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腔医学专业期刊承载了一定时期专业领域的实践内容，是研究口腔医学发展的重要资料。我国近代（1840至1949年）出版了23本口腔医学期刊，其办刊背景、办刊主体、办刊目的、主要特点及刊载文章情况等历史细节不仅是口腔医学人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实证研究近代口腔医学的基础。本研究通过查阅文献和档案，考证我国近代出版的口腔医学期刊及其现存刊载文章2 260篇；进一步分析这些期刊的主要特点和功能，丰富我国近代口腔医学研究。

该系列文章介绍了核医学背景下的机器学习(ML)。第一部分讨论了ML的历史，描述了常见的算法并举例说明ML何时可用于核医学。第二部分聚焦于ML在当下对核医学领域的贡献，讨论了未来对ML的预期和局限性，并对ML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进行非常严谨的评估。

家庭治疗传入中国已经30余年。国内家庭治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方法和理论的推广及中国文化的应用性研究两个方面。本研究对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应用有效性和文化适应性两个方面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指出目前国内家庭治疗的有效性研究存在深入性、方法和技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了几点建议；同时也对家庭治疗在中国临床的文化适应性提出建议，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展家庭治疗工作需要加强对中国家庭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并扎实开展个案临床研究工作。

协同护理模式可为失智症家庭照护者提供支持，从而减轻照护者负担，提高失智症家庭生命质量。通过综述该模式的历史回顾、类型及失智症协同护理模式模型，并对其在失智症家庭照护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为构建符合我国失智症老年人及照护者文化背景的协同护理模式提供参考与借鉴。

处于全球科技革命、健康中国战略、医教协同发展3大机遇期的中国医学教育面临着抓住机遇，着眼未来，推进医学教育多层次、全方位改革的历史使命和重任。本次全球重大传染病疫情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上述背景下，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邀请部分专家进行了新时代医学教育发展与改革研讨会，形成主要共识。

欧洲中世纪大学是西方高等医学教育的肇始，其主要特征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外科与内科的竞争、医学和人文的融合。这3个特征都有其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并经中世纪大学呈现出更加明显的趋势。由于受到医学知识复兴和经院哲学的影响，欧洲中世纪大学医学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偏重理论而忽视实践。大学内科医生的地位远远高于外科医生，外科实践被视为手工劳动，受到鄙视。同时，哲学、逻辑学等人文学科成为大学医学生的基础训练，医学教育具有明显的人文色彩。欧洲中世纪大学奠定了近代医学教育的基本模式，表明内外科并重是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文是医学教育的重要属性。

17世纪后欧洲海外贸易及传教士的频繁交流至1848年淘金华工入美完整带去中医药，为中美中药的传播和交流的早期阶段。通过对此阶段3个典型历史事件：茶叶的传播、贸易和引种，第一版美国药典及收载的中药和制剂，西洋参的发现和贸易的梳理，初步探求早期中美中药传播和交流的基本史实。以此为鉴，为发展在公众健康等领域友好合作的中美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提供有价值的思考：容纳外来和外传中药；构建适宜于中药传播和交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研发展的和谐大环境；在全球化背景下，使具有宝贵药用价值和养生功效的传统药物造福更多人群。

结肠癌D 3淋巴清扫术和完整结肠系膜切除术（CME）是目前全球的两大主流手术理念，从传入我国到发展，已有十余年的历史。但是，国内学术界对这两个手术的核心理念以及两者的异同，仍然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和误会，目前鲜见针对该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的文章。尤其对于右半结肠癌D 3和CME手术，国内学者的理解较为混乱，目前主要存在将两种理念相混淆的"D 3等同于CME"理念以及将两种概念进行优势互补的"D 3+CME"理念，前者把两者同一化，后者似乎把两者概念完全不同区别对待，孰是孰非，未达成共识。本文阐述右半结肠癌D 3手术和CME手术在提出背景、手术原理、手术范围以及根治效果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认为两者不属于同一概念，而且右半结肠癌CME手术范围大于且包含D 3手术范围，两者也不属于互补关系。

晚清以来，西方医学知识与技艺在中国的引进、发展与演变，不仅直接促成了中西医学分庭抗礼的格局，也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医学知识与技能”的理解而言，医家和史家分别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作为殊途同归的“医学史”研究将两者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医学史是一门研究医学发展历史及其规律的科学。它以医学的发展演进为研究对象，不仅探究医学自身的发展特点和变化，更是将医学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探讨医学发展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相关关系与影响。医学史是医学与史学的交叉学科，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一般可将它分为综合史和专门史两大类 ［1］。医学史最初是一块遗世独立的狭小的园圃，完全由医生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灌溉栽培着。只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后期，这个题目才吸引了其他类型的历史学家的兴趣，这些人把这个专门化的体裁携入了更加宽广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他们也把社会史的方方面面都引进了医学史研究，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今天经常要把它叫作“医学与健康的历史” ［2］。只是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者的基本关注点并不在疾病和医学本身，而不过是希望通过疾病医疗这一角度来增益史学研究的维度和深度，藉此探讨来体现、说明和诠释历史上社会文化的状况及其变迁 ［3］。

目的:总结心脏危重症患者使用直升机进行医疗转运的管理经验，为在重大自然灾害背景下危重症患者转运提供借鉴。方法:收集2021年7月21日16：30至7月22日19：30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因历史罕见特大暴雨使用直升机转运的36例心脏危重症患者的临床及转运资料。在迅速组建转运领导协调组、明确职责及分工，做好患者病情、管道评估及机械循环辅助（MCS）设备的预处理，模拟演练转运流程，提高转运实施过程的安全性，与目标医院进行有效交接等的完备措施下，采用直升机对心脏危重症患者实施转运。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种、MCS情况、转运情况及转归。结果:36例心脏危重症患者分别来自成人心外重症监护病房（ICU）、成人心脏重症监护病房（CCU）、儿童CCU、综合ICU和神经疾病科；其中，男性24例，女性12例；年龄（50.93±20.86）岁；12例患者使用呼吸机，7例患者需要MCS设备支持〔其中2例既需要体外膜肺氧合（ECMO），又需要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支持〕，7例患者为心脏术后。36例患者转运总距离1 638.4 km，共历时10.5 h，直升机单程空中飞行时间约8 min，每位患者平均转运用时约17.5 min。36例患者转运途中生命体征基本稳定，未发生转运相关不良事件，均安全到达目标医院。结论:在迅速组建转运领导协调组、评估患者病情及预处理、模拟演练转运流程、与接收医院有效交接等各环节的无缝衔接下，使用直升机对心脏危重症患者进行医疗转运具有可行性和安全性，可为拯救患者生命和进一步救治争取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