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77岁，因"右眼眼胀，双眼视物重影半年余"于2022年12月就诊于济南明水眼科医院。既往无肿瘤病史，慢性胃炎史20余年、慢性支气管炎史20余年、肝囊肿病史11年、冠心病史10余年、结肠息肉切除术后11年余、小肠疝气术后3年余，无传染病史。眼部检查：视力：右眼0.6，左眼0.8，双眼视力矫正无助；眼压：右眼10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0 mmHg；双眼位正，眼球各方向运动未见明显异常；眶压：右眼（++）；右眼上睑下垂，遮挡瞳孔上缘，瞳孔圆，直径约3 mm，光反射正常，晶状体混浊（++），玻璃体轻度混浊；裂隙灯显微镜下眼底检查：右眼视盘颞侧萎缩弧，黄斑中心凹反光不明，鼻下方及颞侧周边视网膜见出血点。实验室检查示血常规、尿常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丙型肝炎抗体、梅毒抗体、艾滋病抗体等未见异常。心电图示窦性心律，肢体导联低QRS电压。胸部X线示双肺纹理增多增粗，其内未见明显实质性病变。眼眶CT示右眼眶眶顶部见类扁椭圆形略高密度阴影，横截面约1.7 cm×1.9 cm，CT值约40 Hu，相邻眶壁骨质结构未见明显破坏，上直肌受压移位。双侧眼球大小对称，球后视神经未见明显增粗（图1）。眼眶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强化示：右侧眼球略突出，右眼眶球后外上方可见团块状长T1长T2异常信号影，边界较清，增强扫面呈明显较均匀强化，大小约15 mm×21 mm，邻近视神经及上直肌受压、移位，左侧眼眶及内容物未见明显异常。患者于2022年12月在全身麻醉下行右眼眶内肿物切除术，术中切除肿物送病理，术后甘露醇降眶压，激素减轻水肿。术后组织病理学提示（右眼眶内）低分化癌，呈深染小细胞样，呈巢团状分布（图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CK-pan:（+）、Syn:（+）、S-100:（个别散在+）、Ki-67:（阳性细胞数约70%）、CD56:（+）、CgA:（-）、CK20:（-）、TTF-1:（+）、P16:（+）、P53:（+，突变型）、CD117:（+）、SMARCA4:（+）。综合以上结果，病理学诊断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Small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SCNEC）。术后常规抗感染，建议患者至肿瘤专科医院行全身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显像检查协诊及原发病灶转移情况。出院后随访，患者胸部CT示右肺上叶占位并纵隔淋巴结肿大，性质不明，锁骨上区及腹部彩超未见明显异常。考虑转移癌可能性大，患者拒绝行穿刺活检及进一步治疗。

目的:探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Toll样受体3（TLR3）信号通路的活化在重组HBsAg（rHBsAg）免疫应答中的作用及机制。方法:收集13名健康献血者外周血制备血液制品时滤除的白细胞，分离培养PBMC后分别给予TLR3激动剂聚肌苷酸-聚胞苷酸（Poly I：C组）及PBS（对照组）处理，48 h后收集部分细胞，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TLR3信号通路蛋白水平；在活化（Poly I：C组）/未活化（对照组）TLR3信号通路后，采用rHBsAg处理两组PBMC 72 h，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PBMC中树突状细胞（DC）、T、B淋巴细胞及其亚群比例。采用配对 t检验、配对资料的符号秩和检验和典型相关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Poly I：C组PBMC TLR3信号通路中TLR3蛋白阳性细胞百分比（19.21%）、TLR3蛋白表达量（8 983.95）、NF-κB蛋白的表达量（26 193.13）、磷酸化NF-κB（pNF-κB）蛋白阳性细胞百分比（13.73%）及其占NF-κB的比例（16.03%）、磷酸化IRF3（pIRF3）蛋白阳性细胞百分比（12.64%）及其占IRF3的比例（21.80%）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分别为11.54%、8 086.00、22 340.66、8.72%、9.71%、9.57%、19.12%）（ P<0.05），TRIF蛋白阳性细胞百分比（89.75%）和蛋白表达量（304 219.54）均高于对照组（89.64%、288 149.72）（ P>0.05）；经rHBsAg处理后，Poly I：C组髓样DC（mDC）（2.90%）、浆细胞样DC（1.80%）、B细胞（5.31%）比例及浆细胞占B细胞比例（67.71%）均明显高于对照组（1.83%、0.81%、4.23%、58.82%）（ P<0.05）；TLR3信号通路相关蛋白阳性细胞百分比和蛋白表达量与免疫细胞之间均存在典型相关，TLR3蛋白表达量与浆细胞比例、pIRF3蛋白表达量与浆细胞和mDC比例、pNF-κB和pIRF3蛋白阳性细胞百分比与CD4 +T细胞的比例均正相关。 结论:Poly I：C可以活化PBMC TLR3/TRIF/NF-κB和TLR3/TRIF/IRF3信号通路，促进下游信号分子发挥功能，进而促进DC的成熟，诱导CD4 +T细胞免疫反应，促进B细胞的成熟分化，促进rHBsAg的免疫应答。

目的:探讨达雷妥尤单抗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MM）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截至2019年12月的37例复发难治性MM患者使用以达雷妥尤单抗为主的治疗后的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37例复发难治性MM患者中35例可进行疗效评估，总体缓解率（ORR）为68.6%，16 mg/kg剂量组的疗效优于800 mg固定剂量组[ORR：78.3%（18/23）比40.0%（4/10）]。输注相关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7.0%（10/37）；常见的血液学不良反应为淋巴细胞减少及血小板减少[3级及以上的发生率分别为59.5%（22/37）和43.2%（16/37）]；常见的非血液学不良反应是肺部感染[37.8%（14/37）]。达雷妥尤单抗在1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及2例透析患者中使用安全。结论:达雷妥尤单抗治疗复发难治性MM的总体缓解率高，不良反应轻微，耐受性好。

目的:探讨核苷（酸）类似物经治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加用聚乙二醇干扰素α治疗后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清除情况及其预测因素。方法:前瞻性纳入2018至2019年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HBsAg ≤ 1 500 IU/ml、乙型肝炎e抗原阴性、HBV DNA不可测且接受核苷（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至少1年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给予加用聚乙二醇干扰素α治疗48周，主要研究终点是72周时HBsAg清除的比例，同时分析HBsAg清除的预测因素。用 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分析定量数据，Fisher精确检验分析定性数据。 结果:研究共纳入38例患者，其中13例患者在治疗48周时获得了HBsAg清除，另有6例患者在疗程延长至72周治疗期间获得了HBsAg清除，占全部入组患者的50.00%。比较HBsAg清除组和未清除组间的HBsAg动力学整体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及基线、12周、24周时HBsAg水平和治疗早期HBsAg下降幅度是治疗72周时HBsAg清除的预测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OR值= 1.311； P = 0.016；95%置信区间：1.051～1.635)和治疗24周时HBsAg水平( OR值=4.481， P = 0.004；95%置信区间：1.634～12.290)是HBsAg清除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对核苷（酸）类似物经治、HBsAg ≤ 1 500 IU/ml、HBV DNA不可测的乙型肝炎e抗原阴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加用Peg-IFNα治疗48周可促进HBsAg清除；在48周时未获得HBsAg清除的16例患者，将疗程延至72周后，其中6例患者(37.50%)也获得了HBsAg清除，因此需要根据预测指标定制最佳个体化治疗策略，而并非48周固定疗程；年龄(≤ 38岁)、基线HBsAg水平(≤ 2.86 log 10IU/ml)、24周时HBsAg水平(≤ 0.92 log 10IU/ml)和12周HBsAg自基线下降幅度(≥ 0.67 log 10IU/ml)提示患者很大可能在联合治疗72周时获得HBsAg清除，其中基于24周时HBsAg水平≤0.92 log 10 IU/ml的联合指标将识别出85%～100%可能获得HBsAg清除的患者。

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常使用干扰素、核苷(酸)或核苷(酸)类似物等药物进行治疗，虽然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但存在无法彻底清除病毒、长期使用副作用大以及产生耐药性等问题。针对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尤其是针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的单克隆抗体具有良好的病毒中和能力，在相关动物模型上能有效抑制HBV的复制，展现出了治疗或辅助治疗CHB的潜力。本文就处于临床研发阶段或临床前研发阶段的治疗性抗HBV单克隆抗体药物研发进行综述，旨在为CHB的治疗提供新的参考。

2例经母婴传播的慢性乙型肝炎（CHB）患儿就诊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初诊时乙肝病毒载量及乙肝表面抗原（HBsAg）水平较高，并伴有肝脏组织学变化，立即给予恩替卡韦抗病毒治疗，但HBsAg始终无法转阴，后续在恩替卡韦基础上联合聚乙二醇干扰素α-2b（Peg-IFN-α-2b）治疗后，在短期内即达到临床治愈。2例患儿持续随访中，目前暂未停药，仍联合抗病毒治疗。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是目前严重传染病之一，全球约2.96亿人为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而HBsAg阴性的隐匿性乙肝病毒感染者（OBI）尚未引起重视。传统观念认为OBI患者肝脏几乎无炎症反应、是“安全的”，但近年研究发现，OBI不仅可以引起肝炎，而且可以引起肝硬化、肝细胞癌等病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疾病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正确认识与广泛关注。因此，本文就OBI的最新定义、流行病学、临床医学、免疫学、治疗学等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与探讨。

目的:探究核苷（酸）类似物（NAs）经治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序贯联合聚乙二醇干扰素α（Peg-IFN-α）治疗疗效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8年5月-2020年5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治疗随访的NAs治疗1年以上、HBV DNA<20 IU/ml、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定量<3 000 IU/ml的CHB患者144例，给予序贯联合Peg-IFN-α治疗48～96周；采用意向性分析统计96周HBsAg清除率，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96周HBsAg累积清除率，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序贯联合治疗48周HBsAg清除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延长Peg-IFN-α疗程96周HBsAg清除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评价影响因素对HBsAg清除的预测价值。计量资料组间数据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数据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41例(28.47%)患者在序贯联合治疗48周时实现HBsAg清除。意向性分析96周HBsAg清除率为40.28%（58/144），Kaplan-Meier法计算96周HBsAg累积清除率为68.9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线HBsAg定量（ OR = 0.090，95% CI：0.034～0.240， P<0.001）和24周HBsAg下降幅度（ OR = 7.788，95% CI：3.408～17.798， P<0.001）是NAs经治CHB患者序贯联合Peg-IFN-α治疗48周实现HBsAg清除的独立预测因素。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基线HBsAg定量[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为0.911，95% CI：0.852～0.952）]与24周HBsAg下降幅度（AUC=0.881，95% CI：0.814～0.930）均具有较好的48周HBsAg清除预测价值，但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 = 0.638， P = 0.523）。基线HBsAg定量与24周HBsAg下降幅度联合（AUC=0.981，95% CI：0.941～0.997）预测48周HBsAg清除率的价值均高于单一的基线HBsAg定量（ Z = 3.017, P = 0.003）或24周HBsAg下降幅度（ Z = 3.214, P = 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显示48周HBsAg定量（ HR = 0.364，95% CI：0.176～0.752， P = 0.006）是延长Peg-IFN-α疗程96周HBsAg清除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基线HBsAg定量联合24周HBsAg下降幅度可以有效预测NAs经治CHB患者序贯联合Peg-IFN-α治疗48周HBsAg清除率；延长Peg-IFN-α疗程能够提高HBsAg清除率；序贯联合治疗48周时HBsAg定量是延长Peg-IFN-α疗程96周HBsAg清除的独立预测因素。

目的:探究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T淋巴细胞及自然杀伤(NK)细胞T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Tim-3)表达及其在评估肝纤维化程度中的潜在价值。方法:选取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1日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门诊就诊的320例慢性HBV感染者，将其分成免疫耐受期组(31例)，免疫活动期组(184例)，非活动期组(48例)和灰色区组(57例)；同时纳入17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分离每例研究对象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并采用流式细胞仪分别检测CD3 + T淋巴细胞及其亚群(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以及NK细胞及其亚群(NK-bright和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平均荧光强度(MFI)。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并计算天冬氨酸转氨酶与血小板计数比值指数(APRI)。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多组间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组间两两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百分数)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比较。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CD3 + T淋巴细胞与NK细胞Tim-3表达比值在评估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肝纤维化进展中的预测价值。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免疫耐受期、免疫活动期、非活动期、灰色区和健康对照组年龄、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丙氨酸转氨酶(ALT)、白蛋白(Alb)、总胆红素(TBil)和肝脏硬度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 H＝12.40、169.70、210.70、25.17、24.21和86.50， P值均<0.05)。免疫耐受期、免疫活动期、非活动期和灰色区组APRI评分、乙型肝炎e抗原(HBeAg)阳性患者比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和HBV-DNA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 H＝89.45、118.00和14.81， χ2＝148.20， P值均<0.05)。免疫耐受期、免疫活动期、非活动期、灰色区及健康对照组CD3 +、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以及NK细胞、NK-bright和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及MFI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13.57、51.55、8.58、44.25、20.32、47.96和12.45、33.69、4.96、32.47、10.63、30.46， P值均<0.05)。慢性HBV感染者CD3 +、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与ALT和AST水平均呈正相关( r＝0.2134、0.4733、0.2090、0.4333、0.1771、0.4417、0.1780、0.3956、0.2618、0.4671、0.2614和0.4326， P值均<0.05)；CD8 + T淋巴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以及CD3 +和CD4 + T淋巴细胞Tim-3 MFI与TBil水平均呈正相关( r＝0.1342、0.2635、0.2739和0.2526， P值均<0.05)。慢性HBV感染者NK及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与ALT、AST和TBil水平均呈负相关( r＝-0.2671、-0.4093、-0.2451、-0.4099、-0.1807、-0.1823、-0.2733、-0.4224、-0.2576、-0.4206、-0.1798和-0.1946， P均<0.05); NK-bright细胞Tim-3 MFI与ALT、AST和TBil水平均呈负相关( r＝-0.3775、-0.3562和-0.1633， P值均<0.05)；CD3 +、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与肝脏硬度值均呈正相关( r＝0.1789、0.3896、0.1518、0.3521、0.2117和0.3579， P值均<0.05)；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以及CD3 + T淋巴细胞MFI与APRI评分均呈正相关( r＝0.1487、0.2604、0.2296、0.4858和0.2853， P值均<0.05)；NK和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以及NK-bright Tim-3 MFI与肝脏硬度值均呈负相关( r＝-0.2686、-0.3975、-0.2852、-0.3991和-0.3531， P值均<0.05)。NK和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以及NK-bright细胞Tim-3 MFI与APRI评分均呈负相关( r＝-0.3589、-0.4158、-0.3591、-0.4108和-0.3966， P值均<0.05)。CD3 + T淋巴细胞与NK细胞Tim-3表达比值预测慢性HBV感染者肝脏纤维化ROC曲线下面积为0.783(95% CI：0.723～0.843， P<0.05)。当截断值＝0.612，敏感度为61.9%，特异度为99.3%。 结论:慢性HBV感染者T淋巴细胞和NK细胞Tim-3表达与肝脏炎症及纤维化的相关性表现为相反的特征性，Tim-3分子在T淋巴细胞和NK细胞上表达比值对评估慢性HBV感染肝纤维化具有一定价值。

一般认为非活动性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状态(inactive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carriers state，IHCs)患者的疾病进展缓慢，相对预后良好，国内外指南均不推荐治疗。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这种状态并非恒定不变，也可以发展为活动性肝炎、肝硬化和(或)肝癌。单纯基于丙氨酸转氨酶、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 DNA评估患者是否处于IHCs，可能会使部分人群错失治疗时机。机体的免疫应答在疾病的预后中发挥重要作用。IHCs患者有残余的HBV特异性免疫细胞活性，采用基于聚乙二醇干扰素α的治疗方案可帮助IHCs患者恢复HBV特异性免疫细胞功能，从而获得更高的临床治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