较组和Am5 vs Am6比较组中的DElncRNA,分析DElncRNA和两个比较组中共同上调和下调lncRNA的顺式调控作用及竞争性内源RNA(competing endogenous RNA,ceRNA)的调控作用.通过RT-qPCR验证转录组数据的可靠性.[结果]在Am4 vs Am5比较组中筛选出214条上调和251条下调lncRNA,在Am5 vs Am6比较组中筛选出141条上调和332条下调lncRNA;两个比较组共有的上调和下调lncRNA分别为7和16条.Am4 vs Am5比较组中的DElncRNA潜在调控250个邻近基因,涉及细胞进程等28个GO条目及Wnt信号通路等58条KEGG通路;Am5 vs Am6比较组中的DElncRNA潜在调控295个邻近基因,涉及细胞部分等35个GO条目及FoxO信号通路等73条KEGG通路;上述两个比较组中共有的7个上调lncRNA潜在调控10个邻近基因,涉及1个GO条目及代谢通路、谷胱甘肽代谢和核质转运等7条KEGG通路.共有的16个下调lncRNA潜在调控27个邻近基因,涉及8个GO条目及精氨酸生物合成、谷胱甘肽代谢和代谢通路等13条KEGG通路.此外,Am4 vs Am5比较组中的49条DElncRNA可靶向16个差异表达miRNA(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DEmiRNA)进而靶向 122 条差异表达 mRNA(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RNA,DEmRNA),可注释到代谢进程等24个GO条目和Wnt信号通路等21条KEGG通路.Am5 vs Am6比较组中的38条DElncRNA可靶向8条DEmiRNA进而靶向67条DEmRNA,可注释到催化活性等21个GO条目和FoxO信号通路等10条KEGG通路;上述两个比较组共有的1条下调lncRNA MSTRG.10589.2 可靶向 ame-miR-6052 和 miR-511-y,进而靶向 29 条 DEmRNA.RT-qPCR 结果显示随机选取的7条DElncRNA的相对表达量与测序数据一致,证实了所用转录组数据的可靠性.[结论]意大利蜜蜂工蜂幼虫肠道发育过程伴随着lncRNA的动态差异表达,DElncRNA可通过顺式作用和ceRNA网络潜在参与对幼虫肠道发育的调控,在幼虫肠道发育中潜在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

目的:探究中华眼镜蛇毒致广西巴马小型猪坏死组织渗出液中的蛇毒成分及其蛋白表达的动态变化.方法:给予广西巴马小型猪注射中华眼镜蛇毒,构建蛇伤中毒的局部组织坏死模型,在注射毒素后的6 h、12 h、24 h、36 h和48h取小猪坏死组织的渗出液,采用无标记的蛋白质组学技术鉴定分析渗出液中蛇毒蛋白质组成及动态变化,通过对所鉴定出的蛋白进行KEGG及GO通路富集分析,以深入了解蛇毒蛋白相关的生物学功能.结果:通过蛇伤中毒后广西巴马小型猪的生物学行为、局部肌肉组织的病理结果、注射部位的伤口变化来评判动物模型,广西巴马小型猪中毒后出现呼吸急促、肌肉组织坏死、局部伤口溃烂等症状,均符合临床特征的实际情况,表明成功构建了中华眼镜蛇毒导致局部组织坏死的广西巴马小型猪模型.在广西巴马小型猪的局部组织坏死渗出液中鉴定到40种蛇毒蛋白质,涵盖三指毒素、磷脂酶A2、富含半胱氨酸分泌蛋白、蛇毒金属蛋白酶、核苷酸焦磷酸/磷酸二酯酶等蛇毒蛋白家族,并呈现出动态性数量变化.结论:在中华眼镜蛇毒致广西巴马小型猪过程中,不同时间段的组织渗出液中均鉴定出多种三指毒素、磷脂酶A2等蛇毒蛋白,其可能在局部组织坏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皮肤创面形成后，内源性电场（EF）引导表皮细胞向创面中心定向集体迁移，从而促进创面愈合。这一过程涉及2个功能不同的细胞群体，即领导细胞（leader cell）和随从细胞（follower cell）。在EF引导的集体迁移中，领导细胞的定向极化至关重要，但其潜在的调节机制尚不清楚。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整形外科张家平教授团队在《Burns & Trauma》杂志上发文《CD9 negatively regulates collective electrotaxis of the epidermal monolayer by controll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polarization of leader cells》。研究者首先利用延时显微镜观察到EF以电压依赖的方式引导人永生化KC——HaCaT单层向电场阳极集体迁移；在HaCaT单层的前端，领导细胞沿着迁移的方向动态形成伪足。免疫荧光染色显示，EF处理组HaCaT细胞中极化的F?肌动蛋白较对照组增加了3.4倍（P<0.05），证实极化的F?肌动蛋白在伪足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接着，研究者观察到CD9在HaCaT细胞膜上与F?肌动蛋白共定位；并且EF处理组HaCaT细胞的CD9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1）。随后，研究者利用过表达CD9的重组腺病毒转染，构建了过表达CD9的HaCaT（Ad?CD9），并观察到CD9的过表达会抑制EF引导下领导细胞中F?肌动蛋白的极化和HaCaT单层的集体迁移（P<0.001）。研究者进一步探究其机制，证实EF通过下调CD9以激活ADAM17/肝素结合表皮生长因子（HB?EGF）/EGF受体，引起F?肌动蛋白的极化，从而诱导领导细胞的产生，并促进细胞的定向集体迁移。最后，在正常HaCaT细胞和Ad?CD9混合的共培养单层中，研究者观察到CD9过表达导致的领导细胞极化障碍能够恢复至正常细胞水平（P<0.01）；然而，加入HB?EGF中和抗体后，领导细胞再次出现极化障碍（P<0.01）。综上，该文首次揭示了EF引导的HaCaT单层集体迁移的机制，也为急慢性创面的治疗提供了潜在的靶点。

目的:探讨蛋白酪氨酸磷酸酶SHP2在四氯化碳(CCl 4)诱导的肝纤维化大鼠肝组织中的动态表达。 方法:采用腹腔注射CCl 4的方法建立大鼠肝纤维化模型，用HE和Masson三色染色检测大鼠肝脏组织的病理组织学变化，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蛋白质印迹法及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大鼠肝组织的SHP2蛋白及mRNA表达。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组间比较采用LSD检验。 结果:成功构建CCl 4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模型，随着造模时的延长，大鼠肝纤维化程度逐渐加重。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大鼠肝组织的SHP2主要表达于细胞质，随着肝纤维化程度的加重，SHP2阳性表达的细胞逐渐增多( P < 0.05)。蛋白质印迹法及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显示，造模第2、4、6周及第8周不同时间大鼠纤维化肝组织的SHP2蛋白及mRNA表达均高于对照组( P < 0.05),并随着肝纤维化的加重逐渐增高( P < 0.05)。 结论:CCl 4诱导的肝纤维化大鼠肝组织中SHP2的蛋白及mRNA表达均随着肝纤维化程度的加重逐渐增高,其增高程度与肝纤维化程度一致。

随着表观遗传学及其相关研究的进展，各种表观遗传调节因子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得以认识。赖氨酸特异性组蛋白去甲基化酶1(LSD1)作为表观遗传修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以转录抑制剂或激活剂的形式促进癌细胞的存活，以产生促癌微环境来维持癌细胞的发生。肿瘤免疫编辑是肿瘤和宿主免疫系统之间动态的过程，其包括清除、平衡和逃逸3个重要阶段。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LSD1与肿瘤免疫编辑过程密切相关，可通过抑制免疫细胞浸润阻碍宿主清除能力，也可通过调节肿瘤干细胞影响平衡阶段或调控肿瘤自身蛋白表达等促进免疫逃逸。LSD1在肿瘤免疫中的新兴作用为当前免疫治疗低反应性、敏感性等原因提供了新的见解。本文就LSD1的分子结构、生物学功能及参与肿瘤免疫编辑的可能机制作一综述，对肿瘤治疗的基础研究及临床提供参考及新的治疗策略。

目的:探究动态对比增强MRI（DCE-MRI）定量参数对胃癌术前分期的诊断价值及与预后相关因子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98例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行DCE-MRI检查，观察MRI特征，并记录DCE-MRI定量参数，包括转运常数（K trans）、容积分数（V e）和速率常数（K ep）。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胃癌组织中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表达情况。采用Spearman法分析DCE-MRI定量参数与胃癌T分期、HER2、EGFR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DCE-MRI定量参数诊断胃癌T分期的效能。 结果:98例胃癌患者中，T 1~T 2期50例，T 3~T 4期48例；胃癌组织HER2阳性表达35例，阴性表达63例；胃癌组织EGFR阳性表达43例，阴性表达55例。T 3~T 4期患者K trans和V e明显高于T 1~T 2期患者[（0.25 ± 0.04） min -1比（0.19 ± 0.03）min -1和0.45 ± 0.11比0.39 ± 0.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两者K e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胃癌组织HER2阳性表达患者K trans和V e明显高于胃癌组织HER2阴性表达患者[（0.27 ± 0.06） min -1比（0.19 ± 0.03） min -1和0.49 ± 0.13比0.38 ± 0.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两者K e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胃癌组织中EGFR阳性表达患者K trans和V e明显高于胃癌组织EGFR阴性表达患者[（0.28 ± 0.07） min -1比（0.17 ± 0.04） min -1和0.50 ± 0.14比0.36 ± 0.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两者K e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K trans与胃癌T分期及胃癌组织HER2、EGFR表达呈正相关（ r = 0.539、0.612和0.640， P<0.01），V e与胃癌T分期及胃癌组织HER2、EGFR表达呈正相关（ r = 0.462、0.551和0.583， P<0.01），K ep与胃癌T分期及胃癌组织HER2、EGFR表达无相关性（ 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K trans联合V e诊断胃癌T分期为T 3~T 4期的曲线下面积为0.929，灵敏度为81.25%，特异度为92.00%。 结论:DCE-MRI定量参数K trans和V e在胃癌T分期诊断方面具有一定价值，且与预后相关因子HER2和EGFR表达情况密切相关。

目的:探讨新生乳鼠脑缺氧缺血(hypoxic ischemic，HI)后24 h内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MMP-9)、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和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1(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1，TIMP-1)的变化规律及关系。方法:7日龄SD乳鼠随机分为HI组( n＝40)和假手术组(sham组， n＝40)。建立HI模型，按术后5个时间点(0、4、8、12、24 h)分为5个亚组取脑组织，每组8例。HE染色观察大脑皮质病理变化，Western blot和RT-PCR法检测MMP-9、IL-1β和TIMP-1的表达。此外，制作小鼠海马神经元HT22细胞缺氧模型，加入MMP-9抑制剂和MMP-9激动剂，进一步证实MMP-9、IL-1β和TIMP-1的关系。 结果:HI后4 h大脑皮质出现轻微的核异常和胞体肿胀，12 h神经元嗜酸性改变最为明显。与8 h、12 h比较，HI后24 h MMP-9和IL-1β蛋白及mRNA表达明显升高( P<0.01)。HT22细胞缺氧4 h加入MMP-9抑制剂，IL-1β mRNA表达下调。 结论:新生乳鼠HI早期MMP-9、IL-1β和TIMP-1表达呈时间依赖性，抑制MMP-9表达可降低IL-1β水平。

目的:探索可见光量子点(QDs)作为载体靶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用于三阴乳腺癌体外和在体靶向显像的可行性。方法:水溶性QDs与西妥昔单克隆抗体(Cetuximab)反应合成探针QD－Cetuximab，检测其形态、粒径、稳定性和发光特性。培养人乳腺癌细胞MDA－MB－468(EGFR＋)和MDA－MB－453(EGFR－)，与QD－Cetuximab和QDs温育进行细胞毒性实验、细胞显像和荧光定量分析。制备MDA－MB－468荷瘤裸鼠8只，经尾静脉注射100 μl QD－Cetuximab和QDs，观察不同时间点的显像结果和探针分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数据。 结果:电镜下QD－Cetuximab粒径为(40.34±2.44) nm，动态光散射(DLS)结果示其水合粒径为(57.85±4.69) nm，且结构稳定。QD－Cetuximab浓度≤50 nmol/L时，细胞相对存活率>90%；而当浓度增至100 nmol/L，细胞相对存活率降至(72.52±4.91)%。MDA－MB－468经QD－Cetuximab温育后发出的红色荧光比MDA－MB－468用QDs温育和MDA－MB－453用QD－Cetuximab、QDs温育的均强，标准化后的荧光强度定量分析显示QD－Cetuximab组荧光强度是QDs组的5.1倍(863.36/169.97)。流式细胞分析示MDA－MB－468摄取QD－Cetuximab和QDs均随其浓度增加而增加，但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t值：12.25～38.11，均 P<0.05)，25、50、100和200 nmol/L浓度下QD－Cetuximab组的平均荧光强度与QDs组的比值分别为5.4、6.9、7.4和6.2。QD－Cetuximab和QDs探针在体内都主要聚集在肝，在肝发出荧光的背景下肿瘤发出的荧光不明显，但离体瘤组织可见荧光，QD－Cetuximab组和QDs组的离体瘤组织荧光强度分别为(2.46±0.60)×10 4和(1.29±0.05)×10 4( t＝3.392， P＝0.015)。 结论:偶联Cetuximab的QDs增加了对表达EGFR的三阴乳腺癌细胞的靶向能力；QD－Cetuximab在三阴乳腺癌裸鼠离体成像效果尚可，但需进一步修饰，减少肝摄取。

免疫治疗已经进入多种肿瘤的临床治疗。程序性细胞死亡分子－1/配体－1(PD-1/PD-L1)免疫检查点的阻断治疗是目前最重要的肿瘤免疫治疗方法。目前临床上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IHC)检测肿瘤患者PD-L1表达情况并筛选适应证，但PD-L1表达异质性、动态变化性以及样本取材受限等因素限制了经此法对肿瘤患者体内PD-L1表达情况的评估价值。PD-(L)1 PET成像利用放射性标记分子在空间和时间上非侵入性地评估PD-(L)1的表达，和免疫组织化学互补使用，理论上存在不可比拟的优势。本文就PD-(L)1探针分子成像原理、临床研究及存在问题等最新进展做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