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脱垂及子宫切除后的阴道穹隆脱垂作为盆腔脏器脱垂中常见的类型,其手术治疗方案有很多,主要分为重建手术和封闭手术,其中重建手术的目的是通过对盆底薄弱松弛的支持结构进行重建修复,恢复盆腔脏器解剖结构.根据是否应用移植物网片,又将其分为修复自体韧带顶端悬吊重建手术及应用网片的顶端固定重建手术.通过分析宫骶韧带悬吊术和阴道骶骨固定术的基本原理,探讨这两种术式的手术与操作编码思路、查找方法.宫骶韧带悬吊术和阴道骶骨固定术的编码关键点在于充分理解"术式"和正确分类"部位";保留子宫的宫骶韧带悬吊术和切除子宫的宫骶韧带悬吊术编码为69.22其他子宫悬吊术,保留子宫的子宫骶骨固定术编码为69.22其他子宫悬吊术,切除子宫的阴道骶骨固定术的编码为70.78用移植物或假体的阴道悬吊和固定术,同时应另编码70.9说明移植物类型.

目的:病期虽然是影响胃癌预后的主要因素之一，但生物学行为不同的胃癌患者，其预后也大不相同，说明胃癌的生物学行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讨相同病期下不同生物学行为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并分析其对预后的影响，为外科治疗提供合理可靠的临床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收集1980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胃肠肿瘤外科行根治性手术的进展期胃癌病例资料。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术后病理证实为进展期胃癌；（2）行根治性手术，均为R 0切除；（3）随访资料完整，无失访。排除标准：（1）既往胃部手术史，术前接受新辅助治疗，术前影像学检查发现有远隔脏器转移；（2）年龄<18岁或>90岁的患者；（3）缺乏临床、病理或随访数据。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进行预后单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预后多因素分析，比较相同病期下不同生物学行为预后的差异。 结果:全组共计2 522例患者，肿瘤TNM分期中，Ⅰ期（ⅠB期，T 2N 0M 0）246例、ⅡA期422例、ⅡB期474例、ⅢA期681例、ⅢB期441例、ⅢC期256例，其5年生存率依次为79.9%、68.5%、56.1%、39.5%、22.5%和8.1%，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01）。预后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1）Ⅰ期胃癌患者，大体类型为浸润型（HR=1.806，95% CI：1.174~2.780， P=0.007）、生长方式为弥漫型（HR=1.370，95% CI：1.007~1.864， P=0.045）和淋巴管癌栓阳性（HR=2.073，95% CI：1.333~3.224， P=0.001）是影响其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2）ⅡA期胃癌患者，肿瘤大体类型为浸润型（HR=1.376，95% CI：1.008~1.878， P=0.044）、肿瘤生长方式为弥漫型（HR=1.263，95% CI：1.061~1.505， P=0.009）和淋巴管癌栓阳性（HR=2.296，95% CI：1.753~3.008， P<0.001）为影响其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3）ⅡB期胃癌患者，大体类型为浸润型（HR=1.445，95% CI：1.056~1.976， P=0.021）和淋巴管癌栓阳性（HR=1.528，95% CI：1.194~1.955， P=0.001）是影响其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4）ⅢA期胃癌患者，肿瘤大体类型为浸润型（HR=1.395，95% CI：1.095~1.777， P=0.007）、淋巴管癌栓阳性（HR=1.583，95% CI：1.315~1.905， P<0.001）和浆膜分型（腱状型+多彩弥漫型）（HR=1.188，95% CI：1.102~1.282， P<0.001）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5）ⅢB期胃癌患者，大体类型为浸润型（HR=1.485，95% CI：1.063~2.076， P=0.021）、淋巴管癌栓阳性（HR=1.315，95% CI：1.060~1.631， P=0.013）和浆膜分型（腱状型+多彩弥漫型）（HR=1.146，95% CI：1.052~1.248， P=0.002）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6）ⅢC期胃癌患者，肿瘤大体类型为浸润型（HR=2.986，95% CI：1.293~6.898， P=0.010）、浆膜分型（腱状型+多彩弥漫型）（HR=1.135，95% CI：1.003~1.283， P=0.045）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相同TNM分期下，不同的生物学行为其预后大不相同，提示胃癌的生物学行为对患者的预后判断和个体化治疗的指导与病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总结盆腔腹膜后肿瘤的手术治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4月至2020年9月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行手术治疗107例盆腔腹膜后肿瘤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根据肿瘤的位置、大小、与周围组织的关系个体化制定手术方案，分析患者的基本情况、出血量、肿瘤大小、是否初次手术及联合脏器切除等对手术并发症的影响。结果:手术路径包括前入路67例，骶尾侧入路21例，腹骶联合入路13例，腹腔镜5例。29例患者行联合脏器切除，27例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严重并发症包括结直肠吻合口瘘6例，尿瘘6例，盆底延迟愈合6例，直肠阴道瘘3例，术后出血2例。是否初次手术与并发症的发生有关（ χ2=4.79， P<0.05）。 结论:对盆腔腹膜后肿瘤需充分做好术前准备及个体化设计，术中结合多种控制出血的措施及联合脏器的切除能够有效提高切除率，保障手术安全。

目的:分析糖尿病患者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淋巴囊肿感染致脓毒性休克的临床特征和诊疗经过，提高其抢救成功率。方法:回顾性研究2015.1-2020.1新诊断膀胱癌、前列腺癌、肾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及卵巢癌，入住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泌尿外科及妇科的糖尿病患者，均按专科规范行包含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在内的手术治疗，共计462例。148例术后盆腔淋巴囊肿形成，其中89例发生感染，之中的13例发展为脓毒性休克。比较淋巴囊肿感染者中休克和非休克患者的年龄、性别、糖尿病病程、BMI、糖基化血红蛋白、手术切除的淋巴结个数、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淋巴囊肿最大直径及与辅助化疗的相隔时间；分析13例脓毒性休克患者始发症状和发病后首次血象、发病至引流穿刺的时间及最终转归；分析感染的淋巴囊液病原学培养和药敏结果。结果:分类变量检验显示休克和非休克患者相比，糖基化血红蛋白（ P=0.018）、辅助化疗（ P=0.014）和囊肿大小（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3例脓毒性休克患者中就诊时11例首发症状仅为轻中度的发热或腹痛；初次血象白细胞总数均在2万以下；从发病至穿刺的时间平均为33 h。13例患者中，有5例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其中1例死亡；有2例病情反复难以控制，经影像学检查证实脓腔和周围脏器连通；12例患者好转后仅1例对残留的淋巴囊肿预处置，其中4例再发囊肿感染1-2次，之中2例进展为脓毒性休克，1例死亡。病原菌以革兰氏阴性菌常见，主要是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及铜绿假单胞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碳青酶烯类及替加环素均为敏感药物，头孢他定、头孢曲松和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均为50%以上。 结论:血糖控制不佳、化疗和较大的淋巴囊肿（d≥5 cm）是糖尿病患者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发生淋巴囊肿感染致脓毒性休克的高危因素；大多数休克患者始发症状及白细胞总数均没有显著的示警意义，导致从感染发生到穿刺引流时间较长，延误处置；早期诊断、及时穿刺引流和广谱抗生素治疗是救治成功的关键。治疗效果欠佳时脓腔贯通周围脏器感染的可能性要被考虑。糖尿病患者在发生术后淋巴囊肿感染致脓毒性休克后，应积极干预处置较大的残留淋巴囊肿，避免再次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感染。

回顾性分析本中心近10年收治的64例原发性腹膜后恶性肿瘤，以脂肪肉瘤最多见（56%），外科手术整块切除率73%、R 0切除率61%、联合脏器切除率42%。平均随访6.1年，最长随访9.3年，随访期间总体再手术率31%，总体死亡率27%。分化差、非整块切除、非R 0切除与原发性腹膜后恶性肿瘤的不良结局直接相关。

近年来，随着盆腔肿瘤学和外科技术的进步，外科医生重新定义了盆腔手术的边界。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目前被认为是部分局部晚期和局部复发直肠癌患者的最佳选择。但由于手术复杂，切除范围大，并发症发生率和围手术期病死率较高，所以国内只在少数医院开展。尽管近年来肿瘤药物及外科技术设备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作为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对于适应证的选择及其术前评估、新辅助治疗和围手术期治疗策略等方面，仍存在很多争议和挑战。充分认识盆腔脏器的解剖学特征，加强临床多学科团队的密切配合，客观评估以及规范地进行术前综合治疗，积极为复发和复杂局部晚期直肠癌手术根治切除创造条件，同时合理规范地实施R 0切除，仍然有可能给局部晚期和复发直肠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目的:探讨腹腔镜右半结肠癌完整结肠系膜切除（CME）术后并发症的Clavien-Dindo（CD）分级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标准：（1）盲肠至横结肠肝曲腺癌；（2）行腹腔镜右半结肠CME术。排除标准：（1）术前存在严重器官功能障碍；（2）肿瘤侵及邻近器官或出现远处脏器转移；（3）急诊手术治疗；（4）腹腔镜下不能完成手术，中转开腹；（5）资料不全。根据上述标准，纳入2015年3月至2019年2月期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接受腹腔镜右半结肠癌CME手术的141例患者临床资料。男89例，女52例，年龄（61.8±11.0）岁。采用CD评分系统进行并发症分级评估。对可能影响并发症发生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多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分组进行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结果:全组141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共有26例（18.4%）发生37例次并发症。CD分级：Ⅰ级15例（40.5%）、Ⅱ级21例（56.8%）、Ⅳa级1例（2.7%）；主要以切口愈合延迟（7例次）、腹泻（6例次）以及呼吸系统并发症（5例次）为主。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χ 2=4.338， P=0.037）、体质指数≥28 kg/m 2（χ 2=5.971， P=0.015）及术前血红蛋白水平<100 g/L（χ 2=3.985， P=0.046）的患者行腹腔镜右半结肠CME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升高。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 OR=7.991，95% CI：2.203~28.983， P=0.002）和体质指数≥28 kg/m 2（ OR=4.231，95% CI：1.034~17.322， P=0.045）是影响腹腔镜右半结肠CME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全组术后随访1~48（中位数24）个月。log-rank检验显示，年龄<65岁与≥65岁者以及体质指数<28 kg/m 2与≥28 kg/m 2者的术后累计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分别：χ 2=0.986， P=0.321；χ 2=0.370， P=0.543）。 结论:腹腔镜右半结肠癌CME手术后的并发症主要为CDⅠ~Ⅱ级，老年及肥胖是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应对老年及肥胖患者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以期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出现。

微创技术进入我国已经30年，随着微创手术的快速发展，腹腔镜视觉系统从标清到高清，再到超高清，从二维视觉到三维视觉，再到荧光显影导航。腹腔镜手术从良性病变脏器的切除或功能修复，到恶性肿瘤的根治，再到根治基础上更多功能保护，应用范围也已普及到消化外科各专科领域。笔者回顾微创技术过去30年的发展，总结经验，展望未来，以致敬与《中华消化外科杂志》携手共进之20年。

病例1，男，8岁5个月，因间歇性腹部钝痛2个月余来院就诊，超声检查发现腹腔及盆腔数处不规则低回声包块，最大者位于盆腔，长径4.8 cm；包块形态不规则，内部可见钙化斑，较大包块中央有少量液化，包块可见较丰富血流信号；肠间隙有少量清亮游离积液。对肿块进行手术切除，术后病理显示肿瘤细胞呈小圆形、巢状分布，核分裂象多见，周围见丰富纤维间隔(图1)。免疫组化：D99+、Desmin+、CK+、EMA+、WT1散在+、SYN－、MyoD1－、Desmin+、Ki-67约50%。基因检测显示EWSR1(22q12)基因断裂。病理诊断为促结缔组织增生性小圆细胞肿瘤。术后规律化疗，每隔1个月左右超声定期随访。4个月后超声检查发现腹膜复发灶，随访中逐渐增大(图1A，B)、增多，累及多个组织器官。行第二次手术，术中可见肿瘤弥漫种植于腹腔及盆腔的腹膜、网膜、肠系膜表面(图1D)及肠壁，膀胱壁浆膜侧，并在肝脏、脾脏等脏器内发现多发病灶，切除所有肉眼可见病灶，继续化疗。术后8个月超声检查再次发现复发病灶，随访中逐渐进展，间隔11个月后再次手术，切除肉眼可见病灶，术后5个月后多组织脏器再次出现多发复发病灶，并迅速增大，部分病灶逐渐包绕肠管、侵犯输尿管(图1C)。发病2年4个月后患儿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