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胎儿三尖瓣口无挡畸形（congenitally unguarded tricuspid valve orifice，CUTVO）的超声心动图典型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4月至2021年12月在南昌市第一医院经超声诊断，并经病理检查证实的胎儿CUTVO的2例孕妇的临床资料及超声图像。在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华医学期刊数据库、PubMed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检索确诊CUTVO并有超声诊断结果的文献。对数据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1）文献检索获得CUTVO病例15例，加上本单位诊断的2例，共17例。17例中，16例为单胎妊娠，1例为单绒毛膜单羊膜囊双胎妊娠。17例胎儿中，三尖瓣完全缺如或发育不全10例，部分缺如7例。9例为合并室间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2例合并室间隔缺损；6例文献未描述并发症情况。（2）共6例误诊，其中4例产前误诊为胎儿Ebstein畸形，2例误诊为Uhl病和心肌致密化不全可能，引产后证实为CUVTO。共2例漏诊，其中1例为双胎输血综合征，另1例为肺动脉瓣狭窄。2例均为中孕期，右心增大不显著。（3）9例终止妊娠，其中7例引产后证实为CUTVO。8例继续妊娠至分娩，其中2例由于病情较重死亡，6例存活患儿产后超声检查均发现合并房间隔缺损及动脉导管未闭，均行手术治疗。其中2例行三尖瓣成型术，术后1年内随访，三尖瓣中量返流；2例行三尖瓣机械瓣置换手术，术后三尖瓣少-中量返流；1例行改良Fontan术，术后心功能正常；1例未明确描述手术方式。CUTVO典型的超声心动图特征为房室结构及与大动脉连接正常，三尖瓣瓣叶及乳头肌完全或部分缺失，三尖瓣口呈空洞样，血流来回往返，多普勒呈低速双向频谱。结论:CUTVO较典型的超声心动图表现为三尖瓣叶缺失并中量或大量暗淡返流、返流频谱形态呈双向。检查时应注意多个切面动态观察，以减少漏诊和误诊。

目的:评价原位肝移植患者输血因素(大量输血、输注储存血及无肝期输血)与术后早期转归的关系。方法:回顾性选取本院2021年1月至2022年3月终末期肝病行原位肝移植术且术中输血的患者，收集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术中的输血量分为大量输血组(M组，红细胞总输注量≥10 U)和非大量输血组(NM组)，根据输注红细胞的储存时间分为新鲜血组(NS组)和储存血组(S组，红细胞储存时间>2周)，根据无肝期是否输血分为无肝期输血组(T组)和非无肝期输血组(NT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广义线性模型及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别分析输血因素与主要结局指标(术后肺部并发症、循环超负荷、急性肾损伤、腹腔感染、血栓形成)和次要结局指标(ICU滞留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任一时点体温≥38.5 ℃、术后肝肾功能指标、凝血功能指标、血小板计数与术前的差值)的关系。结果:本研究纳入患者106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大量输血与输注储存血是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大量输血是腹腔感染的危险因素，肝功能Child-Turcotte-Pugh评分和无肝期时间是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Child-Turcotte-Pugh评分是循环超负荷的危险因素，年龄和大量输血是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 P<0.05)。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术中输注储存血和无肝期输血是ICU滞留时间延长的危险因素，大量输血、术中输注储存血和无肝期输血是住院时间延长的危险因素( P<0.05)，大量输血、术中输注储存血和无肝期输血与术后任一时点体温≥38.5 ℃无相关性( P>0.05)。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结果：是否大量输血、是否输注储存血以及是否无肝期输血患者术后肝肾功能指标、凝血功能指标、血小板计数与术前的差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大量输血及输注储存血是原位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不良转归的危险因素。

据WHO调查统计产后出血导致的死亡占孕产妇死亡总数的四分之一 [1]。近年随着我国生育政策开放，瘢痕子宫再次剖宫产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带来的围产期出血相关并发症亦呈上升趋势 [2-3] 。其中以凶险性前置胎盘更为危险，平均失血量高达3 000～5 000 mL，为难治性大出血，危及母婴生命 [4-6]。凶险性前置胎盘临床均选择剖宫产终止妊娠，术中根据出血量制定输血补液方案。目前临床常用评估出血量的方法受诸多因素的干扰，包括羊水的混入、大量血液渗透至切口边缘的敷料中、术中阴道出血评估无量化标准等，因此较难准确评估 [7-9]。出血量评估不准确会导致补液证据不足，若输血补液不够，则引起组织灌注不足、多器官功能衰竭；若输血输液过多过快则会引起心肺功能异常，循环负荷过重，肺水肿等并发症，加速病情恶化。因此及时准确的评估剖宫产术中失血量，为补液输液提供证据基础，对确保患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问题，结合临床循证，本研究设计了一种可计量储血产垫，201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ZL 201621393951.0）；2021年专利转化，2022年产品纳入浙江省药械采购并使用于临床，用于精确收集评估剖宫产患者术中阴道出血量，临床应用效果较好，现报道如下。

除了《白蜡树》之外，成型于14世纪的古法语长诗《屋大维》（ Octavian）也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被后人翻译和改编成两个中古英语版本。故事假托罗马皇帝屋大维和他的王后为主人公，二人为求子嗣，建造了一座修道院。经年累月的虔诚感动了上苍，于是上帝赐予夫妻一对孪生子，代表了神的恩赐和权力的延续。然而，兄弟二人陆续遭遇母亲难产、歹人绑架、颠沛流离、巨人杀戮、奋勇杀敌等奇遇，逐渐成长为正直的骑士，最终回到父母身边。长诗里在描写兄弟诞生的章节里，花了大量笔墨描写孕妇分娩何其困难和痛苦，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古代西方医学文献对于双（多）胎妊娠的担忧 ［26］。

患儿男，8岁，因全身多发血管瘤5年，贫血1年就诊。患儿5年前全身皮肤出现散在大小不等血管瘤，进行性增多，确诊为全身多发血管瘤，于外院多次行血管瘤介入及手术治疗，效果不佳。1年前出现大量暗红色血便，伴有乏力、头晕，当地医院查血红蛋白51 g/L，血小板130 × 10 9/L[参考值（100 ~ 300）× 10 9/L，下同]，给予止血、输血等对症治疗，仍间断便血。家族中无相关疾病史。体检：精神可，贫血貌，面色苍白，全身皮肤散在大小不等血管瘤，多数突出皮面。左手多发血管畸形，局部瘢痕形成，出现不能握持等功能障碍；外生殖器可见血管瘤样凸起；足底见多发血管瘤（ 图1A， 图1B， 图1C）。辅助检查：血常规白细胞3.53 × 10 9/L，红细胞2.64 × 10 12/L，血红蛋白35 g/L，血小板199 × 10 9/L，平均血红蛋白量17.2 pg（25 ~ 34 pg），平均血红蛋白浓度212 g/L（310 ~ 355 g/L），血清铁1.4 μmol/L（11 ~ 306.8 μmol/L），粪便隐血阳性。腹部超声示肝脏多发血管瘤，最大5.3 mm × 2.9 mm，腹腔肠管内可见多处大小不等的异常团块附着肠壁生长，最大者14.7 mm × 9.2 mm。X线检查发现左手软组织肿块影伴局部隆起，提示血管瘤。双气囊小肠镜示胃底、胃体、胃角、胃窦、十二指肠、空肠、回肠、结肠及直肠黏膜可见多发圆形、半圆形、椭圆形及不规则隆起，表面溃破，可见糜烂及溃疡形成，直径30 ~ 45 mm（ 图1D、 图1E）。肠道隆起病变处组织病理示黏膜层、黏膜肌层及黏膜下层增生扩张的血管，内见充血、淤血、血栓形成（ 图1F）。

失血性休克和致死性出血是战伤和非战伤死亡的主要原因，占手术室内死亡的80%以上，占创伤24 h内死亡的70%以上。此类患者救治是创伤中心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核心问题。院前损害控制性复苏措施，包括遵循ABCs法则，基于院前转运时间实施相应的输血、输液策略，基于具体伤情维持血压、使用氨甲环酸等；院内损害控制性复苏的核心是大量输血，及早纠正创伤性凝血病。院前损害控制性外科主要包括颈椎等脊柱的保护、骨盆带固定、胸腔闭式引流、直接压迫止血等，针对不可压迫致命性出血的复苏性主动脉球囊阻断术是最有希望的救命技术。院内损害控制性外科包括损害控制性剖腹、剖胸、骨科手术和开颅手术等。只有在黄金时间内配合实施损害控制性外科手术和损害控制性复苏，才能最终挽救此类严重创伤患者的生命。

目的:探讨肝脏移植术中大量输血的影响因素，并建立大量输血的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2018年度肝脏外科同一肝移植小组进行的103例肝移植受者资料，根据受者术中红细胞输注量分为大量输血组(≥12 U)40例和非大量输血组(<12 U)63例，比较分析两组受者的一般情况和术前指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得出肝移植术中大量输血的预测模型。结果:大量输血组和非大量输血组在性别、年龄、血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术前诊断、血红蛋白(Hb)、血细胞比容(HCT)、血小板计数(PL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凝血酶原时间(PT)、部分活化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血清总胆红素(TBIL)、血清直接胆红素(DBIL)、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等指标与术中大量输血存在相关性( P<0.05)。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肝移植术中大量输血的预测模型为Y＝3.545-0.112×HCT-0.009×PLT＋0.005×DBIL。其预测值经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曲线分析得出曲线下面积为0.813，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0.0%和71.4%，约登指数(Youden's index)为0.514，即Y≥0.514时则可能发生术中大量输血。 结论:肝移植受者术前HCT、PLT和DBIL可以作为术中大量输血的独立预测因素，其预测模型有较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产科大出血（MOH）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MOH时不仅有血液容量的丢失，还常伴随凝血功能障碍、严重低血压、酸中毒和低体温。麻醉科医师在危重孕产妇救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文章根据近期研究成果，就MOH时液体复苏策略、大量输血方案、凝血功能纠正和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等相关知识进行综述，为MOH的救治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后路矫形术（PSF）术中大量失血发生的危险因素及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1月至2019年10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择期行全身麻醉下PSF的1 896例AIS患者的电子病历资料。根据患者术中失血量分为大量失血组［估计失血量（EBL）/估计血容量（EBV）≥30%］和非大量失血组［EBL/EBV<30%］。比较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相关参数，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导致术中大量失血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纳入研究的1 896例行PSF的AIS患者中，男298例、女1 598例，年龄（14.5±1.7）岁，其中633例（33%）发生术中大量失血。与PSF术中大量失血相关的因素有：性别、术前体质指数（BMI）、术前血小板计数（PLT）、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术前Cobb角、手术持续时间、固定融合节段数、置椎弓根螺钉数、术中是否行胸廓成形术、术中是否使用氨甲环酸、术中是否使用右美托咪定；其中独立危险因素有：手术时长≥4 h（ OR=4.311， P<0.001）、融合节段数≥10个（ OR=4.044， P<0.001）、术中行胸廓成形术（ OR=2.174， P=0.019）、术前BMI≤18.1 kg/m 2（ OR=2.094， P<0.001）、术前PLT≤186.5×10 9/L（ OR=1.480， P=0.009）、术前INR≥1（ OR=1.531， P=0.003）和术前Cobb角≥53°（ OR=1.306， P=0.036）；而术中使用氨甲环酸（ OR=0.770， P=0.047）和右美托咪定（ OR=0.653， P=0.008）则是术中大量失血的保护性因素。此外，大量失血组在术后住院时间（ P<0.001）、术后切口引流量（ P<0.001）、术后异体血输血率（22.7% 比14.3%， P<0.001）、术后低白蛋白血症的发生率（90.3%比80.7%， P<0.001）和术后阿片类药物使用次数（ P=0.006）均高于非大量失血组。 结论:手术持续时间较长、融合节段数目较多、BMI较低、术前PLT较低、术前INR较大、术前Cobb角较大及术中行胸廓成形术均是AIS患者行PSF术中大量失血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术中使用氨甲环酸和右美托咪定可以降低术中大量失血的风险，术中大失血影响患者的预后。

目的:探讨严重多发伤继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危险因素及对临床的指导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创伤中心2017年12月至2020年9月收治的115例严重多发伤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病程1周内是否发生ARDS将患者分为发生ARDS组和未发生ARDS组。收集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初期救治措施（24 h内）、伤后1周内病理生理、应激代谢和并发症等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严重多发伤患者发生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各危险因素对ARDS发生的预测价值。结果:115例患者中发生ARDS 45例，未发生ARDS 70例。与未发生ARDS组比较，发生ARDS组患者的年龄更大（岁：57.45±15.37比45.68±12.70），合并中-重度胸外伤、创伤性脑损伤（TBI）、休克、大量输血患者的比例更高（71.11%比31.43%、44.44%比28.57%、80.00%比67.14%、46.67%比27.14%）；发生ARDS组降钙素原〔PCT（μg/L）：29.73±6.08比12.45±2.12〕、血栓调节蛋白〔TM（ng/L）：83.43±16.34比37.66±14.64〕、血糖（mmol/L：17.2±5.0比10.3±2.4）、三酰甘油〔TG（mmol/L）：3.77±0.57比2.22±0.63〕、白细胞介素-6〔IL-6（ng/L）：38.97±10.79比25.98±5.4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ng/L）：48.78±13.99比35.30±13.03〕、腹内压〔mmHg（1 mmHg＝0.133 kPa）：25.21±3.59比11.98±4.91〕、血肌酐〔SCr（μmol/L）：180.45±42.35比132.17±49.36〕和血尿素氮〔BUN（mmol/L）：13.83±4.97比8.80±4.32〕均较未发生ARDS组明显升高，晶体液输注量≥3 000 mL的患者比例（26.67%比34.29%）、血小板计数〔PLT（×10 9/L）：72.67±7.96比127.99±17.65〕、血浆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kU/L）：87.15±27.81比161.15±17.94〕、血浆超氧化物歧化酶〔SOD（kU/L）：92.65±32.67比125.58±38.96〕水平均较未发生ARDS组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合并中-重度胸外伤、合并TBI、大量输血、PCT、TM、血糖、TNF-α、血浆GSH-Px、腹内压和SCr等11个指标是严重多发伤继发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优势比（ OR）和95%可信区间（95% CI）分别为1.201（1.035～1.165）、3.414（1.217～8.876）、2.889（1.124～8.109）、3.134（1.322～9.261）、1.467（1.096～2.307）、2.428（0.024～0.973）、5.787（1.246～9.642）、1.106（0.949～5.108）、7.450（1.587～10.261）、3.144（1.217～8.876）、1.051（1.002～1.542）， P值分别为0.008、0.024、0.044、0.017、0.018、0.045、0.026、0.037、0.005、0.029、0.033。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浆GSH-Px对严重多发伤继发ARDS的预测价值最高，ROC曲线下面积（AUC）＝0.873，95% CI为0.798～0.928， P＝0.000，当最佳截断值为72.22 kU/L时，其敏感度为86.7%，特异度为75.7%，阳性预测值69.6%，阴性预测值89.8%；而利用11个独立高危因素建立的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严重多发伤继发ARDS的准确率为81.74%，对预测ARDS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结论:严重多发伤继发ARDS的危险因素较多，涉及创伤后基础资料、初期救治措施、病理生理、应激代谢、创伤后并发症等多个方面，早期识别干预利于提高救治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