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县级医院紧急医疗救护小组（medical emergency team, MET）对院内心搏骤停（in-hospital cardiac arrest, IHCA）的影响。方法:选取201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于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外发生CA的成人患者，排除CA发生在院外后转入院内者、拒绝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者、肿瘤终末期患者、妊娠妇女、病历资料记录不完整缺乏关键数据者、CA发生在未配备MET的其他院区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患者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病因、初始心律等临床资料，根据本院MET的创建时间（2017年1月1日）分为MET组及非MET组，比较两组患者的ROSC率、非计划ICU转入率、30 d存活率及出院病死率。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r U检验或 χ2检验比较组间差异，并应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率比较，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 结果:共106例IHCA患者纳入研究，MET组56例，非MET组50例。两组在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MET实施后，重症监护病房外IHCA患者ROSC率由10.0%提高至51.8%，非计划ICU转入率由6.28‰下降至4.91‰，30 d存活率提高至8.9%，出院病死率下降至92.8%。MET组在除颤开始时间、通气开始时间及首剂肾上腺素给药时间上均短于非MET组，非计划ICU转入率低于非MET组，ROSC率及30 d存活率上均高于非MET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尽管MET未能降低IHCA患者出院病死率，但MET的运行使IHCA发生至开始除颤、通气及肾上腺素给药时间明显缩短，降低非计划ICU转入率，使ROSC率及30 d生存率明显提高。

目的:探讨应用胃窦运动指数（motility index, MI）联合肠系膜上动脉时间平均流速（time averaged mean velocity , TAMV）、血乳酸对重症患者急性胃肠道损伤（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 AGI）的诊断价值。方法:前瞻性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急诊重症医学科收治的重症患者。排除ICU住院时间≤7 d，或经心肺复苏，或入院前出现急性胃肠功能损伤，或有炎性肠病（IBD）、消化道肿瘤、机械性肠梗阻病史者、慢性功能性肠病，或孕期及围产期妇女，或3个月内有消化道手术史，或多脏器功能衰竭终末期及恶性肿瘤患者，或未获得知情同意的患者。根据患者是否出现AGI分成AGI组和无AGI组。收集患者临床基础资料，每日使用床边超声检查胃动力指数、肠系膜上动脉血流动力学等。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AGI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胃动力指数、肠系膜上动脉时间流速、乳酸及三者联合对预测重症患者发生AGI的价值。结果:共纳入重症患者73例，发生AGI者45例，未发生AGI者28例。发生AGI者MI为（2.78±1.83），TAMV为（40.78±3.54）cm/s，血乳酸（5.04±0.75）mmol/L；未发生AGI者MI为（5.99±2.41），TAMV（56.04±6.15）cm/s，血乳酸（4.47±1.24）mmol/L。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MI（ OR=2.618，95% CI：1.214~5.646， P=0.014）、TAMV（ OR=1.483，95% CI：1.058~2.077， P=0.022）、血乳酸（ OR=0.360，95% CI：0.002~0.865， P=0.040）是重症患者发生AGI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应用MI、TAMV和血乳酸预测重症患者发生AGI的敏感度为100%，特异度为89.3%，曲线下面积（AUC）为0.982，约登指数为0.893。以MI<4.44、TAMV<45.79 cm/s和血乳酸>5.03 mmol/L为界值，可以作为临床预测重症患者发生AGI的早期预测指标。 结论:MI、TAMV降低和血乳酸升高是重症患者发生AGI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应用MI、TAMV和血乳酸对重症患者发生AGI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左心室辅助装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LVAD)植入患者围手术期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纳入2022年2月至2023年3月期间就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重症医学科(ICU)行LVAD植入术的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14例，其中男12例，女2例；年龄37～75岁，平均(57.6±9.8)岁。入组患者均植入Corheart 6植入式左心室辅助系统，未使用其他机械辅助循环装置。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分析其入ICU治疗期间的临床特征及预后转归。结果:本组患者心力衰竭由扩张型心肌病导致12例，由终末期缺血性心肌病所致2例。经胸超声心动图结果显示，植入LVAD后，患者的左心室射血分数(0.297±0.074对0.238±0.064， P＝0.031)较术前显著增加，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69.0(65.8，74.3)mm对76.5(72.8，83.0)mm， P＝0.003]和收缩末期内径[61.5(53.7，65.3)mm对68.3(63.8，71.9)mm， P＝0.005]较术前均显著减小。术后第1、3、7天的LVAD转速、流量及脉动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入ICU治疗期间，多巴酚丁胺(13例)是最常用的血管活性药物。针对围手术期肺动脉高压，9例患者应用磷酸二酯酶Ⅲ型抑制剂治疗。为更好地防治术后并发右心功能衰竭、减轻右心前后负荷，对入组患者进行容量及压力指标的目标性管理：术后72 h内，监测患者的平均肺动脉压为24(22，26)mmHg至26(21，28)mmHg(1 mmHg＝0.133 kPa)，液体平衡为(－581±778)ml至(－1 209±1 134)ml。入组患者均生存至术后28天，机械通气8(5，28)h，住ICU(8.0±1.8)天，住院33(29，41)天。 结论:LVAD植入有助于改善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的左心室收缩功能，延长生存时间，可以作为终末治疗或桥接心脏移植的重要手段。加强对LVAD植入患者围手术期的血流动力学调控及心功能维护，是ICU术后管理的重要目的之一。

目的:探讨在肺移植手术麻醉中CVP、舒张末期容积指数（global end-diastolic volume index, GEDI）、胸腔血容积指数（intrathoracic blood volume index, ITBI）与心脏指数（cardiac index, CI）的相关性，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方法:选择行肺移植手术的终末期肺病患者22例，麻醉诱导完成后于左侧股动脉穿刺置入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pulse index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 PiCCO）专用带温度探头的压力监测管并连接监护仪，右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穿刺放置中心静脉导管监测CVP，同时右侧颈内静脉放置连续温度稀释Swan-Ganz导管，连续监测肺动脉压（pulmonary arterial pressure, PAP）、CI、GEDI及ITBI。分别记录麻醉后5 min双肺通气时（T 0）、手术开始后20 min单肺通气时（T 1）、肺动脉阻断10 min时（T 2）、肺动脉开放后20 min时（T 3）、恢复双肺通气20 min后（T 4）和手术结束平卧位10 min后（T 5）的MAP、心率、PAP、CVP、CI、GEDI及ITBI。对CVP、GEDI、ITBI与CI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各时间点的MAP和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T 0时点比较，T 3、T 4、T 5时点PAP明显降低（ P<0.05），T 2时点PAP明显高于其他各时点（ P<0.05）；T 1、T 2时点CVP明显高于其他时点（ P<0.05）；T 2时点CI与其他时间点比较明显降低（ P<0.05）；T 2时点GEDI及ITBL较T 0、T 3明显降低（ P<0.05）；其他各时点之间CVP、CI、GEDI及ITB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T 0、T 4及T 5时点，CVP与CI呈正相关（ P<0.05）；T 0~T 5时点，GEDI、ITBI与CI呈正相关（ P<0.05） 结论:在肺移植手术麻醉中，GEDI、ITBI与CI的相关性优于CVP。

目的:分析 PKHD1基因一个新型复合杂合突变致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多囊肾病（autosomal recessive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ARPKD）家系的突变致病性，扩充 PKHD1基因突变数据库，并探讨 PKHD1基因突变致ARPKD的基因型与表型关联。 方法:收集 PKHD1基因1个新型复合杂合突变致ARPKD的患者及家系成员的临床资料及外周血，应用高通量测序发现先证者的致病性突变，应用PCR扩增和Sanger测序对致病性突变行家系验证。应用AlphaFold软件预测突变前后蛋白结构变化，分析突变致病性。 结果:患者为青年男性，7岁时因肝硬化、脾功能亢进行“脾切除术”，22岁时进入终末期肾病，开始维持性腹膜透析治疗，24岁时因重症肺炎、感染性休克去世。基因检测示其 PKHD1基因存在3个来自父母的复合杂合突变：1条等位基因仅携带1个来自父亲的错义突变（c.5935G>A）；另1条等位基因来自其母亲，同时携带1个错义突变（c.1187G>A）和1个剪切突变（c.6332+1_6332+2insG）。患者存在1条仅携带错义突变的等位基因，解释了其相对较长的生存期。c.6332+1_6332+2insG为既往未被报告过的新型剪切突变，可导致蛋白翻译提前终止，该发现扩充了 PKHD1基因突变数据库。c.1187G>A（p.S396N）和c.5935G>A（p.G1979R）分别发生在蛋白的G8结构域和PA14结构域，与患者早期且严重的肝脏表型有关。 结论:PKHD1基因的突变类型及氨基酸定位与ARPKD患者临床表型的异质性有关，通过预测并比较突变前后蛋白质的结构变化，可从分子层面解析突变致病性，建立基因型与表型关联，为评估患者预后和早期识别高危ARPKD患者提供重要参考。

目的:脉搏血氧波形（pulse oximetry plethysmographic waveform, POP）为无创监测方法获得，相比于有创监测技术，其在心肺复苏期间的临床可用性更高。本研究旨在分析基于POP波形获取的三个参数：心肺复苏质量指数（CPR quality index, CQI）、灌注指数（perfusion index, PI）与按压分数（chest compression fraction, CCF）对心肺复苏质量与患者复苏可能性的评估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描述性研究，基于74例心肺复苏病例，以患者是否自主循环恢复（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ROSC）将其分为ROSC组与非ROSC组。通过导出与分析临床原始数据，获取以上参数在心肺复苏过程中的分布与变化，进而研究上述参数对患者预后的临床评估价值。结果:在患者复苏终末期，三个参数在两组患者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CQI对于复苏患者ROSC可能性的评估价值显著高于PI与CCF（ P<0.05）。 结论:通过POP波形获取的CQI、PI与CCF参数在复苏终末期均可对心肺复苏质量与患者ROSC可能性进行评估，其中CQI的评估价值高于PI与CCF。

目的:总结儿童亲体肝移植的临床疗效与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9月至2023年2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施的11例亲体肝移植患儿临床资料，原发病包括：胆道闭锁2例，门静脉海绵样变性2例，肝豆状核变性3例，酪氨酸血症Ⅰ型1例，先天性肝纤维化2例，布－加综合征1例。肝移植术后均予抗感染、保肝、利胆、抗凝及免疫抑制治疗；8例采取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加甲基强的松龙三联免疫抑制治疗，3例采取他克莫司加甲基强的松龙二联免疫抑制治疗。结果:11例手术时间(11.85±1.85)h，移植物与受体重量比(graft-to-recipient weight ratio，GRWR)为(2.20±2.03)%，冷缺血时间为(75.91±20.87)min，热缺血时间为(2.63±2.30)min，无肝期时间为(60.55±18.86)min，术中出血量为(770.91±541.12)mL。11例中行胆道端端吻合术4例，胆肠吻合术7例。术后无一例血管及胆道相关并发症，但出现血小板减少1例、肺部感染1例、淋巴漏2例、癫痫发作1例、高血压伴烦躁不安1例，均经对症治疗后痊愈出院。供体无一例术后并发症。结论:亲体肝移植术是治疗儿童终末期肝病及部分肝脏遗传代谢性疾病的有效手段，应严格把握不同原发疾病的肝移植手术指征，并结合个体化围手术期管理，以提高手术成功率，减少并发症。

本文总结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2020年4月收治的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康复期因终末期缺血性心肌病(ICM)心力衰竭行心脏移植的受者资料，通过该病例诊疗经验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

目的:提高对CTD合并肺癌此类疾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2011年1月至2022年5月住院治疗的CTD合并肺癌5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况、肺癌病理分型、TNM分期、CTD和肺癌的诊断时间顺序、治疗情况以及临床结局。其中50例患者分为鳞癌、腺癌和小细胞肺癌组，组间年龄、性别等指标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56例CTD合并肺癌患者中男性27例，女性29例；CTD确诊时年龄（58±15）岁，肺癌确诊时年龄（69±10）岁。CTD类型以RA最常见，其次为PM/DM、SSc和SLE。56例CTD患者中24例（42.9%）累及肺出现肺间质病变；肺癌患者中肺占位26例（46.4%）为最常见的首发症状，其次为咳嗽、咳痰19例（33.8%）。肺癌病理类型以非小细胞肺癌47例（83.9%）最常见，其次为小细胞肺癌6例（10.7%）；TNM分期以Ⅳ期36例（65.5%）最多见。CTD诊断时间早于肺癌者42例，诊断时间间隔7个月至50年，中位诊断时间间隔90（45，244）个月。肺癌诊断时间早于CTD患者2例，诊断时间间隔分别为7、15个月。二者同时确诊者12例，两者发生时间间隔在6个月内。55例患者随访时间10（2，24）个月；15例（26.8%）病情稳定者中Ⅰ期10例（66.7%）最常见，其次为Ⅱ期2例（13.3%）。37例（66.1%）患者死亡，死于终末期多脏器功能衰竭21例（56.8%）或感染16例（43.2%）；死亡患者Ⅳ期32例（86.5%）最多见。鳞癌、腺癌、小细胞肺癌各组在性别[男性9例（90.0%），13例（38.2%）与4例（66.7%）， χ2=8.88， P=0.012]、吸烟[8例（80.0%），11例（32.4%）与4例（66.7%）， χ2=8.24， P=0.016]、TNM分期[Ⅰ期0例（0），12例（35.3%）与0例（0）；Ⅱ~Ⅲ期4例（40.0%），3例（8.8%），0例（0）；Ⅳ期6例（60.0%），19例（55.9%）与6例（100%）， χ2=13.58， P=0.009]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CTD合并肺癌患者预后差，病死率高，故对于CTD患者，需密切随访，定期进行影像学的监测，有助于早期发现肺癌，早期干预，改善预后。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最有效的手段，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是我国移植器官的唯一来源。在临床实践中，移植器官保护技术对提升移植器官质量，改善移植预后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及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科学委员会组织专家，基于国内外移植器官保护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根据牛津循证医学证据分级和证据评价与推荐意见分级、制定和评价推荐意见系统，针对肝脏、肾脏、胰腺、小肠、心脏、肺脏移植器官编写了《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16年）》 ［1］。在国家肝脏移植注册中心、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国家人体捐献器官获取质控中心、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研究中心及国家肝脏移植质控中心的支持下，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器官移植及器官保护临床实践与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形成《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22中文版）》（简称共识）。本版共识重点更新了相关器官获取、保存、转运、质量评估在临床实践中的技术进展及相应循证医学研究证据。此外，还增加了包括以肢体移植为主的复合组织移植的内容。本版共识中的器官保护策略旨在促进临床器官移植工作科学、规范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