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纤维化是肝脏慢性损伤时出现过度修复反应,导致正常组织被取代而形成纤维疤痕的过程.肝巨噬细胞参与肝纤维化进展或消退的所有阶段,其作为肝纤维化的核心参与者,对肝纤维化具有双重调控作用.目前研究发现血小板除了血栓形成与止血功能,还可以通过分泌多种活性物质直接影响肝纤维化,或与肝巨噬细胞相互作用共同调控肝纤维化.研究肝巨噬细胞和血小板及其两者的相互作用在肝纤维化中的影响,可以为抗肝纤维化提供新靶点与治疗思路.

心律失常是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发病率高,因生活模式改变及其不良预后导致患者合并焦虑抑郁问题愈加明显,西医治疗主要是抗心律失常与抗焦虑抑郁类药物的联合应用,但部分患者对精神类药品的依从性较差.中医学对于"心"的生理认识包括"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注重"形与神俱"的整体观念,"心主血脉"即是有形,"心主神明"则是有神,与现代医学研究的"双心"理念不谋而合.该文基于"形神一体观"理论,从双心医学角度出发,认为心律失常合并焦虑抑郁当属形神共病,其中"形"坏是其发病的基础,"神"伤是其发病的关键,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治疗上当注重形神兼治,采用健脾益气、化痰祛瘀、清肝宁心、理气解郁、重镇潜阳等多种治法,改善患者的躯体症状与精神障碍,以达到机体气血阴阳的平衡.以期为心律失常合并焦虑抑郁的临床诊疗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

目的:分析食蟹猴不同程度肝纤维化的磁共振灌注加权成像(MR-PWI)定量参数值的变化规律，探讨评价肝纤维化严重程度的MR-PWI最佳检测指标。方法:以皮下注射四氯化碳溶液辅以饲喂高脂饲料的方法成功建立22只食蟹猴的肝纤维化模型，其中15只发展至早期肝硬化(即肝纤维化S4期)。采用配伍组设计对具有肝纤维化完整发展过程的15只食蟹猴进行Exchange肝脏双血供模型的MR-PWI对比研究，MR-PWI定量参数包括对比剂容积转运常数( ktrans)、反流速率常数( kep)、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分数( ve)、对比剂血浆容积分数( vp)、肝动脉灌注指数(HPI)。分析不同程度肝纤维化上述参数的变化规律及其与肝纤维化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并探讨最佳的MR-PWI检测指标。统计学方法采用配伍组设计(随机区组设计)方差分析、SNK- q检验、Spearman秩相关分析和ROC曲线分析。 结果:食蟹猴MR-PWI的 ktrans、 kep随着肝纤维化进展而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685.228、99.718， P均<0.01)，肝纤维化各期(S1～S4)与正常肝组织(S0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0.527±0.038)、(0.479±0.035)、(0.432±0.032)、(0.387±0.031) mL/min比(0.584±0.044) mL/min， P均<0.01；(2.193±0.307)、(1.997±0.301)、(1.624±0.174)、(1.532±0.130) mL/min比(2.565±0.482) mL/min， P均<0.01]；重度肝纤维化S3、S4期与轻度肝纤维化S1期和中度肝纤维化S2期比较， ktrans、 kep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但S3与S4期、S1与S2期的 ktrans、 kep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随着肝纤维化严重程度的进展，HPI逐渐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39.883， P<0.01)，S0～S4期HPI分别为0.244±0.022、0.317±0.035、0.421±0.046、0.546±0.043、0.651±0.058，各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随着肝纤维化严重程度的进展， vp逐渐降低， ve逐渐增大，但S0～S4期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 ktrans、 kep与肝纤维化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rs ＝-0.875、-0.797， P均<0.01)，HPI与肝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 rs ＝0.959， P<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 ktrans、 kep和HPI诊断早期肝硬化的AUC分别为0.852(95% CI 0.767～0.937)、0.799(95% CI 0.700～0.897)和0.967(95% CI 0.932～1.002)，最佳截断值分别为0.395 mL/min、1.561 mL/min和0.590，灵敏度分别为86.7%、79.6%和97.4%，特异度分别为77.4%、71.9%和93.1%。其中HPI诊断S1、S2、S3和S4期肝纤维化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0.291、0.376、0.503和0.590，灵敏度分别为95.7%、93.8%、94.4%和97.4%，特异度分别为89.5%、84.7%、91.3%和92.7%。 结论:食蟹猴肝纤维化模型的MR-PWI参数值随肝纤维化发展而发生规律性变化，其中HPI是定量评价肝纤维化严重程度的最佳检测指标。

目的:了解云南省农村地区育龄人群孕前HBV感染状况，筛查出HBV易感人群及高发地区，为孕前优生和科学干预提供依据。方法:研究对象为2013-2017年云南省农村地区接受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18~49岁育龄人群。描述和分析不同特征育龄人群HBsAg阳性率及其差异。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农村育龄人群中，共筛查2 180 841例研究对象，HBsAg阳性率为3.13%（68 314/2 180 841）。男性HBsAg阳性率（3.56%，37 694/1 057 376）高于女性（2.73%，30 620/1 123 465）；41~49岁年龄组HBsAg阳性率最高（3.77%，3 126/82 931）；少数民族HBsAg阳性率（3.77%，27 974/742 518）高于汉族（2.81%，40 024/1 425 870），瑶族HBsAg阳性率最高（8.20%，851/10 37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群HBsAg阳性率最高，为3.97%（17 294/435 219）；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州）HBsAg阳性率最高（6.65%，3 875/58 232）；深度贫困地区HBsAg阳性率（3.32%，19 755/595 665）高于贫困地区（3.17%，29 750/939 101）与非贫困地区（2.91%，18 809/646 075）。不同特征育龄人群HBsAg阳性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结论:云南省农村地区育龄人群HBsAg阳性率与其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筛查地区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相关。育龄人群中，男性、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少数民族（尤其是瑶族）、来自西双版纳州和贫困地区HBsAg阳性率较高。

目的：:通过收集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nAMD）病史中易获取的临床特征及血液检测指标，筛选出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治疗nAMD疗效相关的重要危险因素，以此构建模型评估抗VEGF预期疗效。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随机纳入2018年1月至2022年9月就诊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行抗VEGF治疗的nAMD患者173例（173眼），单眼患者纳入患眼，双眼同时治疗患者纳入较严重眼。收集可能影响疗效的临床特征以及检验指标中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设置随机数按7:3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121例）和验证集（52例）。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子算法-Cox比例风险回归（LASSO-Cox回归）筛选重要特征，Cox比例风险回归建立预测模型，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和时间依赖一致性指数（C-index）评估重要特征和模型对不同随访时间结局的区分度，决策曲线分析评估模型净收益，建立列线图用于快速计算有效概率。结果：:利用LASSO-Cox回归筛选到5个重要特征和指标：首次打针后1个月的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首次打针后1个月的凝血酶原时间、打针次数、最后1次打针至随访的间隔时间及首次打针后1个月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变化量，并利用这些变量建立5-Panel模型。评估这些变量对不同随访时间结局的区分度，其中首次打针后1个月的BCVA变化量和打针次数的C-index较高。训练、验证和重抽样数据集在大部分随访时间结局的C-index大于0.7。ROC分析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该模型区分度，该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上对在90、180、360、720 d随访结局的AUC均大于0.8。决策曲线分析表明该模型对90、180、360、720 d的随访结局具有正向净收益。结论：:基于临床危险因素开发并验证了由首次打针后1个月的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首次打针后1个月的凝血酶原时间、打针次数、最后1次打针至随访的间隔时间及首次打针后1个月的BCVA变化量组合的5-Panel模型，利用该模型判断抗VEGF疗效性能良好，能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依据。

患者，男，44岁，因"双眼视力下降5~6 d"于2021年4月27日在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就诊。既往无眼部疾病史，否认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外伤史、吸烟史。浅表性胃炎病史3~4年；饮酒史3~4年。近2个月饮350~400 g白酒/d（根据患者提供饮用白酒的信息计算196~224 g乙醇/d，甲醇含量在国家卫生标准范围内），停酒后手抖。眼部检查：裸眼视力（UCVA）：右眼0.01，左眼0.02；最佳矫正视力（BCVA）：右眼0.02，左眼0.1；眼压：右眼16.2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7.5 mmHg。双眼结膜、角膜、前房、晶状体未见异常；瞳孔直径：右眼3.5 mm，左眼3.5 mm，直接、间接对光反射正常。双眼眼底视盘界清色可，视网膜血管走行自然，黄斑未见异常。超广角眼底照相显示：双眼视网膜平伏，未见异常。眼底自发荧光示：双眼黄斑区小片低自发荧光（见图1）。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示：双眼鼻侧视网膜神经纤维层（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 RNFL）略薄，双眼颞下RNFL略增厚（见图2）。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 OCTA）示：视网膜浅层及深层血流密度未见异常。视觉诱发电位（Visual evoked potential, VEP）示：双眼P100潜伏期延长，振幅正常（见图3）。血常规、生化、电解质检查示：红细胞3.60×10 12/L，血红蛋白浓度129 g/L，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35.8 pg，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358 g/L；谷丙转氨酶235 U/L，谷草转氨酶295 U/L，r-谷氨酰转肽酶217 U/L，总胆红素33.00 μmol/L，直接胆红素14.80 μmol/L；血钾3.43 mmol/L。免疫常规示：梅毒、HIV、乙肝、丙肝抗体均为阴性。头颅MRI（外院）示：脑实质MRI平扫未见异常，右侧中下鼻甲肥大。诊断：双眼急性乙醇中毒性视神经病变。嘱患者戒酒，予以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治疗：口服甲钴胺片0.5 mg/次，每日3次，维生素B1片10 mg/次，每日3次，氯化钾缓释片0.1 mg/次，每日2次，银杏叶提取物片40 mg/次，每日3次；双眼点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每日4次，溴酚酸钠滴眼液每日2次。患者遵医嘱用药20 d后复查视力，BCVA：右眼0.8，左眼0.9。眼底视盘界清色可，黄斑中心凹光反射可见。嘱继续戒酒，改善营养治疗，半年后复查。

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ASP)对肿瘤细胞具有双向调节作用，但目前尚缺乏SASP对主要恶性肿瘤影响的全面分析。本文旨在综述SASP在肝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几种常见恶性肿瘤中的种类、特点及其调节作用，为全面了解这些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转移的机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携带泛素化修饰丁型肝炎抗原(hepatitis D antigen, HDAg)的树突状细胞来源的胞外体(dendritic cell derived exosomes，Dexs)在诱导特异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 CTL)反应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方法:提取并诱导C57BL/6小鼠髓源性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后与Ub-S-HDAg-Dexs共孵育48 h，流式细胞仪检测表面分子[CD86、CD80、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Ⅱ]的表达水平。提取C57BL/6小鼠脾源性T淋巴细胞与经胞外体刺激的DC共孵育后共培养72 h，分为Ub-S-HDAg-Dexs组(加入50 μg/mL Ub-S-HDAg-Dexs)、Blank-Dexs组(加入50 μg/mL无质粒转染的DC来源胞外体)、Con-Dexs组(加入50 μg/mL经空白慢病毒转染的DC来源胞外体)、PBS组[加入50 μL/mL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buffered saline，PBS)]、Ub-S-HDAg-Dexs+AG490组(加入50 μg/mL Ub-S-HDAg-Dexs，经胞外体刺激的DC与T淋巴细胞混合时同时加入50 μmol/L AG490)，流式细胞术检测CD8与γ干扰素双阳性T细胞，非放射性乳酸脱氢酶检测试剂盒检测CTL细胞的杀伤活性。采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和蛋白质印迹法分别检测T淋巴细胞中Jak激酶(Janus kinase, JAK)2、GATA结合蛋白3(GATA-binding protein 3，GATA3)、T-bet、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tion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1、STAT4的mRNA和蛋白质表达水平。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经Ub-S-HDAg-Dexs刺激，DC表面分子CD80、CD86、MHCⅡ阳性率为83.850%±0.219%、68.910%±0.134%、84.320%±0.445%。在Ub-S-HDAg-Dexs组，γ干扰素和CD8双阳性率为6.420%±0.028%, 高于PBS组、Blank-Dexs组、Con-Dexs组、Ub-S-HDAg-Dexs+AG490组( t＝90.78、30.32、63.06、85.42，均 P<0.001)；细胞杀伤率为82.4%±3.9%，高于PBS组、Blank-Dexs组、Con-Dexs组、Ub-S-HDAg-Dexs+AG490组( t＝17.28、9.74、3.95、15.89，均 P<0.050)。Ub-S-HDAg-Dexs组JAK2、T-bet、STAT1、STAT4 mRNA相对表达量分别与Con-Dexs组( t＝10.74、32.34、13.00、16.28，均 P<0.001)、Blank-Dexs组( t＝15.05、21.51、6.46、13.12，均 P<0.050)、PBS组( t＝21.83、41.42、7.30、17.50，均 P<0.050)、Ub-S-HDAg-Dexs+AG490组( t＝35.75、20.69、17.02、17.07，均 P<0.001)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b-S-HDAg-Dexs组T-bet、STAT1、STAT4蛋白质表达水平高于PBS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46.70、57.54、55.81，均 P<0.001)。Ub-S-HDAg-Dexs组加入AG490后，T-bet、STAT1、STAT4的蛋白质表达水平均较Ub-S-HDAg-Dexs组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55.40、52.79、126.10，均 P<0.001)。 结论:胞外体转运泛素化修饰的HDAg能有效促进DC成熟，诱导T淋巴细胞分化，产生特异性CTL反应，为丁型肝炎免疫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女，16岁，2017年3月诊断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行化疗后（具体方案不详）达到缓解，至2019年12月24日停用6-巯基嘌呤、甲氨蝶呤，停药时骨髓为缓解状态。2020年3月2日血常规：WBC 3.87×10 9/L，HGB 108 g/L，PLT 69×10 9/L。2020年3月30日入我院，骨髓象：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1%。免疫分型：①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②CD34 +、CD117 +髓系原始细胞占有核细胞0.25%。HLA-DR、CD33表达减低，部分异常表达CD7、CD96。融合基因筛查阴性（常规检测未包括KMT2A::MAML2融合基因）。白血病少见融合基因及融合基因家族成员分析：KMT2A::MAML2融合基因阳性，融合方式1为KMT2A基因的9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融合方式2为KMT2A基因的10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血液系统遗传病相关基因筛查：CFD、MCM4突变基因阳性。骨髓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7]，外周血染色体核型正常。骨髓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5%（单基因分离间期核35个，占7%，双基因同时分离间期核390个，占78%），提示染色体水平inv（11）（q21q23.3）累及KMT2A基因结构异常。初诊时骨髓涂片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未见KMT2A基因重排。外周血先天骨髓衰竭综合征基因突变分析检查：阴性。骨髓活检：白血病治疗后，骨髓纤维化，幼稚前体细胞比例未见明显升高，巨核细胞增生较活跃伴发育异常。免疫组化：CD20（少量B淋巴细胞+），CD3（少量T淋巴细胞+），CD138（少量浆细胞+），CD117（少量+），CD163（散在+），CD34（个别+），MPO（粒系+），CD61（巨核细胞+），TdT（少量+），CD71（红系+）。患者未应用升白细胞药物等治疗，门诊监测血常规指标逐步恢复。2020年5月19日血常规：WBC 4.25×10 9/L，HGB 115.8 g/L，PLT 404×10 9/L，中性粒细胞2.3×10 9/L。2020年5月25日复查骨髓免疫残留：未见恶性幼稚细胞。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阴性。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46,XX[28]。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双基因分离间期核3个，占0.6%，异常比例较前显著降低。骨髓象：增生活跃，局部增生明显活跃，幼稚淋巴细胞1%。2020年7月19日复查血常规：WBC 3.18×10 9/L，HGB 111 g/L，PLT 75×10 9/L。骨髓象：增生活跃，原始粒细胞21%，诊断AML-M 2。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KMT2A-PTD阳性。骨髓免疫分型：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33.27%恶性幼稚髓细胞。血液肿瘤突变组分析（86种）：CBL A758D突变阳性。2020年7月28日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0%，单基因分离（1R1G1F）间期核占8%，双基因分离（2R2G）的间期核占72%。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8]/46,XX,del（6）（p23）,del（6）（q13q23）,add（10）（p13）,inv（11）（q21q23.3）×2[11]/46,XX[1]。予地西他滨20 mg/m 2（第1～5天）+阿糖胞苷10 mg/m 2每12 h 1次（第3～16天）+阿克拉霉素7 mg/m 2（第4～11天）+重组人G-CSF 200 μg/m 2（第3～16天）+维纳妥拉口服化疗治疗。过程中出现过敏反应暂停化疗，予抗过敏等治疗。病情好转继续化疗。2020年8月5日患者出现发热，考虑感染，予其加左氧氟沙星、头孢曲松、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血培养汇报：生长大肠埃希菌。2020年8月17日骨髓流式细胞术检测：未见恶性幼稚细胞。KMT2A-PTD基因定量阴性。2020年9月5日开始行供者为非血缘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HLA分辨率10/10，血型A供O，预处理方案为Ara-c/Bu/Cy/ATG/Me-CCCNU，应用米芙+他克莫司+甲氨蝶呤预防GVHD。2020年9月17日回输供者外周干细胞，共回输单个核细胞4.72×10 8/kg，CD34 +细胞2.79×10 6/kg。2020年9月18日回输第三方脐带血。+12 d白细胞植活，+9 d血小板植活。移植后定期复查骨髓，均为完全缓解状态。移植后出现急性GVHDⅢ度（肝脏3级，肺部），移植6个月后死亡。

目的:探讨外周血脂水平与乙肝相关性肝癌的关系，为肝癌的早期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且资料完整的乙肝相关性肝病患者188例，按疾病不同阶段分为慢性乙型肝炎组72例、乙肝肝硬化组62例、乙肝相关性肝癌组54例，从病案资料室获取患者所有病历资料。所有入选患者入院后第2天采集空腹静脉血检测外周血脂、肝功能结果等相关指标，收集所有患者一般资料及生化指标等。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2检验，采用双变量 Spearman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分析肝癌发生的相关因素。 结果:三组患者的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32.14、27.59、10.88、34.09，均 P < 0.05），其中肝癌组患者的TC、LDL-C水平均高于肝硬化组患者（ F=-32.31、-50.19，均 P < 0.05），而TG、HDL-C水平与肝硬化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0.69、4.46，均 P > 0.05）。肝硬化组患者的TC、TG、HDL-C、LDL-C水平均低于CHB组患者（ F=53.30、46.98、24.61、48.57，均 P < 0.05）。LDL-C水平与肝癌发生呈正相关（ r=0.20， P < 0.05），HDL-C水平与肝癌发生呈负相关（ r=-0.15， P < 0.05）。LDL-C是肝癌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OR=3.35， P < 0.05），HDL-C是肝癌发生的保护因素（ OR=0.12， P < 0.05）。 结论:与慢性乙型肝炎及乙肝肝硬化相比，乙肝相关性肝癌患者的外周血脂水平出现了异常，可能与患者发生肝癌时肿瘤细胞的异常脂质代谢有关，外周血脂水平可能反过来影响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