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EOAD)患者发病的可调控危险因素，为EOAD的一级预防提供依据。方法:选择福建省立医院神经内科自2015年1月至2020年4月收治的40例EOAD患者作为EOAD组，选择门诊同期体检、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与EOAD组患者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120例作为对照组。回顾性比较EOAD组与对照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资料，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EOAD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与对照组比较，EOAD组患者伴有高血压、非外伤性牙齿松动和(或)脱落、颅脑外伤史、听力障碍、慢性应激和(或)焦虑及睡眠障碍者所占比例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 OR=4.559， 95%CI：1.523~13.643， P=0.007)、非外伤性牙齿松动和(或)脱落( OR=5.345， 95%CI：1.989~14.346， P=0.001)、听力障碍( OR=9.336， 95%CI：2.033~27.850， P=0.000)、慢性应激和(或)焦虑( OR=7.375， 95%CI：2.612~20.822， P=0.000)以及睡眠障碍( OR=4.875， 95%CI：1.520~15.625， P=0.002)是EOAD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有高血压、非外伤性牙齿松动和(或)脱落、听力障碍、慢性应激和(或)焦虑及睡眠障碍者易发生EOAD，重视上述危险因素的筛查和干预可作为EOAD的一级预防策略。

阿尔茨海默病（AD）的患病率如今正逐年上升，但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因此发现AD的可调控风险因素并对此进行预防已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公共卫生目标之一。众多证据表明肥胖是AD的危险因素之一，这种相关性可能的生物学机制包括肥胖导致的炎症水平增高、胰岛素抵抗和脂肪组织中β-淀粉样蛋白水平升高。除此之外，较低的瘦体重（指除脂肪外的剩余体重，一种能反映肌肉量的指标）也与AD风险升高相关，但尚不明确两者的因果或前后关系。该研究假设“较高的瘦体重可降低AD的风险及提高认知能力”，从遗传学角度用孟德尔随机化法来研究瘦体重对AD风险及认知表现的影响。

梁尘格等通过观察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服用富马酸替诺福韦酯的疗效，目的是为此类特殊人群的抗病毒治疗提供循证依据，结果显示，在慢性乙型肝炎的抗病毒治疗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可影响富马酸替诺福韦酯的病毒学应答及生物化学应答（梁尘格等，第113~117页）。刘丽萍等通过观察恩替卡韦经治后低病毒血症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序贯或联合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序贯或联合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抗病毒治疗可以更有效地提高恩替卡韦经治后发生低病毒血症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96周完全病毒学应答率，且可以改善患者肝肾功能和减轻纤维化程度。48周后续用恩替卡韦和48周时乙型肝炎病毒（HBV）DNA载量是低病毒血症患者96周HBV DNA未转阴的预测因素（刘丽萍等，第118~125页）。尚梦月等分析了慢性乙型肝炎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患者的临床及病理组织学特征。并认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合并代谢紊乱易发生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HBV病毒因素、肝脏纤维化程度与肝脏组织脂肪变性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尚梦月等，第126~132页）。柯若曼等研究结果显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可溶性程序性死亡配体-L1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和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且血清可溶性程序性死亡配体-L1水平与HBsAg正相关，表明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配体1通路活跃是慢性乙型肝炎不能像慢性丙型肝炎一样被根治的重要原因，HBsAg持续存在是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配体1通路活跃的重要机制（柯若曼等，第133~137页）。CD100的活性形式是sCD100而非mCD100，肝硬化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患者腹水中存在sCD100和mCD100表达失衡，sCD100可增强肝硬化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患者腹水CD8 +T淋巴细胞的功能，是潜在治疗靶点之一（侯环荣等，第138~146页）。肝硬化患者胃肠道息肉内镜下治疗的出血并发症及其相关危险因素国内鲜有文献报道。崔浩等研究肝硬化患者胃肠道息肉切除伴出血的发生率，并对其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肝硬化与非肝硬化人群比较，行内镜下胃肠道息肉切除时发生出血的风险更高。对于肝功能Child-Pugh B级或C级、息肉位于胃部、合并重度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等高危因素的肝硬化患者，应列为内镜下息肉切除的相对禁忌证（崔浩等，第147~154页）。林鹏等认为，当肝癌复发符合米兰标准时，补救性肝移植是最佳的治疗方案，在肝源紧缺的情况下，再次肝切除和局部消融是复发性肝癌合适的治疗方案（林鹏等，第155~160页）。杨婷等研究结果显示国产钆塞酸二钠具有良好的临床安全性和诊断有效性（杨婷等，第161~167页）。Crigler-Najjar综合征II型,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遗传性性疾病，其特征为非溶血性高间接胆红素血症。罗磊等报道了3例由UGT1A1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引起的Crigler-Najjar综合征II型患者，并对其家系进行深入研究。报道了一种新的UGT1A1基因3位点复合杂合致病性突变(c.-3279T > G，c.211G > A和c.1456T > G)（罗磊等，第168~173页）。艾馨等认为，CXCR1/CXCL8轴可调控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胆管上皮细胞异常增殖，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核因子-κB及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通路有关（艾馨等，第174~180页）。赵添等的研究结果显示，自发性门体分流道栓塞或者限流对改善肝性脑病患者症状有效且安全（赵添等，第181~185页）。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T2DM)是以葡萄糖毒性、脂肪毒性、胰岛素抵抗等病理表现为主要特征的代谢紊乱疾病,是亟待解决的全球性健康问题.肥胖是T2DM发生发展的关键危险因素,肥胖合并T2DM增加了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异常程度.研究发现,脂肪与胰岛组织炎症微环境平衡的打破,是T2DM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巨噬细胞是脂肪和胰岛组织免疫稳态及炎症反应的主要参与者,肥胖合并T2DM个体存在M1/M2巨噬细胞极化平衡紊乱,推动了糖脂代谢异常的进展.因此,恢复巨噬细胞极化的平衡,是治疗肥胖合并T2DM的重要途径.相关科研人员已证明中医药疗法可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实现对肥胖合并T2DM的治疗.因此,该研究基于现有证据,系统综述中医药靶向M1/M2巨噬细胞极化平衡改善肥胖合并T2DM的研究进展,以期为肥胖合并T2DM的中医药临床诊治及生物学基础的探索提供证据支持.

目的 我们前期的研究表明,双硫仑(disulfiram,DSF)通过核蛋白定位蛋白 4同源物(nuclear protein localization protein 4 homolog,NPL4)介导的泛素-蛋白酶体通路发挥抗T细胞肿瘤[主要包括急性T淋巴白血病(T-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T-ALL)和T细胞淋巴瘤(T-cell lymphoma,TCL)]的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双硫仑对T细胞肿瘤中泛素-蛋白酶体通路相关基因表达的调节作用,为T细胞肿瘤的精准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应用 0.4 μM双硫仑处理T-ALL细胞株Jurkat 48 h,采用转录组测序分析显著性差异表达的基因,并采用 10例 T细胞肿瘤样本(GZFPH数据集)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验证差异基因相对表达水平.最后,从TARGET和GSE58445数据库中下载262例T-ALL和140例TCL的转录组测序数据进行生存分析.结果 0.4 μM双硫仑处理Jurkat细胞 48h后,在泛素-蛋白酶体通路中,有 86个下调和 35个上调的基因;其中,单因素Cox回归和生存曲线分析发现,仅有泛素结合酶 E2 J1(ubiquitin conjugating enzyme E2 J1,UBE2J1)基因的低表达与TARGET和GSE58445数据集中T-ALL和TCL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P＜0.05).将UBE2J1的表达水平、年龄和性别纳入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提示UBE2J1的低表达是T-ALL和TCL患者的独立预后影响因子(P＜0.05).结论 双硫仑可调控UBE2J1基因的表达,其低表达与T细胞肿瘤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为进一步阐明双硫仑的抗肿瘤作用及其调控的UBE2J1基因作为T细胞肿瘤的危险分层的分子标志物提供理论依据.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一种慢性病,也是目前公认的脑卒中、动脉瘤、 心力衰竭、心肌梗死和肾脏损害等的重要危险因素,因此高血压发病机制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泛素化修饰是一种重要的蛋白质翻译后修饰,可以通过蛋白酶体途径介导蛋白质降解,是调节细胞蛋白表达水平和功能的重要机制之一.泛素化是一个级联酶促反应过程,泛素E3连接酶是泛素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酶,它决定了底物的特异性,泛素E3连接酶的底物中有很多是肾脏重要的离子通道蛋白,如ENaC、NCC、NHE 3等,表明泛素化可调控它们的降解,影响其活性及膜定位,进而影响肾脏水电解质平衡,与高血压发生密切相关.

目前,肾移植和肝移植术后受者和移植物的短期结果得到持续改善,1年存活率均已超过80％.但是,移植术后10年移植物存活率一直徘徊在60％左右,术后长期结果有待进一步提高.免疫和非免疫相关多种因素影响术后长期存活,其中部分因素属于可调控危险因素,通过管理和调控这些危险因素,有助于降低移植失败风险、改善长期结果.来自欧洲9个国家的20位顶尖肾移植和肝移植专家成立了Consensus On Managing Modifiable risk In Transplantation(COMMIT)专家组,为影响长期存活的可调控危险因素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长期监测和管理建议[1].2018年1月13日在成都召开的器官移植高峰论坛上,COMMIT共识专家组主要成员——比利时鲁汶大学医院的Dirk RJ Kupers教授分享了COMMIT共识的主要内容.根据临床证据和专家组成员的一致意见,COMMIT共识认为免疫抑制不足、依从性、供者特异性抗体(DSA)、免疫抑制剂暴露量的个体内变异度(IPV)和心血管危险因素等是影响长期存活的可调控危险因素,COMMIT共识就这些可调控危险因素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和调控建议.

慢性肾脏病(CKD)是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之一,其发病率高,全球约5％～10％的人群合并CKD[1],我国CKD患病率为10.8％.CKD患者进入终末期肾脏病(ESRD)的比例高,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和生存质量[2].早期筛选预后差的CKD患者并及时进行干预尤为重要,但目前临床仍缺乏有效预测患者CKD进展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发现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Gal-3)可调控肾纤维化进展及CKD并发症发生,是影响CKD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可能是延缓CKD进展、干预CKD并发症及改善CKD患者预后的新靶点.本研究将回顾近年来Gal-3与CKD相关文献,对Gal-3在CKD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肝移植术后新发糖尿病(NODAT)是肝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因其发病率高、危害大,严重的影响移植物功能和受者生存质量,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NODAT的危险因素有许多,大致可分为不可调控性危险因素及可调控性危险因素.不可调控性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供肝脂肪变性、肝硬化、糖尿病家族史等;可调控性危险因素包括肥胖、钙调磷酸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肝炎病毒感染、巨细胞病毒感染及移植前血糖等.笔者结合近年相关研究报道对NODAT的发生机制及危险因素进行综述.

阿尔兹海默病(AD)是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且较难在疾病早期进行预防.血清总胆固醇(TC)作为一种可调控因素得到广泛关注.流行病学研究揭示,中年高TC水平是AD的危险因素,且TC轨迹变化与AD发生相关.临床研究也报道了他汀类药物降脂干预与AD之间的关系.此外,基础研究表明胆固醇稳态失衡和胆固醇相关基因在AD发病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这些研究为AD的发病机制研究和早期预防提供了思路.本文对目前胆固醇与AD之间的关系研究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