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腹腔镜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LPE）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的可行性、安全性及近远期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64例）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9例）收治，经术前影像学或术中发现的原发直肠肿瘤侵犯全直肠系膜切除层面以外、及侵犯邻近组织脏器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cT4b）并接受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PE）治疗的共计173例LAR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82例行LPE的患者为LPE组，91例行开放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OPE）的患者为OPE组，对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围手术期情况）及术后生存情况（1、3、5年总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以及1、3年累计局部复发率）进行对比研究。结果:除新辅助治疗外，LPE和OPE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PE组手术时间（319.3±129.3）min，短于OPE组的（417.3±155.0）min（ t=4.531， P<0.001），术中出血175（20~2 000）ml，少于OPE组的500（20~4 500）ml（ U=2 206.500， P<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LPE组与OPE组患者肿瘤R 0切除率分别为98.8%和94.5%（χ 2=2.355， P=0.21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PE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为18.3%（15/82），低于OPE组的37.4%（34/91），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7.727， P=0.005）；术后手术部位感染LPE组和OPE组分别为7.3%（6/82）和23.1%（21/91）（χ 2=8.134， P=0.004），腹部伤口感染分别为0和12.1%（11/91）（χ 2=10.585， P=0.001），泌尿系感染分别为0和6.6%（6/91）（χ 2=5.601， P=0.030）；LPE组住院时间12（4~60）d，短于OPE组的15（7~87）d（ U=2 498.000， P<0.001）。中位随访时间，LPE组40（2~88）个月，OPE组59（1~130）个月。LPE组1、3、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1.3%、76.0%和62.5%，OPE组则分别为91.2%、68.9%和57.6%；LPE组1、3、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82.8%、64.9%和59.7%，OPE组则分别为76.9%、57.8%和52.7%；LPE组1年、3年累计局部复发率分别为5.1%和14.1%；OPE组则分别为8.0%及15.1%；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对于LARC患者，与开腹手术相比，LPE并未降低手术根治性和远期肿瘤学疗效，且有助于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量、降低围手术期发并症发生率及缩短住院时间，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筋膜导向的腹腔镜侧方淋巴结清扫（LLND）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21年8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100例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9例，女31例；年龄为58（32~85）岁。患者均行腹腔镜直肠癌全系膜切除术，以筋膜为导向行LLND。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3）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4）随访情况。采用电话、门诊、病案复查等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疾病进展、肿瘤复发和转移情况。生存时间为手术日期至死亡时间或末次随访时间。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8月。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 结果:（1）手术情况：100例患者中，44例行新辅助治疗，56例未行术前治疗。100例患者均行腹腔镜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其中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60例（单侧LLND 49例、双侧LLND 11例），直肠癌腹会阴联合切除术20例（单侧LLND 16例、双侧LLND 4例），全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12例（单侧和双侧LLND各6例），Hartmann术5例（单侧LLND 3例、双侧LLND 2例），后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3例（单侧LLND 2例、双侧LLND 1例）。患者手术时间为258（200~325）min，术中出血量为100（50~200）mL。19例行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患者同时行回肠保护性造瘘术。3例患者术中因淋巴结侵犯闭孔神经致剥离时损伤（未离断）。100例患者中，12例（行全盆腔脏器切除术患者）切除输尿管腹下神经筋膜，88例保持输尿管腹下神经筋膜完整。（2）术后情况：100例患者均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拔除尿管时间为4（3~7）d，住院时间为11（9~15）d。26例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3）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100例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肿瘤最大径为4.5（3.8~5.9）cm；肿瘤大体分型肿块型21例、溃疡型79例；肿瘤分化程度为高分化和中分化82例、低分化和未分化腺癌（印戒细胞癌）18例；TNM分期Ⅰ期14例，Ⅱ期38例，Ⅲ期48例；T分期T0~2期16例，T3~4期84例；N分期N0期52例，N1~2期48例；清扫总淋巴结数目为23（18~27）枚/人，单侧LLND数目为5（3~9）枚/人。100例患者中，侧方淋巴结阳性36例（行新辅助治疗14例）。（4）随访情况：100例患者中，97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21（1~69）个月，2年总生存率为81.6%，2年疾病无进展生存率为70.6%。97例患者随访期间，其中4例骶前肿瘤复发，1例LLND清扫区域肿瘤复发；11例肝转移，5例骨转移，单侧LLND对侧侧方淋巴结转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腹膜种植转移各2例。97例患者随访期间，其中无瘤生存76例，带瘤生存4例，肿瘤相关死亡15例，非肿瘤相关死亡2例。结论:以筋膜导向的腹腔镜LLND运用于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安全、可行。

近年来，随着盆腔肿瘤学和外科技术的进步，外科医生重新定义了盆腔手术的边界。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目前被认为是部分局部晚期和局部复发直肠癌患者的最佳选择。但由于手术复杂，切除范围大，并发症发生率和围手术期病死率较高，所以国内只在少数医院开展。尽管近年来肿瘤药物及外科技术设备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作为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对于适应证的选择及其术前评估、新辅助治疗和围手术期治疗策略等方面，仍存在很多争议和挑战。充分认识盆腔脏器的解剖学特征，加强临床多学科团队的密切配合，客观评估以及规范地进行术前综合治疗，积极为复发和复杂局部晚期直肠癌手术根治切除创造条件，同时合理规范地实施R 0切除，仍然有可能给局部晚期和复发直肠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报道1例56岁女性患者，因直肠癌术后第5腰椎复发就诊于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转化治疗后经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评估后，接受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前后联合入路腰椎肿瘤切除重建内固定，肿瘤获根治性切除。术后恢复良好，下床活动后出现腰部不适，发现腰椎创面局限性血肿，立即制动卧床。症状逐渐好转，随访1年，未见复发。

目的:探究生物补片重建盆底在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直肠癌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手术中的临床应用。方法:本研究为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外科于2021年11月至2022年5月期间，收治的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直肠癌无盆腔外转移、或仅有寡转移而接受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同时使用基底膜生物补片重建盆底隔离腹盆腔的56例患者围手术期资料，手术范围分为主要局限在骨盆腔内（骨盆腔内切除组，41例）及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组，15例）两类。所有手术应用基底膜生物补片重建盆底、隔离腹盆腔，具体包括经腹补片覆盖Treitz韧带至骶骨岬的后腹膜缺损和骨盆入口，补片四周分别与侧腹膜和前盆留存脏器的腹膜缘缝合、或固定于耻骨弓及耻骨联合；或经骶尾入路，补片重建盆底肌-骶骨平面缺损。观察指标包括患者基线资料（性别、年龄、术前放化疗史、复发或原发、盆腔外转移等）和手术情况（脏器切除范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组织重建等）；围手术期空盆脏综合征发生情况以及痊愈时间；术后恢复（肠功能恢复时间、空盆腔综合征痊愈时间）和并发症情况以及随访情况。术后并发症采用国际Clavien-Dindo分级进行评价。结果:骨盆腔内切除组41例患者中位年龄57（31~82）岁，男25例、女16例；其中23例为局部晚期直肠癌，18例为局部复发直肠癌；32例有化疗、免疫和靶向治疗史，24例有放疗史；中位手术时间440（240~1 020）min；术中中位出血量650（200~4 000）ml；肠功能恢复中位时间3（1~9）d；空盆腔综合征中位痊愈时间14（5~105）d；术后并发症<Ⅲ级者37例，≥Ⅲ级并发症的4例患者中，1例术后7 d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2例术后盆底创面大出血予以二次手术止血，1例术后呼吸衰竭经抢救后痊愈。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组15例患者中位年龄61（43~76）岁，男8例、女7例；4例为局部晚期直肠癌，11例为局部复发直肠癌，均有化疗、免疫和靶向治疗史，13例有放疗史；中位手术时间600（360~960）min；术中中位出血量1 600（400~4 000）ml；肠功能恢复中位时间3（2~7）d；空盆腔综合征中位恢复时间68（7~120）d；术后并发症<Ⅲ级者12例，≥Ⅲ级的3例患者中，2例术后盆底创面大出血予以二次手术止血，1例术后肠梗阻二次手术后痊愈。随访截至2022年10月31日或病例死亡，55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9（5~12）个月，随访期内合并骨盆壁主要组织切除组1例患者因肿瘤快速进展术后3个月死亡。其余54例均存活，未见手术部位肿瘤复发。结论:基底膜生物补片应用于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直肠癌行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手术重建盆底、隔离腹盆腔，安全可行，可能会提高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手术围手术期的安全性。

随着现有手术技术、器械设备及治疗理念的不断更新进步，越来越多的医疗中心开始对于累及盆腔多器官及复发性盆腔恶性肿瘤的患者开展更加积极的扩大切除手术。扩大手术范围可以提高切缘阴性比率，实现肿瘤的R 0切除，有效改善患者预后并延长生存时间。因此，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对于局部晚期的盆腔恶性肿瘤患者，已经逐渐成为标准的手术方式。目前，在开展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手术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患者术中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偏高以及长期生活质量较低。对于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后并发症的相关研究，现逐渐聚焦于盆腔术后残存的巨大空腔，这可能是此类并发症的重要诱因，并由此提出了“空盆腔综合征”这一概念。本文在汇总空盆腔综合征相关文献基础上，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可能为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后，封闭的盆腔残腔随着空腔内空气被逐渐吸收、细菌繁殖及积液富集等过程而形成持续存在的负压，进而对整个腹盆腔内器官分布产生影响；同时，物理过程在参与空盆腔综合征的发生过程中是否也发挥着作用，有待探讨。汇总提出，其诊断主要依据患者病史、临床表现及影像学征象，而盆腔脏器切除手术史是病史诊断中最重要的指标。在预防措施上，首先应识别空盆腔综合征发生的高危人群，进而采取精准而个体化的预防措施；各种新型生物材料较传统的人体组织填充，在预防性盆腔填充方面更具优势；肠系膜对于小肠形态、蠕动和排列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保护肠系膜结构、恢复或重建肠系膜形态等方法，减少小肠异位入盆腔的机会，应获得更多关注。在治疗措施上，目前尚缺乏空盆腔综合征的标准治疗路径。

本病例为54岁男性患者，因直肠癌术后出现手术部位复发并侵犯膀胱、前列腺、双侧精囊腺、S 3~5等多处组织和脏器，同时伴有直肠膀胱瘘、肛周深部感染等并发症入院。多学科协作组讨论评估后，接受直肠癌术后复发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盆腔复发病灶带肛门联合部分小肠、全膀胱、前列腺、双侧精囊腺、盆壁肌群、S 3~5切除+基底膜生物补片联合带蒂大网膜瓣重建盆底+回肠代膀胱+结肠造口），肿瘤获根治性切除，并于术后48、72 h行盆腔区域热灌注化疗，期间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术后恢复良好，随访3个月，未见明显复发转移。

目的:探讨自体组织在预防盆腔肿瘤联合子宫、直肠等多脏器切除（保肛）术后出现直肠阴道瘘的临床疗效。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分析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和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自2017年2月至2022年2月收治的83例盆腔多脏器联合切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分为两组。其中，51例患者术中采用自体组织（包括：带蒂的大网膜、结肠肠系膜、腹直肌）预防直肠阴道瘘作为自体组织预防组；32例未采用自体组织预防直肠阴道瘘作为对照组。分析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包括肿瘤类型、手术方式、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术后直肠阴道瘘的发生率。结果:两组患者的肿瘤类型、手术方式和术中出血量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自体组织预防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3.888， P<0.001）；自体组织预防组出现直肠阴道瘘3例，对照组出现直肠阴道瘘10例（χ 2=9.579， P=0.002）。 结论:自体组织对直肠吻合口及阴道残端进行保护性预防修复重建能有效降低盆腔肿瘤联合子宫、直肠等盆腔多脏器切除后直肠阴道瘘发生率。

局部晚期直肠癌（LARC）或局部复发直肠癌（LRRC）的治疗一直是直肠癌领域的难点和挑战，而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PE）作为可能实现根治性治疗LARC和LRRC的重要方式，已被证明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PE手术的实施要求术前通过多学科会诊，对LARC或LRRC的侵犯范围进行精准评估，并做充分的术前准备。侧盆涉及众多组织、血管和神经，切除难度最大，建议采用输尿管和Marcille三角入路；而仰卧位经腹入路联合术中更改俯卧折刀位有利于充分显露手术视野，能够对肿瘤侵犯的骨性骨盆及盆底肌群进行精准地整体切除。空盆腔综合征一直是开展PE术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难题，应用细胞外基质生物补片重建盆底缺损、隔离腹盆腔，有望减少术后盆底相关并发症。PE术后泌尿系统和重要血管的重建至关重要，选择合适的重建方式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而更多新的方法也在不断探索中。

目的:探讨经阴道右半结肠切除术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将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于2019年1月至2022年3月期间连续收治的30例经阴道进行右半结肠切除术的女性患者作为经阴道手术组，纳入标准为绝经后妇女，肿物直径<6 cm，术前影像判断不需清扫中央组淋巴结的右半结肠癌、阑尾黏液性肿瘤或难以镜下切除的右半结肠腺瘤患者。同时选取2022年1—6月期间23例接受经腹的腹腔镜右半结肠切除术女性患者作为腹腔镜手术组，纳入标准为术前病理活检为腺癌或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肿瘤位于盲肠至横结肠右1/3，临床分期为T1~4NanyM0；排除术中发现有远处转移、肿瘤累及周围脏器需要行联合脏器切除或无法达到 R 0切除以及中转开腹者。两组基线资料的比较显示，除经阴道手术组患者体质指数低于腹腔镜手术组［（22.0±3.1）kg/m 2比（24.1±2.6）kg/m 2， t=2.617， P=0.012］和两组的肿瘤病理类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外，其余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对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术后恢复情况及标本质量进行比较。 结果:经阴道手术组30例患者中，26例为完全经阴道路径，3例需要腹部Trocar辅助（2例因为吻合困难，1例因为腹腔粘连严重），1例因出血中转为经腹腹腔镜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组，经阴道手术组患者手术时间更长［175.0（147.5，216.3）min比120.0（100.0，120.0）min， U=63.000， P<0.001］，术中出血量更多［30.0（10.0，50.0）ml比23.0（10.0，20.0）ml， U=208.000， P=0.01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经阴道手术组术中并发症发生率较高［16.7%（5/30）比0］，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61）。经阴道手术组有5例术中损伤，其中3例为膀胱损伤，1例为回结肠动脉损伤，1例为右侧子宫动脉损伤。经阴道手术组与腹腔镜手术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0%（6/30）比17.4%（4/23），χ 2<0.001， P>0.999］，但经阴道手术组有2例为Clavien-DindoⅢ级并发症，分别为1例盆腔血肿（需介入治疗），1例术中膀胱损伤后出现膀胱阴道瘘（需手术修补）。术后第1天、第3天及第5天的可视化疼痛评分，经阴道手术组中位数分别为4分、1分和0分，明显优于腹腔镜手术组的6分、3分和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两组患者术后首次下床、首次排气、首次饮水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所有手术切除标本评分都能达到中等以上，经阴道手术组标本良好率达83.3%（25/30），腹腔镜手术组标本良好率为100%（23/23），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61）。经阴道手术组23例患者采用D 2淋巴结清扫术，获取淋巴结数目为18（15，27）枚，腹腔镜手术组7例接受D 2淋巴结清扫术，获取淋巴结数目为20（16，29）枚，两组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U=69.500， P=0.589）。 结论:经阴道右半结肠手术的优势是能够减轻术后疼痛，但手术并发症较多，目前尚无法替代现有的经腹腹腔镜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