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肾移植前内皮粘蛋白(EMCN)抗体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BMR)以及移植物预后的相关性。方法:选择2021～2022年在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进行移植肾穿刺活检诊断为ABMR或高度怀疑为ABMR的受者作为病例组，以2022年行肾移植且移植肾功能稳定的受者作为对照组。最终病例组纳入18例受者，对照组纳入37例受者；另有9例受者移植肾穿刺活检诊断为非ABMR，纳入移植物预后分析。比较两组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差异，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移植前EMCN抗体预测术后ABMR的最佳截断值，分析移植前EMCN抗体对移植肾存活和功能恶化的影响，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ABMR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病例组和对照组受者移植前EMCN抗体检测校正值分别为(0.87±0.64)和(0.41±0.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5，P<0.05)。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对ABMR发生具有预测作用，ROC曲线下面积为0.7679(95%CI 0.64～0.90，P<0.05)。根据约登指数(0.41)确定截断值为0.4276，敏感度为70.59%，特异度为70.27%。移植前EMCN阳性受者和EMCN阴性受者移植肾存活率无统计学意义差异(P>0.05)，EMCN阳性受者经移植肾穿刺活检确诊或高度怀疑ABMR的比例高于EMCN阴性受者(41.4%和14.3%)，移植肾功能恶化比例亦高于EMCN阴性受者(48.3%和11.4%)(P均<0.05)。肾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和HLA-DSA是术后发生ABMR的独立危险因素(HR＝5.50和5.56，95%CI 1.89～16.06和1.08～28.63)，供肾冷缺血时间越短ABMR风险越低(HR＝0.41，95%CI 0.25～0.70)。结论:肾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与术后ABMR和移植物功能恶化相关，对ABMR有预测作用，是ABMR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尸体供肾移植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acute rejection，AR)的术前危险因素并建立AR风险分层标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尸体供肾移植且随访时间大于1年的1 382例受者资料，根据受者术后1年内是否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分为急性排斥反应组(AR组，115例)与非急性排斥反应组(非AR组，1 267例)。对两组受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确定AR的危险因素并根据回归系数建立评分标准。根据受者评分结果将其分为低危组(907例)、中危组(450例)及高危组(25例)，并分析比较不同评分组受者AR发生情况。结果:1 382例受者中术后1年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的115例，总体AR发生率为8.32%(115/1 382)。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供者年龄、供受者年龄差≥25岁、受者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 reactive antibody，PRA)+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阳性、供肾冷缺血时间≥12 h、供受者HLA错配数≥3、扩大标准供者(expanded criteria donor，ECD)是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高危因素(均 P<0.05)。将单因素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最终确定供受者年龄差≥25岁( OR＝1.84，95% CI：1.19~2.83， P＝0.006)、冷缺血时间≥12 h( OR＝2.09，95% CI：1.33~3.22， P<0.001)、HLA错配数≥3( OR＝2.25，95% CI：1.49~3.39， P<0.001)、PRA+DSA阳性( OR＝2.10，95% CI：1.18~3.58， P＝0.008)、ECD( OR＝2.26，95% CI：1.47~3.51， P<0.001)五个变量，根据其回归系数计算评分，建立了基于以上5个危险因素的总分为36分的评分系统。根据评分的三分位数将受者分为低、中、高危组，三组的AR发生率分别为4.3%、14.7%和40.0%，中危组及高危组AR发生率高于低危组(均 P<0.001)。 结论:肾移植受者免疫风险分层评估能够有效地区分术后AR风险大小；针对免疫风险分层为中、高危的肾移植受者应在术前诱导和维持期适当提高免疫抑制剂的强度和剂量，并动态监测急性排斥反应和感染发生。

目的:分析心肾联合移植受者的治疗过程及随访结果，总结心肾联合移植的治疗经验。方法:2016年10月至2021年5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11例心功能衰竭合并肾功能衰竭患者接受心肾联合移植，男性10例，女性1例，年龄(50.6±12.9)岁，术前体重指数(26.72±3.29)kg/m 2，术前心功能均为Ⅳ级，左室射血分数(29.40±4.48)%，术前均为尿毒症规律透析状态，透析时间0.5~7.0年，平均2.5年，术前肌酐753.5(434~1144)μ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5.59(3.93~17.23)ml/(min·1.73m 2)。手术方案均为同期心肾联合移植，供心和供肾器官均来自同一供者。心脏冷缺血时间为2.75(2.5，4.0)h，肾脏冷缺血时间为9(8.5，15.0)h，心脏移植手术结束至肾移植手术开始时间为2(1.0，3.5)h。长期免疫抑制方案为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和甲泼尼龙联合应用。 结果:9例术后恢复正常心功能及肾功能，术后半年左室射血分数(57.55±2.51)%，术后半年肌酐107.7(85~132)μmol/L，术后半年24 h尿量1 988(1 800~2 200)ml。随访6~62个月，9例受者均未发生感染及排斥反应等并发症，心功能均为Ⅰ级，生活质量高。术后死亡2例，1例于术后4个月死于肺部毛霉菌感染，另1例于术后1个月死于消化道真菌感染。结论:同期心肾联合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心脏病合并肾功能衰竭的有效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供肺冷缺血时间(CIT)延长对肺移植预后的影响。方法:对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接受肺移植的111例供受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供肺CIT分为CIT延长组(CIT 8~12 h，41例)和对照组(CIT<8 h，70例)，比较两组供受者最后一次血气分析、冷缺血时间等临床资料、术后并发症及短期生存情况的差异。绘制生存曲线，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两组累积存活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明确受者1年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共计纳入111例肺移植受者，CIT延长组和对照组分别为41例(36.9%)和70例(63.1%)。两组受者术后72 h内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不全(PGD)3级的发生率分别为21.2%和16.3%，两组术后的30 d存活率分别为90.2%和94.3%，90 d存活率分别为82.9%和82.9%，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受者1年的累积存活率分别为74.6%比60.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79)。Cox回归分析显示CIT延长供肺移植与受者1年死亡风险增加无关( HR 0.691，95% CI：0.317~1.506)，但术中未使用体外膜氧合(ECMO)技术( HR 3.562，95% CI：1.061~11.959)以及术后机械通气超过3 d(HR 2.892，95% CI：1.387~6.031)会增加受者1年的死亡风险。 结论:供肺CIT延长至8~12 h进行肺移植对受者预后未产生不良影响。在权衡受者继续等待和接受移植两者的死亡风险后，接受CIT 8~12 h的供肺是可行的。

目的:总结心脏移植后肾功能不全的发生率和长期结局，探索心脏移植受者术后肾功能不全的临床预测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年6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行心脏移植的(1 095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出现肾功能不全分为术后肾功能不全组(352例)和术后肾功能正常组(743例)；分析比较两组受者临床资料，探索心脏移植术后肾功能不全相关的危险因素。为了进一步分析术前肾功能不全对术后肾功能和对预后的影响，根据受者术前及术后肾功能情况将受者分为术前及术后均存在肾功能不全(76例)、术前存在肾功能不全术后恢复正常(39例)、术后新发肾功能不全(276例)、术前及术后肾功能均正常(704例)四组进行生存分析。分别观察比较四组受者的远期结局。结果:1 095例受者中位随访时间为5.6年。352例(32.1%)受者术后合并肾功能不全，其中276例(25.2%)为术后新发肾功能不全，99例(28.1%)发生在术后住院期间，111例(31.5%)发生在出院后至术后第一年。术后肾功能不全组受者年龄和体重指数较大，术前肌酐较高，受者男性、有糖尿病史、术前肾功能不全、原发疾病为既往移植心脏衰竭、术前体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erator，ECMO)辅助和术前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on counterpulsation，IABP)辅助的比例更高；体外循环时间更长(均 P<0.05)。术后肾功能不全组受者术后使用ECMO、术后使用IABP、术后气管切开和术后感染的比例更高，术后机械通气时间、术后ICU住院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更长，院内病死率更高(均 P<0.05)。术后肾功能不全组远期存活率低于术后肾功能正常组( P<0.01)。术前存在肾功能不全的受者无论其术后肾功能是否恢复正常，其远期存活率均低于术前无合并肾功能不全的受者；术后新发肾功能不全受者远期存活率低于术前术后肾功能均正常的受者( P<0.01)。受者年龄、体重指数、术前存在肾功能不全、术后使用环孢素A治疗(相较于他克莫司)、冷缺血时间≥6 h是心脏移植术后发生肾功能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心脏移植术后肾功能不全在术后第1年内发生率最高。受者年龄、体重指数、术前存在肾功能不全、冷缺血时间≥6 h是心脏移植术后发生肾功能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心脏移植术后肾功能不全的发生影响受者围手术期和远期存活率。

目的:探讨老龄心脏移植受者的数量变化趋势和预后情况，并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年6月至2021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进行心脏移植的1 044例年龄≥18岁受者的临床资料及年龄分布情况。根据心脏移植时受者年龄是否大于60岁，分为老龄组（≥60岁，877例）和非老龄组（<60岁，157例），再将老龄组受者按<65岁（107例）及≥65岁（50例）进行亚组分析，分别比较上述各组供者的基线资料及受者的基线资料、临床资料、术后院内及术后1年病死率和远期生存率。进一步分析非老龄组、老龄组中<65岁和老龄组中≥65岁受者的远期生存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全部纳入研究受者心脏移植术后短期病死率和累积生存率的相关危险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对短期病死率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采用多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累积生存率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在校正其他混杂因素的前提下，以确定受者年龄对心脏移植术后生存的影响。结果:本中心每年接受移植手术的老龄受者例数均有所增加，而成年心脏移植受者的平均年龄及老龄受者的平均年龄相对稳定。本研究的中位随访时间为6.5年。基线资料方面，老龄组受者与非老龄组男性[84.7%（113/157）比77.5%（687/877）]，有高血压[20.4%（32/157）比8.9%（79/877）]、吸烟[47.1%（74/157）比36.1%（320/877）]、糖尿病史[33.8%（53/157）比14.7%（130/877）]，术前植入转复除颤器/心脏再同步化治疗起搏器/心脏再同步化治疗除颤器（ICD/CRT/CRT-D）比例[28.0%（44/157）比18.0%（160/877）]和术前肌酐[（105.3±25.3）μmol/L比（96.8±35.0）μmol/L]、IMPACT评分[（6.9±2.4）分比（4.2±2.9）分]、血清总胆红素[19.7（13.6，30.3）μmol/L比23.7（15.8，36.8）μmol/L]、平均肺动脉压[（26.0±10.3）mmHg比（29.7±11.0）mmHg（1 mmHg=0.133 kPa）]、供体心脏冷缺血时间[（274.7±105.6）min比（296.0±120.4）min]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老龄组和非老龄组院内病死率[4.5%（7/157）比4.7%（42/887）]和1年病死率[5.7%（9/157）比6.5%（58/88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8和0.70）；老龄组中≥65岁受者的院内和术后1年病死率分别为10.0%（5/50）和14.0%（7/50），高于老龄组中<65岁受者的1.9%（2/107）和1.9%（2/107），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和 P<0.01）。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老龄组远期存活率低于非老龄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6）；老龄组中≥65岁受者远期存活率低于非老龄组和老龄组中<65岁受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者年龄≥65岁、术前肌酐≥133 μmol/L、总胆红素≥25.65 μmol/L、术前ECMO辅助支持是心脏移植短期和长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虽然老龄受者的长期预后略差于非老龄受者，但合并症少、术前状态较好的老龄受者院内病死率和术后1年病死率与非老龄受者相近，不应仅根据年龄将老龄受者常规排除在移植之外。年龄≥65岁受者的移植中远期预后不佳，在进行移植决策时需慎重。

目的:构建成人心脏移植受者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的风险预测模型。方法:运用结构化语言查询医院电子病历系统，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04年1月—2021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957例成人受者为研究对象，收集基本资料、既往史、术前血肌酐、术前总胆红素、术前是否呼吸机辅助、术中供体心脏冷缺血时间等信息。按照3∶1的比例将入选患者分成训练组（ n=717）和验证组（ n=240），基于训练组数据使用双向逐步Logistic回归法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基于验证组数据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灵敏度和特异度评价模型的预测效果。 结果:本研究纳入的957例成人心脏移植受者中，18.39%（176/957）的受者术后发生机械通气时间延长（>24 h）。基于训练组建立的模型中，纳入了年龄≥60岁（ OR=1.820）、输血史（ OR=5.237）、接受过其他心脏手术（ OR=2.826）、术前总胆红素≥34.2 μmol/L（ OR=1.861）、术前呼吸机辅助（ OR=9.421）、术前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辅助（ OR=1.826）、术中供心冷缺血时间≥360 min（ OR=2.093）7个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基于验证组验证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676（95%置信区间：0.581~0.770），灵敏度为0.500，特异度为0.796。 结论:本研究基于单中心的成人心脏移植受者数据，建立了相对简单、客观，且能较好预测成人心脏移植受者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的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胰肾联合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的影响因素及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138例胰肾联合移植(SPK)受者，根据是否发生排斥反应分为排斥组27例和无排斥组111例，比较两组受者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MI)、糖尿病类型、糖尿病时间、透析时间、免疫诱导、供者年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错配、冷缺血时间、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CNI)药物种类、CNI药物浓度等因素，Logist回归多因素分析SPK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危险因素。进一步分析急性排斥反应对移植物存活的影响。结果:27例(19.6%，27/138)受者共发生34次排斥反应，中位时间为术后3个月(0.6～18.0个月)。发生单纯移植肾排斥反应15例、单纯胰腺排斥反应1例，胰腺和肾脏同时发生排斥反应11例。单因素分析发现排斥反应组CNI药物浓度低的比例为55.6%(5/27)高于无排斥反应组的20.7%(23/111)( P<0.001)。排斥反应组供者年龄(28.2±7.9)岁低于无排斥反应组的(31.8±8.6)岁( P＝0.045)。多因素分析发现CNI药物浓度低(OR＝4.802， P＝0.001)是急性排斥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排斥反应组1年的移植肾、移植胰腺存活率分别为73.0%和73.6%，而无排斥反应组分别为100%和9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胰腺功能丧失组的胰腺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高于胰腺存活组(40.0%比4.1%， P<0.001)，胰腺功能丧失组受者BMI(25.8±3.9)kg/m 2高于胰腺存活组的(23.6±3.3) kg/m 2( P＝0.016)。多因素分析发现SPK术后胰腺急性排斥反应(HR＝6.636， P<0.001)和受者BMI(HR＝1.432、 P＝0.021)是影响移植胰腺功能丧失的独立危险因素。移植肾功能丧失组肾脏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100%高于移植肾存活组的11.2%( P<0.001)。 结论:胰肾联合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高，影响移植物预后，应加强术后早期急性排斥反应的诊治。

回顾性分析Sonoclot分析仪监测的凝血和血小板功能指标与肝移植术患儿术后早期血栓形成的关系。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5月200例行亲体肝移植术的胆道闭锁患儿的病历资料，术后1周内由床旁超声多普勒观察术后早期血栓发生情况，将患者分为血栓形成组和无血栓形成组。将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术后早期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采用ROC曲线分析缺血再灌注后1 h Sonoclot分析仪监测的ACT用于术后早期血栓形成诊断的准确性。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ELD评分、肝脏冷缺血时间和再灌注1 h时ACT是肝移植术患儿术后早期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Sonoclot分析仪监测的ACT诊断肝移植术患儿术后早期血栓形成的曲线下面积及其95%可信区间为0.92(0.934～0.983)，灵敏度为94.7%，特异度为80.2%，最佳截断值为228.5 s。Sonoclot分析仪监测的ACT是肝移植术患儿术后早期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维持ACT≥228.5 s可减少术后早期血栓形成的发生。

目的:探讨高龄肝移植受者预后和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3家医疗中心收治的400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68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17例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15例）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97例，女103例；中位年龄为60岁，年龄范围为22~75岁。400例肝移植受者中，200例年龄≥60岁为高龄肝移植受者（ER）设为ER组，200例年龄<60岁为非高龄肝移植受者（NER）设为NER组。受者均行经典原位肝移植或改良背驮式肝移植。观察指标：（1）两组受者和移植物生存情况。（2）肝移植受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3）ER组的分层分析。采用门诊、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受者生存预后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5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 结果:（1）两组受者和移植物生存情况：400例受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 d至71.7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6.3个月。生存分析结果显示：ER组1、3年总体生存率（OS）分别为72.70%、60.66%，1、3年移植物生存率（GS）分别为72.70%、59.64%；NER组1、3年OS分别为78.84%、75.48%，1、3年GS分别为78.84%、74.22%；两组受者总体生存情况和移植物生存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712，5.681， P<0.05）。（2）肝移植受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Child-Pugh评分、供肝冷缺血时间（CIT）、合并高血压病、供受者血型、术中出血量、术中红细胞输入量、术中血浆输入量、术中晶体液输入量、术后7 d内最高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术后7 d内最高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TBil）是影响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相关因素（优势比=1.026，1.022，1.084、1.070、1.701、2.728、1.000、1.056、1.089、1.000、1.000、1.000、1.003，95%可信区间为1.006~1.045，1.005~1.040，1.060~1.170，1.011~1.132，1.133~2.554，1.701~4.374，1.000~1.001，1.031~1.082，1.039~1.142，1.000~1.003，1.001~1.004，1.000~1.002，1.001~1.004，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供受者血型、术后7 d内最高AST、TBil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优势比=1.022，2.761，1.000，1.007，95%可信区间为1.001~1.044，1.612~4.727，1.000~1.001，1.002~1.012， P<0.05）。（3）ER组的分层分析：①ER组200例受者中，0 h≤CIT≤8 h、8 h12 h受者分别为96、73、31例，其1年OS分别为77.46%、73.33%、54.07%，3年OS分别为62.67%、65.05%、41.30%，3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708， P<0.05）。②ER组200例受者中，供受者ABO血型相容、供受者ABO血型不相容受者分别为182、18例，1年OS分别为77.32%、27.78%，3年OS分别为64.63%、22.22%，两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3.165， P<0.05）。 结论:ER的总体生存情况差于NER，年龄、供受者血型、术后7 d内最高AST、TBil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缩短供肝CIT（<12 h）及避免ABO血型不相容肝移植可以延长ER生存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