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oluble interleukin 2 receptor，sIL-2R)、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IL-8、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及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在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MPP)急性期中的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017年9月至2018年12月入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病房的肺炎儿童301例，分为重症MPP组(100例)、轻症MPP组(103例)及非MPP组(NMPP组，即除外明显细菌感染，以轻症病毒感染为主，共98例)。检测各组急性期血清sIL-2R、IL-6、IL-8、IL-10、TNF-α、CRP、PCT的水平变化。结果:重症MPP组患儿急性期血清中IL-6、PCT、CRP、IL-8、TNF-α、sIL-2R浓度均高于轻症MPP组、NMPP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血清中IL-10水平在3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提示IL-6诊断重症MPP的特异性(77.1%)最高，TNF-α的灵敏性(85.0%)最高。重症MPP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最大的3项炎症指标分别为IL-6、PCT、CRP，IL-6与PCT、IL-6与CRP、PCT与CRP呈正相关( r分别为0.277、0.361、0.538， P均<0.05)。 结论:血清中IL-6、PCT、CRP、IL-8、TNF-α、sIL-2R的水平对重症MPP的诊断及病情评估均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血浆置换(TPE)联合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对儿童严重脓毒症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的治疗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纳入2019年2月至2023年2月安阳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严重脓毒症并MODS患儿7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联合组与CVVH组(各35例)。CVVH组采用CVVH治疗，联合组采用TPE联合CVVH治疗。观察2组抗生素使用时间，并采用 t检验进行比较。对2组治疗前及治疗48 h、72 h的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时间(TT)、部分凝血酶原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以及血清白细胞介素(IL)-1β、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Toll样受体4(TLR4)、可溶性受体(sFLT)水平进行分析，多时点整体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 t检验。记录2组患儿28 d生存率，并采用 χ2检验进行比较。 结果:联合组治疗48 h及72 h的PT、TT、APTT均低于CVVH组(均 P<0.05)。联合组治疗48 h、72 h的FIB分别为(2.15±0.42) g/L、(2.89±0.27) g/L，高于CVVH组的(1.84±0.31) g/L、(2.49±0.20) g/L(均 P<0.05)。联合组抗生素使用时间为(11.33±1.16) d，短于CVVH组的(13.54±1.92) d( t＝5.828， P<0.05)。联合组治疗48 h及72 h的血清IL-1β、IL-6、TNF-α水平均低于CVVH组(均 P<0.05)。联合组治疗48 h及72 h的血清HMGB1、TLR4、sFLT水平均低于CVVH组(均 P<0.05)。联合组28 d存活率为94.29%，高于CVVH组的77.14%( χ2＝4.200， P＝0.040)。 结论:TPE联合CVVH能改善严重脓毒症并MODS患儿的凝血功能、炎症因子水平，其可能通过调节HMGB1、TLR4、sFLT水平达到治疗目的，改善短期预后。

目的:探讨IL-6诱导人脐动脉平滑肌细胞（HUASMC）成骨样分化及钙化的跨膜信号转导机制。方法:体外培养HUASMC，分别给予IL-6、IL-6+可溶性IL-6受体（sIL-6R）、IL-6+sIL-6R+可溶性gp130（sgp130）刺激，设空白对照。茜素红及Von Kossa染色检测钙化水平，免疫印迹检测钙化相关分子组织非特异性碱性磷酸酶（TNAP）、骨桥蛋白（OPN）、骨形态发生蛋白（BMP-2）及Runt相关转录因子2（Runx2）表达，免疫荧光检测膜型IL-6R（mIL-6R）表达。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 t检验。 结果:IL-6+sIL-6R组钙化染色较其他组增多，IL-6+sIL-6R+sgp130组较IL-6组及空白组增多。蛋白印迹结果显示，干预12 h，TNAP蛋白表达量：空白组（0.44±0.08)、IL-6组（0.52±0.14）、IL-6+sIL-6R组（0.84±0.16）、IL-6+sIL-6R+sgp130组（0.55±0.10），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290.96， P<0.001）；干预72 h，OPN蛋白的表达量：空白组（0.61±0.84）、IL-6组（0.95±0.16）、IL-6+sIL-6R组（1.65±0.24）、IL-6+sIL-6R+sgp130组（0.99±0.10），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507.72， P<0.001）。干预12 h，BMP-2蛋白的表达量：空白组（(0.77±0.05）、IL-6组（1.69±0.16）、IL-6+sIL-6R组（2.81±0.26）、IL-6+sIL-6R+sgp130组（0.57±0.12），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959.09， P<0.001）；干预72 h，Runx2蛋白的表达量：空白组（0.57±0.03）、IL-6组（0.92±0.10）、IL-6+sIL-6R组（1.31±0.13）、IL-6+sIL-6R+sgp130组（0.66±0.0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1 141.27， P<0.001）。IL-6+sIL-6R组中TNAP、OPN、BMP-2、Runx2的表达均高于其他组。免疫荧光结果显示HUASMC少量表达mIL-6R。 结论:IL-6可能主要通过sIL-6R介导的反式信号通路诱导HUASMC成骨样分化和钙化。

目的:探讨结直肠癌腹腔镜术后感染患者的病原菌特征情况，分析感染对患者辅助性T细胞(T helper，Th)1、Th2类炎症因子、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以及可溶性髓样细胞触发受体-1(soluble 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s on myeloid cells ，sTREM-1)表达的影响。方法:纳入2017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间沐阳县中医院收治的126例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术后患者是否感染分为感染组(49例)和非感染组(77例)。观察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特征情况，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dsorption test ，ELISA)检测并分析两组患者Th1、Th2类炎性因子及MCP-1和sTREM-1表达水平。结果:126例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患者中有49例患者出现术后感染。其中浅部切口感染38例，占77.55%；其次为深部切口感染10例，占20.41%；器官感染1例，占比最低为2.04%。术后感染患者共分离出63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12株，包括表皮葡萄球菌(7.94%)、金黄色葡萄球菌(4.76%)、屎肠球菌(3.17%)以及粪肠杆菌(3.17%)，共占19.05%；革兰阴性菌51株，包括大肠埃希菌(53.97%)、铜绿假单胞菌(11.76%)、肺炎克雷伯菌(7.84%)、产气肠杆菌(5.88%)、奇异变形菌(5.88%)以及鲍氏不动杆菌(1.96%)，共占80.95%，革兰阴性菌比例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 χ2＝76.63， P<0.05)；所有病原菌中以大肠埃希菌感染为主，明显高于其他病原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53.81， P<0.05)。感染组患者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表达水平低于非感染组[(1.39±0.26)μg/L比(1.64±0.28μg/L，(14.32±2.84)μg/L比(21.56±2.92)μg/L， t值分别为5.02和13.71， P值均<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IL-6、IL-10、IL-13、MCP-1以及sTREM-1表达水平明显高于非感染组[(2.84±0.36)μg/L比(2.12±0.25)μg/L，(18.92±2.87) μg/L比(10.68±2.15)μg/L ，(34.76±3.38) μg/L比(21.43±2.82)μg/L ，(24.52±3.06) μg/L比(13.67±2.24)μg/L，(252.46±23.52) μg/L比(149.71±16.16)μg/L ，(，64.18±12.54) μg/L比(34.62±8.16)μg/L， t值分别为13.24，18.38，23.92，21.57，29.07，16.04， P值均<0.05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革兰阴性菌是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后感染的主要致病菌，其中以大肠埃希菌为主。术后感染患者Th1、Th2类炎症因子以及MCP-1、sTREM-1表达水平对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后感染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滤过对脓毒症患者Toll样受体4（TLR4）/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相关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回顾性选取2020年2月至2023年2月在菏泽市立医院治疗的150例脓毒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75例。两组均予以脓毒症标准治疗，于此基础上，对照组予以血液滤过治疗，观察组予以血液灌流联合血液滤过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治疗后72 h TLR4/NF-κB信号通路相关mRNA表达（TLR4 mRNA、NF-κB mRNA）及相关炎性因子、血管内皮功能相关指标、肝肾功能指标水平，并比较两组28 d病死率。结果:相较于治疗前，两组治疗后72 h TLR4 mRNA及NF-κB mRNA明显下降，观察组低于对照组（0.34 ± 0.12比0.63 ± 0.16、0.30 ± 0.10比0.59 ± 0.1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相较于治疗前，两组治疗后72 h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IL）-6、IL-12及C反应蛋白水平均下降，观察组低于对照组[（43.42 ± 7.82）ng/L比（56.37 ± 9.41）ng/L、（28.47 ± 6.03）ng/L比（39.41 ± 7.02）ng/L、（52.31 ± 5.42）ng/L比（70.84 ± 7.08）ng/L、（23.82 ± 7.06）mg/L比（38.41 ± 6.83）m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相较于治疗前，两组治疗后72 h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因子-1、同型半胱氨酸、丙氨酸氨基转氨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血尿素氮及血肌酐明显下降，观察组低于对照组[（172.37 ± 73.63） mg/L比（249.41 ± 80.26） mg/L、（404.26 ± 68.42） ng/L比（459.36 ± 70.19） ng/L、（20.27 ± 4.53） μmol/L比（28.96 ± 5.02） μmol/L、（62.41 ± 10.69） U/L比（78.52 ± 13.41） U/L、（51.47 ± 12.35） U/L比（64.17 ± 15.83）U/L、（3.82 ± 0.79） mmol/L比（5.57 ± 1.16） mmol/L、（125.16 ± 23.96） μmol/L比（163.24 ± 30.12） μ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28 d病死率低于对照组[12.00%（9/75）比25.33%（19/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39， P<0.05）。 结论:血液灌流联合血液滤过治疗脓毒症可有效缓解病情程度，减轻肝肾功能损伤，对TLR4/NF-κB信号通路相关mRNA表达及相关炎性因子均有一定作用。

目的: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患者血清中可溶性髓样细胞触发受体-1(sTREM-1)水平与炎症反应的关系以及对细菌感染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2016年1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南京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AECOPD患者60例、COPD稳定期患者60例和健康志愿者60名进行回顾性分析。检测血清sTREM-1、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降钙素原(PCT)、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患者肺功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评估测试(CAT)。采用Pearson线性法分析AECOPD患者血清sTREM-1水平和各指标的关系。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并计算sTREM-1和PCT诊断AECOPD患者细菌感染的曲线下面积(AUC)。结果:AECOPD组血清sTREM-1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和COPD稳定期组( F＝113.547， P<0.05)。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AECOPD患者血清sTREM-1水平与炎性因子PCT、hs-CRP、TNF-α、IL-6水平呈正相关，与FEV 1/FVC呈负相关( P值均<0.05)；随着CAT评分升高，血清sTREM-1水平也逐渐升高( F＝37.356， P<0.05)。经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血清sTREM-1联合PCT诊断AECOPD患者细菌感染的AUC为0.911(95% CI：0.837～0.986)，较各项单独指标的AUC均明显增加；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8.1%和96.4%。 结论:AECOPD患者血清sTREM-1水平相较于健康对照组和COPD稳定组患者均有明显升高，与炎症介质呈正相关性，可用于AECOPD细菌感染的早期诊断。

目的:探讨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等细胞因子对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以2019年1月至6月入住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年龄≥18岁且符合Sepsis-3诊断标准的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记录患者的基本信息及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和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于确诊后24 h内取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血清HMGB1、vWF、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0（IL-10）、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sTM）、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R-2）、血管生成素-2（Ang-2）等细胞因子水平。比较脓毒症患者、脓毒性休克患者、健康体检者，以及28 d死亡患者与存活患者各指标的差异；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法分析各细胞因子与APACHEⅡ和SOFA评分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细胞因子对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用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入选脓毒症患者11例，脓毒性休克患者25例，健康体检者30例；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中28 d死亡15例，存活21例。脓毒症患者血清TNF-α、IL-10、HMGB1、vWF、sTM、VEGFR-2均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脓毒性休克组TNF-α、IL-10、HMGB1、vWF、sTM较脓毒症组进一步升高，而Ang-2水平则显著下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死亡者TNF-α、IL-10、HMGB1、vWF、sTM均明显高于存活者，而Ang-2低于存活者。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入组时HMGB1、TNF-α、sTM、IL-10、vWF均与APACHEⅡ评分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652、0.666、0.445、0.430、0.355，均 P<0.05），且HMGB1、TNF-α与SOFA评分也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433、0.479，均 P<0.05）；而Ang-2与APACHEⅡ和SOFA评分均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519、-0.440，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HMGB1、vWF、IL-10、sTM对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死亡的预测价值均高于APACHEⅡ评分〔ROC曲线下面积（AUC）和95%可信区间（95% CI）：0.946（0.870～1.000）、0.902（0.790～1.000）、0.877（0.745～1.000）、0.868（0.734～1.000）比0.846（0.700～0.99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vWF、sTM、IL-10是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值分别为4.731、0.407、-7.058、-0.887，均 P<0.05）。 结论:HMGB1、vWF、IL-10、sTM等细胞因子均可判断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

目的:探讨血清骨保护素及相关炎症因子在冠心病患者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按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取2018年3月至2019年7月间新乡医学院附属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胸痛患者236例研究对象，根据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分为冠心病组132例，对照组(非冠心病的患者)104例。问卷调查收集患者一般资料；抽取患者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5 mL，离心收集血清，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骨保护素、可溶性受体激活的核因子κB(monoclonal antibody to 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 kappa B，RANK)配体、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 6，IL-6)、C反应蛋白、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IGF-1)、单核细胞趋化因子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 1，MCP-1)、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MMP-9)浓度。结果:冠心病组患者血清骨保护素、IL-6、C反应蛋白、IGF-1、MCP-1、MMP-9浓度分别为(1.85±0.49) μg/L、(65.93±5.18) ng/L、(15.74±2.52) mg/L、(725.19±13.36) μg/L、(302.16±15.92) μg/L、(58.31±7.94) μg/L均明显高于对照组(1.42±0.44) μg/L、(47.56±3.51) ng/L、(1.91±0.67) mg/L、(228.61±12.05) μg/L、(246.39±10.28) μg/L、(37.09±4.76)μg/L，可溶性RANK配体(332.69±14.91) ng/L明显低于对照组(380.85±19.56)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4.739、21.065、29.721、27.637、18.911、16.463、17.085， P均<0.05)。血清骨保护素、IL-6、C反应蛋白、IGF-1浓度在不同病变支数组之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其中三支病变组(2.05±0.51) μg/L、(80.96±25.70) ng/L、(19.79±2.03) mg/L、(849.07±18.95) μg/L明显高于双支病变组(1.83±0.45) μg/L、(62.74±20.61) ng/L、(13.82±1.75) mg/L、(714.84±19.06) μg/L和单支病变组(1.61±0.42) μg/L、(53.09±18.37) ng/L、(9.67±1.40) mg/L、(507.51±17.83) μg/L，双支病变组明显高于单支病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骨保护素、IGF-1是冠心病发病的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骨保护素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827，在最佳临界点1.54 μg/L时，诊断的敏感度为84.09%(111/132)，特异度为73.48%(97/132)；血清IGF-1的AUC为0.883，在最佳临界点395.78 μg/L时，诊断的敏感度为71.21%(94/132)，特异性为96.21%(127/132)。 结论:血清骨保护素及相关炎性因子IGF-1是冠心病发生的影响因素，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对冠心病的发生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例1，女，37岁，2020年3月入院。既往经腹腔淋巴结活检明确诊断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以CHOP方案一线治疗5个周期获得部分缓解（PR），复发后以Gemox方案二线治疗2个周期、R-GDP方案治疗5个周期再次获得PR。既往有"慢性乙型肝炎"病史、放射性物质接触史2年。血常规示HGB 60 g/L、PLT 67×10 9/L；铁蛋白（SF）2 500 μg/L（参考值24~336 μg/L）；乳酸脱氢酶（LDH）984 U/L（参考值120~250 U/L）；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CD25）58 917 ng/L（参考值0~2000 ng/L）；骨髓穿刺涂片见噬血细胞；腹腔淋巴结活检免疫组化：CD30（+），CD3（-），CD10（-），CD20（-），Bcl-6（+），MUM1（+），BCL-2>50%，Cyclin D1（-），C-MYC>40%，P53>75%，Ki-67>75%，原位杂交EBER（-）；FISH：BCL-2，C-MYC，P53，BCL-6未见异常；增强CT示腹主动脉旁多发淋巴结肿大（最大66 mm×45 mm）。诊断为"DLBCL（non-GCB）Ⅱ期B组，噬血细胞综合征（HLH）"。2020年3月起予R-BVED方案化疗（利妥昔单抗375 mg/m 2第1天，苯达莫司汀70~90 mg·m -2·d -1第2、3天，长春地辛3 mg/m 2第1天，依托泊苷100 mg·m -2·d -1第1、4天，地塞米松15 mg/d第1、4天），同时予阿糖胞苷、甲氨蝶呤、地塞米松鞘内注射。首疗程化疗后骨髓抑制期发生发热，予以抗感染、输注血小板和红细胞生成素（EPO）对症治疗后好转。第2周期化疗后出现Ⅲ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和Ⅱ级胆汁酸升高，对症治疗后好转。2个周期化疗后增强CT示腹主动脉旁较大淋巴结较前缩小75%，根据Lugano标准疗效评估达PR，复查SF 991 μg/L，第4周期化疗后复查PET/CT示"腹主动脉旁多发肿大淋巴结，FDG未见增高（Deauville评分1分）"；骨髓未见噬血细胞，SF 434 μg/L，sCD25 1 752 ng/L。2020年6月以大剂量依托泊苷（1.6 g/m 2）行外周血干细胞动员、采集后继续完成第5、6周期R-BVED方案化疗，复查增强CT示"腹主动脉旁较大淋巴结约23 mm×11 mm，达到完全缓解（CR）"。2020年10月予BEAC方案预处理（卡莫司汀400 mg、-6 d，依托泊苷160 mg/d、-5~-2 d，阿糖胞苷160 mg每12 h 1次，-5~-2 d，环磷酰胺1.0 g/d、-5~-2 d）后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回输单个核细胞10.8×10 8/kg、CD34 +细胞2.1×10 6/kg。移植后出现Ⅲ级发热伴中性粒细胞减少，予以抗感染治疗，+12 d中性粒细胞植入，+18 d血小板植入。2021年8月随访疗效评估CR，SF 224 μg/L，血常规均恢复正常，未出现HLH复发。

目的:探讨左甲状腺素片在甲状腺癌根治术后应用的价值。方法:选取2015年12月至2019年1月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分院甲状腺癌患者92例，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每组46例。两组患者均采取甲状腺癌改良根治术，术后研究组加用左旋甲状腺素片辅助治疗。统计两组临床疗效、治疗前及治疗一个月后甲状腺功能指标、免疫功能指标、p27蛋白阳性表达情况、血清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umor specific growth fanctor, TSGF)、白细胞分化抗原44变异型6(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variant 6, CD44V6)、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oluble interleukin receptor-2, sIL-2R)水平。结果:①研究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95.65%，44/46)比(82.61%，38/46)， χ2＝4.039， P＝0.045]；②治疗一个月后两组促甲状腺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水平较治疗前降低、甲状腺素(thyroxin, T 4)、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riiodothyronine, T 3)、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 FT 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 FT 3)水平较治疗前增高(研究组： t值分别为24.461、13.553、12.898、16.422、11.558；对照组： t值分别为21.189、7.562、10.979、11.965、8.442， P值均<0.05)，且研究组TSH水平低于对照组，T 4、T 3、FT 4、FT 3水平高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6.511、5.456、3.951、6.969、4.722， P值均<0.05)；③治疗一个月后两组CD3 +、CD4 +水平较治疗前增高、CD8 +水平较治疗前降低(研究组： t值分别为5.762、14.394、15.449，对照组： t值分别为2.367、8.375、9.183， P值均<0.05)，且研究组CD3 +、CD4 +水平高于对照组，CD8 +水平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3.486、7.448、6.496， P值均<0.05)；④治疗一个月后两组p27蛋白阳性表达率较治疗前增高，且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80.43%，37/46)比(58.70%，27/46)， χ2＝5.134， P<0.05]；⑤治疗一个月后两组血清TSGF、CD44V6、sIL-2R水平较治疗前降低(研究组： t值分别为9.137、32.272、27.270；对照组： t值分别为3.961、19.644、15.153， P值均<0.05)，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4.735、15.123、11.505， P值均<0.05)。 结论:改良根治术治疗甲状腺癌术后加用左旋甲状腺素片，可有效改善患者甲状腺功能及免疫功能状态，增加p27蛋白阳性表达，降低TSGF、CD44V6、sIL-2R水平，改善整体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