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肺叶移植术在终末期肺疾病受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科接受肺叶移植的14例受者的临床资料，分析临床疗效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供肺气道分泌物或组织培养病原体阳性11例(78.6 %)；单侧肺叶移植2例，双侧均为肺叶移植2例，一侧肺叶移植而另侧为普通肺移植的双肺移植10例；术中需要体外膜氧合(ECMO)支持者11例。14例受者均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保留ECMO 5例，术后撤除ECMO的时间是1 d(1～11 d)。术后拔除气管插管的时间是4.5 d(0～182 d)，术后ICU停留的时间是11 d(2～186 d)；1例因胸腔内活动性出血需要二次开胸止血；14例肺叶移植受者中，10例存活至今，2例死于残端瘘，1例死于肺部感染，1例死于肾功能衰竭。结论:肺叶移植对特定的终末期肺疾病受者(特别是大供肺小胸腔)来说，是有效的手术治疗方式。

目的:评估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技术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检测病原菌对重症监护病房（ICU）器官移植患者肺部感染的诊断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8月至2021年8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46例器官移植后肺炎/疑似肺炎患者的BALF，均进行了同步mNGS和常规微生物综合试验（CMT）检测，并以CMT结果作为参考标准，比较mNGS和CMT在器官移植患者肺部感染中诊断价值的差异，并分析mNGS对于混合感染的诊断价值。结果:①肺炎病原体：在入组的35例患者中共检测出31种病原体，包括细菌（16种）、真菌（9种）、病毒（6种），其中mNGS和CMT共同检测到25种病原体，仅mNGS检测到19种病原体。采用mNGS方法分离出的微生物中，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及肺炎克雷伯菌的检出率较高〔分别为51.4%（18/35）、42.9%（15/35）、31.4%（11/35）〕；白色假丝酵母菌、曲霉属和肺孢子菌属是最常检测出的真菌〔分别为31.4%（11/35）、22.9%（8/35）、22.9%（8/35）〕；有20例患者病毒检测呈阳性，最常检测到的病毒为巨细胞病毒、疱疹病毒和EB病毒〔分别为28.6%（10/35）、20.0%（7/35）、17.1%（6/35）〕。此外mNGS还检测出1例布鲁氏菌。②诊断效能：就细菌检测而言，对纳入研究的35例患者样本进行CMT检测有20例阴性结果，对阴性样本采用mNGS方法检测共产生10例阳性结果；mNGS阳性样品的百分比显著高于CMT阳性样品〔优势比（ OR）＝5.5，95%可信区间（95% CI）为1.2~24.8， P＝0.02〕；mNGS对于诊断细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3.3%、50.0%，而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58.3%、91.1%。就真菌检测而言，两种检测方法阳性样品的百分比无明显差异（ OR＝1.5，95% CI为0.5~4.2， P＝0.60）；mNGS对于诊断真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2.2%、64.7%，PPV和NPV分别为68.4%、68.8%；对纳入35例样本进行CMT检测产生17例阴性结果，对检测阴性样本使用mNGS检测共产生6例阳性结果。共20例患者样本采用mNGS检测到病毒阳性。此外，23例患者（占65.7%）被确诊为肺部混合感染。 结论:使用mNGS检测BALF中的病原体提高了危重症器官移植患者肺部感染细菌鉴定的敏感度和特异度，mNGS在检测病毒和识别混合感染方面有明显优势。

目的:探讨儿童减体积左外叶活体肝移植的疗效。方法:选择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儿童器官移植科67例1岁以内的儿童受者接受减体积左外叶活体肝移植(RLLS组)，回顾性分析这些受者的临床资料，比较其与左外叶活体肝移植受者(LLS组)基本资料、术后主要并发症以及术后受者、移植物存活率的差异；按移植物受者体重比率(GRWR)是否超过4%进行分组，比较两组术后主要并发症及受者、移植物存活率的差异。结果:减体积左外叶组受者年龄、身高、体重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供者体重、供者体重指数(BMI)、拟供肝体积、供肝脂肪肝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受者手术时长、术中失血量、输红细胞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术后中位住院时间、ICU停留时间、术后呼吸机支持时间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肝动脉血栓、门静脉狭窄、胆管并发症等主要外科并发症发生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减体积左外叶组受者和移植物术后1年、3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92.5%、91.2%和92.5%、91.2%，对照组受者和移植物术后1年、3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96.3%、95.3%和95.9%、95.1%，两组间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GRWR>4%组术后肝静脉狭窄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由于技术的进步，减体积左外叶儿童活体肝移植取得了满意的疗效，是否实施减体积手术需根据术中供、受者匹配情况以及肝脏血流情况综合判断，GRWR>4%并不是绝对的实施标准。

本文综述了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的ICU血流动力学管理进展。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管理是当前我国器官捐献的核心环节。科学的供者管理、保护和优化器官功能是ICU的工作重心，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供捐献的器官数量。血流动力学的管理是脑死亡潜在供者的管理中最大的挑战，做好供者管理可最大限度保护供器官功能，提高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的移植成功率。

目的:探讨儿童肝移植术后血清乳酸水平与早期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儿童器官移植科共675例儿童肝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统计术后早期血清乳酸水平及清除率，绘制ROC曲线确定最佳截断值。按移植术后12 h血清乳酸浓度是否超过1.99 mol/L，将受者分为高乳酸组(185例)和低乳酸组(490例)，比较不同乳酸水平与术后早期(术后3个月内)并发症以及受者、移植物生存率的关系。结果: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显示，术后12 h血乳酸水平>1.99 mmol/L同术后早期移植物丢失相关(AUC为0.73，95% CI：0.62~0.84， P＝0.01)。高乳酸组受者月龄、体重分别为7.17(5.70~10.40)月和7.00(6.00~8.60)kg，均显著低于低乳酸组的7.80(6.21~13.58)月和7.20(6.45~9.00)kg，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7和0.034)。高乳酸组受者术中输血浆量、输红细胞量、关腹前门静脉压力、术后ICU住院时间、呼吸机使用时间、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发生率、术后早期肺感染发生率和受者病死率分别为400(200~400)ml、2.00(2.00~4.00)U、(15.71±4.44)mmHg、2.50(2.00~3.00)d、3.81(2.47~8.50)h、22.95%(42/185)、16.76%(31/185)和6.49%(12/185)，均显著高于低乳酸组200(100~400)ml、2.00(2.00~3.00)U、(14.69±4.68)mmHg、2.00(2.00~3.00)d、3.53(2.34~6.12)h、14.69%(72/490)、11.02%(54/490)和1.43%(7/490)，且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P＝0.014、0.015、0.037、0.043、0.011、0.045和 P<0.001)。高乳酸组受者术后早期急性细胞性排斥发生率为11.89%(22/185)，显著低于低乳酸组的22.86%(112/490)，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高乳酸组受者和移植物术后1个月、3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4.6%、94.1%和92.4%、91.4%，低乳酸组受者和移植物术后1个月、3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9.2%、98.6%和99.0%、98.4%，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和 P<0.000 1)。广义相加模型绘制拟合曲线显示，随术后12 h乳酸水平升高，早期移植物丢失及早期受者死亡风险显著增加( P<0.05)。 结论:血清乳酸水平是儿童肝移植术后早期预后的有效预测因素。

目的:分析供肝冷缺血时间(cold ischemia time，CIT)对肝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恢复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接受肝移植手术456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供肝CIT不同，分为CIT>5 h组(218例)和CIT≤5 h组(238例)。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卡方检验，对比分析2组受者术中情况(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红细胞输注量、无肝期时间)、术后肝功能指标[术后第1～7天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水平]及术后恢复情况(包括术后ICU时间、肝功能水平恢复至正常参考值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456例肝移植受者中，407例(89.3%)采用经典原位肝移植，供肝CIT中位数为309 min。CIT≤5 h组和CIT>5 h组手术时间[(446.3±76.8)min比(526.0±98.1)min]、无肝期时间[(51.9±13.3)min比(62.6±18.9)min]、术中输注红细胞量[(7.3±5.8)U比(10.0±6.87)U]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01)。CIT>5 h组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29.1±15.9)d和22.7%(54/238)，较CIT≤5 h组(27.1±13.0)d和12.4%(27/218)长且高，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5和0.004)。与CIT≤5 h组相比，CIT>5 h组术后第1天肝功能指标(ALT、AST、TB)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2、 P<0.001和 P＝0.001)；术后第2、5、6、7天ALT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6、0.026、0.015和0.011)；术后第2～6天AST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2、0.004、0.035、0.029和0.019)；术后第2～7天TB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3、0.014、0.030、0.039、0.027和0.009)。CIT≤5 h组和CIT>5 h组受者肝功能水平恢复正常参考值时间分别为(10.0±3.2)d和(10.7±3.3)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4)。 结论:供肝CIT延长会加重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损伤，不利于肝移植受者术后恢复。

目的:探讨重庆市ICU护士拒绝实施个人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为改善ICU护士参与器官捐献工作的现状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从重庆市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4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抽取16名ICU护士进行半结构式个人深度访谈，运用质性研究中现象学的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结果:分析ICU护士拒绝实施器官捐献的原因并提炼出如下主题：器官供体获取带来极大伦理困境、器官移植术不良反应引发负面影响、ICU护士对器官捐献尚缺乏认同、器官捐献管理政策尚存系列问题。结论:阻碍ICU护士实施器官捐献的因素广泛涉及器官捐献的伦理困境、器官移植术的不良反应、器官捐献普及度不足、器官捐献事业尚存薄弱环节等相关问题。提示医疗卫生机构可通过出台默哀仪式等相关措施帮助ICU护士正确面对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也可通过增加器官移植术进展的培训内容、在医院内设立器官捐献宣教体系、优化器官捐献的补偿政策等方式，提升ICU护士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同时为其参与器官捐献工作提供保障与支持。

目的:探讨儿童肝移植受者术后早期（3个月内）血流感染的患病率和致病菌分布情况，并分析血流感染（blood stream infection，BSI）和由多重耐药菌（multi-drug resistant organism，MDRO）引起的BSI的高危因素和预后。方法:收集并分析2016年8月至2020年12月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儿童器官移植科进行肝移植的872例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后早期BSI的发生情况以及病原菌是否为MDRO将患儿分为3组：非BSI组（765例）、非MDRO BSI组（73例）和MDRO BSI组（34例）。采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术后早期BSI的独立危险因素，比较各组患儿生存率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872例患儿中，共有107例（12.3%，107/872）在术后3个月内分离出207株病原菌。207株病原菌中有25种不同的病原体，其中肺炎克雷伯杆菌（30.9%，64/207）、屎肠球菌（23.7%，49/207）占比较高。共有34例患儿中分离出MDRO 76株（36.7%，76/207），其中以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56株）为主。术前1个月内抗生素暴露、手术时长、重症监护病房停留时间、术后再次手术、术后低磷血症和低镁血症是术后早期BS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1个月抗生素暴露、腹腔引流时间、术后低磷血症和再移植是术后早期MDRO引起BSI的独立危险因素。与非BSI组相比，另外两组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更高，包括肝动脉血栓、胆道狭窄、巨细胞病毒感染和肺感染。与非MDRO BSI组和非BSI组相比，MDRO BSI患儿的1年和3年生存率显著降低（76.5%比94.5%和95.8%， P<0.001；73.5%比94.5%和95.4%， P<0.001）。 结论:儿童肝移植术后早期BSI的发生率仍然很高，MDRO BSI的占比较大且预后不佳。移植术后早期MDRO BSI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术前1个月内抗生素暴露、腹腔引流时间、术后低磷血症和再移植，预防儿童肝移植术后早期MDRO BSI有助于改善预后。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使用新冠肺炎风险表对肝移植术前和手术相关风险的临床评估效果。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20年1月20日—3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收治的6例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5例，女1例；中位年龄为53.0岁，年龄范围为42.0~62.0岁。6例供者中，男5例，女1例，中位年龄为41.5岁，年龄范围为24.0~60.0岁。供肝均通过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分配获得。肝移植在固定负压手术室进行，低风险供者采用二级防护措施。根据受者的具体情况选择经典原位肝移植或背驼式肝移植。病区医护人员采取二级防护措施，对有发热或疑似感染的肝移植受者，医护人员采取三级防护措施。观察指标：(1)肝移植受者新冠肺炎风险评估情况。(2)肝移植医护人员新冠肺炎风险评估情况。(3)肝移植受者治疗情况。(4)肝移植受者术后情况。(5)肝移植受者随访情况。(6)肝移植医护人员感染情况。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肝移植受者是否出现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3月。对参与器官获取、移植手术和病区管理的医护人员随访健康状态，观察14 d内是否出现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肝移植受者新冠肺炎风险评估情况：6例受者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属，14 d内均无新冠肺炎疑似或可疑患者接触史及疫区旅居史。6例受者中，发热1例，体温为38.1 ℃，胸部CT检查结果及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均提示阴性；发热合并低氧血症1例，体温为38.5 ℃，胸部CT检查结果提示双肺大量胸腔积液，无浸润性肺炎表现，新冠肺炎核酸检测提示阴性；其余4例无新冠肺炎相关临床表现，院前常规胸部CT检查结果及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均提示阴性。5例受者无新冠肺炎接触史，1例受者有1级风险医院治疗史。6例受者均为低风险等级。(2)肝移植医护人员新冠肺炎风险评估情况：6例受者中，5例等待医院风险为0级，1例为1级；移植医院风险等级为0级。(3)肝移植受者治疗情况：6例受者中，2例采用经典原位肝移植，4例采用背驼式肝移植。6例受者肝脏冷缺血时间为(5.9±2.4)h，无肝期为(49±14)min，术中出血量为1 500 mL(800~1 800 mL)，手术时间为(8.9±2.1)h，重症监护室治疗时间为2 d(1~4 d)。6例受者中，2例需调整免疫抑制方案，4例免疫抑制方案无改变。(4)肝移植受者术后情况：6例受者中，5例无严重感染，1例术后严重感染。5例无严重感染受者术后最高体温范围为37.8~38.5 ℃，术后3 d内体温恢复正常，术后1周复查胸部CT无明显病毒性肺炎表现，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阴性，康复出院；1例严重感染受者，术后7 d出现消化道瘘及反复高热，体温最高达39.2 ℃，收入隔离病房，积极引流治疗，体温恢复正常，移植物功能良好，转回当地医院继续康复治疗。6例受者住院时间为30 d(15~74 d)。(5)肝移植受者随访情况：6例受者出院后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1.5 d(12.0~64.0 d)，受者体温正常，胸部CT检查无病毒性肺炎表现，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阴性。(6)肝移植医护人员感染情况：参加肝移植手术的外科医师、护士、麻醉医师，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肝移植中心的医护人员在肝移植术后14 d内身体状况良好，未发现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利用新冠肺炎风险评估表对肝移植受者进行风险评估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主张开展低风险受者器官移植，谨慎开展不确定风险受者器官移植，不主张对高风险受者进行器官移植。

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事关人民健康民生，事关国家政治形象。在国家政策引领、业务指导的前提下，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对推进器官捐献工作的规范实施与健康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临床工作始于潜在供者的识别，潜在供者识别率高低决定了当地器官捐献的总规模。供者的识别和转介需要ICU、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急诊科等相关科室医务人员的积极参与，进一步加大器官获取组织(OPO)与各医疗机构间的联系力度，探索构建器官捐献工作区域网络，对当地器官捐献率的提升起着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此外，器官捐献协调员专业知识水平和沟通技能对医务人员的支持和家属捐献态度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结合山西省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服务中心工作经验，探讨如何在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政策支持下，通过加强OPO体制建设、联合医疗机构构建完善的器官捐献体系、完善器官捐献实施流程、加强器官捐献协调员能力，形成多方配合、多措并举、上下联动、多学科融合的良好局面，以促进器官捐献率提升，最终达到提高器官捐献转化率、平均器官产出率和获取器官利用率，从而提升获取器官质量和器官移植预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