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视角下，家庭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系统，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促进家庭健康需要系统治疗师尊重每位家庭成员对问题的看法和构建，帮助他们发现并激活自身资源。促进家庭健康也需要成员们积极推进家庭内的分享、共享模式，发挥家庭规则的积极作用，发展权威型的父母教养方式，促进子女心理健康。而家庭成员需保证不同子系统的边界的清晰和开放，尤其要维持夫妻子系统的稳固，并根据特殊情境对不同子系统的权利作出合理的权衡和选择，以减少冲突和维持良好的家庭功能。健康、理想的亲密关系应以"发展、变化、联系"的系统观视角诠释亲密、激情和承诺的内核。它能促进伴侣的个人成长；伴侣能共同审视这段关系的动态变化并不断调整，也能联系双方的原生家庭、生活环境等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和接纳。一段健康的夫妻关系还应包括"亲情"、对伴侣双方家族的承诺、对子女的承诺，平衡好核心家庭和原生家庭的利益。

司法者在处理"父亲工亡后试管婴儿索赔抚养费"这一典型案件时,创新性地将体外胚胎认定为"准胎儿",确认了死后人工生殖所育子女与死亡配偶之间的亲子关系,对其损害予以充分地救济,体现了司法者对"潜在的人"的最大保护.在法律缺失的背景下作出此判决,为我国死后人工生殖以及体外胚胎的立法提供了裁判指引.为了消除司法者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以结果为导向,突破现有规则的潜在质疑,必须以合理、正当的法理为基础,对该裁判所涉胎儿利益延伸保护与亲子关系认定两大法律问题进行深入论证.

代孕虽被禁止,但代孕引发的亲权纠纷时有发生.判断代孕子女亲权关系的焦点问题是应当以什么标准来界定代孕子女法律上的父母亲权关系.就该问题,目前四个判断标准,血缘说认为谁是卵子提供者谁是母亲;分娩说认为谁分娩谁是母亲;契约说认定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判断谁是母亲;子女最佳利益说认为应当根据对代孕子女的最佳利益标准来认定亲权关系.以真实案例为背景,辨析判决结果,认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和社会环境下,应当以维护子女最佳利益为目标,综合考虑辅助生殖技术的初衷、公序良俗等因素,针对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的认定标准.

代孕割裂了授精与生殖的连续性,导致分娩母与血缘母分离,我国既有的“生而为母”标准无法解决代孕中母亲身份的认定问题;司法实践中,代孕母亲的身份认定争议不断.解决之道是以子女最佳利益为原则,依人工辅助生殖目的为标准,确定委托妻为法定母亲;若代孕母与子女存在血缘联系或委托夫妻严重损害子女利益,代孕母在一定期间有权向法院主张自己的亲权;并将以上内容在未来“辅助生殖法”中以法条形式明确规范代孕背景下的母亲身份.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逝者精子冻存在技术上可行,然而这类问题却对传统伦理和法律提出了挑战.为逝者手术取精并冻存的最终目的是利用辅助生殖技术让逝者配偶生育子代.但实施逝者精子辅助生殖,逝者的知情同意权便很难得到保障.此外,逝者精子冷冻还需综合考虑配偶的生育权和子女利益,不予冷冻逝者精子是否侵犯了配偶生育权,而予以冷冻并行人工授精,是否保护了子女的权益.尚需在争论中提出合理的立法建议,以更好地保障逝者与家属权益.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间医护人员组织支持感及心理脱离水平,并分析其相关性.方法 使用组织支持感量表及心理脱离量表对712例医护人员进行网络调查,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间医护人员组织支持感及心理脱离水平的相关性.结果 未婚、无子女、硕士及以上、初级职称、工作年限<5年、年龄<30岁、工作单位为非三级医院、未参加当地一线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的心理脱离程度较高(P<0.05);学历为本科、年龄≥40岁的医护人员组织支持感总分较低,工作年限<5年的医护人员组织支持感总分较高(P<0.05).组织支持感总分、价值认同、利益关心与心理脱离总分呈正相关(P<0.05).结论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医护人员心理脱离得分处于中等水平,组织支持感较低;组织支持感总分、价值认同、利益关心与心理脱离得分呈正相关.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们的生育观念有了巨大的改变,高龄不孕夫妻接受人工受孕的比例逐年升高.高龄女性进行人工助孕涉及复杂的伦理难题,包括高龄女性生育后代的权利与有利无伤原则的伦理冲突,高龄女性渴望后代的诉求与保护后代原则的伦理冲突,高龄女性生育年龄的延迟与社会公益原则的伦理冲突等问题.对此,应通过建立健全高龄女性人工受孕伦理审查、监督机制;加强生育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生育意识等举措,达到减少高龄助孕风险、保护后代子女利益并节约社会卫生资源的目的.

从对女性同性伴侣中ROPA(reception of oocytes from partner)生育模式(A卵B怀)在西方国家实践的考察,以及对我国近期发生的女性同性伴侣通过该模式生育子女后争夺抚养权一案的分析,发现尽管女性同性伴侣通过该模式孕育子女具备一定合理性,但会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诸如唯一养育母亲身份认定困难、冲击传统家庭模式、后代福祉难以保障等.因此,ROPA模式的实施须建立在同性婚姻合法的基础上,并辅以各项社会服务的全面支持,相关各方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依据我国 目前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规范,应严格禁止ROPA模式的开展.

随着人工体内授精的技术发展与社会思维方式的变化,不仅颠覆了传统亲子关系的认定规则,同时也挑战了以亲子关系为基石的家庭法制.基于人工体内授精技术可能造成血统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割裂矛盾,应当坚持保密认定、知情同意、风险自负、子女利益最大化等重要原则.同时,以类型化分析为基础,具体化阐释同质人工授精与异质人工授精在适用规则与利益衡量中的不同之处,以最大程度调适人工体内授精中所涉利害关系人的价值冲突.