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监测和评估地震扰动下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恢复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针对九寨沟县2017年"8·8"地震,利用高精度遥感影像分析地震对区域植被破坏情况,基于GEE平台测算地震前、后及3年恢复期的遥感生态指数(RSEI),分析地震扰动下四川省九寨沟县生态环境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揭示生态质量恢复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九寨沟县植被覆盖度由震前的0.71减少到震后的0.69,高覆盖区面积减少310.78 km2,其余区域面积增加.RESI均值由震前0.50下降为震后0.42,3年恢复期后上升到0.45;震前、震后、恢复期的生态环境质量均以良和中等为主,主要分布在中部南部山脉和东部河谷地区.年降雨量、高程、湿度、绿度是九寨沟县生态质量恢复分异的主控因子,各因子间交互增强会影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恢复的空间分异.

基于2000-2020年Landsat影像和数字高程模型等数据,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进行绿洲分类,使用趋势分析、重心迁移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西北干旱区绿洲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0-2020年,西北干旱区绿洲面积呈线性增加趋势,绿洲面积年均增速为1079.66 km2·a-1.绿洲面积增长率由高到低依次为阿拉善、南疆、河西走廊和北疆地区.西北干旱区绿洲主要呈带状或点状分布在天山南北麓、昆仑山、祁连山北麓和阿拉善高原,北疆绿洲面积变化表现为北部增加、南部减少;南疆绿洲主要沿河流扩张,但部分绿洲边缘出现退缩;河西走廊绿洲的扩张与退缩均发生在西北部河流沿岸;阿拉善绿洲呈散点状扩张,无明显退缩区域.北疆和南疆绿洲的重心大体上向东北方向移动,河西走廊绿洲重心沿西北方向迁移,阿拉善绿洲重心呈南北向波动迁移.农田生产潜力对北疆绿洲和河西走廊绿洲空间分异的解释能力最强,分别为43.6％和45.3％;影响阿拉善绿洲分布变化最敏感的因子是降水(解释能力为27.6％);南疆绿洲分布响应最敏感的环境因子是土壤类型(解释能力为44.9％).西北干旱区绿洲中,人类活动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双因子增强为主,自然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

目的:探讨光谱CT定量参数预测表现为磨玻璃结节（GGN）肺腺癌侵袭性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3至10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手术切除且病理证实为肺腺癌的129例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其中男45例，女84例，年龄33~81岁。按照病理结果129例患者分为微浸润腺癌（MIA）组64例和浸润性腺癌（IAC）组65例。所有患者均在术前2周内接受光谱CT增强扫描，在后处理工作站上重建碘密度图、有效原子序数（Z eff）图、电子云密度（ED）图，测量并计算相关光谱参数，包括标准化碘浓度（NIC）、动脉增强分数（AEF）、Z eff及ED；分析病灶的常规CT特征，包括最大径、CT值、结节类型、结节边缘、分叶征、毛刺征、空泡征、胸膜凹陷征、异常血管征及空气支气管征。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χ 2检验比较2组临床特征、常规CT特征及光谱CT参数。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肺腺癌侵袭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参数及模型预测肺腺癌侵袭性的效能。 结果:MIA组与IAC组的最大径、CT值、结节类型、边缘、毛刺征、胸膜凹陷征、空气支气管征、静脉期NIC、AEF、静脉期Z eff、动脉期ED、静脉期E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最大径（OR=1.183，95%CI 1.062~1.318）、CT值（OR=1.004，95%CI 1.001~1.007）、静脉期NIC（OR=1.185，95%CI 1.083~1.298）、AEF（OR=0.975，95%CI 0.957~0.994）、静脉期Z eff（OR=0.031，95%CI 0.005~0.196）是肺腺癌侵袭性的独立影响因子。以最大径和CT值建立常规CT模型，以静脉期NIC、AEF、静脉期Z eff建立光谱CT模型，以上参数联合建立联合模型。常规CT模型、光谱CT模型及联合模型预测肺腺癌侵袭性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28、0.854和0.902。 结论:双层探测器光谱CT的定量参数可以作为预测表现为GGN肺腺癌侵袭性的指标，AEF具有最高的诊断效能。光谱CT联合常规CT特征可以进一步提高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双层探测器光谱CT在术前评估乳腺癌患者免疫组化表达水平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术前接受光谱CT胸部扫描的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资料。共纳入70例患者，根据免疫组化分为雌激素受体（ER）阳性或阴性、孕激素受体（PR）阳性或阴性、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或阴性、细胞增殖相关核抗原（Ki-67）阳性或阴性。采用Philips工作站及Spectral Diagnostic Suite软件分析所有图像，记录病灶CT值及碘浓度（IC）值，病灶动、静脉期有效原子序数（Z eff），并计算动、静脉期标准化CT值（NCT）、标准化碘浓度（NIC）值、keV-CT值曲线斜率（K）以及动静脉期CT差值、动静脉期IC差值。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免疫组化指标阳性与阴性患者能谱参数的差异，并采用ROC曲线分析能谱参数鉴别诊断不同免疫组化指标阳性与阴性的效能。 结果:ER阴性患者动脉期及静脉期Z eff、NIC、K值、CT值、IC值和静脉期NCT均高于ER阳性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HER2阳性患者静脉期Z eff、NIC、K值、IC及动静脉期CT差值、动静脉期IC差值高于阴性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Ki-67阳性患者动脉期K值大于阴性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以动脉期K值=1.22作为阈值，其鉴别诊断ER阳性与阴性的效能最高（曲线下面积0.791，灵敏度84.00%，特异度65.00%）；以动静脉期IC差值为0.47 mg/ml作为阈值，其鉴别诊断HER2阳性与阴性的效能最高（曲线下面积0.736，灵敏度76.32%，特异度65.62%）。 结论:双层探测器光谱CT对乳腺癌患者免疫组化表达有一定的诊断价值，可以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CT管电压在鼻窦扫描中对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影响。方法:利用离体头颅标本，在逐层扫描方式下，分别选择5种不同的管电压(70、80、100、120、140 kV)，对鼻窦区域进行扫描。噪声指数(NI)厂家默认为9，自动管电流调制，Smart mA设置为对应管电压下的最大范围。探测器宽度为120 mm。进行骨算法和软组织算法重建，层厚均为0.625 mm。按照临床实践的基线重组横断面、冠状面和矢状面图像，层厚2 mm。在横断面的中心层面上，选择相应的兴趣区测量CT值均值和标准差，计算对比度噪声比(CNR)。同时记录CT容积剂量指数(CTDI vol)和剂量长度乘积(DLP)，并计算图像品质因子(FOM)。两名放射诊断医师和1名主管技师采用双盲法对实验所得图像进行主观评价，5分制标准计分。 结果:实验所得影像质量均满足诊断要求。在骨算法重建下，管电压为100和80 kV的CNR分别为66.98、64.75，高于管电压为70、120、140 kV的CNR值(51.61、61.56、57.76)。CTDI vol最大值为34.11 mGy(140 kV)，最小值为17.45 mGy(70 kV)。管电压100 kV时的FOM值为152.26。在软组织算法重建下，管电压为80 kV的CNR为195.62，显著高于管电压为70、100、120、140 kV组(139.46、154.49、148.06、155.58)。管电压80 kV时的FOM值为1273.56，显著高于管电压为70、100、120、140 kV组(1114.56、809.98、735.63、709.62)。 结论:CT头颅标本鼻窦逐层扫描中，临床怀疑骨质病变时，优先选择骨算法100 kV；临床怀疑软组织病变时，优先选择软组织算法80 kV时，所得的图像质量最佳且受检者辐射剂量较低。

目的:探讨术中评估乳腺癌患者发生上肢淋巴水肿的风险因素。方法:前瞻性纳入2019年5—12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拟行腋窝淋巴结清扫 （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ALND） 的312例上肢淋巴荧光图像及随访资料完整的乳腺癌患者，利用荧光造影剂吲哚菁绿联合红外荧光探测仪示踪上肢淋巴回流，收集上肢淋巴造影图，计算腋静脉上下上肢淋巴流量比。随访上臂固定点周径、计算双侧上臂体积，患侧比健侧增大10%定义为上肢淋巴水肿。利用单因素和多因素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影响水肿的风险因素。结果:本组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5 （12~19）个月，45例（14.4%）患者发生上肢淋巴水肿。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BMI ［ OR 95% CI：1.34（1.25~1.77）， P<0.05］、化疗［ OR 95% CI：2.26 （1.97~2.63）， P<0.05］、区域淋巴结放疗［ OR 95% CI：1.59 （1.05~2.41）， P<0.05］及腋静脉上下上肢淋巴流量比［ OR 95% CI：0.70 （0.68~0.81）， P<0.05］为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发生的独立风险因子，得到水肿风险预测方程式LogitY=0.369×（手术时患者的BMI）+0.713×（紫杉类化疗）+0.862×（区域淋巴结放疗）-9.058×（腋静脉上下上肢淋巴流量比）-6.860。绘制ROC曲线得出约登指数为0.119，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3.3%、 79.4%、 73.3%、98.6%。 结论:对拟行ALND手术的乳腺癌患者，基于腋静脉上下上肢淋巴流量比的临床预测模型是一种评估术后上肢淋巴水肿发生风险的方法，有助于临床医生对可能发生水肿的患者进行早期干预。

目的:探讨W2塑料闪烁体探测器在兆伏级光子束和电子束辐射中的性能。方法:采用直线加速器提供的光子束和电子束能量对W2闪烁体进行数据采集。研究内容包括静电计读数稳定性、W2剂量和剂量率线性以及角度响应，同时研究W2校准系数给剂量测量带来的不确定度。结果:静电计读数稳定性平均值的标准偏差在0.03～0.47之间；W2剂量的线性回归因子均为1.0；剂量率线性的最大偏差为0.61%；6和10 MV的切伦科夫校准因子(CLR)分别为0.741和0.746，6、9、12和15 MeV的CLR分别为0.750、0.753、0.757和0.757。照射能量为15 MeV时剂量不确定度最大，偏差为3.15%。结论:经双通道信号测量修正得到的信号不随角度变化而变化，即使是在高能电子束流下也成立。证实切伦科夫校准因子线性良好，该探测器可应用于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中的非共面射野剂量学测量。

厘清植被变化及驱动因素,可为生态修复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本研究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平台获取2000-2020年河南省植被覆盖数据,并结合Theil-Sen Median趋势、Mann-Kendall检验和Hurst指数,揭示河南省及其流域分区(海河流域分区、黄河流域分区、淮河流域分区、长江流域分区)植被分布和变化趋势,并联合因子探测及因子交互,从不同尺度探究了自然和人文因素对植被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河南省植被覆盖度(FVC)呈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以中高植被覆盖为主,其中,长江流域分区最好.河南省及各分区FVC变化规律一致,呈波动上升趋势,均以明显改善为主,其中,长江流域分区的改善面积最大.基于Hurst指数,河南省未来植被状况除了淮河流域分区可能持续改善外,其他分区均表现为从改善转向退化.河南省及各分区植被变化是人文因子与自然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因子影响力随时间而改变,主导因子存在地域差异,土地利用/覆盖类型和夜间灯光等人文因素的影响强于海拔、坡度、年均低温等自然因素.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尤其是人文与自然因素的交互作用,呈非线性增强关系.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发生频率和强度增加,探究植被对极端气候的响应与适应是评估区域植被脆弱性和制定适应性经营策略的重要前提.以2008年中国南方极端冰冻事件为例,利用2003-2009年日光诱导叶绿素荧光(SIF)遥感数据提取植被物候,探讨了极端冰冻事件对不同植被类型物候的影响,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各环境因子及其交互作用对植被物候变化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极端冰冻事件导致植被生长季开始期(SOS)提前2.96 d、生长季结束期(EOS)推迟10.47 d和生长季长度(LOS)延长12.79 d,其中常绿阔叶林物候变化趋势最大,而落叶阔叶林物候变化趋势最小.(2)研究区水热条件的空间分异性影响了植被物候空间变化格局,如东南部水热条件充足区的物候变化趋势更明显,而西北部山区植被物候变化与整体变化趋势相反,即呈现SOS推迟和EOS提前趋势.(3)降水、气温、相对湿度、土壤类型和植被类型是影响植被物候的主导因子,其中气温和降水对植被EOS的解释力最高,分别为0.6522和0.5280.(4)各因子交互作用结果均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效应,其中气候因子间的交互作用最强,而气候因子与土壤类型、植被类型、冰冻天数的交互效应次之.

植被固碳能力是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基础,可通过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这一重要指标来反映.估算植被固碳能力是生态学和地表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共同科学问题,揭示其变化特征及其因素影响对于区域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区为研究区,估算了 2000-2020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区NEP,并利用趋势分析法和稳定性分析法等方法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了影响NEP的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因素.结果显示:(1)2020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区的NEP均值为110.09 gC m-2a-1,碳汇区面积约为3.591×105 km2,占总面积的78.80％;(2)2000-2020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区多年平均NEP为77.54 gC m-2a-1,年际变化率为4.118 gCm-2a-1,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研究区以NEP明显增加区为主,占比55.16％,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NEP呈下降趋势地区仅占比0.15％,主要分布在北部干旱草原沙地治理区,呈斑块状分布;(3)不同生态系统NEP从高到低依次为林地、农田和草地,林地固碳作用较强,未来林地固碳潜力较大,草地面积占研究区的70％,其总固碳量远超其他类型且呈增加趋势;(4)影响京津风沙源治理区NEP的主导因素为年降水量,其次,生态工程的实施也是NEP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因素对京津风沙源治理区NEP的影响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围绕京津风沙源植被固碳能力估算以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性,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空间恢复的建议,以期为京津风沙源加强植被固碳能力以及生态修复等决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